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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座城市文学的标本研究

关于一座城市文学的标本研究

关于一座城市文学的标本研究
——泉州小说方阵重新操练

吴励生

1、话语真相考察

作为局外人,在对泉州小说进行“发言”本身便有了相应的自由度(旁观者清)。同时,作为深入到这座城市文学中来已有一年多的我,也就顺理成章地为我的这个“发言”找到了可靠的根据(有了调查研究)。
让我感到特别无聊的是,泉州小说有着如此之强的阵容,却又居然一直被种种话语手段变换为是泉州文学的弱项?而号称泉州文学的“强项”的散文,竟是如此之平庸,其精神的贫困到了几乎需要“扶贫”的程度,这就让人不能不感到荒唐了。泉州的散文之弱,除了极个别确有慧根者,所谓的“精品屋”们:写小品基本缺乏知识,写幽默基本缺乏情趣,写冷峻基本缺乏思想,剩下的只能是一些虚假的“抒情”,然后直到写上亲朋好友时才能收起一些惯常的虚情假意,其廉价和做作有目共睹。个别所谓散文者也,内心之丑陋到形诸笔端之伪装“崇高”之假装“优美”,其间的反差程度成了正比。还不仅仅如此,甚而至之穷其自己一辈子完全是失败了的“文学经验”还要强加给地方文学,乃至还要拿出相当大的“真诚”去继续误人子弟。这在福建“文坛”似乎存在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惯性,只不过在泉州表现得更典型、更庸俗,因而也就更无聊,并带有相当程度上的标本意义罢了。
泉州的小说力量之强,几乎是省内其他地区不可比。早起的漳州小说的意识形态化,决定了其发展前途有限;晚起的莆田小说的审美形态却存在有问题(假如有些作家的艺术感觉不是那么西化——比如“法国化”,可能还是有希望的);福州小说除去省直机关的作者,根本无法与泉州小说家同日而语;厦门小说家阎欣宁的短篇相当精彩,中长篇就似力有不逮,颇具实力的唐敏却又流落在外,似乎还不能归于厦门作家之列。龙岩文学出的是传记,三明、宁德出的是诗人(福建的诗人倒是辈出),南平文学的发展相对迟滞缓慢了些。
许谋清先生的小说曾经在全国造成的影响以及小说本身的质量,整个福建恐怕只有一个北村可比。潘年英先生的小说“文学人类学笔记”系列三册(《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的质量之高,几乎可以让众多的福建散文家难以望其项背。不要说陆昭环、杜成维、庄东贤的小说成就基本在泉州的散文成就之上,也姑且不论常年在外的颜纯钩、颜纯均兄弟以及在福州的两员女将吕纯晖与郭碧良,就是本地年轻些的潇琴、黄良等人的小说成就都在赶上并超过了他们(另外还有渐次涌现的一些诗人等)。更不用说泉州籍的朱文是“新生代”的代表性作家,其在全国文学界叱咤风云尽人皆知,还有少年作家许言、蔡崇达等人咄咄逼人,呼之欲出。还有泉州文联主席陈日升先生多次组织的(大学)校园笔会,又发现了泉州的几所高校里潜藏着的一些小说人才,如仰恩大学的如潮,华侨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周光明……等等。
这是文学事实。但事实又怎么样呢?事实常常可以被忽略,也可以被歪曲,这要看需要,只要“需要”就是可以不讲事实的。尽管这个“需要”有时很卑劣,有时几乎是用文学体制化的办法来假公济私的。这就涉及了话语的真相。
我一直感到纳闷:在泉州这个地方,有识见如洪辉煌先生者,居然也被种种变换着的话语手段改变了其个人的认知,也跟着话语定势走,也跟着说小说是泉州文学的弱项,由此也就可见话语的某种力量的可怕,以及某种“功夫在诗外”的魔术师般的功能。这样,对话语理论本身进行有效的梳理就显得比较重要而关键了。
众所周知,话语的孵化功能是其症结所在。不要说大家都知道的所谓“谎言重复了一千遍便成了真理”,光是“码头话语”一项就足以窒息了生机勃勃的文学创作本身,因为:操持着“码头话语”者控制着码头,不属于自己“山头”和“地盘”的人首先是要被排斥和忽略的(这也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团体意识,拉帮结派却是一绝。),一番清理工作过后,然后就大可以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就由着自己高兴了。因此,中国文人从来不为守护信念而争,而都在为守护地盘而斗得你死我活!有了地盘了,然后就可以占山为“王”,自然就有了一帮吹吹打打,讨得一口残羹剩饭,即便是嗟来之食也可吃得满心幸福!然后,哪怕那守护着的是一片注定要毁灭的地盘,也是要人在阵地在,要不然喝西北风啊?之后就是通过话语手段的变换,尽管这些手段有时很低劣,但只要有了码头,再低劣也可以变得很有道理。不是吗?
