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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孙绍振

莫言与孙绍振

莫言与孙绍振

 

莫言:孙绍振是我的老师

    去年12月底,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来到福建福清,在两次公开讲话时,他都以“尊敬的孙绍振老师和各位来宾……”开始。莫言为何对孙绍振教授如此尊重?他们有一段怎样难忘的师生缘?

    在福建师大福清分校的对话会上,莫言深情地提到,1984年到1986年,他在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期间,孙老师给他们讲过七八次课,每次一个上午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孙老师在课堂上跟我们讲诗歌、唐诗、宋词,他我虽然是写小说的,但是,他的讲授,对我文学语言的改善、对我小说的意境的营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我们班的同学里边(记者按:这里有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李存葆、钱钢等),大家对孙绍振老师的课至今记忆犹新。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会做调查问卷‘本学期,你对哪位老师讲的课印象最深刻?给你的教益最深’孙老师的得票效是最高的。”

能听到学生如此真诚地肯定,孙绍振表示,“我当时是随大流去的,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会,去晚了,差一点进不去,好容易挤进去,有人发现了,把我让在一个非常边缘的角落里。大概莫言还是看到了。没有想到,他特地把三十年前的事非常正规,非严肃地提出来。那个主持人,也非常机智,她说,我是福建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孙教师是莫言的老师,那就是荒莫言的是师妹了,在座的有许多听过孙老师的课,就都是莫言的师弟师妹了。大家欢呼起来,还让我站起来亮相,“这让孙绍振非常感动,留下了愉快的记忆。



  

  

拿着两篇作品

莫言“硬”闯入大学

    回忆,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福建师大仓山校区旁的一套教师公寓里,洋溢着不仅有满屋书香,还有这位老教授淡定的笑容。

    “莫言的成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五年级就缀学了,后来去参军了……”孙绍振教授,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往事一点点浮现……

    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复办。当时,这所学校不像一般的大学,没有自己的校园和教师,它复办时可以用“一无所有”来形容。孙教授回忆道,在现在的人民大学对面有一个部队的院子,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跟东方歌舞团在一幢大楼里,东方歌舞团在楼上,唱的,跳的,成天叮当乱响。文学学系就他们在楼下。大家老师珍惜学习的机会,似乎没有感到多少干扰。

    “我记得,他们只有楼下的一层,非常破旧。几间办公室,靠南面;北面则是一个大厅。几十个男学员就挤在里边”对于当时的简陋情景,孙教授记得特别清楚。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年只招在部队内部招收在创作上已经有所成就的作者,包括非常著名的作家,如写《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写《唐山大地震》的钱钢等,对他们进行系统训练、在素质上提高。“在这些学员里,当时的莫言是最没有成就的。他在保定一个军营里当宣传干事,只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当他拿到招生通知时,第一批招生录取已经结束了,文化考试也已经考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的莫言是没有希望进入这所学校了。”

    但是莫言有自信,有一点崛脾气,他拿着自己的两篇小说,跑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找系办公室。“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就是发表在保定文联的刊物——《莲池》上的《民间音乐》。”孙教授说,“当时,文学系的主任是著名的作家徐怀中先生,他的《西线佚事》刚刚得了全国大奖,很轰动的。仅仅看了莫言拿来的两篇短篇小说后,徐怀中觉得莫言很有才华,当时就表态,‘这个学生我们一定要,文化课可以让他补考。’”

   莫言在部队自学的理论有相当的基础,通过补考,莫言被录取了。徐怀中可以说是发现莫言的第一个伯乐。

    开学时,这个班共有35个人。在他们以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名满天下的应该是李存葆,理所当然在班里有点权威,“但是讨论问题时只有一个人敢跟他唱反调、顶撞他,这个人就是莫言。”孙教授说到这里,不禁莞尔而笑,“当时,我很佩服他的勇气,但是,没有想到他深厚的底气。”



大学第一年

凭《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

    “我是看着莫言一举成名的!”孙教授的记忆中,莫言貎不惊人,面色有点苍白,很内向,也许内心丰富的人,大都是这样的吧。第一学年结束前,在一般大学可能是交个学年论文,而他们学校则要求每位学生交一个作品。

