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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编织读本:个案分析(卷下)

文化编织读本:个案分析(卷下)

:D文化编织读本:个案分析(卷下)

吴励生

  24、个案16

  先后10年,我的小舅子刘向东前后判若两人。原先的那意气风发,带头创业致富的雄心与信心早已荡然无存;就是在多年申诉过程中的那种锲而不舍的不服输的劲头,也全失不再。有时候他会带上两个孩子来我家,小住几日,连话都很少,破衣烂衫,表情麻木。就是他的表情不禁有时要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我们尽其所能,也帮不了他多少。

  不曾想,往日他不屈不挠地打官司的兴高采烈,倒成了我今日亲切的回忆。

  我的小舅子刘向东咽不下那口气决定打官司是1986年的夏天。他奔赴L市S区法院是7月初的一天。接待他的是经济庭的庭长老焉。办过有关手续,焉庭长跟他说,你们月底来,我先给你们调解调解,若是淀粉厂不服,我就给你们判决。态度相当地没有问题。就让刘向东非常地高兴,就像吃了定心丸……月底刘向东按时又来到S法院,庭长老焉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只说你找经办的法官吧。经办的法官不好找,找了好几天找到了,法官说,你这件案子事实很清楚嘛!你们只要把几个证据弄给我,我就可以马上处理的,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只是,还是话说明白了好,这里面我也有难处的,案子刚到我手里,就有不少人找我……当然,忙我还是要帮的,你说对吧?刘向东一听明白了,赶紧在当天晚上给他家里送去了500元。

  9月初,刘向东再次来到L市,经办的法官居然提升了副院长。刘向东很高兴,副院长了,办起事那是方便多了。只是,当了领导吧有当领导的麻烦。副院长法官说,咳麻烦,淀粉厂对我的意见挺大的,还有不少的行政压力,方方面面的领导来说情,让我招架不住;得再做做工作,我得替你到这些领导的家跑一跑,得跑……到了10月底,刘向东才接到副院长法官的通知说,他的案子又转到了焉庭长手上,不过他已交待好了……刘向东就又赶赴L市找焉庭长。焉庭长说,是这样,案子刚转到手上,你再等几天吧。刘向东只得等了。等了有5天,刘向东终于得到了一张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定在11月25日,也就是说,离开庭时间足足有20天。这没办法,得按程序来。刘向东又只得回家来等。

  开庭时间快到时,刘向东又赶去了。倒是在开庭的前一天得到焉庭长的好消息,焉庭长是亲自跑到刘向东住着的旅馆里来报告的,说这个官司你们搞定了的,后天开庭只不过是个程序了。又说得刘向东满心地欢喜。

  开庭的时候,焉庭长说得也基本属实。在庄严的国徽下,经过半天的法庭辩论,事实真相大白。焉庭长即宣布休庭,并让当事者双方各自先回,等待判决书送达。

  满心欢喜的等待。

  但老是等待就难以保持一直欢喜。既然是等待就意味着漫长,何况这漫长是漫长的半年。刘向东后来几乎是天天都要跑到乡邮电所去问,问有没有他的挂号信。急了,他就去打长途电话催问,答复总是快了,你再等两天吧……等了相当多个“两天”之后,刘向东总算收到从L市寄来的一份邮件,打开一看,却哪里是什么判决书了,竟然是一份传票。随之又收到一封电报,称:速来L市送旅差费。整个风马牛不相及。刘向东正犯糊涂着,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说5月20日上午9点应到经济庭开庭。

  这回刘向东不敢掉以轻心了。请了一个律师一道上L市去。经他们了解,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开庭一说,就是要他给送钱来。

  还那样,焉庭长仍是主动地来他们下榻的旅馆。客套了几句即转入正题,矮胖的老焉说这次法院要我们到你们那儿去调查调查,走一下过程,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怕我们判了淀粉厂不服气,上诉,麻烦……接着,老焉胖胖的脸上挤出了一丝诡秘的笑容,小下声说,这次要去做调查,淀粉厂要先给我们1000元做旅差费,我没接受;我当然不能接受,你说是不是?刘向东一听说,明白了,甚至当着律师的面,就要塞给老焉1000元。老焉笑笑地拒绝了,只是说,明天到我办公室,咱们再说吧。

