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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命的生存追问

个体生命的生存追问

                     个体生命的生存追问
                     ——《声音世界的盲点》代序

                              叶 勤

80年代初文坛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已逐渐沉入人们的记忆深处。在那场争论中有个令人瞠目的焦点:“看得懂”与“看不懂”。不管现在的人们觉得这个标准是如何的荒唐和可笑,在那个时候它确实大有棒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新生艺术之势,它所隐含的严峻事实则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惰性(多年的政治高压造成的思想空白更加剧了这一惰性)甚至左右了文艺界对新生艺术的评判与接受。而在这个事实背后又隐藏了一个让人们困惑而且尴尬的问题:文艺究竟是为谁服务的?那种曾流行于一时的文艺为大众服务的说法势必导致艺术家迁就大众。现在看来这个困惑仍然是荒诞的:艺术品当然是艺术家为自己创作的,它惟一的目的和功用就是把艺术家的个人感受以可传递的形式表达出来,惟其如此艺术家和他的作品才能葆有真诚的品质,才有可能感动他人。
显然吴励生的《声音世界的盲点》一书问世时(华星出版社1993年6月版)也同样受到这个标准的困扰。这个完成于十几年前而至今堪称前卫的长篇小说采用了一种也许会令读者勃然大怒的形式:毫不留情地打破时间的线性结构,将同一事件的情节碎片分撒在各个章节之中,又将不同事件的情节碎片糅合在一起,叙述的跳跃在毫无预兆中瞬间完成。作者视这种叙述为一种挑战(叙述的障碍),也视为一种游戏(叙述的快感),却不大关心在阅读者看来是障碍还是快感。因此,若干年前的几篇评论文章或多或少都表示了对于此书能否被读者接受的担忧。
其实作者在“跋”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此中情感之积累毕竟囿于个人(也即个体意义上的)对现实世界之真实的某些个侧面的认知与感同身受,所叙述的也只是从个体意义上说的生存状态之真实。……对生活本身我始终有一种固执的认识,生活在我看来永远有始无终,有时无序,有状无形。”因此忠于个体认知的叙述理所当然地抛弃了古典恪守秩序的因而也较为讨好的时空结构,选择了反秩序的拼贴样式。拼贴也许是结构走到穷途末路的最后一搏,他以釜底抽薪的勇气把主次、因果、先后、内外等等一起消灭掉,剩下的只是大小不一的碎片,以此贴近它所要表现的生存。内容的有始无终有时无序有状无形直接导致了形式的有始无终有时无序有状无形。
除了结构,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性和超前性,更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敏锐的生存感受。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过,小说人物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把握自我则取决于其生存问题的实质。也许可以这么说,小说人物所遭遇的生存问题与作者自身所见所闻所感息息相关,这个长篇的语言的感觉化即发轫于作者及主人公阿蛮对生存之真实的认知与感同身受。这一点使之不同于后来的先锋派,在他们那里,语言感觉的开放更多地是出于文本实验的需要,用语言捕捉一个始终在场却从不出场的飘忽不定的所指。而在作者这里,他所关注的是人(更多地是个体意义上的)的生存情况和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他所要揭示的便是真实然而窘迫的生存困境对个体生命的戕害,给个体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由此带来的感觉的缺失。提到生存,就有必要区分一下类的生存和个体的生存。这里之所以不用“社会”一词而用“类”是因为“社会”已经被人为地赋予太多道义上的力量,事实上类绝没有理由以类或社会的名义牺牲任何个体的利益,尤其是个体自由思考和选择的权利,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从来只有类的生存而没有个体的生存。再对类的生存做进一步的考察,其历史内容即为传统,其时代内容即是意识形态。在这里“意识形态”一词不是从政治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泛指当前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主流话语,即为大多数人所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并接受的话语势力,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甚至道德和价值判断。这种话语势力究其本质是一种保守的文化倾向,即便它打着改革的幌子出现;说到底,意识形态就是传统的积淀和生发。传统和意识形态作为类的生存的两种形态,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大网,将个体牢牢地置于它们的钳制之下。
