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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启示

定位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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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小说《蛛丝马迹》读后

朱晖

素日喜好翻看“闲书”的,大都接触过侦探、推理小说。如果说,这表明文学中确乎存在着更容易赢得公众的品种,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连带着承认文学公众中,针对侦探、推理类的鉴赏期待与相当的鉴赏经验,总归会是多么普遍和恒定地存在。所以,像“侦探与推理丛书”这样的总题,无异于编者面对公众的一项告白,所由调动的,不光是读者对于侦探、推理类小说的阅读期待,还有他们以往的阅读经验。
公众的阅读经验,势必在人们的阅读过程,充当着事实上的评判尺度。尤其是当人们面对的,是自身的分类特征早已相当鲜明与固定的侦探和推理小说时,也许,创作者谨守程式化的和模式化的操作,并不失为一种更具保险系数的讨巧方式。
面对吴励生先生的《蛛丝马迹》(原载《警坛风云》1996年第12期,被选入《侦探与推理》第一辑,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首先想到的,竟是这些“题外话”,或许是因为在我看来,这篇作品,相对于公众惯见的侦探、推理小说范型来说,太有“离经叛道”的意味。至于理由么,我想至少可以列出如下三点:
其一. 作为小说的一种分类特征,侦探、推理小说大多很讲求对事件进程的纵向推进。一段有头有尾地铺展的事件进程,势必含着或新奇或落套的故事。所以,有“故事”,或曰强于情节故事,也就被概括为这类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的一种特点,一种招徕读者的优势。
而《蛛丝马迹》呢,似乎从开篇之即,就铁了心地“反其道而行之”。尽管侦破美男子咪森杀人案,似也可以指认作这部小说中,聊以有头有尾地陈述的一段故事,可那位被作者派定为叙述者“我”的罗山探长呢,在这一事件所框定的时间段落中,却分明只被这案件、这对手,占去了并不十分可观的时间和精力。与此案毫不搭界的种种公务和私事,包括妻子的情绪,乃至老父亲的排便问题……桩桩件件,都是罗山探长无以懈怠,绝不敢有半点马虎的人生职守。
既然罗山这位主角及其思绪动作,并非仅仅胶着在咪森及其杀人案上,便不好说是哪一个“单项事件”及其单项发展,充当了统辖和驱动全局的叙事主干。相反,我们倒是有理由说:事件进程或者说由咪森引出的那一例破案故事,在《蛛丝马迹》中的存在意义,更像是供给作品一个具体的时空段落,并且为作者全方位地展开主人公罗山探长在现时态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提供所需的叙事契机。既是旨在刻画人物、展示主人公性格和生活的横剖面,自然也就与惯常形态的侦探、推理小说,首先在审美追求上,拉开了距离。
其二. 侦探、推理小说创作,莫不力求把各自的探案故事,营造得与众不同、想落天外。案子作得越是蹊跷周密,解破起来越是无从下手、费事伤神,故事情节的发展,通常也才可能容纳进更多的起伏跌宕,更显得惊险刺激。
在《蛛丝马迹》中,咪森的作案手段,堪称奇诡绝伦。只是,本案的疑点,即客厅分明是第一现场,却几乎在开篇之外,便已被罗山明白无误地定了位。这样一来,大黄狗“珍妮”与美男子咪森,也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明白无误地定了位。相应的,此案留待解释的悬疑,便只是凶狗与凶手的关联,以及凶手的作案动机。
有趣的是,罗山从介入此案开始,就对咪森产生了本能的反感。这反感,在案情取得实质性突破之前,几乎成了罗山执拗地要从咪森身上找出破绽的“潜意识”,以至破案过程,也可以称之为罗山验证自身观感与直觉的过程。而那位落在读者眼中的咪森呢,无非是个一向活得太顺、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小白脸”,那种莫名其妙的刚愎自用和有恃无恐,只能导引他坐以待毙。面对盯牢了他的罗山,既非惯犯亦不具备反侦查能力的咪森,不是绞尽脑汁地求企滑脱,反倒以娱乐城的那一番斗嘴,徒使罗山越发地恼怒,再没理由不咬牙切齿地矢志追根究底。于是乎,整个的破案过程,就罗山而言,近乎一段稳扎稳打、细致周到的“常规操作”。看来,《蛛丝马迹》委实无意把自己的本可以“作”得很是离奇怪异的侦破故事,朝越发扑朔迷离的方向一径“作”下去,而只想把咪森及其案情,定位为罗山探长日常公务的一例,让读者觉得,在罗山眼里,在他的经历里,破获咪森杀人案,也只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而已。
