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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shi

曾与人言

二月 23rd, 2009

曾与人言

蚂总: 
 
  旧时教书称“点书”,一些学术大师也都说过,读书要从句逗字句开始,这是传统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今天仍然有效,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基本功的训练了。前几年,一个高校曾经想请我带一两个研究生,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连普通的文言文都标点不通,因为他们从未做过这个事情,你想我怎么来教?只好婉言谢绝。我经常遇到一些学术界的人,有些甚至是所谓著名学者,在点校古籍这一关上并没有过。十多年前,我以一个二十多岁的无名小卒,曾在光明日报上与著名的“学者”冯天瑜教授就点校古籍打过一个官司。他曾出版一本薄薄的《辜鸿铭文集》,只有三万多字,标点错误竟达三百多处。这位曾引起过毛泽东注意的“大学者”,竟然如此低能,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在光明日报上捅了他一下,惹得他大怒。可笑的是他怒的不是我挑刺(那些刺他错定了,无话可说),却说我是用“笔名”在讽刺他,因为他叫冯天瑜,我叫冯天亮,说是我据“既生瑜,何生亮”的典故在讽刺他。呵呵!最后我的几位老师和冯先生的几位朋友出面,让我们在武汉见了面,那场官司才算不了了之。
 
  哈哈!蚂总,后来我在学术界小有名气,还真托这位冯教授的福哩。不过,今天的情况更糟,教授、博士读不通古籍,打错标点,甚至压根就没有真正读完过一部古籍的现象,绝非少见。叫我说什么好呢?超星这些谈文史的人,更不要说了。唉! 
 
  我曾在一个跟帖里讲过我少年时代学习古籍的经历,蚂总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http://note.ssreader.com/show_topic.asp?Topicid=17132&forumid=1

跟帖内容如下:

      读过此文(史超的主帖),感慨良多。我可能比史超先生的年龄要大十岁左右,所以对于“书荒”,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的书荒体会更深。在我的少年时代,在农村除了几本毛选和一些政治学习资料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书。真正的文化沙漠啊! 
 
  我颇幸运的是,我的邻居是一位解放前教私塾的老先生,他曾经留学日本,懂得几种外语。他因在解放前与地下党组织有些来往,所以解放之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那时候他已经没有职业,儿女在外,他一个人独居乡间。我从七八岁起,就在父母的动员下,为他挑水种菜,做一些家务。他的藏书丰富,听说他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到我们这里之前,四间房子有三间都是藏书,在搬家的时候,帮他搬家的人,是用他的书当柴烧煮饭吃的。文化革命高潮时,他的藏书被当成废纸又卖掉不少。 
 
  在我大约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藏书就只剩下了两个扮桶(江南农村的打稻桶,一桶约可盛谷十担)。我真幸运,老先生对我特别宠爱,从小学四年级起,老先生就开始让我读他的藏书。他的书以古籍为多,于是我从那里开始就钻进了故纸堆中。记得他教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清初四大师集》。他让我把原书逐字逐页抄出来,然后给我一些工具书,让我试着做标点。这本书我抄了50多个当时小学生用的小字本(买本子的钱是我捉鳝鱼卖后所得)。开始标点,百处中难得有一处正确,满纸都是老先生修改的红笔。到全书结束的时候,老先生的红笔改动就不太多了。就这样,我算是通过了文言文这一关。那些小字本,我一直保留着,直到恩师逝世二十周年那一天,我才把它们搬到恩师的坟前烧掉了。
 
  在恩师在世的最后七八年里,我在他的耳提面命之下,读完了他的仅存的全部藏书,那里面有“二十四史”和“十三经”,还有一些其他古籍,比如苏轼的全集和半部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这半部书,老先生后来还送给了我,可惜被烧掉了。
 
  那时候老先生的外文书已经一本无存,他也没有教我外文,仅仅教了我一点点梵文,那是他教我攻读佛学所做的准备。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恩师抛我而去,今日墓木已拱。要是当时他肯教,而我又坚持要学,我一定可以从他学得一两种外语。可惜我失去了这个此生再难逢会的良机,以至时至今日我没有学好一门外语。 
 
  后来我离开乡村,走上了“为稻梁谋”的无涯之路,但向学之心未尝泯灭,读书之习未尝稍堕。为了读书,我曾经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想起来心中酸楚,不愿重提。所幸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师友,为我提供了丰富的书源,使我有机会饱蠹群书。我甚至有机会到一些大型图书馆不对外开放的书库里去做调查和鉴定古籍善本的工作,在那里接触到了别人难以接触的大量古籍。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天赐之福。
 
  由己及人,我想社会上还有和我类似,而没有我这样幸运的青年人,他们一定怀有我当年那种对书的渴求,遭受着我同样的痛苦。所以,当我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便开始大力搜购书籍,梦想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也象我的恩师那样,让更多的青少年从我这里走进知识之门。在参加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把我的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书籍。我曾被评为本省百名藏书家中的第23位,目前已经藏书3万馀册,藏书量也可能超过了我当年的恩师。我的书,可以随时供任何需要的人借阅,甚至还有远在他地的朋友找我借阅或交换书籍。在借书还书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的青少年朋友,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我当年的影子。
 
  我的私人图书馆终于没有建成。但是,我对于图书馆事业却保持着特殊的感情。十年前,在我的故乡县政府准备建立本县的图书馆时,我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图书馆除了上面拨出一笔专款用于基建和添置设备之外,几乎没有购置书籍的钱。馆舍建好之后,仅有藏书一万多册。我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带领馆中的三四个工作人员,在四五年时间里,跑遍了全国的17个省会,来到100多家出版社,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讨书”。出版社每出一本书,责任编辑必有数本样书,每个编辑也一般可以得到一两本样书。这些样书,有些并没有完全利用,大量的新书,在没有翻动的情况下,就被当成废品卖掉。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啊!我掌握这个情况,所以每次带人到出版社讨书,总是能有所得,而且在讨书过程中,我与很多出版界的同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此后,他们还常常主动地把自己多馀的新书寄给我,或直接寄给我县的图书馆。我这样四方乞讨,为县图书馆共讨得了27000多册图书。若论码洋,应该在50万元以上吧。然而,这些藏书,受惠者其实还是很有限。县城以外的农村青少年,并不能时常来到这里借阅图书。虽然现在农村的经济条件已大为改善,但图书事业在农村还基本是一片空白。就我的家乡而言,书荒还是严重存在的。数年前,当地政府提出要奖励我为故乡讨书的行为时,我只有摇头苦笑!我深深地感到,个人的努力,实在太渺小了。

  因此,史超、fiola诸君的心思,我是很能理解的,对于他们为建设现代数字化图书馆的努力,我是十分尊重的。因为,象恩师和我这样的私人藏书,只能供给少数人借阅;传统的图书馆,读者覆盖面也毕竟有限。只有网络图书馆,才是普及和传播文化知识、解决图书阅读的最好方案。他们的工作,比起我所作的购书、藏书、讨书,更有价值。可惜,我们县的图书馆,还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引进数字化图书。我曾向他们推荐超星图书馆,他们也很有兴趣,只是缺少添置电脑、建立网络的资金,所以至今未能开辟网上读书的业务。我想,这只是迟早的事。但愿超星图书馆早日进入农村,给农村的青少年送去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文化沙漠中建起肥沃的绿洲。

  衷心祝愿所有的孩子彻底告别书荒,衷心祝愿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精神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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