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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声音:吴励生小说研究

个体的声音:吴励生小说研究

:roll: 个体的声音:吴励生小说研究
叶 勤
摘要:本文从两个方面入手解读吴励生的长篇小说,一是他的写作立场,二是他的叙事思想。他对生存困境的关注,对本土境况的强调,对传统的批判,对各种权力话语的警惕,以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都是建筑在个体性立场之上的。而他的叙事思想包括了自觉的文体实验、对惯常叙事结构的颠覆和对语言及元语言的解构,对语言的解构是其叙事思想的最深刻之处。而与写作立场、叙事思想相互支撑的是他将小说视为“个体的声音”的文学态度。
关键词:个体性立场 生存 叙事思想 语言

吴励生是一位颇值得研究的作家。这么说,不是因为他的生存方式——他从电台调到报社又调到杂志社,之后又干脆离开福州去到泉州,这在福建人眼里几乎就是一个逆潮流而退的过程——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年前他将自己的长篇小说结集出版①,并且在总后记中说“自以为自己的创作实力是在长篇上”,于是这次实力的展示恰好给了我一个全面评说他的机会。
阅读这煌煌一百万字的五部长篇小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作者刻意为之的拗口的叙述语言、完全颠覆了习惯作法的叙事结构、评论与叙事交织的独特文体之外,尤其震撼人心的是他那鲜明的立场:对于传统和日常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现代性及个体性的呼唤,对于本土语境与本土问题的强调,对于话语和语言问题的深入思考……而比阅读更加困难的是将这些纷至沓来的印象整理、归纳并传达出来。经过了后现代文学理论的洗礼,批评家们都以“破碎”、“断裂”、“吊诡”为时尚,说一部作品(遑论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不同作品)有一个确定的、连贯的、统一的立场,已经成了一种“前现代”的批评言论。但这些印象既已植入脑中,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我还是冒着过时的危险,要把这些印象写出来。

