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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东批评:也论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郝志东批评:也论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也論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

  兼評李丁讚等所著《公共領域在臺灣:困境與契機》

  郝志東

  

  無論在中國研究還是台灣研究中,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都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這多少是由於人們通常認為,在像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這樣的華人社會中,政治和社會發展相對滯後於美國或歐洲的一些****國家,儘管台灣的在這些問題上的總體發展已經超過了其他幾個華人社會。所以,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發展就顯得非常重要,這方面的研究也就變得必不可少。

  關於中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討論,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羅威廉(William T. Rowe)、 蘭欽(Mary Backus Rankin)、 趙文詞(Richard Madsen)、 Heath B. Chamberlain 與黃宗智 (Philip Huang ) 所撰寫的幾篇文章,收在《現代中國》(1993)特刊中。他們在探討,中國是否有或曾經有過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問題。卜正民在對晚明士紳社會的研究中也指出,晚明的士紳已經在進入一個正在建立的公共領域。到了20世紀初,公共領域在中國再次得到發展。以浙江為例,由政府認可或贊助,但由地方頭面人物建立和控制的專業組織,已經成為當地具有監督和調解作用的利益集團。不過這個公共領域的萌芽,在能夠成長壯大之前,已經在毛澤東時代被基本扼殺(關於晚明中國市民社會的發端,《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的幾位作者也有提及)。

  在鄧小平時代,尤其是20世紀1990年代,中國的私有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各種社會組織(反對黨除外),各種媒體,包括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特別是互聯網,包括部落格在內,也已經發展的讓人目不暇接,多少讓新聞檢察官們防不勝防。儘管官方話語仍然占主導地位,但是人們討論的問題,除了法輪功、台獨等有數的幾個特別敏感的話題之外,還是比較廣泛。對共產黨的批評、對社會制度的批評,尤其是在互聯網上,還是可以經常看到的。林奇在研究了中國後毛時期的媒體和政治之後便發現,中國的直播談話類節目「正在變成空中自由公共領域,市民們在這裏可以激烈地辯論一些敏感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這就形成了一種公眾輿論,一種政府官員們在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合法的、重要的反饋。」或者說,中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也正在形成之中,儘管其發展與台灣相比,還有一段距離。香港和澳門發展比大陸稍微快一些,不過也還是差了台灣不少。

  但是像本書這樣,由在地學者結合本地的實踐、詳細分析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在本地的情況的書還不多見。至少我還沒有看到由當地學者撰寫的,研究大陸、香港和澳門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學術專著。鄧正來的一些文章研究「中國市民社會的研究」,但還不是中國市民社會的研究。正如吳勵生指出的,鄧的研究「過於強調從學理出發,多少忽視了本土現實的真切研究,……缺乏許多必要而具體的社會調查,以至他在理論研究上顯得無比正確,而在現實操作層面幾乎寸步難行,或者說邏輯地看是非常正確的,而歷史地看卻又不太切合本土實際……。」他認為鄧的研究在理論與經驗上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脫節。其實這裏的「某種程度」可以換成「嚴重的」,也即「嚴重的」脫節。於是這些台灣學者的研究就變得更加難能可貴,更值得我們研究與借鑒。

  下面我想就順著本書的脈絡,就以下理論結合實際的幾個問題做一些評論:第一,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定義問題;第二,台灣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情況;第三,阻礙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成長的因素及二者在台灣發展的前景;第四,台灣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建立和研究對大陸、香港和澳門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建立和研究的啟發。

  第一,首先談對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定義。先說市民社會,因為沒有市民社會便沒有公共領域。《公共領域在台灣》的多數作者在這個問題上著墨並不太多。錢永祥在第112頁的注1中指出,英文的civil society譯法隨譯者的問題意識和論述策略的不同而相異。的確,在本書中有「民間社會」、「市民社會」,還有「公民社會」。錢本人傾向於使用「公民社會」。那麼這幾個名詞到底有哪些區別呢?