其三. 侦探、推理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一大特点,是设计和塑造智勇超人的“探神”。这,甚至成为这类小说赢得公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蛛丝马迹》里的罗山呢,恐怕很难与公众心目中的“探神”或是“神探”划等号。尽管罗山是当地同行所公认的捕捉蛛丝马迹的高手,这一强项,既颇令罗山本人自豪,也确乎在作品所提及的数桩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看来作者绝不想“造神”,相反,他借罗山之口,申明此人原是个“年少气盛胆大妄为”的角色,即便在阴差阳错地穿上了警服以后,也曾险些被“清洗出公安队伍”。此时,他虽说也熬挪到了探长的位置,上有“一直对我戴有色眼镜的分管人事的王明副局长”,家有病瘫在床的老爹与下岗待业的妻子,又有谁有理由把他划归“成功人士”呢。凡此种种,都使罗山这个人物,更像现实生活中的一位“小人物”,虽说他专司侦破刑事案件,却只是公安队伍里的“普通一兵”。这,正是《蛛丝马迹》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与旁的侦探、推理小说,很明显的一种区别。
可以说,虽然包含相对完整的侦破故事,却旨在展示主人公的生存样态和内心世界的横剖面;虽然提供了作为第一主人公的警探人物,并且由他推进了一个侦破过程,却着意渲染其人其事的平凡与“日常”,这些,都使得《蛛丝马迹》与公众所惯见的种种侦破、推理小说,拉大了距离,而与相对于所谓“通俗小说”的“纯文学”,有了偌大的内在重合。同时作者的这些用心之处、落力之举,也确乎赋予作品以异样的审美韵致。
在《蛛丝马迹》中,罗山充当了叙述者,经由他的“口述”,当代都市生活的种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细部,展示在读者面前:迅速消失的小巷及其所意味的那一份古旧、温馨与宁静;下岗、整容、外出经商打工、卡拉OK、三陪小姐……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地裹进喧嚣迷离、变幻莫测的社会生态;可以理解的欲望与不可理喻的贪婪,正在迅速地膨胀,甚而导引出种种惨绝人寰的或是毫无价值的凶案。这是作为刑事警探的罗山与作为读者的公众,所共同面对和熟知的现实人生。根植于生活的逻辑与生活的质感,《蛛丝马迹》可以顺畅地引领读者进入自己的叙事天地,驱策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已把罗山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一个与他们多有共通乃至共鸣的“自家人”。在这里,素朴的生活逻辑和生活质感,支撑了作品叙事形象的艺术真实性与可信性。而由此造就的审美魅力,或许正是那些偏执于“造神”和侦破过程的迷离曲折之作,绝难企求和取代的。
《蛛丝马迹》所以采用了这样的叙事方略,未必仅仅意味着创作者在艺术表达的筛选上,自有定见。吴励生先生的文学创作履历和他就职于福建省公安厅所辖《警坛风云》杂志的时间,至少可以前溯10年。以这样两个方面的阅历和积累而论,吴励生先生势必很难如若局外人一般,把自己所在的公安战线,把作为自己同行的公安人员,仅仅当成可资制作的“闲书”的素材。而欲使笔下的形象,足以体现出生活的原汁原味的情状,并将自己对公安战线和公安干警的审美认知与情感体验,寄寓其中,过分地提纯生活编织故事拔高人物等等,势必引为大忌。或许正因如此,作者宁愿借罗山这样一位警员,他的从警生涯中的一段太过普通时日,以及在这段时日里,他的一番太过普通的经历与体验,寄寓自己的种种的现实感叹与感慨,以及对于公安干警的理解、同情与敬重。既然《蛛丝马迹》的创作主旨,在于撷取作者的自身阅历,抒写作者的特定认知与体验,所谓消闲解颐之功及其相应的艺术表达惯例,便不能不置身于次要的地位,加以考虑和处理。我以为,这篇作品与常态的侦探、推理小说,之所以会在构成小说分类特征的种种关节点上,各行其道,即基于此。