写作立场:生活在此处的个体

个体性立场是解读吴励生小说的首要的关键词。这一立场在几个长篇中逐渐彰显并且拓展出越来越多维也越来越深入的角度,究其原因,一则是作者目光的拓展和思考的深入,二则是真实世界的复杂使然:本土语境下个体性的匮乏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后果,个体性的生成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因此在个体性这一立场之上,还可以从吴励生的小说中拈出几个同等重要的关键词,如生存,如话语,如知识分子问题,如本土的现代性。
小说家的立场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而吴励生的个体性立场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声音世界的盲点》里就已经奠定了坚定的基础,他几乎是出于本能把自己的笔伸向了个体的生存困境:单位里极权化和形式化的改革,领导的指鹿为马口蜜腹剑,同事的勾心斗角谄媚求荣,家庭生活中的人际矛盾,亲戚朋友的纠缠不休,还有黑色幽默般的分房风波,似是而非的谋杀,全都沉重地挤压着脆弱的个体,个体的生命一点一点被抽干,个体的感觉也在一点一点流失(主人公阿蛮是个广播剧作家,他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首先是声音化的,他在经历过这一切事件之后耳内充斥着各种纷扰嘈杂的声音,实即感觉的扭曲和异化)。人生最常见的悲剧莫过于此,它每时每刻都在不同的人生中上演,因此这个完成于十来年前的长篇,至今仍然能以其强烈的生存感受刺痛任何有过类似体验的读者。
在这第一部长篇里,作者此后一以贯之的本土立场也已初露端倪:单位体制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之一(二十年前尤其如此),而单位体制对于个体生命的扼杀亦堪称本土最严峻的生存困境。由是观之,中国社会的个体匮乏及由此而来的公共空间的厥如与西方完全是两码事。简单地说,西方的个人是在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过程中逐渐从神的庇护下独立出来,而中国的个人至今仍未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完全挣脱出来:古代的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现代的单位则既是国又是家。认清了这种“中国特色”,难怪吴励生对于照搬西方的小说理论或技术要嗤之以鼻。
种种生存困境的形成均与个体性的缺失互为因果,那么个体为什么难以保持其个体性?从《声音世界的盲点》到《镜中公案》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蜇伏期,期间吴励生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为自己的问题寻求理论支持。《镜中公案》便是解答:现实生存中交织的种种话语无时无刻不在改写着脆弱的个体,这其中又以官场(权力)话语对个体的改写最为彻底和惨烈。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权力话语与知识(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传统中国的权力话语乃是一种暗示型话语,其特点与知识型话语所要求的明晰性恰好相反,即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言外之意”、“点到即止”等等,于是“揣摩上意”就成了官场上的黄金规则,“揣摩”之后便是将话语付诸实践:或奉行,或自我约束。在这种话语实现的过程中,个体彻底丧失了真实与自由,变成了既屈服于权力话语又主动言说权力话语的主体。
官场话语对于主体的召唤是一个历时久远、为害甚烈的过程,而在科层制的现代社会里,官场话语轻易就找到了比官场更广阔的载体——单位。“只要你呆在单位里,不出三年,你的那些同事在你的眼里大都青面獠牙,面目狰狞。”单位本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在本土的政治语境下却演变成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官场。官场话语是传统话语中流毒最深最广的一种,被官场话语所改写的人无疑也是最为丑陋的一种人,他们甚至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官场话语这面大镜子映照出的镜像。面对这些丑陋的镜像,博士生南柳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反抗方式:把刀子刺向在他眼中代表这个单位乃至整个制度的所领导。你尽可以说他没有认清幕后元凶,但他还能怎样?制度是个无物之阵,而“任何人都可以向你下手,最后结果却是以单位的名义。”话语与主体狼狈为奸,务求将个体与个体性的任何萌芽连根拔起,消灭一切有可能的不稳定因素。
开拓了话语这个角度之后,吴励生进一步探索话语和主体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案分析》可以看作是《镜中公案》的姊妹篇,如果说《镜中公案》是对交织于日常生活中的传统话语、尤其是流毒至深的官场话语所作的揭示和批判,那么《个案分析》便是对话语最具权威的使用者和话语的制造者——知识分子自身所作的去蔽和剖析。
自由是个体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个体性的匮乏必然意味着自由的匮乏,因此这篇小说首先由现实生存中的自由悖论开始发问。作为一名职业警察,“我”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中既痛感日常生活包括商界、官场、农村、甚至司法领域中秩序的缺失,其表现便是发案率居高不下、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层出不穷;又痛感真正的自由的缺失——犯罪的猖獗便意味着人们的自由处处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业余评论家的“我”更加痛心于精神层面的自由悖论:在文学界,既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也谈不上艺术的想象,既没有艺术的自由也没有艺术的“专制”(缺乏强有力的艺术话语)。这一切的根源何在?
吴励生自问自答:始作俑者就是知识分子(确切地说,传统之“士”是不配称作知识分子的,他们只是些文人)。他一路追根溯源到中国文人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虽首倡“学而优则仕”,但毕竟还只是某种个人话语;四百年后董仲舒向汉武帝提议“独尊儒术”,话语便走上了与权力结合的不归路,并且结下了多重恶果:一则学术失去自由,成为政治的工具;同时知识单一化,除出一套政治伦理规范外再也无法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出各门独立学科;于是无论自由精神还是理性精神均无从谈起。二则本应是独立个体之典范的知识分子沦为权力的附庸,个体和个体精神均长期缺失。三则“以道德取代(管理)技术”(黄仁宇语),尤其是以“礼”取代“法”,在长幼尊卑的伦理规范中已然隐含着最终的判断标准,纵有“法”也只不过是维护这一判断的工具,缺乏法制精神至今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之一。此外,“以道德取代技术”势必要求各方面平均一致,手段简单易行,以符合道德的要求也符合小农经济的要求,于是造成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更不用说道德理想主义下的“目的专制”几乎必然要导致“不择手段”……而最终的结果便是话语反过来控制和改写了文人(文字狱,文化革命等等),使得本应是个体温床的知识群落反成了个体的匮乏地带。