  焉庭长这回果然很快地如约来到海市进行调查。

  刘向东也来到焉庭长他们下榻的旅馆。一眼看见焉庭长两个茶杯里是白开水,焉庭长就嘿嘿嘿笑了说:小刘,我们来得匆忙,没有带好烟和茶叶……这还不好说?当然是好烟好茶招待,更有好饭好菜好酒。

  焉庭长几天下来的调查就确实显得卖力。他们分别调查了海市工商局、银行、信用社以及村干部和跟L市有业务来往的其他两家粉丝厂的干部职工,所有的事实均证明:他们几家粉丝厂分别享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整个业务来往中是并行运作,互不交叉;刘向东的粉丝厂比其他两家粉丝厂晚4个月到半年,在市工商局做的工商企业登记;三个厂分别在农行以及相关的信用社设有独立的帐号……调查完毕,以至焉庭长都止不住激动地表态:事实如此清楚,你们官司赢定了的!下个星期就得给你们下判决。

  应该说是够清楚了?一个星期下判决已经不能是问题了?!

  可是不行!仍然是一等半年没消息。

  直到1989年初,刘向东和他的律师才接到L市S法院的“宣判”通知。宣判?又是一个不祥的词儿!果然,当刘向东和他的律师元月8日赶到L市时,听到的宣判居然是不仅自己的10万元货款要不回,仍然要他赔被告S区淀粉厂1、8万元。刘向东说,那会儿他听到判决,只觉得眼前一黑:天哪,天理何在啊?待他清醒了过来,整个经济审判庭已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们俩儿。他感到法庭里面竟是异常地寒冷,冷得他浑身颤着抖,连站立着都困难。此时律师竟也一点派不上用途,只能像个朋友那样满怀惆怅地搀着他,一步一步艰难地离开眼前那伤人心的法庭。

  再找焉庭长么?就这样败诉着回去见江东父老么?这时律师才开始发挥出点作用,这个作用是劝刘向东不能南下回府,而是应该北上继续讨个说法。刘向东觉得有理,便依言而行。律师进一步建议,为了使此案定性准确,使用法律得当,此次上京就是要找有关专家给论证论证,只要得到理论上的帮助和支持了,在二审辩论时还能有法可想。结果这趟北京还真是来对了,他们得到了《法制日报》的一个法学博士的热心相助,把刘向东的申诉材料往上转。当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就在这份申诉材料上作了批示:此案请H省高院查处并报结果(尽管我不明白这批示意味着法律的声音还是领导的声音,也就搞不清是怎样的悲哀!)。最高人民法院便有专人通过电话、信函,多次督促H省高院对此案实施监督。只是,由于此案已在L市中级法院审理,久等亦无结果,只得再打道回府,再等……

  即便如此,刘向东一等居然又是两年半。

  到了1991年的6月,刘向东才终于接到L市中院寄达的(1989)L法经字第86号经济判决书,称: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不当。按二审判决,刘向东可以不赔偿了,他还可望拿回近一半的货款。显然二审判决要比一审宣判公平了些。这时刘向东就止不住兴高采烈了--不行!二审判决让他看到了曙光,他要把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直到全部打赢为止。

  接着,刘向东又开始筹借路费,继续北上上访。他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告申庭,接待他的法官是那个法学博士的朋友,自然,又是那位法学博士帮的忙。这位法官说,你的案子我清楚,你的申诉材料我都看过了,我们都觉得这个案子确实问题比较大……只是有个不好办的地方,就是你还不能越级申诉,你的申诉要经过H省高院……这么说我还得找H省高院的法官,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把握,我跟H省的法官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都打怕了。刘向东的担心倒把法学博士的朋友给说得笑了起来。

