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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庄子复原本注译》上中下三册

张远山《庄子复原本注译》上中下三册

张远山《庄子复原本注译》上中下三册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版,定价98元)

序言 复原《庄子》,正本清源

《庄子》共有三大版本。
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二十九篇,五万余言,成书于两千三百年前的战国末期。庄子所撰“内篇七”,仅有庄殁以前史实,无一庄殁以后史实。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撰“外篇二十二”,多有庄殁以后史实,无一魏殁以后史实。
后于魏牟、先于刘安的吕不韦、荀况、韩非等先秦士人,贾谊、韩婴等汉初士人,所见均为魏牟版《庄子》初始本,并且大量钞引,涉及“外篇二十二”之每一篇。由于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高诱等两汉士人妄言宋人庄周著书“十余万言”、“五十二篇”,妄言魏牟“先庄子,庄子称之”,导致千古不知《庄子》初始本,更不知编纂者是庄子再传弟子、中山人魏牟。
刘安版《庄子》大全本,五十二篇,十余万言,成书于两千二百年前的西汉初期。比魏牟版晚出百年,多二十三篇、五六万言:慕庄后学所撰“新外篇六”、“杂篇十四”,刘安所撰“解说三”。多有魏殁以后史实,无一刘殁以后史实。
刘安版取代魏牟版,成为刘安以后、郭象以前的通行本。后于刘安、先于郭象的西汉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东汉桓谭、班固、高诱,魏晋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司马彪、孟氏、崔譔、向秀,所注、所引、所论、所读都是刘安版《庄子》大全本。
由于刘安以后的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高诱等两汉士人之妄言,导致后世误以为《庄子》大全本的“十余万言”、“五十二篇”均为庄子所撰,导致千古不知《庄子》大全本的编纂者是先于司马迁的淮南王刘安。
郭象版《庄子》删改本,三十三篇,六万余言,成书于一千七百年前的西晋初期。比刘安版晚出五百年,少十九篇、四万余言:外篇四(魏牟版),杂篇十二(刘安版),解说三(刘安版)。又大肆篡改,任意妄断,全面反注。刘安版外杂篇中所有明显的庄殁以后史实,均被郭象删除,导致后世注家长期误视外杂篇均为庄撰,长期误视郭象之反注即庄学之真义。
郭象版导致刘安版于唐宋亡佚,导致司马彪、孟氏的刘安版全注本亡佚。郭象以后的注家,所注、所引、所论、所读都是郭象版《庄子》删改本。
由于郭象版逆淘汰了刘安版,成了后世唯一传本,历代注家不得不盲信郭象版伪原文,不得不盲从郭象伪庄学。不盲信不盲从者,由于不知郭象如何删改加工,因而难弃郭版伪原文,难废郭象伪庄学。唯有复原魏牟版、刘安版原貌,弄清郭象版的删改细节,才能廓清历史迷雾,不被郭象继续愚弄。
本书正编,复原魏牟版初始本。本书附编,复原刘安版大全本。
复原的主要工作,是钩稽考定郭删十九篇的篇目及其分类,从而考定刘安版五十二篇的篇目及其分类,进而考定魏牟版二十九篇的篇目及其分类,最后把今存原文归入原初篇目和原初分类。
复原的次要工作,是校勘今存原文:补脱文663字,删衍文340字,订讹文504字,更正误倒58处,移正错简116字。脱文、衍文、讹文,或为郭象所删、所增、所改,或为郭象追随者所删、所增、所改。郭象仅是篡改《庄子》的始作俑者,而非终结者。
北宋陈景元统计,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总计65923字(可能计入篇名78字)。据我统计,清末郭庆藩《庄子集释》和王先谦《庄子集解》,不计篇名的三十三篇原文总计65181字、65149字,比陈景元本分别减少了742字、774字。足证今日的郭象版《庄子》,已非昔日的郭象版《庄子》。
郭象篡改原文,旨在为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制造伪证,然而经过篡改的郭象版《庄子》原文,与郭义仍有极大牴牾。郭象追随者根据郭象反注,变本加厉地篡改、删除不合郭注的郭象版《庄子》原文,乃至篡改郭象注文,为全面对立的庄义、郭义竭力弥缝,为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制造更多伪证,于是郭象版《庄子》越来越伪,也与郭义日益水乳交融。经过一千七百年的层累造伪,郭象版《庄子》终于成了面目全非的伪《庄子》。由于庄学不符合君主专制时代的“政治正确”,而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符合君主专制时代的“政治正确”,因此郭义遮蔽庄义,成了旧庄学的至高权威。
复原本五十二篇靠前的四十一篇(范围与郭象版三十三篇重合,因为外杂篇的旧十六篇被郭象拼接成了新八篇),不计篇名总计65508字,比陈景元本少415字。由于复原本删衍文340字,而陈景元本已有大量衍文,因此陈景元本减去衍文或许只有65583字,仅比复原本多75字。由于陈景元的统计可能计入篇名78字,因此陈景元本可能比复原本少3字。仅论原文字数,复原本接近北宋陈景元本。若论篇目分类,复原本附编接近西汉刘安版概貌,复原本正编接近战国魏牟版旧观。
今存史料和文献征引,完全支持复原本的篇目及其分类。目前出土的《庄子》简牍仅有四篇,也完全支持复原本的篇目及其分类。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了《则阳》、《外物》、《让王》残简,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前元七年至十三年(前173-前167),刘安七岁至十三岁。1988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盗跖》残简,墓主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刘安十五岁。二墓下葬之时,刘安均未成年,尚未编纂《庄子》大全本,因此二墓出土的四篇,均属本书考定的魏牟版外篇(刘安版均保留于外篇,郭象版均移至杂篇)。若有新的考古发现,必将继续支持复原本。

