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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励生的“侦探小说”

关于吴励生的“侦探小说”

关于吴励生的“侦探小说”

王炳根

吴励生写小说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在成为我的朋友之前就在很认真地写小说,收在《美丽的错误》中的小说,却是在成为我的朋友之后写就的,因而,当他即将要出版这个小说集的时候,便在一个夏天雨后的傍晚,拎着一袋清样来到我家,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扔下那一大袋清样便回,并让我上中学的女儿转告,写好之后,呼他他便会来取,传呼号就写在那信袋上。
待我回到家,吴励生不见,厚达500余页的《美丽的错误》却在等着我。


最初感觉


我是在后来的一个雨夜里,打开了那袋清样,窗外的雨点,有声,我开始翻看着目录,《爆炸》、《情爱问题》、《城市寓言》等等,还有几篇,都是我读过了的?《爆炸》好像还是我在《福建文学》任职时发的稿?好像当时在审稿签上还特别地提示了些什么?因为那时我正在《警坛风云》杂志上开专栏,漫谈侦探文学的创作,《爆炸》与我的一个观点比较接近,因而,审稿签上多说好话就是自然中的事情。
我现在搜索阅读上述作品最初的感觉,好像都有一个或者两个案件?并且都是恶性的案件,现场的描写触目惊心:那个在汽车上制造的“爆炸案”,仅仅街口横着的男女尸体就有五具,还有“一条男性的大腿两条女性的胳膊”(《爆炸》);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绿水清波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具着火红衣裙的年轻女尸,一大群乌鸦在红色女尸的上空盘旋、聒噪(《美丽的错误》);还有那孩子的失踪、绑架……歌舞厅小包厢里鲜血四溅的凶杀……
当然,我们的人民警察立即便出现了,出现在凶手作案的现场,出现在追击逃犯的路上,出现在吴励生认为他们应该出现的任何地方,于是,我们认识了刑警老王,认识了刑警老王的助手,那个单名叫莉的女警察(小说作者赋予她年轻漂亮而又未婚,因而就有暗恋着她的搭档刑警老王的可能?)刑警老王的出现,或者刑警老王与女助手莉的同时出现,都是很严肃很认真的,他们勘查现场,取证取样,调查研究、分析案情……展开了侦查展开了跟踪直到破案。之后,小说结束。
于是,就可能得出一个印象,吴励生在玩他的侦探小说?这可能就是我当时对吴励生小说最初的外在形式的感觉。


阅读印象


依然在下雨,除了雨声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声响,夜深了,这是阅读侦探小说最好的环境。一般而言,从爱-伦坡开始,侦探小说便有了一种属性,这便是气氛神秘、阴森与恐怖,大家不一定都读过爱-伦坡,但提起这种侦探艺术所体现的氛围,还是很能引起联想的,比如,福尔摩斯,比如,尼罗河上的惨案,再比如《人证》、《沙器》等,侦探艺术失去了它的神秘、阴森与恐怖,恐怕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当我现在阅读吴励生的小说时,我发现吴励生放弃了这一艺术的描写,尽管作品中不断地出现血淋淋的作案场面,尽管也有进行中的追捕与谋杀,但都是很直接地出现,甚至是很简单地出现,没有多少氛围的描写和铺垫,而这时原本是有更多的笔墨可以施展的。作为《警坛风云》的副主编,吴励生不可能不懂这些,但我的朋友吴励生却放弃了描写,何也?
情节的紧张与曲折,其设谜、不断地设谜与部分地解谜与最终解谜,这就形成了一条侦探小说起伏不定的情节线,它能紧紧地吸引住读者欲罢不能。这回不能说吴励生都放弃了,他的作品有设谜,有情节,也可能有些曲折,但,吴励生更看重结构,情节常常被打断,设谜往往不紧凑,甚至在一处设谜之后,很久不去触动它,他的重心似乎不在于编织离奇而精彩的情节,而在于利用设谜和情节,结构他的小说,他往往在情节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便去中断它,随意插进某些社会生活的画面,甚至这些画面与进行中的情节没有多少相关(当然深层次思考起来又是有联系的,但不愿做深层思考的读者还是很多的,对吧?),显得很有些松散,这就使得人们的阅读有可能被打断,如果因为急于追寻某一情节的前因后果,那么,读起来肯定是要着急的,而一急,就可能跳过去,甚至可能不读,因为,更多的读者是不需要像我这样必须读下去,而且要写评论要写序的。
侦探小说的一般模式为:案发——侦查——推理——案破,显然,推理在侦探小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有时,人们将侦探小说称之为推理小说。这里不可能列举柯南道尔、克里斯蒂抑或夏树静子所作出的精彩之极的推理的个案,我只是说,吴励生的侦探小说很少运用推理,他总是让他的刑警老王和他的助手莉很辛苦地到实地去调查,甚至是用极为原始的手段,比如,一家一户地去查找犯罪嫌疑人,刑警老王基本不用推理去破案,只是到了另一个叫罗山的探长身上,吴励生才赋予了他部分的推理才能,比如在戴维营娱乐城的那一段演说与推理,还是有点波洛的味道(《蛛丝马迹》)。
同时,吴励生对于警探的描写,无论是老王还是莉或是其他的什么人,大都是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奇之处,在智慧方面,也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刑警老王只不过是比常人更辛苦,别在身上的BP机时不时就响了起来,刑警老王于是又开始介入了一个新的案件之中(《城市寓言》)。在作者看来,警察与普通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也会出现性功能障碍,甚至也会对小保姆产生冲动(《情爱问题》),纵使是像罗山探长这样比较接近侦探的人物,他的喜爱读《警坛风云》的老婆仍然认为她老公与作品中的侦探还有那么一段距离。我曾经有过一个主张,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与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是不一样的,我将其特点概括为三个字:“神”、“智”、“力”。展开一点说,指的是作为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应该是一个神秘与神奇的人物,是一个长于推理智商特高的智者形象,是一个无论腿脚还是枪法都很不错的充满了力度的形象。显然,我的朋友吴励生并不太赞成我的观点,他让他的警察形象平凡、辛苦最后达到“碌碌有为”罢了。