  这回你不用担心,你可直接去找H省高院的告申庭,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人;我再给你找篇文章看,你就能比较放心了……他就给刘向东找来了一份《中国青年报》,上面登有一篇《不许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说的就是H省各级人民法院全面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的事儿。

  刘向东的兴高采烈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一回到海市,他就立马将一份申诉材料用快件速寄给H省高院的那位法学博士的朋友的朋友。然后又开始着手筹措继续赴H省打官司的盘缠。

  只不过,这官司已连续打了六七年了,亲朋好友中有钱的都借过了,没钱的又如何开口?我说过,那个时候为了女儿的病,我把那些钱死死地守着捂着,就是小舅子遭逢如此大劫我也没敢动借;这个时候却是我自己也出了大事了,就是言借我老婆刘小琼也已是泥菩萨了。想来想去,刘向东无奈,就跟他的老婆商量把房子卖了,一部分钱用来继续打官司,一部分用来还债以及清算银行贷款……房子卖了,一家人凄凄惶惶地从楼房里搬出,搬进了原来用作车间的破厂房……

  诸事安排停当,刘向东又准备好了信心,收拾行装重赴H省。

  果然得到了热情接待,并且是在H省内第一次受到最具法律意义的接待。

  H省高院告申庭的法官(法学博士的朋友的朋友)认真听取了刘向东的申诉,并为刘向东的申诉经历扼腕,说一收到你的申诉材料我们就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高院已准备正式下达裁定书,我就去给你拿来看看……裁定书上写道: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L中院应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事情都这样了,L市中级法院再审居然又审了近一年半,期期艾艾地拖到1995年的10月,迟迟作出的判决竟仍然是“维持原判”。仿佛早在意料之中,一接待这个“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刘向东就立马兴高采烈地直奔H省高院告申庭。那位法官朋友一见是刘向东就又是摇头又是苦笑,不过他还是劝刘向东要有信心,并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慢慢来……刘向东感到无比滑稽地说,我都打了快10年的官司了,我当然知道什么叫慢慢来了……法官朋友又苦笑又摇头,说这桩案子我们高院确实下了决心,非得水落石出不可!

  这回刘向东听到的才是真正的法律的声音,终于是听到了!

  也果然正如法官朋友所言,时间进入到1996年底,H省高院才最终下达了权威的判决,这份权威的判决说:高院查明,自1985年至1987年,原告的粉丝厂同被告淀粉厂一直有购销关系,并且几次的购销合同均是先由原告粉丝厂汇款,被告淀粉厂见款发货,从未提到过谁欠款之事;高院认为,1987年4月22日,原告粉丝厂与被告淀粉厂签订购销合同为有效合同,被告淀粉厂未按时按量发货,明显违约,应负全部责任。

  于是《海市日报》当即发表兴高采烈的评论说:“刘向东的官司终于赢了,他赢回来的不仅仅是他早就应得到的货款、利息和被告的违约金,他赢回来的还是人间正义与公道,是国家神圣法律的尊严。”

  我只能是打了多个五味瓶了,早已不知甜酸苦辣咸的滋味,刘向东他赢了什么呢?赢回了一个当代闰土么?早知道这样,打了10年官司还真是太短,真该打它100年,一直打下去,老是打不赢,刘向东他就能一直保持着兴高采烈,多好?!

