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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者师者杨玉圣

侠者师者杨玉圣

侠者师者杨玉圣
——读《学术共同体》
林 骁

大多数人对杨玉圣的了解是从一次次的学术打假事件开始的,我也不例外。记得上了大学之后,身边突然冒出许多学术造假新闻,卷入丑闻中的人物有的来头不小,包括从本校(厦门大学)毕业出去的北大教授。当时觉得十分震惊,感叹于世风日下,连熟读圣贤书的教授也开始抄袭。后来想想,这些事件的出现并非完全是世风日下的缘故,因为世风似乎一贯如此,只不过是出现了横刀立马的侠客,把他们揪出来游了街而已。翻翻这些卷宗,焦点恐怕都离不开一个人,就是杨玉圣。侠客,正是我对杨老师的最初印象。
2009年秋日,杨老师来厦大参加“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研讨会,我有幸全程参与。这是一次小型的类似朋友之间聚会般的交流讨论,气氛很轻松;会后聚餐时杨老师喝了酒红着脸笑盈盈的样子,我始终记忆犹新。那次聚会上还认识了在厦大交流的法大小学妹周述雅,她听说杨老师要来厦大,特地跑来和他见面。我原本以为杨是她的导师,但后来发现她只是选修课上的学生,心想杨老师的人缘之好、人格魅力之大,可见一斑。述雅对杨老师倒像对大朋友一般,杨老师也像对小朋友一样同她聊天,看着十分有趣。这应该不是一位坏老师,这是我对杨老师的第二印象。
去年年底,杨老师的新书《学术共同体》(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问世了。听说我想写评论,杨老师特地给我寄来了一本。可是当时我正忙于申请香港的博士,后又值毕业季,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生性懒惰,终于拖到现在。这是杨老师送我的第二本书,前一本《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学术批评网印制,2009年4月版),同样也是厚厚一册。《学术共同体》集结了他近五年来所写的相关文章,共分“流浪学坛”、“书生论语”、“书生之梦”三卷。后两卷附有附录,收录了多人多篇对他及其作品的评论,其分别来自学界友人、报社记者、学生,以及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杨肯等。
虽然书中的主题多向而略显杂乱,但三卷读完,杨老师留给我的这两个印象倒是越来越清晰和完整了。


侠客杨玉圣

侠客,是千古文人的梦。之所以是梦,正是因为在官方和民间对立,且官方最大限度压制民间的生存结构中,书生少有独立行走的空间,只能寄情于以武力在生存结构的缝隙中游走的侠客。而如今,杨玉圣以学术批评为武器,以学术批评网为阵地,力图在被官方渗透得有点奄奄一息的学术界,打开独立自主的“学术公共空间”,同侠客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如 “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系列,他希望通过“去行政化”、“去GDP化”、“去SCI化”,还学术生产与再生产基地——大学以良好的学术制度与环境;他写作的一系列揭露涉嫌或学术造假或抄袭的文章(《就汪晖教授涉嫌抄袭事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关于<一部宪法与一个时代>的抄袭问题》、《再评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聂资鲁的抄袭问题》、《让我们共同面对抄袭问题》等),力求通过各界共同监督,杜绝学术造假的不正之风,维护学术共同体的道德和尊严;在《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学术正义与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ABC》等文中,他呼吁重建学术规范,在为《世界知识》“读书视界”栏目写作的十篇书评以及《学术评论与学术进步》等文中,他用实际行动践履他通过学术批评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的理念,为了让学术回归学术和学术共同体独立的学术秩序和公共空间,身体力行,呼吁奔走。
除了闯荡学术“江湖”之外,他还走上了业主自治的道路。在维护小区业主权利的过程中,作为业委会常务副主任,他亲身“参与和主持所在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因社区自治参与各项“法律诉讼事务、多次参与北京市有关社区与业主自治活动、写作并发表相关文章(十篇左右)” 。如果说学术监督和学术批评是为了打开“学术公共空间”,那么业主自治的努力则是为了打开“社会公共空间”。如我们所知,业主自治以社区为单位,打破了政府“铁板一块”的治理模式,以使传统的“官逼民反”向现代的“官民互动”的生存结构松动,从而生发出社会自治力量,而这理应是“社会公共空间”的雏形和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条路还走得异常艰难,但正如在岸上学不会游泳一样,业主自治的实践或许正是培养和操练公民意识的好泳池。
有意思的是,有时出于义愤有时出于性情,杨玉圣若“路见不平”,也会吼出几篇文章来。在《我观法大》系列中,他一会儿呼吁同学们去听讲座,一会儿向校方申请开设“社区自治研究”的通识课;一会儿为法大新校区献计献策,一会儿建议创办“中国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即使回故乡青州一趟也不闲着,和几个哥们合计着创办“青州大学”,并为此兴高采烈地提出规划创建青州大学的动议(《书生之梦——关于创办青州大学的动议》)。这些包含着赤子之心和书生之梦的计划和规划,大多恐怕都要落空(想必他也心知肚明),但他仍然要提,并且还忍不住地要去希望和期待。这大约是理想主义者们恐怕都无法避免的一丝悲剧气质吧。
综观上述那些在一般人看来属于“多管闲事”的行为——无论是学术批评也好,业主自治也好——实则都贯穿了杨玉圣力图撬开二元生存结构中潜在的公共空间,以“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不懈努力。也正是这些努力,让他有别于古代反抗官家逻辑的两种模式: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帝制);游侠,包括失意文人在内,无论作为或不作为,都是“处江湖之远”——而杨玉圣却“相信秩序原理是可改变的” ,并试图打开“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某个接榫,努力创造出一个既独立于“庙堂”,又有别于传统“江湖”的现代公共空间。换句话说,这似乎也开启了侠客精神在现代意义上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侠客。更何况,在我们这块既没有上帝也缺乏法律保障的文化传统里,侠客或者游侠本身既是一种“精神担当”,也是一种“身体负担”。从字里行间,我能想象到杨老师的疲惫和压力,但我也知道我想象的恐怕不及他所经历的百分之一。