    徐怀中读完了35个作品后,他认为有两个作品是杰出的,一个是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另一个就是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回忆起来,孙教授对徐怀中的慧眼是十分惊叹的。他说,“徐怀中第二次显出了他伯乐的睿智,他在闲谈中说起:两个作品都很好,但是一个是有追求的,一个是没追求的。他说的有追求的是名不见经传的莫言,没追求的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李存葆。”孙教授解释道,“虽然李存葆把当时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和手法都非常饱和地体现在《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当中,但是他没有什么突破。而莫言却为读者带来了一股新‘风’,比如,从书名上来看,在《透明的红萝卜》出来以前,有哪个艺术家会说红萝卜是透明的?”

    张洁曾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孙教授认同这个观点,“当时我们看完后就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种说不出的惊人震撼。”

    在徐怀中的推荐之下,《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中国作家》上,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可以说初出茅庐就一举成名。”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透明的红萝卜》,你也许会觉得并没有自传性质。但孙教授认为,莫言的这个笔名就是从这个作品有很大的关系。“在作品中,莫言写了在一个工地上人们修水库。一个十多岁的孤儿黑孩,为了有口饭吃,也到工地上去劳动,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不管怎样被人歧视、欺负,他都不讲话,最后被人们分配到了一个铁匠那里做助手。制作铁制工具,需要淬火,而这个淬火的技术是很高的,但在当时是没有什么温度的标准。老铁匠自己知道,但他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对黑孩。小黑孩虽然不讲话,但他默默地想将这些技术学到手,于是,他趁老铁匠不注意,细心观察,甚至用手去摸热铁,摸得手指都冒烟了,仍然一言不发……这个作品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沉默、倔强,内心又十分坚韧、有心机的一个孩子,所以,管谟业给自己取了‘莫言’这个笔名。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他的追求他的命运一个象征”当时,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莫言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里有所体现。但是,莫言并不像一些作家仅仅赶时髦去东施效颦,他有自己家乡的民间传说,尤其是家乡《聊斋志异》的血脉。

    在《透明的红萝卜》后,人们对莫言寄予了厚望,两三年,他不负众望写出了《红高粱》、奠定了他文坛地位的。



条件艰苦

二十多个男同学挤一间宿舍

    一个在福州教书,一个在北京上学,莫言是怎么“拜”上师的呢?

    “由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没有老师,所以他们在全国搜罗相关大学的老师、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去他们的系里讲课。当时北大、中国社科院的一些名家都去过,我也不知道是谁推荐的,叫我去讲”孙教授回忆,“当时我的代表作《文学创作论》还没出版,只有一个打印的上半本,就这样送到了徐怀中的办公桌上,同时送到他办公桌上的还有一个权威教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论》,已经出版好几年了。但徐怀中最后还是看中了我的这本《文学创作论》,就把我请去讲课了。”

    那一年,孙教授在福建师大还是副教授。“他们请我,也算是破格的。”

    孙教授去北京时,已是五六月份。“他们住的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35个人,好像是男同学就住在北边的那个大厅里面。”说到这里,孙教授强调了今日的辉煌和往日苦涩的反差:“女生宿舍我没进去过,而那间男宿舍却挤着二十多个男同学。好像是六七排双人床架,隔成一个个小巷子,每一个双层床间挂上帘子,一拉上帘子,就成了两三平米“小房间”。那时,没有空调,空气很差、光线也不好,我去时,已经是夏天,又闷又热,还有人光着膀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学生的条件艰苦,老师的条件只比学生们好一点,“在学生宿舍的对面,他们给了我一间办公室,里边放着一张桌子、一张床。晚上有蚊子,徐怀中主任问我,‘要不要挂个蚊帐?’我就客气嘛,说‘没事,不用。’我想,如果他再坚持说,还是要挂一个,我就顺水推舟了。但是,部队说话实在,我说不用,他就真的不管我了,”孙绍振忍不住大笑,“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真的很单纯!所以,我经常晚上睡着睡着蚊子就哼起来了,我就忍着不动,等他叮上了,再猛地一拍,看着手上的血迹,享受胜利的快感,当年也年青,好在没有影响睡眠的质量……”

