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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不得/心斋自修/心得自由

独持异论 不谐流俗

独持异论 不谐流俗

独持异论 不谐流俗
——序《论操作与不可操作》

孙绍振

这是一部颇有几分独特的文集。
十余年前,我在阅读吴励生的小说《79级大学生的罗曼蒂克》、《声音世界的盲点》等作品时,就开始感觉到他在创作心态上有着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宁显奇拗,不堕流俗。在我的记忆中,吴励生的那些小说在手法上显得颇为奇特,他对于某些大胆出格的文学表现方式,似乎具有天生的强烈兴趣和爱好。他笔下的文字,或许会被人指为晦涩、抽象和过于枝蔓,作为小说,它们显得议论过多而独特的生活形象信息相对稀薄。对于受传统文学作品长期浸润的读者和编辑先生们,阅读这些文字更可能是一种相当残酷的精神折磨。老实说,我本人面对这些文字,有时也需要打点起十二分精神去对付。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撑持着我,才使我经受了这种阅读的考验:在吴励生那些曲里拐弯、句子绵长而节律急促的文字中,每每可以发现作者对人的情感世界特别是男女情爱的某种独到理解,也流注着作者反平庸、反流俗的执著精神个性。与此同时,对于小说语言与文本形式的执著实验,也构成了绵亘于这些小说作品中的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十多个春秋寒暑过去了。当吴励生和他的女弟子叶勤合作的这部批评文集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许多应约写作的负荷已使我滋生了对作序之类文字活的倦怠之心。但是,翻阅书稿,一种触目的迹象却再次激活了我的阅读兴味。我发现,或许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老话罢,在经历了十多个春秋寒暑的人事错迕之后,吴励生在写小说时显现出来的精神个性不仅未曾泯灭,还绵延和伸展到了理论和批评的天地中,并在这部文集中再次地透过师徒二人的理论文字顽强地显露出来。
这部题名为《论操作与不可操作》的理论文集所收辑的理论和评论文字,指涉范围相当广泛。从文坛广为瞩目的王小波现象、余秋雨现象及韩东、朱文等人制造的“断裂事故”,到作者因为女作家海男的一部作品而与彭荆风展开的笔墨官司;从“文革”时期的话语理论分析、公安文学的叙述风格,到福建本土作家的写作方式和方言问题……这些话题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与分量各不相同,它们涉及的理论范畴和知识背景也各各有异。然而,无论言说的话题是什么,两位作者在其中阐发的观点和表达的方式,都一以贯之地显示了某种反流俗、崇独创的文学精神。针对一些在文坛和理论界已经成为精神时尚的理论观点和文化现象,他们独持异论,不谐流俗,显出了强烈的挑战性。文集中另外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地方是,虽然许多篇什的话题因文学现象而起,在两位作者话语阐述的过程中,他们精神交集的焦点却常常会从文学的领域转入到文化的范畴。他们怀着很大热忱去谈说的人的精神“去蔽”与“现代性”问题,就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核心话题——当然,或许也可换一种说法,称之为时尚的话题。确实,这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学术时尚:近几年来,许多文学理论和评论界人士纷纷将兴趣搬迁到文化研究的新城区去,有关文化、人文精神、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宏观论述和互相驳难,似乎要比文本的分析与评论要热闹得多。出于天性和兴趣,我仍然喜爱居留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具体文本分析这样一片老城区中。因此,对于吴励生和叶勤在这些文章中所指涉的所有观念范畴,我不能都自居为方家或者评判的权威。但是,出于我的文化理念,我对于吴、叶二人融注这部文集的字里行间的精神个性抱持着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在我看来,个体原创性的追求,是文学和文化发展中极为宝贵的精神动因。在文学艺术及其他审美文化活动中,敢于挑战平庸和流俗,努力抵抗审美感觉的钝化。更是值得重视和倡扬的品格。吴、叶二人所推崇的王小波,在一些程度上就可视为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而他们二人对于王小波文化精神的论述,也在另一层面上显扬了这种精神。这部文集中有关王小波的论述具有相当的深度。特别是将王小波作品魅力的来源归结为主体的心性而不是技巧操作的一段论说,相信对于许多读者将具有启迪意义。关于“断裂”现象和福建本土作家写作方式的评说,特别是吴励生与林焱先生所作的有关文革话语的理论对话,也是各具魅力,值得人们留意和玩味。