良师杨玉圣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杨玉圣几乎具备了我们所期待的好老师的大部分因素:平等、开明、和蔼、宽容、愿意交流、关心学生、关心学术、关心教学、关心学校等等。单是上学校论坛发帖一条,在众多老师中恐怕就算是特立独行的了。可能自从北大“一塌糊涂”论坛被关闭之后,国内高校已少见老师上论坛和同学讨论问题的景象。《让我们共同面对抄袭问题》缘起于一位读书笔记涉嫌抄袭的学生的来信。学生在信中承认抄袭的错误,但也说明了自己抄袭所不得已的原因。杨玉圣因此写了一封长信,并隐去学生姓名发表在论坛之上,针对信中陈述的理由耐心地逐条说明解释,也并不因此就将其学科成绩判为不及格,而是诫勉他努力准备考试,争取合格。同样是面对抄袭问题,在这封长信里,我们却没有看到杨玉圣以往学术打假时所特有的犀利和锋芒。相反,他显得苦口婆心,为了释放最大的诚意甚至有点小心翼翼,对于这个犯了错的孩子始终从积极的方向鼓励和引导。交流的诚意、对学生的尊重理解以及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与法大学友的学术对话”系列,分别有《关于学术、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关于高等教育、大学生活与政法大学》、《关于历史、美国与中国》、《平淡人生 人生如梦》四篇。单是一条条地查看学生的留言,再一条条地回复,就是一个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大工程。这共占去本书五十多页的师生对话,足以证明他对于师生交流的重视和喜爱,用他自己多次重复过的话来说,“交流是幸福的”。此时再看他分别发表于2007年和2008年的两篇辞别“沧海云帆”论坛的宣告(《辞别沧海:祝贺沧海云帆创办两周年》、《辞别沧海云帆论坛》),就更可以理解他选择离开时心中的不舍、疲惫与无奈。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在教授“外国法制史”的过程中,由于专业有别,另有专攻,杨玉圣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在自己讲了八讲之外,请了校外的众多名师名家讲授,包括贺卫方、邓正来、许章润等人,在主讲专题上都是行家 。在我的经验中,面对力不从心的课程,任课老师硬着头皮上,稀里糊涂教完了事的,完全是正常现象。何况是本科课程,没有研究生课程那么深入和专业,加上又是选修课,照本宣科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都不稀奇。可是杨玉圣偏偏又不消停,为了对自己教授的学科、对自己的学生负责,还费力费钱地从校外请来这么一个豪华阵容。然而还是有人不领情,在网上批评他上课居然都是请人客串 。换做是我,选修课上能见识到这么多顶级大牌的风采,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一篇《从“外国法制史”到“世界法律通史”新体系》,讨论了“外国法制史”课程设计的缺陷,建议将其改为“世界法律通史”,并设计了一套世界法律史的学科体系。碰到这种到哪都能找出问题的老师,校方恐怕只能哭笑不得了。但若让校方困扰学生受益,总比让学生困扰校方受益,更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对老师这个神圣职业的想象吧。
无论是“沧海云帆”论坛上体现出的真诚、坦荡、耐心、对学生的爱护之情,还是在授课过程中对课程、学生的责任心,这些都不是所谓“教学工作量考核”所能够评定的(杨玉圣曾在2009年的“本科教学工作量考核”中,被评为“不合格”。见《作为大学老师的耻辱与光荣》一文)。有师如此,只能说幸甚,幸甚。