  25、个案17

  这样,宗法组织在广大农村的兴起就只能是自然的结果。

  这个层面上的兴高采烈就更是普遍而典型了。

  中国人的人身管制由来已久,比如《管子·立政篇》中就说:把都市地区分为五个乡,乡设乡师;把乡分成五个州,州设州长;把州分成十个里,里设里尉;把里分成十个游,游设游宗;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和伍都设什长和伍长。要修筑围墙,堵塞缺口,只定一条进出的道路,只设一个进出的门户(中国所以围墙多);要用心看管里门,注意关锁,钥匙由里尉掌管(形同监狱一般);任命“闾有司”按时开闭里门;闾有司要负责观察出入的人们,向里尉报告情况;凡是出入不守时间,穿戴不合时宜,家眷亲属及其他人中有形迹可疑者,闾有司发现就随时报告(小心特务!)……每年三个月一上报,六个月一汇总,十二个月来一次登记备案……回想革命时期,是不是有点兴高采烈的味道?再想想而今的城市户籍管理,大部分人仍然是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单位,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份档案,如影随形地要监视你一辈子;在农村里面仍然没有个人秘密可言,有个什么事儿一转身全村的人就全知道了……更是兴高采烈得可以。

  由是,中国人在奴役中幸福惯了,没有幸福了就要去寻找奴役,否则没有安全感了怎么办?因此,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宗族成员行使着司法权力。

  单从众多的族规中就可看出来,众多的宗法组织已经具备对族人进行控制、管理、支配的相当完整的规则体系。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据不少报纸披露,许多地区的农村宗法组织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如在南方,祖宗家法的惨剧时有发生;在北方,“井底沉尸”并不罕见;中原地区则流行“裹尸沉塘”。有人在1990年对福建、浙江、湖北、四川、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见诸文字的做了不完全统计,发生所谓大整家规的事件61起,死14人。这些事实明显地反映出在某些地区,宗族权力实际上已成为与国家行政、司法权力平行的一种显性权力。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宗族对地方事务的把持已“规范化”和“程序化”。有资料说,湖南省怀化地委办公室1995年对湘、黔、桂边界地区4000多个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作了调查后,毫不含糊地作出结论:宗族势力已凌驾于***的组织之上,族权已代替了基层政权。在湘、黔、桂接壤的5个苗寨村,基本上都是族长把持着村内事务,村党支部领导说话几乎无人听。有的原有基层组织与现在的宗族组织同一化,如某市桂花村成立的“宗族委员会”统领着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有的则与原来的基层组织分庭抗礼,有效地阻止现政府的政令在该地的执行,如某县的“严氏宗族委员会”公开宣布:“政府的法律法规要经(宗族)委员会认可,方能执行。”

  这就不能不说是非常彻底的兴高采烈了吧?也许我们还可以换个完全相反的角度设问:既然山高皇帝远,皇帝老爷既然鞭长莫及,咱们就只好拥戴一个自己的土皇帝,要不怎么办呢?难道历代的农民起义就不是这样发生的吗?!

  以我自身的经历和阅历,我非常清楚我们目前众多的有法不依,实际上完全是传统的宗法制度的扩大化而已,这种可怕的毒素早已渗入到全体国民的血液;然而,像我这样的既没有背景又没有靠山,法律都保护不了我,连我都很有可能去寻找宗法组织保护,好歹我还有族长可找--哪怕像上述被奴役,也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要不我又该找谁呢?也去拦轿鸣冤吗?况且,也并不是说着拦轿就能拦轿,一般大人物出访,往往保密不说,就是让你知道了,你也鸣冤不得--大人物的保护非常讲究,手下的保卫人员手脚功夫往往十分了得,还没等到你拦轿,你早已被“拦”到数里之外去了……回到市局刑警队上班已经两年了,而国家《赔偿法》颁布也刚好是两年。1997年的9月份,我便给S地区中院递交了一份要求国家赔偿的申请。可哪有那么简单?拦轿鸣冤难,要求赔偿怎么可能容易?!