知识分子对个体性及现代性的阙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知识分子问题也因此成为我们本土的现代性问题之一。所谓本土的现代性是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而言的。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缘于“我思”主体的过度膨胀,所以才导致了后现代的非理性化与非中心化。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缺乏应有的理性与知识,因而也缺乏真正的知识分子,有的只是那些拿四书五经作为官场敲门砖的文人(“士”“仕”二字同源已经说明了一切)。另一方面,传统的文人总是以卫道者自居,不知不觉就将自己当成神圣之“道”的化身,至今积习难改,时不常要用“人文价值”、“终极关怀”来自慰一番。其实经过二十世纪的一系列运动,文人早就不得不退居边缘,他们却宁可自欺欺人地将之归咎于“经济中心”,也不愿思索边缘化对于自身的真正意义。所以要彻底清算传统,其艰难莫过于清算知识分子问题,其有效也莫过于清算知识分子问题。
文人只是传统人文主体的典型代表,事实上这种人文主体是不分阶层的普遍存在,主体们言说着种种话语,而真正规定了他们的一言一行的却是作为结构性存在的语言,或称元语言。《灵魂点击推理》在介绍了秦老七“骗鬼吃豆渣”的轶事后说:“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系列案件发生的背景。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什么样的案件,是不是都是可以理解的呢?”再说得明白一些,处在这种生存语境中,除了那个十年前只能靠卖血为生、十年后为了赚钱什么都干的秦老七,还有十年前因三妻四妾而导致其妻被害、十年后又因“行业老大”的地位被殴致重伤的郑天龙,以及十年前纯真的小服务员郑英与十年后操“青楼”和“绿林”生涯的老板娘郑英,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的灵魂有什么变化呢?以及,规定着他们的灵魂的又是些什么样的元语言?
这次吴励生将目光对准了传统话语的另一极: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话语起平衡与补充作用的神秘主义话语(包括阴阳五行和道家话语在内)。当然他不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而是以小说叙事的形式对所谓的“东方神秘主义”的话语谱系做了一番独特的梳理:民间的神秘主义主要表现为鬼魂信仰,人们宁可相信魂魄不死、鬼神显灵而去祭神拜鬼,对于真正需要关怀的活人和活着的灵魂却漠不关心,那对因丢了父亲的尸体而自觉无法向祖宗交待的夫妻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人们又津津乐道于用神秘主义去解释一些他们所不能理解的生活现象(其实这些现象的前因后果不难探察),比如各种离奇的命案,比如一个家族中某些命运相似的成员。后者本是早已被用滥了的家族小说的故事模式,吴励生对此一向是不以为然的,这个长篇之所以要戏仿家族小说的故事模式,正是出于解构的需要:解构神秘主义话语及用于解释神秘主义话语的元语言。既然家族故事曾被许多小说用来当作神秘主义的最佳载体,那么要解构神秘主义话语和元语言就不能不从解构家族故事入手。神秘主义的家族故事或许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那种重视死人(其实重视的是围绕着死人的种种仪式)、漠视活人的心理恐怕就是一种“特有的民族心理”了——吴励生称之为汉语思维。小说末尾对“感”、“知”、“化”、“儒”、“道”、“佛”等汉字的有意误读和重新书写,便是直接提醒人们反思历史悠久的汉语思维及它对我们的生活所作的规定,套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是语言使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
传统汉语与现代汉语不仅禁锢了我们的心灵,甚至也操纵着我们的肉身,而肉身最大的问题便是两性关系。文集中的最后一部长篇《生活在此处》描述了一幅传统男性话语、现代男性话语、女性话语以及后现代的性话语杂陈的语境,用吴励生的话来说就是:“爱情”是个现代主义者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只对“性”感兴趣,而前现代主义者只对金钱感兴趣(“妻妾成群、包二奶,兜里没钱行吗?”)。操持着这些不同的性别话语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于是就产生了种种匪夷所思的两性关系:有夹在持金钱话语的妻子与持爱情话语的身周女性之间的作家,有因持后现代性话语的女友背叛转而进入前现代的妓女生活中的哲学家……或者吴励生真正要问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话语形式(如金钱,如传统观念,如时下流行的社会风气)对于我们的两性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我们的两性关系的?
从个体性立场来看,最后一个长篇与前几个长篇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只有在真正的个体生成的基础上,两性之间才有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就生存感受的浓度而言,《声音世界的盲点》中强烈的生存感受在《镜中公案》、《个案分析》和《灵魂点击推理》中逐渐让位于冷静的理性反思,到了《生存在此处》,那种强烈得锥心的生存感受又重新贯穿了整部小说,而理性的追问与思考也并没有消失。在这个意义上,这五部长篇的结集出版确实是吴励生前二十年写作生涯的一个总结。
但总结绝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除了小说,吴励生早年还写过剧本,近年则写了不少批评文字,而且这些批评堪称其小说的最佳阐释。从近来的批评作品②看,他的思考又有了新的方向:一是公共空间问题,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真正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与个体性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是知识学问题,个体的生成与现代性知识有莫大的关系,在建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方面,那些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家们已经走在了文学理论家的前面。诚然,吴励生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但他出于一位艺术家的敏感而提出关注这两个问题,这就使他和他的写作在个体性的品格之外又具备了思想者的气质。