文学批评中提供的学术批评经验

在杨玉圣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少是学术批评集,如《学术批评丛稿》、《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史学评论》等。他曾多次表白,他是把学术批评当作学问来做的。学术批评既可以起到学术监督和学术规范的作用,又可以在批评和反批评中达到“真理越辩越明”,并形成知识增量的作用。而注重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恐怕是众多同杨玉圣一般“蹲史坑”的学者所特有的气质。因为“历史感”使其在研究问题时首先面对的就是“问题史”,这是对前辈学者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对自己付出的智力和劳力的尊重。若不了解和尊重学术史,又遑论学术增量的达成呢。而作为研究美国史出身的杨玉圣,除了对学术规范的研究和批评十分重视之外,尤其钟情于史学批评。林家有教授曾经说过:“文学有‘文学评论’,史学为何不可以来个‘史学评论’?” 作为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对文学评论的情形不免有些用心,不妨略作生发。
对比于如今史学评论的稀缺,文学评论看起来十分繁荣。无论是评论的数量,还是使用的方法,都似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样的“百家”是否真的带来了文学评论,乃至整个文学事业的繁荣呢?如果我们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情况,或者光是看看当代文坛上出现过几部好作品,就不难得出否定性的结论。
令人奇怪的是,如今的文学批评似乎陷入了一种吊诡的思维模式中,即要进行文学批评就必须使用某种文学理论方法:似乎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方法,外国的文学理论又恰好提供了各种方法;或者说,我们过分依赖于外国文论提供的各种方法,以至于相信文学批评就应当使用某种理论作为方法。因此,我们最常见到的当代文学批评的模式是,用某某(外来的)理论解析某部(中国)作品。这里起码存在了三个问题:外来的理论能否有效地解读本土作品;若将本土作品解读成外来理论的注脚,我们批评的意义何在;当西方文论成为我们唯一的方法来源时,我们独立又独特的文论、乃至文学,如何洗心革面?
更有甚者,使用西方的批评方法去批评中国的文学作品,从广义上来说,并没有违反学术规范,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抄袭。但若考察这些众多的文学批评是否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就不能不遗憾地将它们归入低水平重复的范畴。在这种现象持续了如此之久(新时期至今)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情况下,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没有对“文学之美”感觉细腻敏锐的批评家,只有拿文本去作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或者干脆是西方理论的搬运工,那么本土文学的独特魅力又何时才能被激发呢?如果当代文学创作已经陷入不断追随西方“蓝本”的“副本”境地,文学批评再继续“沆瀣一气”地使用西方文论反过来解读文学创作,这样的文学批评是否真的具有“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呢?
因此,若说史学界要鼓励史学评论的发展,那么文学界则要警惕无效的文学批评的虚假繁荣。如所周知,学术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塑造健康的学术公共空间,进而促进学术的有效积累和良性发展,促进知识增量、学术创新直至学术的繁荣。那么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现状也提供了另一条学术批评的经验,即学术批评的“共同”任务和底线:面对全新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情势,在继续有效研究西方学术和问题的同时,更不能忘了将学术引导到本土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来,如重建学术主体性以及主体性中国形象(包括重建我们的学术传统与文学传统)等。现如今,不能不说我们对本土问题的有效研究太少,立足于本土问题上的西方研究又大多流于表面化。假如真的寄望于学术批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件大事就是中国的学术大厦理应在中国问题大面积真切研究和 “问题史”的不断敞开之中得以重新奠基——那么,学术批评真的任重道远。不知杨老师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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