  S地区中院就赔偿一事根本不予正面答复,一气之下便在当年年底向省高院申请复议。结果引起省高院的高度重视,原因呢,可能这还是《赔偿法》颁布实施以来要求国家赔偿的首例。于是,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审理,认为我的申请赔偿合情合理,于法有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因而,省高院依法裁决S市地区中院赔偿委员会赔偿给我1758天牢狱的经济损失44776元人民币。

  我是去年的8月份收到的省高院的赔偿决定书的,据此我应该得到S地区中院支付44776元人民币的赔偿。然而,拿着省高院的这份赔偿裁决书,我几乎跑遍了S地区、海市的几乎所有公检法部门,就是始终得不到任何一个部门甚至一个人的明确答复。弄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再找谁。赔偿的事情暂且不论,就是当年被检察院搜去的那6万多存款,假如按银行同期利率和保值计算,而今也快有20万元了。而我去找了当年的办案人员问起并要求退还,他们居然回答我说他们也不知道啊……简直都要把我气晕了过去。我说我问你们你们都敢说不知道,那我又该去问谁?他们说得就更是荒唐,说你问我我又问谁呢。就是这也暂且不论。假如没有这场冤狱,我现在至少应该是一级警督了,可我至今的职称仍然是警司;就单是工资待遇,我也比同期参加工作的同志少领300多……比起我的小舅子刘向东以及那些在宗法组织控制之下的人们,我是不是该自叹不如,起码也太不够兴高采烈的吧?

  26、案由:神圣目的=手段合法?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直接原因是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的直接原因来自几千年的小农经济。

  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使得我们用不着社会协作,加上几千年的人身管制,只能是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孙中山先生的发明。面对一盘散沙,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专制,所谓一管就死。而今知识界有不少人在大言不惭,说如果能给孙中山先生假以天年,他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华盛顿。除非孙中山先生不想改变中国,否则面对一盘散沙他也只能一筹莫展,哪怕他后来声誉日隆,且在声誉日隆时不幸“壮志未酬身先死”……蒋介石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众所周知,就不用说了。

  毛泽东的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带给我们的恐怖,至今我们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可毛泽东毕竟同蒋介石有霄壤之别,毛泽东同孙中山一样志在改造中国,而他的封建主义恰恰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面目出现的,他相信的历来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尽管他也相信自己绝对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与此同时,作为精通吾国历史的领袖,他似乎不应不知道:从陈胜、吴广以降,刘邦、项羽、刘秀、李世民、赵匡 、朱元璋、李自成、袁世凯、蒋介石……走马灯似的出现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打天下坐天下,没有一个不声称自己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哪怕他豪迈地以为:“惜秦王汉武,略输风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庐山会议,他不惜牺牲左膀右臂之一的爱将上“万言书”的彭德怀(另一为林彪),为的就是他的大同理想他的“三面红旗”。而他的大同理想直接受自康有为的《大同书》影响。这位无比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一生所学西书却是寥寥,屈指可数,而阅读中国古籍,恐怕能令有关专家所自叹不如--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李锐先生就说: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只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歌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土壤。

  康有为将社会一切之罪恶都归之于家庭,于是在《大同书》中主张: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他综合出了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十四条公害,说: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工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至于“农夫之乐”: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显然就是毛泽东要致力实现的大同理想的一部分(是否这也便是国民党攻击***的所谓“共产共妻”的原由呢?),他要在共和国这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神圣图画……这样岂能容忍彭德怀的“万言书”的攻击?哪怕彭总曾是“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张飞张翼德”,是在朝鲜战场上让美国佬都得哀叹的“当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现在十七国联军居然攻不下彭德怀……”。之后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谭震林以及陈毅、贺龙等等全国数以百万、千万计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低级干部的厄运难逃,自在情理之中了……可是,竟有传记作家称,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庐山之争,是英雄和英雄各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所以毛泽东是英雄,彭德怀也是英雄。更有无数的文人只会在林彪等人在台上的时候,就用肉麻的语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因为他当时在台上嘛;林彪完蛋了,就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不仅仅对林彪对叶群(甚至还极力丑化叶群乃一个为权欲和性欲走火入魔的女人,好像你就一点也没有权欲和性欲似的),对任何别的人也都一样。因为他们已经下台了嘛!

