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媒人到摇钱树（谈体育的真正角色）

从政治媒人到摇钱树

谈体育的真正角色

务秋

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全球的华人都为中华健儿不断获得的金牌而感到激动不已。在运动场上的中国运动员，早已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形象，换之而来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体坛新气象。

曾几何时，当我们为我们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热泪盈眶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成功原来可以牵动数以亿万计人民的信心。于是体育和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政府把获得金牌作为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形象的一种手段，于是也就有了所谓的“乒乓外交”。作为运动员，在浓郁的爱国主义教育熏陶下，个人的荣耀和利益往往被远远放在国家的荣誉之后，“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平实的格言也成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不可或缺的座右铭。在那个年代里，很少人会认为获得一项冠军或某个奖牌是向政府伸手要钱要房的资本，反之，每一次胜利都仿佛不是运动场上的成功，而是中国人民又一次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标志。

经过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历史性的变动，中国人从几乎被神化的共产主义蓝图中逐渐清醒过来，从而也意识到金钱的实际意义。一些国有的体育团体由于管理不善，资金紧缺，以至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一个连运动员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机构，还有什么资格奢谈为国争光。于是一些运动员迫于生计，开始转行或者跳槽到私人的运动团体。于是体育也就有机会开始与经济结盟，“中华鳖精”“李宁牌运动服装系列”成了商家利用体育名人效应而成功的典范。运动员不再沉默，不再成为为国家的荣誉而牺牲自我的无名英雄，中国也就出现了与普遍国民收入极不相符的百万、千万年薪级的运动富翁。

由于运动员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才能在极短的运动生涯里昙花一现，所以一般民众不敢奢望成为百里挑一的专业运动员，但每一次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运动会上的轰动性成功都会影响到全国性体育运动的开展，从60年代人人都为拥有“红双喜”牌乒乓球拍为傲，到80年代谁都会打那么一两下排球。我们有了不同年代的英雄，容国团、郎平、李宁到现在的姚明。体育口号也从我们熟悉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现在，体育在中国极大的商品化，由政治标杆转为经济标杆，夺取金牌不仅仅是政府向世界显示力量的手段，也是运动员功成利就的手段，是聚宝盆和摇钱树。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没有谁不知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语录，把体育运动作为提高自身体能和保健的一种方法，是无与伦比的明智。2002年12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报告指出：“体育人口在身心各方面的锻炼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其身体和心理的基本状况明显优于非体育人口。如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低于非体育人口7.1个百分点。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只有非体育人口的12%，职业病的发病率只有非体育人口的17%；肥胖的发生率低于非体育人口1.5个百分点。而有身体疲劳、体力衰退感觉的人，体育人口比非体育人口要少一半。体育人口饮酒、吸烟的比例比非体育人口要低得多。”但在同一份报告中同时指出：2000年，我国16岁以上城乡居民有35％的人参加过一次或一次以上体育活动；65％的人在这一年中没有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

由此可见，多数人仍停留在为运动员摇旗呐喊的地步，他们虽然知道体育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因此而身体力行地从事对自己身心都极为有益的体育活动。在国内，一般收入层次者可能认为体育是一种奢侈，我记得几年前到天河体育中心去打羽毛球，租场地的费用是一个小时75元人民币，以一个普通工薪阶级的收入来算，这一个小时就是两到三天的工资。而高收入者又因为工作的紧张和较多的应酬而无暇顾及锻炼。前段时间听说很多白领时兴在家里配置运动器材，但许多时候只是流于摆设，很少人真正把锻炼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但在加拿大，公用体育设施非常发达，无论收入如何，一般人都可以随时享用公用设施来进行体育锻炼。所以周围的很多人都有坚持锻炼的习惯，在这里生长的人大多都有自己擅长的一两项体育项目，甚至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体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如何将体育作为商品产业化，或者为了夺取一面金牌而冒险尝试兴奋剂，体育就是一种通过多种形式的运动来达到强化身体和精神的手段，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疾病，有充分社会适应能力的健康人的有效方法。如果达到了这一点，那么推广体育运动的意义才真正达到了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