跋语 直面《庄子》,突破遮蔽

1982年,我初读郭象版《庄子》。2009年,我完成《庄子》复原本。
《逍遥游》曰:“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我舂粮、聚粮二十八年,是否穿越了百里千里的空间迷途,是否突破了百年千年的时间迷雾,尚待读者评判,历史检验,天道作证。
《应帝王》曰:“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虽然穷尽了我的有限天赋,由于物德太薄,天池太小,天机太浅,《庄子》复原本仍有两大遗憾。
遗憾之一,外杂篇的撰者大多是推测性的,推测可能有误。然而推测即使有误,其误小于视为庄撰。
遗憾之二,在魏牟版、刘安版完整出土之前(不敢奢望有此一日),复原魏牟版、刘安版,如同把残存古陶片拼成古陶罐,无法恢复其全貌,只能恢复其概貌。
郭象砸碎古陶罐,丢弃不合郭义的古陶片,选取合于郭义的古陶片进行加工,最后拼成符合郭义的新陶罐。本书先把郭象的新陶罐还原为旧陶片,再寻找被郭象丢弃的古陶片,然后对每一陶片做出鉴定,去伪存真,最后复原为符合庄义、蔺义、魏义、刘义的古陶罐。
由于郭象丢弃的古陶片只能找到极少部分,所以复原的古陶罐远非完美无缺,而是颇有缺损。然而郭存古陶片和后人找到的郭弃古陶片,只要复归原初位置,残存古陶片就能呈现古陶罐的真实轮廓。缺损古陶片的缺损之形,因被复归原初位置的残存古陶片限定,也能呈现古陶罐的真实轮廓。正如老聃所言:“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庄子》复原本虽不完美,但已足以证明:郭象通过删除篇目、裁剪拼接、移外入杂、增删改字、妄断反注,把“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庄子,改造成了“役人之役,适人之适”的“天之戮民”;把“息黥补劓”、“撄而后成”的《庄子》,改造成了黥劓民众、撄扰天下的伪《庄子》;把真《庄子》的宗旨“天道人道两行”,改造成了伪《庄子》的宗旨“名教即自然”。概而言之,郭象把古典中国的头号自由宗师,改造成了头号专制帮闲。
历代有识之士,多有明白郭义全反庄义者。北宋禅师宗杲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南宋大儒朱熹说:“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如王弼、郭象辈是也。”
历代有识之士,偶有明白郭象篡改原文者。南宋畸人刘辰翁说:“‘杨墨’字,只当‘儒’者。”已知郭象篡改“儒墨”为“杨墨”。当代学者王叔岷说:“所谓三十三篇,非五十二篇中删去十九篇之数,盖有篇第,有删略,亦有两篇合为一篇,一篇分为两篇。”
当代大儒钱穆所论尤为精辟:“郭象以儒学来纠正《庄子》之过偏过激,如《庄子·逍遥游》,明明分别鲲鹏、学鸠大小境界不同,但郭象偏要说鹏、鸠大小虽异,自得则一。庄子明明轻尧舜而誉许由,但郭象偏要说尧舜是而许由非。可见郭象注《庄》,明非庄子本义。庄、老精义,本在对政治社会文化流弊有深刻之讥评,而能自己超然世外。郭象既不能学儒家对政治社会积极负责,又不能如庄、老对政治社会超然远避。这是两面俱不到家。郭象是无性情的放荡,抱着消极态度,而又不肯超然远俗,十足的玩世不恭,而转把儒家的理论来掩饰遁藏。郭象实不足为《庄子》之功臣,却不免为两晋之罪人。”
钱穆既不认可郭象以儒学反注《庄子》,又不认可郭象以儒学篡改《庄子》,也不认可郭象是“新道家”,而是斥为道家、儒家的双重罪人,体现了令人钦敬的真儒风范。追随郭象的假道家、假儒家,必然“两面俱不到家”,只能像郭象一样“无性情的放荡,抱着消极态度,而又不肯超然远俗,十足的玩世不恭,而转把儒家的理论来掩饰遁藏”。
一切真道家,无不肯定“道”为至高价值和终极存在。郭象否定“道”的至高价值和终极存在,以儒书《孟子》“自得之,心乃安”之义,谬解庄子主张“独化自得”,充其量是“失道而后德”(《老子》)的“德家”。郭义之“德”,并非得自江湖真道的真德,而是得自庙堂伪道的伪德。新儒家为孟轲之“自得”辩护,旧庄学为郭象之“自得”辩护,均称之为“内在超越”,实为不通之语。真正的“超越”必须“无己”(《逍遥游》)、“丧我”(《齐物论》),必须以高于人类、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至高价值,首先超越个体小我,进而超越群体大我。否定“道”之存在的“内在超越”,缺乏高于人类、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至高价值,即使标榜以群体大我(阶级、民族、国家)超越个体小我,由于个体小我的利益寓于群体大我之中,必定不能“无己”、“丧我”,其所标举的一切价值,必定不是遍在永在的普适价值。
《庄子》是古典中国的文化圣经,空前绝后的汉语极品,所以虽经郭象删残篡改和反注矮化,仍有无数国人酷爱郭象版伪《庄子》。郭象版伪《庄子》和奉郭象为至高权威的旧庄学,实为中华专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心灵造成了极大毒害和深度腐蚀,导致无数士人身在庙堂之时,就是为专制帮忙的假儒家,身在江湖之时,又是为专制帮闲的假道家。没有郭象炮制的假道家,“儒道互补”的文化虚构就无法成立,“三教合一”的庙堂话语就难以建构,“以隶相尊”的意识形态就不够完整,僭用“帝”号的中华帝国就不能长存。唯愿《庄子》复原本有助于终结旧庄学,有助于消解中华专制话语。
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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