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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述雅:让个人话语实践成为可能

周述雅:让个人话语实践成为可能

让个人话语实践成为可能
——读吴励生新著《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
周述雅

作为一名作家,吴励生先生不仅仅满足于文学创作,他不断挑战自我,在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学术批评领域也颇有建树,吴先生的学术评论集——《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便是强有力的例证。其中不仅收录了包括吴先生与叶勤博士合作并执笔的对孙绍振文论的系统研究论文以及对毛翰诗论的整体论评,而且包括对杨玉圣的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以及对法学家贺卫方、邓正来的知识批判。正如杨玉圣在序言中所说:“励生的学术理想是总结、反思当下中国学术生态、学人及学术共同体的既往、现状及未来的命运。”吴先生“对于包括学术在内的转型中国的整体把握、深度忧思和深切的憧憬”,令人钦佩,也深受鼓舞。
正如吴先生在自序中所言:“真正的知识不是实用的知识,而应该是立基于知识理性立场的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的知识,是价值中立为知识而知识的那种知识,才是真知识。”而中国本土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性的缺失,知识无从独立,知识的积累也就显得倍加艰难。因此,“个人话语实践,从严格的本土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面对我们自身的特殊文化传统,面对我们自身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语境”,吴先生提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办法——“只有靠横移的制度,只有靠一种制度化的力量,才有可能渐渐改变。”
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引发的问题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在论及朱苏力“招博事件”等时,吴先生不无痛心地说:“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眼下几乎所有领域所涉及的腐败,均是体制性的。”但有没有学人或是学者尝试冲破这一束缚、为改变学术体制的困境作出贡献呢?
在《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一书中,吴先生开篇便介绍了“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规范讨论和建设的集大成者”——杨玉圣。文中,吴先生对杨玉圣的“敢为天下先”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在词句中也不无透露出对学术腐败之风的深恶痛绝。“从杨玉圣对学术研究、学术批评和学术共同体的诸多贡献而论,若不给予客观的批评及切实的批判,窃以为绝无益于形成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更无益于我们梦寐以求的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的形成。”吴先生是从杨玉圣创办和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认识杨玉圣的,吴先生体会出这位美国学学者“对不尊重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劳动特别痛心疾首”,“对那些抄袭剽窃和学术腐败”的切齿痛恨,并且,吴先生指出“杨玉圣的目的显然并非仅仅是学术打假,或者仅仅是为了揭露学术腐败,而是旨在学术建设,特别是努力参与学术规范的讨论与建设”,因为“没有良好的学术生态、学术环境与相关的制度环境,不仅良性的学术循环与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古老的中国向现代的中国全面转型也将面临种种难关。”从现代性中国的意义上说,“学术规范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全面走向理性化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前进中的事物总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阻力,且不说学术批评网的开通使杨玉圣得“对付黑白两道的或毁谤或中伤,或谩骂或打小报告,或者干脆就是吃官司和学术码头的霸主、盟主们的无形或挤或压”,“一次次地把自己推向一个个学术事件的风口浪尖”,就连学术批评网也常常遭遇被黑客袭击而无法登陆、甚至停运的危险境地。而就在有一次学术批评网“被莫名其妙地停止运营了3周”之后,当它重新开通时,“除了栏目做出调整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右边竖栏里醒目地新加上了‘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十个大字”。吴先生写道:“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广泛影响,更因为它是学术界的一面旗帜:为学术尊严、学术规范、学术繁荣等等学术建设事业可谓披肝沥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真诚奉献。除非我们这个国家重新闭关锁国、重新枪毙学术,否则就没有理由不重新开通。”字里行间,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也能体会到吴先生由衷的欣慰和无限的期望。
倘若吴先生在此搁笔,文中流露出的对杨玉圣的过多赞誉也许会落下拍马屁之嫌。吴先生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在《转型期学术中国的守夜人》一文中,吴先生仔细分析了杨玉圣的批评模式,并且参与讨论“试图对建构我们本土批评理论的可能性”。首先,吴先生指出杨玉圣的学术主张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学术史”,也就是说“只有当学者进入到这样一个学术传统中后,他才能判定什么是真问题,什么不是,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的办法是否有意义。”否则,学术将陷入低水平重复的不堪境地。其次,文章指出 “从宏观的学术规范制定,到中观的种种学术存在的反思,致力于学术公共空间的实现”是杨玉圣多年来不断追求的重要的学术目标。“也就是说,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制度建设,从学术批评到学科评论,从学科建设到大学改革,从创办学术网站到改造学术刊物,由此种种,在杨玉圣这里,现代学术的公共性第一次被方方面面彻底地洞开了”。杨玉圣的学术批评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比如,对“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及“学术伦理”等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第三,吴先生在细心阅读杨玉圣众多学术批评文章时,注意到“他在微观方面的诸多努力”(比如对伪注的强烈批评等),还“清晰地见出相关学术规则边界意识的具体性和真切性”(如杨玉圣对学术书评的大力提倡)。第四,《转型期学术中国的守夜人》一文指出,除了可以在杨玉圣的批评模式中领略到“某种特有的史家治学风范”,即“特别注重于考实性研究”,同时,杨玉圣本人特别注重目录学意识,这与后来陈平原教授提倡的“学术史意识和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样让学术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发挥学术应有的作用?吴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真正有效积极的做法是:政府权力应大幅度地从学术管理与学术项目中退隐,赋予知识以全面的权力,有效地鼓励学术团体,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和必要的制度环境。”让知识制度和教育制度成为全社会全面改革的桥头堡,这也是吴先生的殷切希望吧。然而改变的道路上漫长而艰难,有支持者,也不乏反对者、阻挠者,借用杨玉圣的一句话,便是“尚需苦撑待变”!这其中含蕴的酸甜苦辣,便“一切自在不言中”了。
