不俗的大伯(上)

不俗的大伯(上)

父亲只有一个兄弟，大伯也只有我这样一个侄儿。按理说，我们血缘关系最亲近，应该走动最热睦。可是，我出生十年，还没见过大伯的面。十岁那年我才知道，原来父亲还有一个哥哥住在杭州。那年春节，父亲和我去他家作客，大约住了三、四天吧。他们住在海月桥江边一所十分简陋的小屋里，离钱塘江只有十多米之遥，听得见江潮拍岸的声响。叫人不解的是，大伯那阵居然没呆家里。后来我才明白，他在诸暨湄池粮管所工作，为了方便人家过年，他主动留下值班。
现在可以理解，当初收入菲薄，我们两家经济负担都很重，就是往来车费也花不起，不大走动也很平常，与我们的亲情强弱并无关系。我第一次见到大伯也挺偶然。那是“文 革”中期，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们一家被赶到农村的前几天，大伯突然从诸暨赶到我家。当时父亲心情很压抑，几天前去那里找大伯。兄弟俩难得相聚，大伯很热情，留他住了几天，劝他想开点，好好改造自己，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父亲回来那天，他又买了些农具送兄弟去火车站，不想失散了。大伯不放心，那时不能电话联系，只好买了车票，亲自来我家。这时，父亲还没回家。我虽第一次见到他，并不怎样陌生，他很和善，外貌跟父亲又很接近，笑起来就更像了。他把锄头铁锹什么的搁在墙角，又从包里掏出两本蓝封面大开本裁剪书，这是给我母亲的，因为她会缝纫活，也可籍此帖补家用。不过他何以一模一样买了两本，我一直搞不清楚。但我印象很深的是，大伯是个很会体谅的人，想问题确实很周到，只要对我们有帮助，也很愿意花费。不知道里面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现在我想不能根本排除。
说起来，我们落到那种地步，被无情赶出城镇，好象与他也有点关系。一切都得从父亲那年替兄从军说起。当年“抓壮丁”，大伯不幸被抽中了，但是他已经成家立业，是一家的栋梁，再说家境太贫困，买不了替身，实在不得已，奶奶只好把只有十六岁的小儿子骗大两岁，让他前去顶替。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半年之后，父亲偷偷逃了回来。此时，日军已经占领绍兴，父亲逃回家后，一直躲在楼上不敢下来。要是日本人知道了，只怕小命不保。奶奶急得团团转，千方百计挽亲托眷，总算给他找到安身之处，在上大路35号落了脚。原来这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组织，想不到日后的祸根也就此种下。由于这段历史问题，父亲曾经受过严肃处理。虽然他考上粮食局后表现一直不错，年年评为先进，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遭到无情清算，几年前被开除回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父亲心里最为脆弱的地方，再一次被挑得鲜血淋漓，连母亲和我都不能幸免。
就为了那么一点单纯的经历，弄得他终身抬不起头来，连不到十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心里有多少怨气无处宣泄呀。可惜他的认识水平有限，看不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无法理解这种“革命”的本质，他的心智迷失了方向。大伯回到单位后发现，他的兄弟喝醉了酒后，开始与人胡言乱语起来，他的怨愤找到一条错误的通道。父亲不但说出大伯一度做过伪保长的话，而且还把他丈母娘参加过“一贯道”的事也端出来了。在那个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所谓的“历史污点”特别可怕，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大伯政治上特求上进，父亲的这些话太让他受伤了。从此兄弟反目，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来往，连父亲故世，我们也没通知他们。
我第二次见到大伯，是在白莲岙姑妈家里。那年春节大表哥结婚，大伯特地赶来祝贺。不知怎么，这次爹妈都没去，只有我和二姐两个人去，也可能知道他会来，特意回避的。他
送的贺礼也很特别，我记得是几幅立轴，都是毛泽东挂像。当时可能比较时行，一切都要革命化，结婚也不例外，尽管人们心里并不一定乐意。中国农民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讲实惠的人，那样的革命婚礼多少让他们觉得有几分尴尬。当然我相信，我的大伯是诚心诚意的，决不是图省几个铜板。大伯知道我喜欢样板戏，这次还特别给我买来一本红皮塑料精装本，是三出样板戏的主要唱腔汇编。这种本子绍兴买不到，他肯定是来之前特地去书店买的，我得了宝似地高兴。二姐眼红我，拿回家没几天就跟我商量，让我送给她。最后，我开出条件，要她教会我其中一首唱段。我还记得，那是《沙家浜》里面郭建光派侦察员离开芦苇荡的一段唱，不出一个黄昏，我就会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午喝完喜酒，大伯的脸色忽然严肃起来，他跟姑妈说起我父亲在他单位给他带来的麻烦，非常恼火，而且越说越气，把他兄弟过去的许多不是统统扯在一起，认定他品德不好，甚至说有什么剥削阶级思想，有些话当然不是我那个年龄的人能够理解的，时间这么久了，我也不可能句句都记住了。但有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姑妈苦苦劝他、看在死去爹妈的份上原谅自家兄弟的时候，大伯铁青着脸，斩钉截铁地说：只有阶级亲，没有宗族亲。一副决绝的神情，我都不敢看他，怪不得二姐当场哭出声来。大伯当天下午就回去了，走的时候还气呼呼的。
等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同样没有想到的是，那竟是我最后一次与他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