文学艺术是人类精神最为自由和灵动的存在形态,对于一切既成的理论与准则,它随时都可能会顽皮地开一开玩笑,搞一下恶作剧,使自己在理论家的眼前笔底呈现出某种“测不准”的奇异形态。因此,对于文学这个精灵的把握,必须坚决地杜绝一切思维的机械性——不论这种机械的惯性力是来自经验还是理论,是来自传统还是“现代”。通读了本书书稿之后,在激赏两位评论家的文化热情和脱俗品格的同时,我隐约地发现,这部书稿中或许遗落了一个值得两位评论家留意和玩味的问题:“转型”、“现代性”等等,是否就是当代文学或文化必须服从的天然合法的律令?显然,吴,叶两位评论家倡扬“转型”,无疑是为了使精神出离时俗和庸常,保持清新状态,达致先锋境界,我觉得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对于这种境界的界定乃是中肯之见:“先锋就是自由”。因此,在我看来,当代思想的转变或者是吴励生所说的转型,应当有助于人类精神活动的自由、精神构成的丰富,而不是相反。从这一思想前提出发,我以为本书中两位作者对于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评价,落入了单向度地以“历史”和“传统”相对立的“现代性”标尺去测量文学现象的套路。一个作家创作成果的价值,必须放置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观照和研判。对从属美学创造范畴的文学来说,作家的精神产物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不同维度上是否具有原创的意义,能不能为当代审美文化提供新的美感类型,远远比他的作品是否包含“现代”的理念更为重要。当中国文化经历了严重的浩劫之后,在社会精神可能会被物质主义时尚的阴影笼罩之际,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在对文化史迹的形象抒写中表达自己对文化历史的感喟,凸显精神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价值与意义。对于这样一种向度上的价值取向,直言判断为“没落的人文精神”,显然难以有大的说服力。我以为,余秋雨的散文是当代中国散文创作的可贵成果之一。余秋雨的创作之所以显得特别可贵,是因为他在中国当代抒情散文占绝对优势的天地里,开拓了抒发激情与智性文化思考结合的天地。这是一种不可轻慢地忽略的成就,并不是任何作家都能具备贯通智性和抒情、幽默和深邃的才气的。余秋雨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开创了一条从抒情通向审智的道路——尽管最后打通这条道路的未必是他本人。
细细品味这部文集中的文字,特别是吴励生的文字,并与他的小说语言对照,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景观:如果说,吴励生在写作小说时,常常“以理为文”,议论风生。那么,他在写作理论文章时,又每每会以情为文,充沛的情感流注有时会比他的说理能力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这种文风,或许会使作者的持论有时显得缺乏森严的逻辑支柱,文章所蕴含的思维材料也似乎有欠细密。我想对于两位评论家本人,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但更为重要而可贵的是,翻检这部文集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其中有一股强烈的精神脉息腾动不已。两位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精神文化状态的“关注”、“思考”、“介入”和“颠覆”热忱,会给每一个阅读这部文集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这部理论合集里那些超越的话题与文字,人们很难相信它们会出于两位曾经在务实的公安宣传岗位上长期工作的编辑之手。无论人们对于这部书稿中的观念和论断见仁见智,对这部文集里的文字,对于流注于其中的那股精神脉息,都应当怀有一种庄敬之心。我们从中可以见出两位作者精神向度追求的执著,这种执著似乎没有因为他们二人刚刚发生的工作和生存状态变动而稍有易移。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未来抱持着一种更高的期待。因为,在当下这个价值取向多元、人心纷纭熙攘的社会人文环境中,一个思想者守住了自己耕耘的精神园地,便是守住了收获的希望。




(此作先后刊发于《湄洲日报/海外版》《泉州晚报/副刊》《海峡都市报/都市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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