吴励生先生是极为严肃而诚恳的。在对邓正来的知识批判中,他毫不讳言自己以前对邓正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批评中,“几乎是本能地就对她的研究采取了批判立场——这也是我们以前不少理论家的缺陷让人产生直观的反应,在学理上可能是无可挑剔的,但一把这种理论拿到我们的现实语境当中来检验,立马就会发生种种的言不及义和词不及物”。因此,吴先生坦言,“在这一点上,尽管我并没有想改变往日对邓正来理论有过的批评观点,但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有过的对邓正来的批评并非属于知识批判,而是属于沿袭国人现当代批评中非此即彼的价值批评,或多或少仍带有语言暴力的成分——这是我自己需要检讨并力求改进的”。
吴先生高度关注邓正来所提出的中国人究竟应该过一种怎样的“有德性的极可欲的生活”以及“中国是否可以拥有中国自己的作为行为和想象力之出发点的‘理想图景’”。吴先生指出,正是在邓正来提倡“法学研究不仅必须重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史学研究成果,尤其要重视其实证研究方面的实绩”的这种学术背景下,邓正来才能对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有着深切的认识、进而才能发出一系列的追问。然而,吴先生始终是那么的严谨、坦诚。在对于邓先生提出的中国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吴先生忍不住说,“这个洞察不可谓深刻,毋宁说我们的现实状况更为沉重”。吴先生始终重视对中国本土环境也就是国情和民间传统力量的解析,因此,他感慨中国的农民起义即使胜利也只是重新建立王道政治,再次谱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之曲,而对于制度的本身没有丝毫的根本性质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身体政治,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什么样的人民,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政府。这也几乎成了我们的身体性宿命。”正如吴先生在文中引用邓正来的那句话:我是研究学问的,学问是有限的,既然是有限的,就是可批判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先生不仅对邓先生的批判精神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吴先生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奉行了这一批判精神,亲身实践着作为一个学者的“主体性”。然而,吴先生的批判是清醒而理性的。当论及网上有些人声称邓正来的“小学语文没有过关”等暴力言语,吴先生写道,“我们知道,颠覆要有颠覆的理论依据,批判也一样要有批判的思想根据,尤其是理论颠覆和思想批判,必得局限在理论的范畴和思想的领域之内,超出了它们的范畴和领域,不是变成人身攻击便可能是无理取闹,更为可怕的是,将严重阻碍知识的积累和传承。”
这就像沈木珠夫妇案一样,从最初的完全学术批评领域的学术事件蜕变为人身攻击和恶意诉讼。学术在许多人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反而成为一种无理取闹的谩骂或是发泄的工具。这些不正常却常见的现象都呼唤着应有的知识或是学术制度的建设。正如吴先生所说:“当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缺特立独行之人,无论是古代的士大夫气节还是现代的北大自由精神。我们所最缺的从来便是把上述气节和精神变成一种制度化的东西,从而让知识和知识人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只有当知识分子真正具有“独立的参与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可能”,学术的自主性的建立才能成为可能,进而才可以实现邓正来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中国”。
吴先生认为,在中国当前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语言制度、身体制度及其派生物知识制度,恐怕只有对其进行有效松动并力求与其互动,上下、内外、左右互相碰撞并磨合了之后,真正独立自治的学术共同体出现并获得了制度性保证,‘主权中国’置换为‘主体性中国’才会有起码的制度性基础。”吴先生接着指出,“当然,正来的努力艰苦卓绝并卓有成效,而知识辩难和批评论辩本来便是形式理性培育的最有效办法,其无论对新的知识范式的催生还是新的知识制度的建立,都将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行文至此,吴先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但是,我对正来所寄的希望何止如此!截至目前我对正来只能说是粗浅的阅读中,我分明感受到我们中国终于有一个真正杰出的哲人出现了。”
吴先生相当重视邓正来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的能力,确切地说,就是其行文中表现的极其出色的逻辑能力。在《学统与道统反思:解构体制化学术》一文中,吴先生深刻地指出,“在那两千年的中世纪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难报君王’的只关心道德性情的学术传统里面,逻辑是不需要的”。因此,当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学术传统时,“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这便是正来反复强调指出的:“在中国,我们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知识生产学科,但是我们唯独没有对知识本身进行研究的学科,即知识社会学。”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思考各种理论问题时,“有一个问题我们却不思想:即我们对我们根据什么去思想的问题不思想。”
是什么让邓正来在众多学人不同程度介入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化运动中深入得更彻底更全面?吴先生否定了“被大家公认的‘始作俑者’”的孤立意义,提出了“更重要的是对我国当下学术的结构性问题的全方位洞察和力度空前的解构与批判。”邓正来认同维特根斯坦所言“开始以一种新的方法来思考”,也就是逻辑的建构。不容忽视的是,“正来均是通过‘关系性视角’的繁复审视才得以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反思和批判并同时得以建构的。”但什么叫做“关系性视角”?用邓正来的说法是为了打破“整体性的‘社会’概念。吴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说,这意味着“打破‘结构性’的存在,以解构并独立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同时打破学术‘消费主义’和‘拿来主义’的‘移植’品格,并进一步打破学术‘对由各种考试制度、学生招生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项目安排制度、出版制度、学术评价体系等构成的这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器 ’然后才最终真正凸显出学术场域自身的内在运作逻辑。”从吴先生对邓正来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先生的拆解式阅读和延伸到智性与逻辑层面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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