叙事思想:颠覆和解构

吴励生在文集总后记中说,较之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更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的爆发力,艺术的概括力和艺术的表现力——也就是说,它更必须具备有对种种‘小世界’进行把握与穿透的能力”。其实现代小说要表达的就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同样也表现在形式上,而长篇小说由于篇幅的关系难以驾驭,就必得更加注重形式方面的经营。
小说在经过了西方现代派的阶段之后发展成一门特别讲究文体的艺术。吴励生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其特点是小说叙事与批评的互文,虽然批评出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批评是小说中人物的声音(如《个案分析》),有的批评则是小说叙事人自己的声音(如《灵魂点击推理》)。而《个案分析》与《灵魂点击推理》正是整部文集中在文体实验方面最富有独创性的两部作品。
用吴励生自己的话说,《个案分析》是一个“文本编织实验”。这是一个由“个案”、“公案”和“案由”三部分编织而成的文本。与《镜中公案》里的“公案”不同,这里的“公案”专指带有普遍性的知识分子问题,并且与王小波小说批评结合在一起——王小波小说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龌龊处境作了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刻画。“个案”则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桩桩案件:上至官场倾轧,下至欺行霸市,大至震惊全国的命案,小至一句无心的话,无不被纳入作者的视界。或许同曾经的职业经历有关,吴励生喜欢在小说中剖析一个又一个的案件,因为犯罪正是由生存困境(包括心灵困境)与扭曲的反抗所造成的。而且他善于在看似互不相关的案件中找到隐密的联系,即导致种种困境的根源——传统话语。这里的“案由”便是返回历史探寻传统话语是如何形成的,亦即直接面对传统话语和传统人文主体的描述、分析与反思。可见,这篇小说所要追问的问题——知识分子对于造成我们的生存困境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就隐藏在叙事和批评两类文本的互文之处。
《灵魂点击推理》在互文性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它借用互联网的“点击”之名,用“点击”的形式链接起一张真正的文本之网,让各个独立的故事在相互对照中揭示出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元语言。这个结构复杂的长篇小说,叙述的仍然是一起又一起的案件,对每一起案件的叙事都构成了一个小文本,而无数的小文本组成了一张文本之网——称之为“网”,不仅是因为叙事结构上的精心编织,更因为各个小文本在意义上的互文性:当这些看似独立的小文本被放置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它们在交叉、对照的阅读中获得了超出自身的意义,形成其共同语境的元语言昭然若揭。而那些“点击”文字则构成双重意义的“网结”:既是叙事结构上的,又是阅读语境上的。吴励生用这种独创的文体阐释了他所理解的互文性。
创造出叙事与批评互文的文体与吴励生近年来勤于批评写作不无关系,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文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一位具有思想者气质的小说家用叙事来进行思考。刘小枫在论述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时曾把叙事家分为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受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是叙事思想家”③。虽然吴励生在用叙事进行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终要由有心的读者来评说,但我以为,他在这几个长篇里所表现出的叙事思想正是其研究价值的源泉之一。
如果要粗略地给小说下一个定义,可以说它是用语言进行叙事的艺术,长篇小说首先考验的就是对叙事结构的把握能力,这种把握能力可以表现为对现有程式炉火纯青的运用,也可以表现为颠覆之后的重建,后者便是我们称之为“先锋派”的那一类小说。
显然吴励生愿意尝试后者。从第一部长篇开始,他就有意识地颠覆惯常的叙事结构,采用了一种也许会令读者勃然大怒的形式:毫不留情地打破时间的线性结构,将同一事件的情节碎片分撒在各个章节之中,又将不同事件的情节碎片糅合在一起,叙事的跳跃在毫无预兆中瞬间完成。作者视这种叙事为一种挑战(叙事的障碍),也视为一种游戏(叙事的快感),却不大关心在阅读者看来是障碍还是快感。因此,若干年前的几篇评论文章或多或少都表示了对于此书能否被读者接受的担忧。
支撑着这种叙事形式的就是吴励生的叙事思想。他在《声音世界的盲点》原版跋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此中情感之积累毕竟囿于个人(也即个体意义上的)对现实世界之真实的某些个侧面的认知与感同身受,所叙述的也只是从个体意义上说的生存状态之真实。……对生活本身我始终有一种固执的认识,生活在我看来永远有始无终,有时无序,有状无形。”生存感受的有始无终有时无序有状无形直接导致了叙事结构(当然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结构了)的有始无终有时无序有状无形。反过来,颠覆正常时空结构的非线性叙事也更加凸显了生存的破碎感,对那些习惯了传统小说的读者而言或许是造成了阅读的障碍,但这种不同寻常的阅读感受却让读者更加切身地体验到个体被扼杀的蚀骨之痛。
在此后的几个长篇中,或许是出于对读者接受的考虑,吴励生暂时放弃了这种“披头散发”的叙事结构,而精心于相对有序的文本编织。不过在他独创的互文文体中,批评文本固然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中断”;即便在叙事文本内部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他往往同时叙述几个事件,而几个事件的交叉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如果不了解他的立场和他思考的对象,读者的阅读仍然会有一定的难度。