  當然,這幾個名詞都可以用來代表civil society,但是由於civil society可以有多層內涵,於是或許這幾個名詞可以代表civil society 的不同層次。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德國思想家齊美爾心目中「社會」的含義。

  齊美爾認為,「社會」是通過互動而被聯繫在一起的一些人。一些最基本的、常見的社會結構,包括國家、家庭、行會、教會、社會階級,以及建立在各種共同利益之上的政治、經濟等組織。在這些結構裏面或之間的人與人的互動,他們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使得社會成為可能。不過齊美爾也講,互動的內涵會有不同。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嫉妒,相互喜歡或不喜歡,他們交換信件,在一起吃飯,或者為了別人為自己做的好事而表達感謝之意,或者為了愉悅對方而打扮自己,如此等等都是社會互動的內涵,都有自己的規律可循。我們或許可以把在這個層次上互動的社會,稱做「民間社會」。

  但是真正的社會是一個sociable society, 也就是Gesellschaft,是society 和party的結合。齊美爾把它稱之為sociability。在這個理想的社會中,一個人的歡樂和其他人的歡樂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從原則上講,如果一個人的滿意是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話,那麼這個人也就不會有歡樂。這也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因為它涉及到更高層次的互動。

  這和李丁讚所描述的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相同,也即「一個相互依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個人的生存,快樂,和權利完全與他人的生存,快樂和權利相互糾結,也在這種糾結調整的過程中,個人的『私』成就了集體的『公』。」(頁367)於是我們就有了「公民社會」。這一點,對社團(市民社會最主要的制度設計)的互動來講,也同樣適用。因為「透過社團的咦鳎环N有意識且具反思性的倫理才真正被建立起來。不同行業之間,也因為社團的存在而得以互助連結,一種層次更高的普同性才有可能形成。」(頁367-8)

  李丁讚(頁21)也同時認為,市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也是伊里亞斯所講的文明化過程。「在這種形態的社會裏,人際間的交往由過去的粗暴直接變得禮貌而文雅。」這是由於商業社會的發展,需要人們學會包容,學會尊重對方(頁22)。人們需要把別人當做一個個體,尊重個人權利和個人的殊異性,承認別人、凝視別人、傾聽別人(頁54-5, 364)。

  這一點,其他學者也表贊同。比如,顧忠華(頁170)便引述泰勒(C. Taylor) 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或公共領域必須有強大的自治社團加以支撐。錢永祥(頁126)也指出,公民身分要求不同的個體之間要有共同目標、共同利益、共同規範。公民之間的衝突,只能循公共理性去解決。吳乃德(頁187)也引述其他論者的話說****公民需要「容忍異見和異族、樂意和他人合作止采啤φ3指叨汝P心以監督政治人物德行為和施政表現等。」不過在文章的結尾,吳乃德(頁209)將公民的德行(性)「定義為具有充分的政治知識、政治興趣和政治意識……」,從而降低了公民德行的標準。這固然更現實主義一些,但卻失去了公民德行的核心內涵,失去了公民社會的理想。因為如果光有知識、興趣和意識而沒有包容、合作和共善,是不可能達到齊美爾和黑格爾所講的理想的公民社會的境界的。

  有了理想的市民社會,有了理想的公民德行,然後才會有理想的公共領域。我在這些名詞前面加了一個限定語,是想凸顯理想和現實的差距。這個問題我在下面還會講到。那麼理想的公共領域是什麼呢?

  或許理想的公共領域,應該結合哈伯瑪斯和泰勒所闡明的公共領域的定義,也即它是一個由市民社會的私人或社團所組成的、不受權力干涉的公共論壇。它被用來討論涉及全體公眾的事務,智蠊餐慕鉀Q方案,並以此來迫使公共權威(也即國家或政府) 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的公眾輿論認可的基礎之上咦鳌U堊⒁猓@裏的公共輿論,是指在上述理想的市民社會裡由有公民德行的公民經過討論之後而產生的。它不同於我們通常所看到的民意調查、公民投票,因為這些調查或投票的結果,通常並非是經過理想的市民社會中有公民德行的公民經過討論之後達到的共識。

  這樣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有沒有可能被創造出來呢?它在一個以中國文化為主的社會裡有沒有可能生根、開花、結果?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情況。

  第二,台灣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情況。本書的作者,對台灣公共領域的建立傾向於比較悲觀。這也許可以理解,因為他們眼中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都是理想型的。這也就是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s)。但是「理想類型」的含義之一就是:它是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的一個完整、完美的東西,但是我們卻可以看到任何一個理想類型的片斷,以至於我們可以把「理想類型」作為一種衡量事物的尺度,讓我們知道現實和理想的距離有多遠。隨著這個距離的縮短,人們離像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這樣的理想類型便越來越近,於是人們也就在創造著這樣的一個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