话语手段的变换大体有四:一是归入历史的必然性解释。二是通过人云亦云者们丰富。三是通过话语姿态。四是被话语制造着的话语。四者之间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交叉,或相得益彰。既然历史是合理的,种种必然的解释也在自然之中,而实际上恰恰是这“自然”成了解释的关键。因为所谓必然是经过“认识”了的必然性,所以经验事实就得经过这个“认识”进行过滤,所谓“不言自明的前提”便是这个意思,“自然如此”也便获得了说服力。前不久《东南早报》的记者就泉州的文学问题,采访了泉州籍在外地的颜纯均教授和曾长期在泉州工作的作家谢春池,结果两人的说法让我大为吃惊:谢先生说因为泉州文学缺乏“领袖”人物所以上不去,颜教授说泉州没有高水准的高校,所以缺人才。刚好这两人都是我的朋友,而我又刚好来了泉州有一年,于是就让我感到了相当大的反差,同时也让我感到相当地好玩:实在是他们二位太不了解实地的情况了的,然后兴之所至,凭着感觉走。前者的说法无非是群龙无首,而泉州的现实情形恰恰是都想着当“首”,因此才会不见“龙”,问题是干吗要当“首”要有“首”?难道他们都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吗?假如真的有那么个文学团体在,这一个个个人首先应该意识到的自己只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他(她)应该时时自觉着自己所应担负的责任以及义务。这才可望有整体性的文学出现。后者的说法缺乏根据,作为地市一级的高校自然是以教学为主,其科研能力之差也自在意料之中(也不在提倡之列),即便如此,泉州黎明大学的人类学者潘年英和华侨大学的诗论家毛翰,其充满的锐气和才学,哪怕全省的高校集中起来,这40岁上下的恐怕还真找不出几个。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仍然出在码头。码头中人还是那个绝招:数字出官儿。比如我们这个码头今年有几篇作品在哪儿哪儿发表,哪儿选了,得了什么奖,这些都是数字,只是为了做官——你看,我的工作还是满有成绩的嘛。至于人才,那是要绝对压制的,而且还要封锁,要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才那么棒那个人物如何了得,那你还让我这“王”(首)怎么当啊?尽管我只有一米六,那你又怎么可以长到一米八,甚至还有一米九的!不过还是一米六好,没听说过吗?一米六是最标准的,我们就喜欢一米六,你看一米六是多么地俊美啊!因此一米六自然也是很高的很强的啦!因此潘年英来泉州已有足足5年,毛翰来了也有两三年,我省知识界和文学界知道潘年英和毛翰的实在是比较少。也就难怪颜教授会那么说了。然后就大家都这么说,都跟着说,越说越糊涂,越糊涂越说。再然后你只能这么说,如果不这么说,那就是你“犯错误”了,你要不“犯错误”就必须说得慷慨激昂,说得唾沫星四溅,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分不清东西南北,最后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于是,话语就开始制造着话语了……
但,不管话语手段是经过如何的伪装和变换,其所处心积虑的就是要刻意忽略和歪曲事实,不幸的是:事实就是事实,哪怕是在怎样地处心积虑,也是无论如何忽略不了和歪曲不了的,套用一句现成的曾经流行一时的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假如功夫一定要花在“诗外”,其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自己搬起的石头只能砸向自己的脚,也就堪称可怜了。
接着我们还得涉及另一层话语真相。
这便是话语的整合力量。这种整合力量如果是出于信念的需要,倒也无可厚非。恶心的是常常出于拉帮结派的需要,却又要借助主流话语以掩盖一己之私,还要假装冠冕堂皇,从而恶性如何泛滥便似乎都是可以准许的了。其掩耳盗铃的鸵鸟做派也就够可笑的。然而,可笑归可笑,一笑了之么?假如不是一笑了之,假如你对上述种种话语真相有所洞察,并准备戳穿、颠覆它的时候,习惯做法是:你恐怕首先应该学会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冠冕堂皇的话语方式,否则你就是想戳穿都困难,又谈何颠覆呢?问题是,当你真的努力学会并掌握了这种话语方式的时候,非常遗憾:你就再也不可能戳穿得了它了。这才叫真正的糟糕!结果反而是可能重新被整合到原来所固有的话语秩序中去了,还要误以为这种整合就是进步,就是提高,就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众所周知,尽管那些固有的话语秩序已经极度糟糕,但因为经久不衰因而生命力特强,得以维持的便是不时变换着的种种话语圈套,要说话语整合有力量,也便体现在此。文化大革命中的话语方式,或者准确说叫做“泛话语方式”,我们记忆犹新吧?这就是说,即便是人人心里有数,它也照样是有“力量”!《海峡都市报》曾经发起的“福建文坛为何不见‘龙’”的讨论,就非常不幸地落入到这个话语圈套里面去了,还谈何讨论?还不如说讨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引起注意,既然引起“注意”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干吗还要继续讨论?继续讨论究竟又是要干什么?——那当初干吗又要发起讨论?而这,似乎是谁也不记得的了——还是不记得好!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不记得,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嘛!只要神经健全谁还会去认真呢?也许就因为我们大家的神经都太健全了,甚至是一个比一个赛着健全,因此任何须当认真讨论的事情,结果是一件都不可能真正可以讨论下去。实事求是?谈何容易?!真正要做的事情就这样常常莫名其妙地被搁置到了一边。
我想,认清自己的边缘位置,福建的文人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至于“只认是非,不认一切”的知识分子精神,却是需要自我培养和自我塑造,也只有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任何的怨天尤人均是于事无补。必须郑重指出的倒是,只有以边缘话语消解中心话语,所有种种的冠冕堂皇的话语方式才可能无所遁形,种种伪装出来的话语姿态以及假装的“崇高”,都将暴露得更加清晰,而让“事情回到事情本身”才是真正可能。哪怕是要冒着在种种“规则”之外发言的危险(被排斥和边缘化),也务必从有关的历史语境和语言的逻辑圈套中走出,这样,文学事实本身得到真正的重视和研究方才是真正可能。

2、小说文本考察

泉州的小说力量之强,基本靠的是作品说话,而作家自己却基本不说话,或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他们说话。即便是有当年许谋请与洪辉煌先生的“对话”,也很快便被淹没在文学体制化的固有的话语秩序中去,现在就连个涟漪也是见不到了。这不奇怪,这本来就不是作家的责任,而应该是批评家的责任。实际上,作家总是多少要敝帚自珍的,能够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几乎稀有。由是批评家们的使命就更重大了。然而,看看而今我们省里的几个文学批评的主阵地,那哪里是在搞什么批评,分明是在搞赏析,在搞捧场,在吹喇叭。文学批评只有在比较中的批评才叫批评,不予比较就乱鉴赏,哪怕再差的作品想着挑出几句好话来讲,那还不容易得跟“三只手”差不多?(很惭愧,笔者以前也干过此类事儿,我将为此忏悔!)众所周知,文学没有批评就不可能健康,批评而没有比较,文学就不可能真正发展。就因为文学常常缺乏正常的批评,所以就让文学自己常常失去了正常判断能力。同时,假如既缺乏新的价值判断,也缺乏有效的审美判断,这样的批评是否还叫批评也就成了问题,更何况文学批评还有着更高的要求和精神指归:它不仅必须有效地增进知识的增长,它还必须是文学批评自己。因此,只有在真正的城市里面文学才会有批评,因为只有在城市里才可能存在开放性中的比较,而在农村里面就只有“族长”说了算,剩下的就只有抬轿子的“轿夫”了。挈珂夫曾经有一句名言:大狗叫,小狗也叫。如今滑稽的是,是小狗整天在叫,却不容许大狗叫。也就是说,农村话语肯定是批评的大敌,也肯定是文学的大敌。由此可见,城市话语的发生、发育并发达起来是多么地重要,真正健康的文学批评是有多么地重要!
