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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理小说”作家的逻辑推理

对“推理小说”作家的逻辑推理

对“推理小说”作家的逻辑推理
——评吴励生长篇小说《镜中公案》

颜纯钧

知道吴励生写小说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吴励生更像一个先锋派作家,那时候当先锋派作家好像挺时髦的。虽然我对所有在艺术上敢于一试的作家都抱有敬意,但更欣赏的还是那些试验得不太刺眼,生活感受却真实而强烈的几个。印象中吴励生和这几个人靠的还是比较近的。后来,就听说吴励生去写推理小说了,当时就觉得先锋小说和推理小说之间似乎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太相信一个作家能够顺顺当当地从写先锋小说转到写推理小说,而且同样能够马到成功甚至更为马到成功。及至读了吴励生的《镜中公案》和《个案分析》之后,才发现吴励生所写的推理小说其实和通常所见的推理小说还是相距甚远,于是突然联想到一个股票市场上的新名词——“借壳上市”。
其实吴励生操练“推理”这个活儿还是“糙”了一些。我宁愿相信他其实是很懂“推理”的,因为他曾经在《警坛风云》杂志社干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副主编。于是这种“糙”明显的有一种主观的故意——如果他的“推理”真的和通常所见的推理小说毫无二致,那倒是反过来说明吴励生确实是个推理小说家——然而他并不是。看《镜中公案》和《个案分析》,感觉有点像在看刘震云的《单位》。八十年代后期,曾有一批以“单位”为叙事空间的小说。那个“单位”通常都是行政部门的一个层次,都是一个领导和被领导、想领导别人和不想被别人领导的关系构架。在这批小说中,行政单位被褪去了冠冕堂皇的色彩,还原为世俗的场所。于是,正儿八经地处理政务和赤裸裸地追逐欲望奇妙地混合在一起。高高在上的领导被低低地俯视,机关干部一个个沦为挈可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原来那个威严的“衙门”竟然和嘈杂的农贸市场颇有共同之处。吴励生把目光对准“单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他曾在那道浑水中趟过一阵子,而且大小也曾是个“官儿”,甚至曾经想象着能在单位里背着手,踱着方步过日子。也因此,他用的就不是一种观察的目光,而是一种体验的态度。个中奥秘,此中甜酸苦辣,都不是看到的,而是亲身经历,品咂再三,写出来自然和那些局外之人完全是两码子事。值得一提得更是,《镜中公案》和《个案分析》都是以“我”作为叙述人的。仔细读下来,这个叙述人绝不只是作为结构上的元素在使用着。“我”既置身于“单位”,自然也被赋予“公务员”的角色地位。这个在《推理小说》杂志社当副主编的推理小说作家,似乎很有点“自叙传”的味道——包括他的老婆在电视台工作,而且居然有个刊物就叫《荧屏世界》;小舅子则是个大款,用的是日本进口名车。“我”在单位里并不全然是属于愤世嫉俗的一类,问题就在于这个“我”也是被吴励生解剖的对象之一。那些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他身上同样少不了。他对“单位”既爱又恨,既如履薄冰又如鱼得水,既自我陶醉又自惭形秽。他对家庭也同样充满了矛盾的心态,既需要安定团结又需要风流韵事。“我”所表现出的那些焦虑、恍惚、不平之气,都实实在在地透露着一个小公务员的本性之种种。
当吴励生把这个“单位”当作解剖的对象时,案件的推理自然失去了严密的逻辑和因果的推进。于是把《镜中公案》写到了结尾的第十三章,竟然还在“寻思着要把关于南柳一案的推理小说写出”。这部被“我”看作是“欲罢不能”的推理小说终于未能写出来。一个在《推理小说》杂志社当副主编的推理小说作家却写不出推理小说,这个结尾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隐喻。“我”对自己在单位里的身份认定似乎出了点什么问题,而这恰恰是对自己写不出推理小说的最合乎逻辑的“推理”。

(此作载《滇池》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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