  那麼台灣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具體情況如何呢?台灣有沒有市民社會?如果有,是什麼時候才有了實質性的成長?顧忠華(頁154)認為,中國人傳統上的所謂「行會、同鄉會、文人雅集、同好性社團,乃至地下幫派」都不能算是公共領域所要求的、為了公共參與或為了影響公共政策而成立的民間組織。那麼橫跨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算不算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呢?如果說威權體制控制下的「各種學校體系、各種民間機構,以及各類新聞媒體」都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那麼早在1930-31年間便有過生動的討論,後來1965年由被葉石濤重新提起,並在1970年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鄉土文學大論戰呢?在這場論戰中,像葉石濤、王拓、陳映真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在辯論台灣社會的性質及其未來,也即國家認同問題。他們也已經在和官方論述進行著對話。從1970年代初期的《大學雜誌》,到1980年代中期的五十多家黨外雜誌以及大學生的各種社會邉樱缟仙较锣l,收集資料,服務社會等,也可以說是這些社會、政治討論的組成部分。還有1980年代初、中期頗有影響力的民營報紙,如《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等。

  但是如果說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通過上面這些發展而正在逐漸形成,並且有了實質性的成長,那麼,李丁讚則認為,在上個世紀1980年代末成長起來的台灣民族主義和1990年代初復甦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決,撕裂了台灣社會,導致剛剛誕生的市民社會急急告退。再加上市民社會的另外一些本來有些自主性的民間社團,如環保邉訄F體,也被另外一種政治性、另外一種意識型態捆綁,而變成與對手誓不兩立的利益團體(頁43, 50)。於是由於統獨和藍綠等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今台灣的公共領域仍然是欠缺的、不足的,所以「台灣並沒有真正屬於公共的輿論」(頁 1)。夏春祥在研究了以二二八事件為例的新聞論述之後,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他說二二八事件從1991年從歷史禁忌變為公共議題之後,逐漸演變為像2004年那樣總統選舉時「愛台」還是「賣台」的重要符號,台灣新聞媒介也被分為「統派媒體」和「獨派媒體」,而不是一個公共領域所要求的、在國家權威和市民社會之間的一個有效的仲介機制(頁271-8)。錢永祥(頁 135-9)也認為投票式的****制度,並沒有為公共領域設置出一個可以讓它扮演的積極角色,使得這種制度缺少了它應該有的公平性和公共性。 於是,就像夏春祥(頁227)說的,公共輿論被一些人的主觀願望所操控,從而也決定了社會的發展方向。他說這種公眾輿論所呈現的是一種「偽公共性」。這些就是台灣公共領域的不足與缺陷。

  不過,這些作者們在批評台灣公共領域的欠缺的同時,也指出公共領域在某些方面的成功。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公共領域的發展之外,還有李丁讚(頁383-7)提到的一個1990年代地方公共領域的成功案例。桃園縣大溪鎮公所基於「文化展寶」理念,在充分尊重和平老街居民意願的前提下,和他們協商如何保護他們的歷史建築。結果雙方達成協定,使原來有牴觸情緒的居民一方面看到文物保護的好處,自願參加這項活動,另一方面又有幾年之後可以退出來的選擇。公所和居民都進退有據,皆大歡喜。一個市民社會得以形成,公共領域起到了自己應該起到的作用。

  上面這些例子或許說明,我們不應該問一個地方有沒有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而應該問這個地方在多大程度上有這些理想型的制度。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把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看成一個連續體 (continuum)。在極權體制之下,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是最少的,但不是沒有:在毛時代也有「右派」向共產黨提意見,而且向來中國就不缺異見分子,所以不能說國家和社會在那些時候就沒有互動。在威權體制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也是時隱時現,但較極權時期為多。在****體制下,市民社會或許可以在這個連續體的中間地段徘徊,但卻很難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有理想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比如在美國,如果有理想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就不會有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不過如果沒有相當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美國紐約大都會咻斁止と说墓筒豢赡芎驼斁衷?005年耶誕節前達成結束罷工的協定。所以說,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而是多還是少的問題。這個多或少的問題是隨著時間、地點、當事人的情形,以及所涉及到的事情來變化的。