现在我们还是让事实说话,并深入到泉州小说文本的考察中来。
许谋请先生的《海土》(作家出版社出版)系列小说写于10多年前,至今一册在手阅读,仍有足以抗衡国内小说中的所谓一流的东西让你服气。
这里还得插句题外话:国内总是有人(或批评家或作家)要一厢情愿地把所谓的“人类性”当作一流的标准,这就可能是个悖论——假如你连自己的本土性在哪都分不清,而又哪来的什么人类性?真的就跟人类学家那样去搞什么“异邦的想象”吗?难道我们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成了西方的子学,一直“子学”到了现在还没子学够吗?一个像样的作家,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他(她)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其次才有表现或再现其所面对的东西的程度、效果以及形式能力如何的问题。至于笼统地说一个作家所提供的东西一定要比政治家、道德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之类所能提供的更多什么的,不说是张冠李戴,起码也有点拔苗助长。因为我们的很多作家首先面对或者常常面对的是农村,而农村话语恰恰需要清算,派生于农村话语的传统文化尤其须要获得重新阐释的空间,等等。
许谋清的《海土》系列曾经被冠之以“新乡土小说”,《小说选刊》编辑部曾联合《芒种》等多家单位十分认真地为他的小说作品开了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2次开设了“许谋清小辑”。《小说选刊》在“许谋清新乡土小说讨论会”介绍文章中金罗莎说:有两种乡土小说,一种是以赵树理、刘绍棠为代表,一种是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前者是从传统章回小说脱胎出来的,后者则是学习了西方小说的作法。许谋请是沿着鲁迅、沈从文的路子走,并试图进行超越。雷达在《文艺报》里对《海土》和李锐的《厚土》做比较,一边是骚动的海土,一边是静穆的厚土。什么是许谋清的新乡土呢?——“充满禁忌又充满欲望”,据说这便是“乡土之魂”(张陵:《许谋清论》)。但,既为“新乡土”,其“新”的关键应在于文本意义的突破,由此文本本身所发布的信息就显得殊关重要(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讲着方言的人物的生活,然后加上那么点时代背景,等等)。许谋清通过他精心提炼过的方言写作,采用方言思维的感知方式,深入到了那块“海土”的血脉里面去,在那特有的生存语境之中,我们既能阅读到海土人物的精神真相(《赤土路上的送葬队伍》)、意识行为(《土枪》)、文化心理(《死海》),又能领略到时代风云引起的海土人物的内心激荡,从《醉官》、《金鸡盆的传说》直到《鬼街》,作家的思想、感情、价值取向乃至知识生命的脉搏,都紧紧地跟故乡捆绑在了一起,而从另一个层面上又完全区别于传统上那些农民作家,比如赵树理甚或高晓声等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知所感便是农民们的所思所想所知所感:而是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许谋清个人体验的色彩,他几乎是一开始便跟他笔下的人物摸爬滚打在了一起,甚至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而在认知上又与他们南辕北辙,然后把海土人物的所思所想所知所感有效地解剖并呈现出来。这样,以一系列中篇小说为过渡,进一步打出“新体验”旗号拿出全新的“新体验”文本《世纪预言》(长篇,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显得脚步相当坚实,而文本的开放性与日益变得五彩缤纷的现代生活世界获得颇具前卫意义上的“同谋共构”关系,从而也就让许谋清的文本探索更富现代感,在文本意义上与现世实存的生活世界产生了可以交互阅读的审美张力。孙郁称《世纪预言》为“思想者的独语”,又说它是《清明上河图》式的,一百年后,要了解现在的乡镇情况,可以读《世纪预言》。但《世纪预言》还是一部急救章,一个过渡,文学界的朋友建议他写一部《海土》式的《世纪预言》。许谋清却迟迟没有动笔。
与许谋清不同,同样是面对故乡,泉州的另外二位实力作家潘年英和陆昭环的文本所发布的信息,却不同程度地带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探索。尤其是潘年英,也许由于他本人便是个颇有成就的人类学者的缘故吧,潘年英的关于故乡的小说,几乎一开始便是两栖作品: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人类学著作。尤其是《木楼人家》和《故乡信札》两部长篇,其中那不可思议的诗情画意,也许正如韩少功先生所云:“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结之后,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在我看来,其所可能取得的文学成就,一样足以抗衡国内那些所谓一流的东西(这没什么好奇怪:我们的“文坛”就是这样,末流的作家常常莫名其妙地在走红,真正一流的作品却往往要被忽略)。有论者甚至指出:七十年前,一个在湘黔边界的边城里长大的苗族青年,蜇居在北京的清寂寒冷的寓所里,也是这样来回忆和表现他的故乡的。……七十年后,一个也一样在湘黔边界的乡村里长大的侗族青年,也是在通过故乡来表现他所理解的一种“人生的形式”。但是我要在此特别指出:七十年前的沈从文与七十年后的潘年英完全不一样,他们俩的根本区别在于,沈从文的内心充满的是和谐,潘年英的内心充满的则是冲突。通过小说“人类学笔记”系列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潘年英几乎集中了一个人类学者的全部知识和修养,从而写出了他的全部深刻和悲哀。但,潘年英完全拒绝了人类学的所谓“异地研究”,因此也就更是彻底地拒绝了“异邦想象”,假如一定要说其有“本地研究”的色彩,也实在没有多少“田野作业”的痕迹,而几乎全部是生存记忆,而且采用的是文学的笔记的方法进行本地深描,或者准确说干脆就是笔记小说。于是,人类学的问题与文学的问题,几乎是第一次在这里真正地相遇了。就是这个“真正的相遇”,曾经让我激动异常;就是这个“真正的相遇”,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故乡”。要说其深刻,就因为其小说几乎成了“人类学的隐喻和象征”(法国汉学家安妮 居里安语),说其悲哀,可以这样说吧:“外婆,她带走了我全部的故乡世界,说什么故乡是这样是那样,我以为故乡就是外婆。外婆走了,我的故乡世界就仿佛坍塌了。”(潘年英语)故乡远去了……但故乡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消逝了去,无比之温情之感伤之浪漫之魂牵梦萦的故乡的记忆,将永远留存并不断地留存在属于潘年英自己的“文本世界”之中。这就同许谋清的与故乡摸爬滚打在一起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而在个人立场上也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潘年英坚守的是知识叙事性的立场,许谋清则多少有点把自己的知识生命融入了历史的、时代的洪流之中。