  目的的神圣如何保证手段的合法?反过来也一样:你又凭什么用非法的手段来攻击目的的卑劣?据说毛泽东睡觉的时候连鸟都不敢从他的屋顶上飞过。1967年,被称作“二月逆流”的不过是一些老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开会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不满,尤其在看了谭震林的一封信后,毛泽东雷霆大怒:要闹个什么结果?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我和林彪再上井岗山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为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为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有谁敢来一声大喘气?遑论会有人指出“你愿去打游击就再去打吧”--对毛的权力好歹有个约束或者监督。尽管在早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就已认识到个人的无上价值,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现在他自己建立了国家,三纲之中确实被去了两纲,即: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惟独君为臣纲是不能去掉的。因此,毛泽东仍然是最后的审判,毛泽东仍是最大的族长。哪怕周恩来也常常是只能找毛泽东说情,保护这个保护那个。想想真是泄气,我现在又能找谁来给我说情呢?因为我大大小小族长没有一个认识,拦轿鸣冤?你知道我缺少的是我小舅子刘向东的兴高采烈。不过,兴高采烈之后呢?事实是最大的族长也不能给人以安全感,被涂炭的仍然是生灵!生灵算什么?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

  我绝不怀疑本世纪最后的一个伟人邓小平先生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说法的真诚,而且他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伟大事业,而且有效地总结了毛的失败教训。然而,要当人民的儿子仅仅是出于邓小平先生的个人愿望,人民是常常要反过来把他当父亲的。故“吾国三纲在所不去”,根深蒂固,已值入吾国国民之骨髓也!且不说,明代以来小小县官就敢是一方父母,君不见处心积虑拍“父母”马屁者从未绝迹,于今尤烈:那善于察言观色的“有心人”,不但对领导平时工作和生活上的习惯、特点一清二楚,就连吃喝玩乐上的癖好、家事私情上的心思,乃至收礼受贿时内心打什么样的小算盘也了如指掌,随时都准备出卖自己的人格以投领导所好。当年毛泽东在察觉了林彪的不轨,才有所清醒,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又说:“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我们唱了五十年的国际歌了……”可当初林彪说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时,恐怕便是投他所好,他是喜滋滋地从心里头接受了的。问题仍然是爱听,人家才会愿说,关键在于用什么来约束听与说,而跟是否图谋轨与不轨无关。

  说的是奴才,听的是主子。奴才那么说本来的目的就是想着变成主子,然后再听他的奴才再那么说。面对这么一帮子奴才,你说怎么办?所以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是不能讨论的,一讨论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怎么办?等着开除球籍吗!

  尽管你可以以为邓小平的改造中国采用的仍是传统专制的办法,而在传统的专制之中依赖的恰恰是领袖个人的人格魅力,又恰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跟他无法可比,或者应该说,他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于: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是关起门来打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邓小平却打开了国门,开放改革!但是传统的伟人邓小平,仍然还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个现代的问题:目的的神圣如何保证手段的合法?!或者换句话说,如何用合法的手段来保证目的的神圣?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又该如何从要不是“散沙”要不是“板结”的历史怪圈中走出来?所以,“发展是硬道理”!

  27、1公案或个案18

  王小波与他的个人话语

  要不学奴才说话,要不学主子说话;要不学主子跟奴才说话那么说话,要不学奴才跟主子说话那么说话;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写文章追求真善美,行动上完全假恶丑;我把它统统称之为阴阳人话语。

  结果是我们自己却连自己的话都不会说了。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生存品质败坏的程度让人触目惊心:以人类的解放者自居,以历史的推动者自居,以新世界的制造者自居,原本是个体言说改变的整个世界,已经改变了的世界却绝不允许有个体言说的存在。而且连罪责应负的负疚都没有,谈何无辜的负疚?!加上上述种种传统文化语境驱之不散的阴魂,生存的严峻使得我们丧失了人类最起码的耻感,一个不懂得羞耻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人,一个丧失耻感的民族呢?经久不衰的被思、被说却又理所当然地大言不惭是我在说、我在思……殊不知:就像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张志扬在《门》一书的前言中说的那样:每翻开一本书,我总是发觉意义飘浮在文字之上,就像书飘浮在人生之上,就像人生飘浮在我之上一样。我飘浮得厌倦了,想抓住人生,但抓住的却是书本,却是意义,却是文字,结果,还是光凸凸来去无牵挂的我。