与之相比,《生活在此处》似乎是对《声音世界的盲点》的一次回归。这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叙事文本,但它在不同时空、不同人物之间的叙事转换上保留了后几个长篇的手法,是一种意义相关的“软转换”,而非《声音世界的盲点》中那种毫无预兆的“硬转换”。在这当中起作用的,正是作者已经变化了的叙事思想。
吴励生在文集总后记中说:“到了《生活在此处》,边缘化的情绪显然更为加强了起来,解构的事情就显得更加自觉,元语言的魅力才可能真正呈现出来——也即个体叙事的元语言对这个语言世界的某种元语言的颠覆和解构:因为我知道,是我们文化源头那里的‘元语言’对我们的生存本身产生了无尽的言说和种种摆不脱的规定,而试图摆脱这种种的规定性你只有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元语言作为武器,同时也才可能形成你自己的无尽的言说……”
变化一目了然:他的思考从生存状态这个显性的层面(《声音世界的盲点》)深入到了语言乃至“元语言”这个隐性的层面(位于《灵魂点击推理》之后的《生活在此处》)。交织在生存层面的是种种话语,话语是由主体言说出来的,而在主体后面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规定者,那就是语言。虽然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语言也是人类的创造物,但人类的创造物往往发展到不受人类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的地步(在电影中,表达对于机器控制人类的恐惧有《摩登时代》,表达对于电脑对于人类的恐惧有《黑客帝国》),语言亦然。语言是一种结构性的、先于主体的存在,它有自己的规则,它规定了主体的感觉、思维和言说,从而全方位地建构出身陷其中而不自知的主体。
传统汉语建构了我们本土的人文主体,而现代汉语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如形式上的西化,如经由批判使传统汉语转化为现代汉语这一工作的欠缺),也并没有彻底改造传统的人文主体,传统人文主体的无所不在使我们的生存仍然处于灾难之中,要打破生存困境,首先要解构传统的人文主体;而要解构传统的人文主体,就必须让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汉语也接受现代性的检验。
考察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语言与主体的关系将是一件富有启发意义的工作。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努力呼唤现代性的世纪,而这一整个世纪的现代性运动正是由语言肇始的。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运动为前锋,说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启蒙本来就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充分意识到了语言对于建构主体的重要作用。但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启蒙很快就被救亡所替代,对于文言文的彻底清理和现代性转换、对于传统主体的批判和对于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尚未充分展开,主体和语言就一起披上了革命的外衣。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话语理所当然地成了现代性话语的惟一形式,而被中断的主体和语言重建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遗忘实际上也是一种禁止)。随后便是一个人可以因语言而获罪的年代(在中国历史上,这并非第一次,却是最惨烈的一次),语言一经说出口,就可以被听者进行无限的意义增殖,与言说时的语境、言说者的意图等等再没有丝毫关系。一方面,语言和主体的悖离被夸大到荒谬的地步;另一方面,主体和语言的同罪又把语言和主体的同构关系夸大到了荒谬的地步。于是以言说为生的知识分子们只好集体失语。
时过境迁,话语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之后,中国也曾出现现代性话语的百家争鸣,可惜为期甚短,作为传统人文主体之典型代表的知识分子因外部的打击而再次出现短暂的集体失语,经济话语迅速填补了话语的真空,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话语;而在“精神文明”层面,大批知识分子向传统话语和语言的全面复归经由权力机构的倡导也跻身于主流话语之列。与后一种权力话语相比,吴励生宁可为经济话语鼓与呼,因为它至少提供了躲避权力话话的空间,而个体性就将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生根发芽。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对于语言及它的种种衍生关系的清理是一项亟待进行的工作。吴励生在他的小说中要做的就是这项工作。从最早的长篇开始,他就告别了太过顺畅的叙事语言,有意使用拗口、有时甚至不太合乎语法的叙事语言,他自嘲说“既然我只能这样‘披头散发’着,我也就无意再把它们梳理光滑了起来”(文集总后记)。在我看来,这样的叙事语言所起到的正是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拗口的语言使我们日趋麻木的思维运转起来,向困境重重的日常生存投去若有所思的一瞥,而更加深入的思考便从这一瞥开始。
当吴励生的目光从生存困境转向话语和主体,最终转向语言和元语言之后,语言的发现使他对小说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文集总后记中说道,小说“实在应该是元语言的艺术,也即‘语言的语言’的艺术。它除了语言本身,还应能对种种语言牢笼和陷阱做出自觉的清算。这样,艺术的世界不发生重大的变化都已经不可能了。”——更使他的写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用“个体叙事的元语言对这个语言世界的某种元语言”进行“颠覆和解构”,这种“颠覆和解构” 不仅是小说形式上的(如前所述的文体实验、惯常叙事结构的颠覆和拗口的叙事语言,无一不是其小说独有的“个体叙事的元语言”),同时也是小说内容上的(无论公案还是个案,吴励生均以个体性的话语对其背后的语言结构做了有效的颠覆和解构)。考虑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解剖语言无异于解剖自己,承担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解剖的勇气,而且需要解剖的力度。这一点使吴励生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小说家。