从某个侧面上说,潘年英的写作对泉州本土小说的写作甚至带有某种标本意义。因为泉州本土的众多民俗与特异的风情以及诗意的深刻性等等,远远还没有被小说挖掘出来,更没有过太多的真正有效的解释和揭示——自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关于“历史”的种种观念之后,我们就把种种的生活现象与生活事实,都纳入了历史的“必然性”的解释之中,加上这是个经过“认识了”的必然性,生存语境就被简单而粗暴地忽略了!用卢梭的说法: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把风俗遗忘。糟糕的是,我们的作家们居然也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把风俗遗忘!因此我们的文学就常常是变成某段历史的记录,甚至只是某个时代风云片断的记录,生活本身倒成了陪衬,结构故事也只是出于“必然性”解释的需要。这就在无形之中捆绑住了作家们的手脚,让他们的才情不能得以自由舒展,本来完全可以写出一流小说的陆昭环,可能便是因此束缚了手脚,使得他的“惠女”系列在《双镯》、《胭脂碧》之后,似乎便力有不逮,让人无比惋惜!但不管怎样,《双镯》、《胭脂碧》两个中篇仍然堪称泉州/福建小说经典。也可能是陆昭环对他的故乡太过“忧愤深沉”了,反封建成了陆昭环的坚定无比的立场,于是从故乡中(精神)突围几乎就成了陆昭环的写作任务了,只要突围了出来(如中篇《海洞箫》),陆昭环的对故乡的写作任务似乎就完成了的。
问题的事实显然不能依如此武断地解决。“呐喊”式的反封建肯定是需要的,但问题的复杂性最终无疑要导致陆昭环的“彷徨”(尽管他后来实际上还是写了相当之多的小说,得有100多万字吧?)。假如能够进一步深入到惠安崇武的生存语境当中去,不是做那种封闭式的“作品”思考,而是确立出一种较具开放性的文本意识,基于陆昭环的对“惠女”命运的深深关怀与理解,加上陆昭环的超人的温柔与细腻的笔触,对崇武的种种风俗与民情、方言与言说方式并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并导致的行为方式,对种种微妙的感觉、感情、情绪乃至身体、对象、环境(这些陆昭环倒是做得很到位)等等,做全方位的“本地深描”,那么陆昭环的小说成就就更是非同一般了。
对杜成维、黄良与潇琴三人的小说做一番比较,也饶有趣味。
杜成维是泉州小说老将,似乎多少有点承先启后的味道:首先是他的中篇小说《缉私队长》率先打响,冲出了福建。之后一发不可收,创作出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说作品(200万字)。其次是他的小说的意识形态化与审美形态化,居然一样地敏感和明显,之后便多少存在有此消彼长的情形。这,在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曲终人何归》、小说集《留一半清高》中表现得更加突出。面对物质与精神,在经济发达的闽南侨乡,显然是个既明且显的问题。对基层文化局长出身的杜成维来说,显然有着一番特别的感受。诸如“群众文化群众办”,却在领导层中引起了观念的变革与斗争;诸如文化人面临经济大潮的冲击,精神与心理上的种种失重、失落,等等……都情不自禁地滚涌向笔端,激情奔涌的叙述倒成了他的一大特色。问题可能出在他的价值偏爱,因此他还要“留一半清高”。可在我看来,面对而今的滚滚商潮,传统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正在受到根本的质疑,因为事关精神出路的问题,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问题面临重审,“清高”显然没有多少理由要继续作为知识分子据守的价值情怀。但,也许他的文学话语正在面临转型,以他的创作实力,估计很快又会有不俗的表现。
黄良的《石头记》、《石雕像》面对的问题跟杜成维的基本相近,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表达。黄良的小说显然比杜成维的小说更为重视技术性,在叙述视角的转换上颇费了一些苦心。这可能得益于他接受了一些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影响。在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上,取得了一些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在阐释空间上得以展开了他的艺术才情……因此,仅是凭着这两个短篇小说,便让黄良获得了相应的艺术声誉。但黄良的小说似乎更应该深入到生活中进行思想,面对更为具体而实在的生存本身,精神的指向就会显得更为犀利,艺术的景观也便会大为不同。
潇琴的小说写作跟他们二位相比,就显得相对本能一些,因而艺术的爆发力在表现上也就大不相同。她既没有像杜成维那样逼近生活本身,也没有像黄良那样从生活中超脱出来,然后以剥离的方式对生活进行重新认识,而是居于二者之间,然后慢慢寻找、调整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写作《袈裟情缘》的时候如此,写作《绿苹果》的时候也如此,且就是以此取得了相应的艺术成就。直到晚近她开始为城市配上一幅幅小插图时,才开始真正地面对日常了。在面对日常的时候,潇琴的艺术在面临突破,同时也明显地可看出潇琴的艺术潜质和潜能,尤其是《城市插图》以来的一些小说,在语言感觉上甚至有着较大的推进,而在所“叙”之事上也正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略显不逮力处可能是在叙述上:叙事的功力在于“叙”上而不是在“事”上,因此,潇琴显然有必要在小说技术上继续打造自己。或者,或许她倒是可以在黄良身上获得某种借鉴,比如“阐释空间”。而不能仅仅是凭艺术本能。她必须对种种的生活现象做出解释,而不能反而是被种种的文化观念所解释,然后才有可能真正突破,文本的张力也才会成为真正的张力。
作为新生代作家,泉州籍的朱文的艺术爆发力颇具震撼力。
面对腐朽的文学(旧体制)旧秩序旧话语势力,朱文的小说无论是较早期的中短篇集《我爱美元》,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还是较晚近的小说集《请问全国人民需要不需要桑拿》,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一把把锐利无比的武器。对那些假模假式的不阴不阳的文人(伪知识分子)们的阴阳怪气的阴阳人话语,进行了彻底而又毫不妥协的颠覆,从而直指国人的个体真实性问题。既然我们的生存从根本上说就是虚假的,既然我们所说的话从根本上就缺乏有真实性,崇高又何来?优美的根据又在哪?反对“崇高”,亵渎“优美”,消解所有的假模假式包括阴阳怪气,颠覆一切虚假的东西,便成了朱文写作的坚定立场。只是与王朔等人的颠覆崇高运用的调侃/反讽话语不同,朱文的个人话语颇具战斗性,颇具穿透力,而并非仅仅是消解——消解是个力量的怪圈,既消解了假模假式的话语同时也把自己的话语消解掉了!然后还极容易就走向了无聊……(也跟王小波的堪称纯粹的审美不同)朱文有时干脆就直指向了丑,或者就是审丑,通过自我亵渎的“丑”深刻地揭示了生存与生命的非人性,而恰恰是这种非人性用赤裸裸的真实以反观的方式不啻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看似抽在自个儿的脸上,实则抽在大家伙的心里——假如心灵为此被抽得震颤了起来,那么接近于真美的事情可能就有点希望了。只是,有时在审丑的过程当中,朱文会稍稍放松了审丑的界限,比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的主人公小丁,有时倒成了审美的对象,这样反而可能在美感的张力上被打了折扣。