  又说:“我说”,别提我说前的战栗--那真是一种发抖:“我要说了”、“我能说吗”、“凭什么说”……直到我冲出口,仍是一面抗争地说,一面还恐惧地听。

  王小波的说与思,便是对这种耻感的剥离,是一种反常合道的剥离:他说着羞耻自己听着也羞耻,别人听着的就更得羞耻,除非你已经真的一点也不懂得羞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羞耻,我们又为什么不懂得羞耻?王小波的人物为什么总是想入非非、五迷三道?因为他们知道羞耻,是因为他们在非人的世界里做不得正常的人,感到羞耻!而在所谓“正常”的人眼里,这些人便自然是都出了毛病……也即:在不懂得羞耻的人眼里,这些人真是可耻!不是吗?王小波的“说”实在是实实在在的说,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似水流年,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一个个就跟丢了魂似的。

  很显然,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别老想着神圣方面的事儿,而是能让自己“平常”下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懂王小波的个人话语,就应该能够进入王小波的“说”和“思”。

  假如一定要说不懂,那就只能说明你确实是连自己的话都不会说。

  28、个案19

  当然,要学会说自己的话也是不易,就像张志扬说得那样,我以为是我自己在说话,其实却早已是别人在说我了。比如我。

  说个事儿吧。我有个表叔,也即我姑奶奶的儿子。如你所知,小时候家里穷。我这个表叔会竹器手艺,但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也没多少活儿干,我爸就想了个法子:通过在盛产毛竹的山区供销社当主任的朋友,让我的表叔给他们办个竹器加工场,然后捎带上我给他当学徒。不说我爸怎么帮他解决生活出路的事儿,就说我跟人家当过学徒也是理应报答,不曾想他倒是始终对我端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态度:他儿子给人家雇去当小车司机,撞了人家外地路过的车,还把人家给打了,结果人家去报了案,派出所就把他儿子给抓进去了。人当然不能说放就放,他是要我帮他给通融少赔偿点。无奈,是往日师傅有求于我,我只得去设法,解决得总算让他满意。然后就是他的儿媳送孩子上学路上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撞了,伤了,也让我去找人多要点赔偿,我也遵嘱找了市交警支队办公室主任帮了忙。之后又有我表婶的侄子公安学校要毕业,分配要找我帮忙,他的小舅子家属和孩子要办农转非等等,都来找我……我得专门另外开一个公安局专门为他们家服务才忙得过来。他要我办事却从来不到公安局找我,也不到我的市局宿舍来,而是到我的家里去,让我妈满世界去找我。他呢,就在我们家里像一尊菩萨那样坐着,戴着一年四季不离头的一顶灰色的鸭舌帽,黑厚的嘴唇紧抿着。慢慢地我就烦了,就让我妈去支他走,我妈却是怎么都支他不走。那紧抿着的黑厚嘴唇本身就是挺大的压力,无奈我也得回去应付他一两回。最后哪怕他再是把自己当菩萨,我也是无法伺候他了--他爱在我们家坐就坐着,反正也是亲戚,就让他陪我奶奶说说话吧……我表叔就常常被干(念gan)在我家里了。这下好了,他就到处去散布说:文革的时候我家穷,他赚了钱都交给我爸保管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还把我带去学手艺;现在他得意了,并没想着怎么报答我啊……听得我把鼻子都气歪了!且不说他当年的活路都是我爸给找的,他老婆不识字,你给她汇款她都不懂得领,常常是我爸到山区下乡顺便给带回,有时挪用一下可能是有的--现在我爸不在了,死无对证,你尽可胡说八道;也且不说我是得意不得意,我整天替你到处拉关系走后门所有的人都在拉关系走后门,现在我自己出了事儿出了大事儿却已无关系可拉无后门可走,你的那个师道尊严该得意了吧?还不仅仅如此。我还为乡里的不少乡亲办下了不少的诸如通关系说情的关节,我也已在乡里乡亲们中颇有名头。也就是说,单凭我而今在乡里乡亲里面的名头,你就本该到我的家里打杂,你还竟敢在我们家充菩萨?!这就只能说是在我的心里产生了逆反。这一逆反,产生的心理就变得比较可怕,说穿了,这种心理也便是族长心理,你必须趋我的炎附我的势。闹了半天,我自己反倒也是个地道的极权者--哪里容得人家的批评?