  這樣一個對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認識,迫使我們去考慮怎樣才可以增加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成分,以促成一個更加理想的社會的產生。這就需要我們先來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因素在妨礙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成長,以便我們瞭解其將來的發展方向。

  第三,阻礙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成長的因素,以及二者在台灣發展的前景。陳弱水和吳乃德在他們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在中國社會中社會信任感的缺乏問題。饒有意味的是,在2005年公布的一分澳門居民生活素質調查中期報告,也指出澳門居民最不滿意的事情也是社會互信的缺乏。在這個問題上,香港居民好一點,但好得並不太多。大陸中國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問題,就更加嚴重一些。

  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在一個理想的市民社會裏,人們需要互相包容,尊重他人,需要學會傾聽別人的聲音,理解別人的不同,這樣人們才可以相互依賴。唯有如此,才會有社會互信,才會有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但是在現實的社會裏面,這些事情是很難做到的。陳弱水(頁105)在他文章裏描述了中國童蒙書、家訓、善書所表達的近世中國主流的社會感:「大社會就像尚未開墾的山林原野,充滿不可知的危險與虎視眈眈的貪婪生靈。」傳統中國文化中雖然也講慈善、公益,但這些遠不如上述「疏離社會觀」來的普遍、強烈。所以人們不敢相信別人。他們關注的是自己如何在這個叢林中生存下去,於是社會互信度就顯得非常薄弱。這就為公共領域的成長帶來了很多困難。

  在文化因素之外,吳乃德(頁192)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社團的性質,也會為公共領域的建立帶來困難。他引用歐菲(Claus Offe) 的話說:「社團組織所開發的經常不是公民德性,而是集體的自私、特殊利益、或『不計道德的家族主義』。它們妨礙適當的****過程:它們是剝削聯盟,有時也容易導致排他、仇外、及政治權利的威權使用。」如果說社團是剝削聯盟,可能不總是確切,但是其他的可能卻是通常存在的。這樣的社團組織,顯然不具備我們前面所講的理解、包容、共善等公民德行。如果「政治活動帶來的不一定是公共人格的成長,更多時候反而是人性陰暗面的發揮;而許多直接政治行動的目標也不在追求社會公益,而是私人利益」(頁201-2),那麼它們怎麼可能創建一個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呢?李丁讚(頁11) 也指出各種利益集團透過對公共關係的操弄,來攫取更多的私人利益。「公共論述被權力或金錢主宰, 而失掉原來的論壇屬性」,產生了哈伯瑪斯所說的「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這個社會於是離理想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越來越遠。

  以上三位教授為我們描述了一幅現實主義的圖畫,讓我們看到建立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艱難。但是艱難歸艱難,正如我們在上面對台灣社會的探討中所看到的,在某種程度上,像桃園縣大溪鎮那樣的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建立,也並非不可能。所以,在現實社會中也有理想主義的成分。這一點我們也應該看到。那麼,從理想主義的角度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有助於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建立的呢?

  就目前的台灣社會來講,如果國家認同是一個影響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那麼應該有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克服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障礙以及社團慣有的私性。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它們不應該有私性。正好相反,它們必須有私性,但是它們也要懂得別人也有私性,需要照顧,所以要像紐約大都會咻斁值墓菢樱撏讌f時就妥協。只有在最大程度上克服文化障礙、妥善處理社團自己的私性,才可能加強或建立理解、包容、共善等公民德行,從而達成一個多數人可以大致上贊成的國家認同,但同時也能夠尊重其他人的選擇。

  1995年12月,民進黨和新黨曾經試圖「大和解」。儘管功虧一簣,但理念尚存。台灣社會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大和解」精神。李丁讚(頁 55-9)在第一章裏引用了陳光興、蕭阿勤以及張茂桂和吳忻怡對族群認同的分析,指出本省人和外省人需要認真地瞭解對方的悲情歷史,瞭解對方的情緒,承認和尊重對方的想法,通過各種方法,建立族群間的親密關係。唯有如此,才能創造與發展公民德行,才會有真正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來協調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聲音,對台灣面臨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才會有真正的理性討論與理性的解決辦法。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台灣人和大陸中國人也需要相互理解對方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在理解的基礎上建立共識,相互妥協,找到一個多數人可以接受,少數人的要求也相對得到滿足的整合方式。