少年作家许言的先锋性几乎是靠他先天的艺术本能获得的,他的短篇小说《寻找》居然发在《今日先锋》杂志的创刊号上。他在老家晋江念高中时写作长篇小说《黑白诱惑》时年仅15岁,而且该部长篇居然还获得了第8届冰心图书奖大奖,还被评为全国畅销书。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实力并不在于他(她)年长年少,而关键在于他(她)的艺术潜能究竟有多大,究竟又能挖掘到什么样的程度。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许言的《黑白诱惑》之外的其他东西,理由很简单:假如仅有艺术本能,却又不能有效地把它开掘出来,这个作家的出息肯定大不了。让我惊讶的是,才15岁那么丁点大的许言,居然在他的《黑白诱惑》里能够把废话讲得那么高级,这个许言将来就要不得了啦!要知道:我们许许多多的小说家的主要毛病就在这里:什么废话都不会说,说着说着就把小说说成了一个故事提纲,虚构的功夫倒成了额外的了。形成的反差的恰恰是最不应该说废话的批评家,其批评文章里却常常是废话连篇。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批评家患的要不是缺钙症,至少也是得了贫血症了。
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石狮大报告》和写作长篇小说《台湾飘来的渔船》的两位女作家郭碧良与吕纯晖,创作实力也实属不弱。郭碧良的小说《富贵婶》堪称笔力雄健,在闽南特有的“侨”题材中说其是扛鼎之作,都不嫌过。这个富贵婶几乎是个生命里带刀的女人,结果小说本身的氛围几乎也带着刀,凛凛然有股肃杀之气,清咧咧回荡在曲径回廊之中,飒然而又冷隽,忧愤却又隐蔽,显然郭碧良是深谙隐蔽有时比显露更需要功力的写作秘诀的。这样一来,闽南侨乡妇女的某种特殊命运便在这种有意的隐蔽之中被刻意地显露了出来。吕纯晖与远山合作的《困惑》,记得我当年看了就对吕纯晖说过,这部中篇改革小说对整个的福建小说创作是个丰富,假如当年她就赶上了那个“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趟,那么现在我们就太没有必要去羡慕什么“河北三驾马车”什么的了。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泉州人的吕纯晖,她似乎应该意识到,她的改革小说的写作重心应该从国企移向“私企”:在闽南,民营经济已是半壁江山,在泉州则已是“五分天下有其四”。泉州需要有这样的作家,泉州也需要召唤这样的作家,不是说文艺当随时代吗?更不用说也便是时代的需要了。
总之,钟灵郁秀的泉州,实在是人杰地灵。不要说活跃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数量相当可观,就是名扬天下的文化人也是举不胜举。泉州人之聪明可能为福建之冠,泉州人之勇敢可能也为福建之先,可泉州人心胸之狭隘也让人叹为观止,泉州文化人的固步自封与坐井观天也让人啼笑皆非。假如开阔了眼界同时也开阔了心胸,泉州人的优势简直无与伦比,泉州的经济优势如此,泉州的文化优势更是如此。

3、重新操练可能性考察

众所周知,改革大潮在泉州大地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大泉州”建设气派非凡,泉州的经济改革成就世人瞩目,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正在初具规模。就像高度的物质文明必然呼唤相应的精神文明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泉州在以巨人般的步伐迈进了新的世纪的时候,“重塑人文”不仅关涉大泉州的形象,而且关乎大泉州的精神。也就是说,泉州的作家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有不可推卸的精神担当。让人遗憾的是,相对于“大泉州”的经济建设与城市建设,大泉州的“大文化”建设滞后得让人莫名其妙。尤其是为数不少的作家面对脚下的这块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了的热土,几乎无从感知、无关痛痒、无动于衷、无从把握、无力表现,文学的苍白不言自明。
还是泉州籍的历史学家龚书铎先生说得好:“在近代史上是封闭促使泉州港走向衰落,因此在当前,泉州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和宽广的气度放眼看世界,真正摆脱狭隘地域观念的纠缠,避免一城一地的内耗,才能迎来实际意义的开放和繁荣。”(引自2002年1月22日《泉州晚报》)文学的事情则更是如此。
但文学的事情显然更复杂一些,也就是说,文学的事情还需要重新操练。而重新操练也不是说想着操练就能操练,更不是简单地亮出某个旗号,吹一吹什么风就能操练得出来的。光是上述我们对具体的小说文本进行的考察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作家所面对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任何本质主义的做法,比如把作家们统一到某个先在的前提之下,哪怕是冠冕堂皇的诸如应该比什么、什么、什么家提供得更多的说法或理由,或者干脆就以是否得了什么全国奖为考量标准(实际上,全国的文学奖只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仅有些次具有权威性,之后的文学作品奖越来越不严肃,越来越大而无当,还不论其中又有多少水分,权威性几乎无从谈起。唯有庄重文文学奖不是作品奖,而是综合文学奖,权威性尚经得起检验,潘年英便是该奖的获得者之一。),也就是说任何把作家具体的个人编入某个统一的程序并求得平均值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是徒劳,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反科学精神的。实事求是的办法,仍然是作家具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世界——比如:是生活的世界呢?是感情的世界?是文本的世界?或者干脆是文学的世界本身?然后是在他(她)所致力的领域做得究竟怎么样?又究竟能做到怎样程度?他(她)为什么写作?他(她)在怎样的界面上写作?等等。
这样,面对具体的作家,就变得是可以谈论的了,同时顺理成章地也就出现了重新操练的可能性了。比如泉州土生土长而今又从外地回归泉州多年的许谋清,按说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在精神的担当方面属于特别自觉者。但在他创作长篇《世纪预言》前后,就开始了长篇《寻找大师》的写作。不是说许谋清就有着一种大师情结(如果有,就相当地不妙),而是说这种寻找办法就不对,在历史理性主义的“合理性”框架之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大师”的藏身之地,他又怎么能寻找得到呢?况且所谓大师者大都是一些并不自认为大师的人,而是“时间”也唯有时间才能赐给的封号,也才有真实性可言。在这里我无非想说的是,《世纪预言》之后,许谋清的知识分子中心情结却是越来越明显了,这将对他下一步大面积展开的对泉州进行全面的重新解释构成叙述障碍,比如前不久他就有着一个怪论并写成文章,说“作家找不着主人公”,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典型的历史理性主义的,似乎只有在历史的某个进程之中,个人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连找着主人公都难。这就让我想起不久前国内有个评论家曾经有过的怪论,说作家还是应该为穷人写作。这个评论家的语言逻辑几乎与许谋清的如出一辙。这就不禁让人要问:谁是穷人?谁又是富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又为什么富?