在这个长篇中着墨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层层重压。作为一个敏感的个体,主人公阿蛮强烈地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无稽、无聊乃至无耻:单位里极权化和形式化的改革,领导的指鹿为马口蜜腹剑,同事的勾心斗角谄媚求荣,家庭生活中的人际矛盾,亲戚朋友的纠缠不休,还有黑色幽默般的分房风波,似是而非的谋杀,全都像场闹剧,而惟一不像闹剧的广播剧却得不到类的认同。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在种种生存难题的挤压下,个体的生命被一点点抽干,感觉也在一点一点流失。作为广播剧作家的阿蛮是用耳朵来感知这个世界的,在他那里一切的认知和感受首先是声音化的,而后来在他耳中出现的种种纷扰嘈杂的声音,听似热闹,实则感觉丧失后的空白,借用生理学的术语,是一种代偿性的反应。
在压抑中,阿蛮终于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反抗方式,但这一对个体而言最强有力的行为在类的生存面前却是那么软弱无力,更无法冲破类的重重包围。阿蛮虽然暂时地摆脱了单位和家庭——现代社会组织的两大典型代表——的围困,却又陷入了现代社会制度之最大者——法律之罗网。生存的荒诞再一次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生不得自由的生,躲亦无处可躲,困兽犹斗的挣扎所换来的也不过是从一种强权话语走到另一种强权话语的惩罚之下。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在发现无处可躲之后,阿蛮又最终落入了传统的窠臼——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传统的怪圈在最后关头得意洋洋地展示了它无所不吞的整合力量。个人彻彻底底地消失在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天罗地网之中。
但作者显然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活生生的个体被吞噬被埋葬,他在叙述中作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反抗的尝试,比如打破时间的有序结构。在我们领教了类的生存的可怕强力之后,也许能对这种尝试有所意会。既然个体的生存困境及扭曲的心态几千年来如出一辙,没有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固守时间之维又有什么意义?流动的时间只对鲜活的自由的个体才有意义,生命的流逝伴随着自我的完成,时间是个体展现自我的见证。而对于被传统和意识形态所禁锢所压制因而消灭了的个体来说,主体的缺席使得时间丧失了它的功能和意义。在亘古不变的传统之下,漫长的时间也是停滞不前、始终凝固在那一点上的,千年一瞬,正是时间用一种旁证的方式把传统的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显示给子民。在这种停滞中时间甚至会演变成传统的化身,以同样不可抗拒的强加于人和不可逆转的单向流性充当压制个体和扼杀人性的帮凶。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下苟延残喘的个人来说,对时间的无法自主把握也同样使时间成为个体痛苦的根源之一,在无奈的生存中坐看时间流逝而一事无成的焦灼感与试图突围时又深感时间的停滞不前与牢不可破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把个体折磨得更加奄奄一息。时间的无意义推移再一次确证了个体面对类的生存的无能为力,面对这一真相,作者选择了对时间连续性的反叛,对时间的有序结构的刻意忽略甚至任意重组,反抗时间的勇气同拼贴的釜底抽薪一脉相承,既然时间施加于个体的不过是压迫与煎熬,那么还要它干什么?揉碎时间的连续性,打破时间的古典结构也许就是用一种以毒攻毒的方式在反抗和颠覆着古老的传统和强大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作家,吴励生可以在他的小说中揭示某种尚不为人所注目的生存真实,也可以在小说中有所反抗并选择独特的反抗方式,但当他置身于真实的生存之中,面对生存与时间的紧张关系,他却没法像结构小说那样把时间揉碎,他所能做的只是蔑视和远离,而不属于个体的时间依然故我地无可挽回地流逝着。此后十年,他始终保持着对意识形态中心的缺席态度但又找不到可以栖身之处,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视《声音世界的盲点》为代表作也令他一时无法超越自身,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比较他在其供职的《警坛风云》上发表的7个中篇:《美丽的错误》《蛛丝马迹》《城市寓言》《乡村寓言》《空手道》《拉网布控》《没有开头的故事》以及在《小说林》《滇池》《海峡》《福建文学》《厦门文学》《广州文艺》等刊物发表的十几部中篇,无一不是在侦探推理的构架下继续探讨种种生存状态,在犯罪心理的探寻中折射出的依然是类的生存对个体心态的压抑和扭曲,虽然都没有超过《声音世界的盲点》一书所达到的力度,但是换个角度看,犯罪小说正是他近年来着力探索的揭示生存的新形式,犯罪的背后是大量被忽略的生存难题,更是一个丰富的艺术领域,吴励生现在所要做的,是超越自己——在力度上,更要在高度上。

(此作原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又载《刺桐》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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