《蛛丝马迹》基于自身的创作主旨,而在小说的叙事方略、情节设置以及表现技艺诸方面,别有弃取与尝试。相当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并没有累于自身的种种艺术尝试,而如许多所谓“纯文学小说”那样,不知不觉地一并拉大了与普通读者及其阅读经验的距离。相反,《蛛丝马迹》一大优点,即在于它甚有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得益于作品含了一段既奇特又相对完整的案情,以及由这案情勾连起的故事脉络,得益于罗山这个人物及其串接的色彩斑斓的刑侦见闻,也得益于作品所采用的那种既显示人物个性又生活味十足的叙事语体。我以为,就可读性而论,《蛛丝马迹》与许多“作”得煞是规范的侦破、推理小说相比,毫不逊色。
《蛛丝马迹》无疑是近年侦破、推理小说创作领域的上乘之作。它的成功,作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实例,有助于我们更合理地辨析存在于侦破、推理文学创作领域的那个老而又老的论题,即:所谓侦探和推理,究竟应该视若小说的创作题材分类,还是小说的体裁分类?——设若仅限于题材分类,则侦探、推理小说在小说叙述美学层面的独特之处,势必无从谈起;设若仅指体裁分类,则如《蛛丝马迹》这样的小说,也便没有理由纳入侦探、推理小说的营垒。“二难相悖”,致使人们进退两难,莫衷一是。
事实上,立足于现阶段的创作实态,着眼于发展和壮大侦破、推理小说创作,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或许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般困难。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文字的表层含义,则所谓侦破,所谓推理,广义的理解,无非是关涉公安司法的题材总称;狭义的界定,无非是这类题材在小说创作领域所成就的一两种特殊类型。
作为特定的小说类型,侦破、推理小说确乎在小说叙事学的层面,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品格风范。国外的经典之作及其赢得的偌大的读者群,都使人们有理由认为:惟有如是地规范和发展我们的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才是正确的抉择。
问题在于,这样的构想,是否切近国内的创作实态,以及公众的阅读兴趣,是否仅仅指向作为特定小说类型的侦破、推理小说?
无庸赘述,国内的公安司法题材创作中,所谓规范的或曰狭义的侦破、推理小说,一向只占极小的比例。这些作品,与同期的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相比,在艺术质地和社会反响等方面,也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公安司法题材的小说创作,却又始终表现为文学中最具公共基础的一脉,并且因而每每被论者整体地划归“通俗文学”的阵营。据此不难看出:至少是就现阶段而言,至少是就中国的读者而言,所谓公共基础,所谓公众的阅读兴趣,绝非仅仅指向作为特定小说类型的侦破、推理小说,而是指向公安司法题材,以及以之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公众阅读需求的这样一种现实构成,恰与此类题材的现阶段创作实态,两相映证。
因此,立足于公众的阅读需求,我们没有理由对现阶段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抱有偏见。作为题材总称的侦探、推理小说,不该把自己的那个广受青睐、丰富多彩、广袤无垠的取材空间,人为地肢解,也不必用既定的一两类小说模式,取代本该是丰富多彩、无拘无束的艺术探索。
发展和完善作为特定小说类型的侦探、推理小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只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前提,即:莫把这种类型的小说,树为公安司法题材小说创作的样板和惟一。
这,不也正是《蛛丝马迹》提供给侦探、推理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一种启示么。



(该作发表于《侦探与推理》第2辑:《寂寞的谋杀者》,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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