今天的富人难道不是昨天的穷人?今天的穷人你敢保证不是明天的富人?问题在于社会公正程度如何,而绝非在于究竟谁富谁穷。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在而今这个不断地激发着“思”的时代,我们确确实实还尚未学会思。面对我们这块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土地时,我们就很容易变得挺深刻,而面对而今动态紧张复杂交织的已全面进入日常的土地时,我们就很容易一不留神就陷入了困惑: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心情结在起作用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就涉及到了知识与知识制度本身混乱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同意潘年英的说法的,他说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别看这话挺普通,却是直刺中了知识分子的要害:精英意识。既然都是普通人了,精英意识如何之有?这样,知识分子从中心撤到边缘便是正当的选择。那么作家的写作就是普通人的写作,既然是普通人的写作了,主人公的问题还会是问题吗?这样,重新解释的事情才是真正可能,重新操练的事情才是真正可能。
潘年英的知识叙事性立场之所以是有力度的,就是他坚执以边缘话语消解中心话语,然后以人类学精神为指归,始终思考的是怎样的生存状态才是真正理想的形态?然后以他纯熟的小说技巧堪称完美地表达了他所理解的那一种“人生形式”(其以《木楼人家》《故乡信札》两部长篇为代表)。作为一种几臻完美的审美样式,同时也获得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刻的隐喻”,在我对其激赏着的时候,也对潘年英的那种近乎于顽固的诗化生存的主张,产生了自身生存策略的怀疑:当潘年英坚持为少数民族文化从衰落逐渐走向衰亡唱着美妙凄婉的挽歌时,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同时也作为中国人的一员,不知他是否想过,中华汉民族的古老文化也是这样从衰落并可能逐渐走向衰亡的,难道他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一样跟汉民族文化需要有着一番深刻而彻底的改造过程?
翻开中华民族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对汉民族的古老文化所进行的批判和改造不能说不全面不彻底,尽管其间有以大量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付出为惨重代价,但毕竟还是被有效地改造了掉。而今面对全球化语境,汉民族文化也跟少数民族文化一样,有着个以弱势边缘话语对抗(西方)强势中心话语的问题。所谓第三世界话语、少数人话语、个人话语等等,均为边缘话语,当你操持着其中某一种边缘话语消解并解构着某一种中心话语的时候,随着解构对象的不同,个人立场就须当不断做出调整,面对种种现代性后果,比如:我们不能不看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严重现实与后果——文化的传播更快了,政治和知识产权的障碍减少了,谁也阻挡不住一种文化产品在国内外的传播;亚洲和非洲繁荣城市人口的增长成为文化传播的新的推动力;更为严峻的是,不久前的一份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显示,全球文化只朝着一个方向传播:从富国向穷国,而不是从穷国向富国。而今大量占有我们的读者和大众市场的是什么?通俗小说、畅销书、名人传记、秘闻实录、好莱坞电影(VCD)、电视连续剧(包括情景喜剧和肥皂剧等)、流行歌曲,等等,就跟我们现在满街都是的麦克唐纳的汉堡包、肯德基家乡鸡一样的消费品差不多,早就没有多少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了的。那又怎么样呢?尽管你可以说那“反映现实已经成了复制资本主义价值神话的同义语”,但你不得不承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这种文化渗透比起当年的资本输出可是潜移默化得多,也轻捷方便得多,甚至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似乎我们转眼之间也进入了现代/后现代了啦?如此种种,我们是否能够做出回应?或者该不该回应?又如何回应?是否有能力回应?等等。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潘年英的个人立场是有力度的,同时也是多少有点可疑的。
在当今多重话语互相渗透的复杂而又特殊的语境之中,我们所采取的个人立场显然不仅要受到全球现代性之检验,更为重要的,还要受到我们自己的本土现代性的检测与防御。也就是说,无论我们面对的是全球语境还是本土语境,我们自身的知识的合法性本身都必须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冲突防御体系。这样,在面对他族/我族、他人/自己的时候,才有可能保证事关我们自身的“形象书写”真正不被走样。
在这一点上,潘年英显然是走样了。他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厌恶城市,唾弃城市甚至仇恨城市,除了他孜孜以求的那一种理想的人生形态,城市的生存在他看来就几乎是“粪坑水”,城市就意味着堕落、腐朽和无可救药(其小说集《寂寞银河》便属于此类文本),最典型的是他在书里书外都说着的一种说法,他说电影《秋菊打官司》唤醒了农民的法意识,绝对不是好事儿,农民动不动就开始打官司,结果常常闹得两败俱伤,绝落不了好,原因是有人“吃了原告吃被告”!潘年英说的大概基本属于事实,但总不能因为这是事实就不该去唤醒农民的法意识了?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有这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严重事实?其源头恰恰在农村话语,是农村话语派生的官场话语使然,是权大于法使然。
君不见,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而今农村的家庭制和家族意识死灰复燃,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中以“尊尊亲亲”为其要义的“血缘亲情”重新笼罩在广大的农村土地上,“尊尊”就意味着“尊者”对“卑者”的尊严与权力的肆意剥夺,“亲亲”就意味着“非亲人”被排斥在一切伦常关系之外,然后拐着弯是个朋友,要是朋友都攀不上,那就请客送礼,“礼多人不怪”嘛!于是对“尊者”的献媚与对“卑者”的践踏本来便是题中之义,讲究私人关系之后是人际关系便成了产生“小人”和“私人”的必然土壤,就是在这么块必然的文化土壤之中,你又如何敢指望法意识与法心理能够产生,又如何产生?而今满目所见的知法犯法、执法违法、上下左右的不守法,便是农村话语在现时代的全面复活,在城市生活之中的广泛蔓延与渗透,也成了我们现代性产生和发生的最大困难和障碍。按说,城市的发展是从一个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开始的,因商品交换而聚集在一起的城市人口意味着血缘关系的疏离,也意味着无法也不能再沿用农村的家族/家长制,而迫切需要建立规范的法律制度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并由此派生出各种规章制度以便对城市进行科学的管理。然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农村)文化实在是太过于根深蒂固,我们刚刚开始不久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就已显得举步维艰,又该当如何带动农村?又是否带动得了农村?严峻的现实是,农村仍然紧紧地包围着城市,农村仍然是甚嚣尘上着的封建主义的温床。