文学态度:小说是个体的声音

自觉的小说家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小说的本体论规定有着充分的认识。小说之为小说,就在于它不是“大说”(宏大叙事是史诗的任务),而只是私人的叙述或“个体的呢喃”——这是小说在本体论上的规定。事实上,小说在欧洲的兴起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小说是个体对于混乱时代所发出的喃喃自语,为的正是不让时代的洪流淹没个体的声音。并且,正是这种品格使小说进入生存成为可能——个体的微弱声音一旦被倾听,就会切实影响甚至改变着一个个的私人世界,至少,小说是小说家自我拯救的方式。
这也正是吴励生的文学态度:小说是个体的声音,它可以是自说自话,可以是文本之间的对话,在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但它绝不应该成为权力话语或屈服于权力的话语。可以想像,在这样一个年代里,要与权力话语保持距离是多么的困难,但是吴励生坚持着他的个体性立场,为此甚至可以放弃小说的出版。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年代里,我们更加需要具备这种品格的小说,来激发我们对于生存的思考,并给予我们抗争的勇气。感谢网络的出现,使话语的自由撒播成为可能,也使小说的自由撒播成为可能。我希望吴励生能够充分利用这个资源,以壮大他的小说世界。


——完稿于2003年11月 福州

注释:

①《吴励生文集长篇小说卷》三卷本(上卷《声音世界的盲点》,中卷《镜中公案 个案分析》,下卷《灵魂点击推理 生活在此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2月版。
②有兴趣者可登录学说连线网站《吴励生专集》(http://www.xslx.com/),阅读吴励生不久前发表于其上的两篇评论《韩少功两部长篇小说批评》和《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
③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2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此作原载福建省文联、福建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合编的《福建现当代文学评论集》一书,海风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文学/当代小说研究》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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