  但是,誰來擔當發展公民德行、創造公共領域這樣的重任呢?幾位作者都提到了知識分子。李丁讚 (頁47-8)說公共論述沒有人來帶動或呼應,原因之一是台灣的公共型知識分子少之又少。陳弱水(頁108-9)說傳統的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清議理想,或許可以成為台灣發展公共領域的文化資源。夏春祥 (頁 277)則認為台灣需要發展獨立的媒體與資深記者,嚴謹、負責的學術機構,以及「能深入湷觥⒁I民眾參與討論且視野遼闊深邃的知識分子。」

  我本人在2005年發表過一篇文章,討論台灣的知識分子與民族邉樱劦搅巳N理想型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服務於台灣的民族主義邉樱怯悬h派觀念的;專業知識分子則力求中立,致力於比較客觀的研究;批判型知識分子注重並呼籲平等、公正和人權。夏春祥提到的知識分子,正與我概念中的專業知識分子類似,而李丁讚和陳弱水提到的知識分子,則與批判型知識分子類似。的確,在民族主義、市民社會這樣的問題上,這兩類知識分子數量很小,但是發展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沒有這兩類知識分子卻是不可能的。不過,認識到問題的所在,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如果更多的知識分子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公共領域便比較容易建立、健全起來。

  第四,台灣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健全和研究對大陸、香港和澳門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建立、健全和研究的啟發。大陸、香港和澳門同台灣一樣,均屬中華文化的範疇,在發展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方面,也面臨與台灣相同的問題。首先,這些地區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並不是沒有,但是由於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約,其發展還遠不如台灣,儘管香港比澳門發展快一些,而澳門又比大陸發展的好一些。其次,除了政治因素之外,這些地區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發展,也受到同一個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的制約。於是克服文化上的障礙與政治上的制約就變得同樣重要。再次,這些地區的知識分子也需要自覺地認識到自己在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建設上所扮演的角色,並有意識地去扮演積極的角色。

  最後,人們也應該考慮發展兩岸四地共同的大市民社會與大公共領域的問題。比如,兩岸四地的學者、學術交流也進行了不少,但正如同台灣的情況一樣,不同思想的真正交鋒還比較少見,一個大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還非常欠缺。而這樣一個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又是維繫兩岸和平與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在2005年12月台灣的一次兩岸關係研討會上,不少學者提到了兩岸如何協商、尋找共同利益、共同價值、整合共識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建立一個大範圍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問題,是更多的學者和政治家應該考慮的問題。

  總之,李丁讚等人所著的《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一書,為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研究和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思考。這不僅對台灣是如此,對大陸、香港和澳門也是一樣。

  如果說本書還有些不足的話,第一,是對台灣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估計不足,有些悲觀。其實,拿我們經常批評的媒體來說,記者們的專業水準儘管還需要大幅度的提升,但他們現在也不是無所作為。大陸的媒體情況也類似,儘管它們的禁忌比台灣媒體的禁忌多了許多。第二,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定義討論得比較詳細,但是國家或公共權威的定義卻幾乎沒有。這一點和上面一點是有聯繫的。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國家,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也是協調各種集團利益的場所,國家和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是沒有辦法截然分開的,那麼我們對後者的信心就會多一些。這一點,我認為無論在極權、威權還是****體制的國家都是相同的。第三,本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但如何解決,誰來解決,則討論較少。知識分子問題還有待學者們進一步的探討。尤其是知識分子扮演的不同角色,專業性和批判性角色的弱化,是需要深刻檢討的。第四,第一章第一部分的(五)和(六)調換了位置:根據作者在第3頁給出的順序,「公共權威」應該是(五),而「合法性」應該是(六)。而且「公共權威」還漏掉了標號。

  不過,這些問題並沒有掩蓋本書在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這個重要問題上的貢獻。我們期待著兩岸四地,在這些方面進行更多理論上的研究和實踐上的發展。我們期待不光是台灣和歐美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對比分析,還有兩岸四地的對比分析。

◎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專著有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與沈益洪合譯林語堂《中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2)。另外還有關於知識分子在大陸與台灣的民族主義中的作用,與兩岸問題、澳門社會問題、社會运动,以及社会科学的責任等文章,見於中英文期刊學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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