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潘年英的城市写作显得力有不逮,而他的农村写作显示出实力强劲的同时,内心也出现了巨大的冲突,也便是这内心的冲突使得他的文本显得格外有张力,这基本以其文学人类学笔记系列中的《故乡信札》和《伤心篱笆》里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为代表。从这个层面上说,我又特别能够同意潘年英的另一个说法,他说我们的作家不是没有才华,之所以写不出大器的作品,是因为缺乏文学理想,比如余秋雨,比如贾平凹。在这里我还得补充一句,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我们这块土地的时候,最最缺乏的还是一种真正深入骨髓的内心深处的痛苦冲突。这样,我对潘年英所寄予的更高期待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但不管怎样,对城市我们必须作全面而深入的重新认识,对那些妨碍城市化进程的东西予以坚决的摒弃和批判,然后关注市民空间和城市话语的发生和萌芽直至生长和壮大起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在“大泉州”经济建设的城市化进程中也显得无比重要,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也就显得无比重要。要说重新操练,必得从此操练起;要说一座城市文学的整体性发展,也必得从此操练起。
面对古老而又现代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许谋清的精神担当可以说进入得最早,甚至可以从《世纪预言》算起。那个时候的许谋清就开始热衷于“构想大城市”了。之后,重新解释泉州便成了许谋清的一个沉甸甸的文化抱负。
是啊,又有谁认真地去想过:所谓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历史文化名城,除非突然有个什么重要不重要的考古发现,才会让人们的神经有个小小的振奋,至于其他所有种种,那是自自然然的事情,自自然然到了几乎忘记了其存在本身。人们就跟陀螺似的,疯了似地赚钱,赚钱,赚钱,还是赚钱!然后消费,莫名其妙地消费。这也是自自然然的事情,你不赚钱,你不消费,你还想干吗?!便是这所有的自然化状态,构成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又有几个面对个体存在的当下性问题以及精神迷误,保持有对现实人生的批判觉悟?泉州文化似乎已被写滥了,也似乎被写定型了,但泉州还是那个泉州——是历史中的泉州,是静态化中的泉州,甚至是在现世之中即将慢慢消逝了去的那个泉州。
便是基于这样的觉悟,许谋清试图重新解释泉州,长篇文化散文《弯海街》便是许谋清做出的初步尝试。在古老的泉州的基础上建成现代化的“大泉州”,这个城市化的进程本身就意含有某种文化大构想,现代的城市人文也只有在传统的人文结构性存在之中断裂开来,才能找到其自身现实而可靠的根基,因此传统泉州获得重新阐释空间就显得殊关重要。
然而,评论家张陵评论许谋清的文化活动时说过的一句话,听来却多少让人有点震惊,他说许谋清是在“重新发现安海”!
这是不是说,假如不做重新发现,安海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换句话说,假如不做重新发现,泉州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事实可能恰恰如此,这才让人感到震惊。谁都知道东西塔、老君岩、后渚港(海上丝绸之路)是泉州的文化标志,可东西塔、老君岩、后渚港乃至清真寺、圣墓等等究竟跟今日泉州、泉州人、泉州人的生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有关系吗?它们存在吗?它们有存在的必要吗?还是经济唱戏需要文化搭台的时候,才会想起它们来了呢?往日泉州,这些古迹几乎记录了历史上的泉州曾经存在过的开放性、包容性甚至创造性和曾经有过的求外、求变、敢拚才会赢的“泉州人精神”,除了而今我们看到后者之中残存着的“经济人人格”,其他的种种人文精神,它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由于许谋清仍然带有新体验作家的典型的新体验感觉,使得他的《弯海街》仍然成为一个新体验的新文本:无论是历史地再现安海,还是日常地重新发现安海,许谋清自始至终都力求能够真切地去体验它。许谋清在此特别把关注的焦点搁在了城市化进程——生活的世界实在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广大的农村正在变成大片城市,城市化的负面比如环境污染自也在他的描述之中,但让他更为焦虑的是:城市里面几乎没有市民,活跃在各个领域和角落的仍然是穿着各式西装和时装的新时代农民,剩下来的似乎就是一帮子文人。而无论是农民还是文人,都绝不可能有城市意识,前者讲究的是血缘、亲缘、地缘,后者奴颜婢膝,还要假装清高,实则自卑另加莫名其妙的自大,全然不知开放性为何物,包容性则更是无从谈起。有的仍然是种种老农民们的价值诉求,又哪来的哪怕丁点儿的市民意识?在那根深蒂固的乡土社会里如何可能蜕变出名副其实的市民意识,显然是许谋清的文化抱负中的最重要的困难。但,许谋清毕竟去做了,尽管他做得多少有点困难。
到了许谋清最新写作的长篇小说《红地骨》,就让重新操练的事情不仅颇具现实性,而且更具说服力了。他的重新解释泉州在这里突然就被意象化了。这让我不能不想起美国的福克纳与瑞典的迪伦马特,这两个分属欧美两个不同国家的作家,几乎一样终生不离他们的故土小镇,无论是创作还是他们的生活。同时我又不能不想起许谋清在《海土》自序中所说:“我的感情属于这片土地,我的小说的根在这片土地上。它的生命是孱弱的,但它所从属的土地是非凡的有强大生命力的。”还不仅仅是许谋清的写作与生活,而且比起“海土”时期的小说是更为自觉地深入到“红土地”的地骨地髓地魂地魄当中去了,所谓“禁忌与欲望”在这里几乎得到了全新的阐释和表达:通过丰富甚至有点扑朔迷离的意象,比如“天骨”、“地骨”、“一条河”、“连体(榕)树”,以及种种风俗民情、典故掌故、传说甚至插科打诨,来暗示、透露隐藏于日常经验深处的心灵隐秘甚至理念;以一个似是而非的强奸案的故事外壳,来暗示生活本身的种种似是而非,然后是似是而非的恋爱,女女、红圆与黑目眉三个女孩和村长的儿子子平之间的爱与不爱、无爱之爱、有情无爱之心理之纠结之纠缠,以及三个女孩的父母、村长与五婶、黄菊儿婶等等的无性之性、无性之欲望和欲望之野趣,等等,似乎都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发生着……外面的世界尽管很精彩,比如北京、比如福州、比如台湾,几乎仅仅都只成了象征,因为:即便是红土地本身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城市观念免不了要渗透到农村,比如出现了工厂,便必然要随着设置澡堂,有了澡堂女性们才破天荒第一次地发现了身体之美……等等。但,外界的影响对内在生存方式的改变实在微乎其微,尤其是语言思维与语言逻辑的东西,那是一种定势,其蕴含着某种非此不可的价值诉求,又因为:那只是“一条河”——人生是“一条河”,每个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前都横亘着“一条河”,有的人跨得过去(比如远离故乡的北京的红圆她叔),大部分人跨不过去,因为据说那是定数(定数也就是定数,并不存在此岸与彼岸的超验)。这样,假如一定要在文本细读之中,梳理出一个内核,就像一般所作的那样,一定要理出个什么头绪,那么你可能会茫然模糊成一片而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叫做《红地骨》的文本实际上只是个“洋葱头”,一如后现代大师罗兰 巴特所说:“这是一种多层(或等级、系统)构造,它的体内没有中心,没有果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简化的原则。除去它层层包裹的无限性,此外一无所有。”文本细读的过程便是剥洋葱的过程,洋葱剥完了,阅读似乎也就跟着结束了。