解构乎?


现在可以空闲一会,梳理一下对吴励生小说最初的感觉与阅读后的印象,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吴励生的小说,实际上是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某些形式,如有罪犯有案发有刑警与搭档有案破,也就是说,他运用了侦探小说的某些形式来结构他的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却游离了侦探小说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背离了肢解了侦探小说的游戏规则,所以,与其说吴励生在写侦探小说,不如说吴励生一直在解构侦探小说,除个别文本之外,吴励生几乎是在打着侦探小说形式的幌子,干着解构侦探小说规则的“勾当”。除我在上述所提到的印象之外,还有一个作品中“我”的介入,如果以侦探小说是一种罪犯与侦探之间高智商的游戏规则而论,这种单方面的视觉的出现、观照与参与,也可能破坏作为侦探小说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这种单方面的视觉不容易形成双方智力的较量。
我讲了这么多似乎都在批评吴励生,实际上我真正要说的话还在下面,这就是,以上的一切皆为吴励生的“蓄谋”,就像一个蓄谋已久并连续“作案”的“犯罪分子”,那创造的一部部作品,便是犯下的一个个富有个性的“案例”(破坏现存的作案规则,创造一个新的个案,也许高明的作家与高智商的罪犯有某些相似之处?),吴励生只是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特征,以此达到吸取(或迷惑)读者的目的,然后,对侦探小说的游戏规则不断地进行颠覆和破坏,侦探成为凡人,设谜之后不急于解谜(或再设谜),而去打断紧凑的情节,引进大量的生活场景与场面,并且用松散的调侃的语言,待到你打算放下小说时,他立即又将你引入情节,使你欲罢不能等等,吴励生在这些对侦探小说的颠覆与破坏(解构?)中,建立他自己的艺术理想,体现他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这种艺术理想,可能包括对刑警的形象创造,对撕去恐怖、神秘氛围的平凡描写,对松散与调侃的语言可能大容量地涵盖社会生活面等等;而对生活的思考,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金钱与罪恶、吸毒、贩卖人口等等)与人类基本的生存问题思考(人性、爱情、亲情等等)。这一切,读者在阅读时都可以体会到的,我在此就不能啰嗦了。
关于引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侦探小说的游戏规则中也是有的,但那主要体现在罪犯的犯罪动机上,一般没有展开的描写。吴励生的小说是展开描写的,我在他的这种展开的描写中,感觉到(包括对他的艺术追求的感觉)吴励生是不是希望借用侦探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达到他的创造纯文学文本的目的?如果是这样,我要提的问题还有,这种对侦探小说蓄谋的“作案”,他所创造的个案(文本)的艺术效果如何?他肢解了侦探小说的规则,他的文本能不能被读者所接受?这种解构后成为“纯文学文本”的“侦探小说”,是不是有着更高的艺术价值?等等,这可能都值得研究,毕竟,我的朋友吴励生是在实验的过程之中。





(此作原载1998年7月25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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