    讲课是没有讲课费的,只有给来去的路费和在讲课期间的伙食费,而且还不包括早餐,只有午餐和晚餐。早上就由我在福建教过的学生朱向前陪我到马路对面去买一份油饼豆浆,站着吃。“后来,他们有发了个聘书给我,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孙教授说,他当时真没想到会冒出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来……

    上课时,孙教授也领教过学生们给的“下马威”。“当我开始讲课时,已经是六月份了,前边已有些名家学者讲过课,但是,他们的学问,学生们似乎很不感冒。当时上课是很自由的,学生可以来,也可以不来,而且到了六月份,这些演员都三十以上了,大都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的,巴不得早点放假回家,脱离双层床小巷子的生活。所以,有时一个偌大的阶梯教室,才来几个人,这样,对专家就太不尊重了。系里,也许是班上决定,无论如何,组长都要来。

    “当时大概有8个组,所以经常只有8个人来听课。等到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也比较惨,只有8个人来听,我只好硬着头皮讲……一堂课上完以后,同学们开始纷纷转告说‘昨天那个人讲得最好!’。等到我第二次再上课时,大家都来了,一下子有点座无虚席的样子,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

    一周上两个上午,一个月八次……就这样,孙教授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到了第二年,学校的经费就比较紧张,机票似乎也涨了,北京地区以外的老师就全免了,只有孙教授一人是例外。“我连去了五年,每年讲一门课,我觉得非常荣幸。到了1986年,我的《文学创作论》出版,当时在班上每人发了一本,就等于是课本了。莫言承认我,还可能是因为,其它专家都是一次两次讲座,而我讲的是一门课吧!”

    1990年,孙教授去了德国,当他从德国回国后,解放军艺术学院依然孙教授请去讲了一堂课。



莫言尊师重教

孙教授心满意足

     “我跟莫言的接触不是很多,我跟他是一般关系!最多就是亦师亦友”孙教授说。他不看学生的作业,作业都是由系主任徐怀中看的。“但徐怀中跟我提过‘有追求与没追求’这件事,所以我对他是有关注的。再者,莫言经常叫板李存葆,我是知道的,我对他是蛮欣赏的。后来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开研讨会时,他没去,我也没去,但我得到的消息是评价很高,于是就偷偷地告诉他,当时,他脸上和往常一样毫无表情。”

    从最初的《民间音乐》到一年以后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再到两三年后的《红高粱》,孙教授表示,莫言的才华是像火山那样喷涌而出的。“在我看来,要说他受了魔幻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并不全面,他更多地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反复强调《聊斋志异》里那些鬼鬼怪怪的故事,与《水浒传》里的那种英雄气概相结合。所以在他作品里的那些高密东北乡的人啊,往往是抗日英雄,同时也是土匪,既是英雄好汉,又是非常王八蛋的,他把人性描写非常充分。”

    莫言的尊师重教让孙教授很感动,“我只是他众多教员中的一个,而且在这些老师中,名家一大堆。他成名后,我跟他也没什么联系。”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有时有人会问我与莫言的关系,“我都是很低调地讲,‘我曾经给他上过课,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我。’”其实孙教授知道莫言还记得他。

    孙教授的学生谢有顺,与莫言有交往。大约五六年前,谢有顺曾告诉孙教授,有一次,莫言问他,是谁的学生?谢有顺说,是孙绍振。莫言说,我也是。“谢有顺告诉我,莫言当时跟他说了一些我当年的轶事,具体是什么轶事,谢有顺没有说。我也没有再问。但我知道,莫言还记得我,而且还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次,孙教授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在餐厅吃饭,师生“碰”面了,“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我知道他还认识我。但当时他还没有得诺奖,没时间讲话,人很多,太挤了。”

    此次,离开福清前,莫言特意与孙教授握了一下手,“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但他很朴素地对我说,‘谢谢栽培!’我觉得,做为一个老师,我这一辈子就够了。”孙教授很含蓄地笑了。

本报记者 筱娅

(此作即发《东南快报》,题目为博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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