但是阅读仍在进行,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文本被创造的方式存在着,或者毋宁说阅读的过程便是创造的过程。也便是基于此,许谋清鲜明地保留了《世纪预言》以来的前卫意识,又悄悄地从知识分子“中心情结”中退出,而把绝大多数笔墨留给了诗意观照,然后,基本完成了对“海土”系列的全面超越——笔者以为,许谋清的精神操练从此将获得全新之意义。
就像某些深刻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先锋文学常常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品却又往往带有相当程度上的先锋性。而《红地骨》窃以为便是这样一部颇具先锋性的优秀作品。其先锋就先锋在并非沉溺于所谓“能指的狂欢”(“狂欢”源自于“能指的麻醉”,我们本土的现实可能存在有“能指的麻醉”的根据么?),而是直指我们当下生存的真实性,既然人文主体还是那个主体,无从消解也消解不了,那么,我们的先锋性文本力度就不能不考虑当下真实的可行性问题了。因此,在“剥洋葱”的阅读过程当中,目不暇接的仍然是《红地骨》中层层包裹着的神秘与神奇,野蛮与文明,欲望与禁忌,土地与血肉,日常与心灵……等等。其间种种甚至深远流长的联想,通过阅读,终究是要唤起许多难以用语言说明(比如那“一条河”),然而又是几乎接近于精确的那样的一种情感。要说《红地骨》的文本形式的不同凡响处,便是完全体现在了这里。
许谋清负重而前行,精神之跋涉既执著又多少有点孤绝,那实属不多见的精神担当与文学探索的双重自觉,无疑将会成为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中的一道多少有点奇特而又亮丽的风景……
众所周知,泉州的历史文明悠久,文化资源充沛;泉州的地缘地理,厚积薄发,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交相辉映,有广阔的现代精神资源;泉州人的打拚精神闻名遐迩,尤其是“侨”的奋斗与艰辛,有丰富的创作资源;泉州是台湾人的主要祖籍地,地缘、亲缘、神缘同一,海峡东西岸的经济互动,必然要促进其文化的互动,有得天独厚的互动资源;泉州的方言所带来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并以此组成别具一格的生活世界,是本土作家得以施展才华的丰厚的现实资源……凡此种种,都将构成一个本土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取之不尽的文学背景资源。尤其是在“大泉州”经济建设的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只要我们不是总把眼光放在“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和大场面上,只要我们不是老是把我们自己想得太重要,而是普普通通地进入到我们各自的日常……进入日常之后,然后还有着个“远观近照”的问题——风俗(民俗风情)的事情,需要认真对待。那么,重新操练的事情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假如(在省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陆昭环、庄东贤、杜成维三位老将能有新传:比如陆昭环要是能够重新把他那忧思深沉的目光重新关注在他的故土上,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更为深入地在其特有的生存语境中继续展开叙事,所叙之事不仅穿透惠女的生存表象,而且能够进入生存的深隐结构里面去,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追问与反思,也即从内部进行深描以进一步敞开其特有的生存结构,那么陆昭环继续刷新自己的艺术记录绝非不可能。对崇武那一块神奇的土地,我总觉得怎么出艺术怎么出作品都不嫌过分。崇武还有一个蒋维新,尽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可他天生的一种语言感觉,如果能够加上那么点文学理想,我想有关崇武的小说,势必也能够得到丰富。庄东贤有点四面出击,四面开花,不知他是否可能重新回到他曾经致力的“侨”题材的创作之中?杜成维的创作力旺盛,且大有一股“大江歌罢掉头东”的气势,如果他能够稍稍从审美深度往审美广度上做些调整,并且稍稍去掉一些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那么他的小说魅力依旧,境界却会各各不同。只是不知杜先生是否可以同意?
正值创作黄金时节的潇琴与黄良整装待发,各自磨刀霍霍,临阵状态都趋于良好。黄良显得更有锐气一些,其文笔和运思很有一番腾挪跳跃之势。潇琴则柔中带刚,很有韧性,爆发力在悄悄地积聚,尤其是今年发出的《欲望体验》、《大欲 天堂》等小说,明显地带有话语转型的努力——进入了日常之后,个体生命的感渭与诉求便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正当性,女性个人话语在泉州小说阵容中的出现似乎也就是可以预期的了。
在外地的朱文,只要可能给泉州家乡以适当的支持,便当是泉州小说的幸运了。均在上大学的许言与蔡崇达,羽毛渐丰,恐怕就得让人慨叹后生之可畏了!在福州的二位泉州籍女将郭碧良和吕纯晖,只需把她们生存体验的敏锐与穿透问题的力度更多地盘桓在他们的故土上,那么,泉州小说方阵的重新操练就将更加煌煌有底气,更加虎虎有生气了。

综上所述,关乎“大泉州”的形象书写,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化精神,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化气度,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化关怀,从而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文环境。这需要创造,也需要断裂;需要反思,也需要转型。反思是痛苦的,但痛苦的前头是再生;转型是艰难的,但艰难的后面是转机。精神性的生存是生成性的,但它时时都得面对结构性存在,最可怕也最必须致力防御的便是结构性板结,因此,现代性前提之下的个体性觉醒始终被我视之为精神性生存的关键。可贵的是,泉州的小说话语状况让我看到了这种精神性生存的希望,无论其是自身形象书写抑或是个体精神担当。
这些,当对别座城市的文学也会有相应的标本意义罢。
——那么,且听下回分解了。




——2002年6月15日完稿
(此作载《东南批评理论》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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