  29、个案20

  紧跟着就有着一个端掉“族长”的故事。可气的是这个“族长”竟然与我有关,可悲的是他们还竟然千方百计要说服我参加营救“族长”活动(当然是被我一口回绝了)。你道这个“族长”是谁?就是那个兜头往我们家门口倒下一夜壶“黄汤”的我叔公的二儿子吴家虎。这吴家虎深得其父当年的真传,不仅生的儿子比其父还多(有6个),而且专横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你所知,从我依稀记事起,就对吴家虎一家子恶形恶状印象深刻。那年头粮食是个大问题,家家户户一年四季都是稀饭红薯燕麦地搭配着吃,就他们家无论早稻或晚稻刚收成都是顿顿香喷喷的白米干饭,吃得我们一个个小孩子家直流口水。然而,他家人强马壮的,一年到头却又出不了几个工,到了年关没得吃了,就一家老小的全部坐到生产队去要救济。记得1975年,吴家虎在电影散场后与人发生争执,双方扭打起来,他们就全家地跑到公社里头去闹事;此时为文革后期,革委会的人也不吃你这一套,就组织群众批斗了他们好几天;岂料这批斗不但没能斗倒他们家,反把全家都斗得猖狂了起来,大队奈何他们不了,群众也就慢慢地开始越来越怵他们了,并在背后悄悄地称这一家是“公老虎、母老虎、大老虎、小老虎”。

  1982年时我还在上大学,听说那会儿队里正分产到户,手扶拖拉机分给了一个叫林璞的家,吴家虎一家竟是恨之入骨,于是在林璞开着拖拉机经过他们家门口时,他们家的大人小孩都经常朝林璞砸泥巴;1985年的一个夏日,吴家虎的老二又用小石块砸林璞,林璞终于强咽不下,便与其吵了起来,后被劝架的人拉开了;谁知当天晚上12点多,早已上床安歇的林璞一家,大门突然被人破门而入,吴家虎带着他的六大金刚手持棍棒闯了进来,不由分说见人就打;没有心理准备的林璞一家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除了有着身孕的林家媳妇龟缩在柴禾间内幸免,林家的其余5人均被揍得鼻青脸肿,伤势最轻的也缝了4针;林母被打成骨折,好几个月躺在床上起不来……林家遭此大辱,也曾四处告状,但至终也是讨不到什么说法。从此吴家虎和他的六大金刚更是无所顾忌,打架骂人更是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吴家虎常常是一手酒瓶,一手茶盅,咂一口酒,啜一口茶,酒喝多了就骂人;六大金刚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动不动就拔出了刀子,耀武扬威,村民们没有不知道的:老大奸、老三毒、老五狠、老六辣……后来有人统计,数年来被吴家虎和他的六大金刚无故殴打的村民有100余人,其中后被查实的就有70多人,他们中被打伤者有近40人……不仅如此,就是基层组织、乡镇干部也早已不被他们放在眼里,或者是基层组织与乡镇干部反而是向他们家慢慢靠拢。吴家虎甚至扬言,要把镇海村改为“吴家村”。于是,在吴家虎的“势力”范围内,吴家虎的胡子花白的父亲(即我叔公)成了“族长”。乡亲们有事不再去找基层组织和乡镇干部,而是找“族长”评理,“族长”说了的就是天理,敢有违抗者,自有吴家虎和他的六大金刚摆平。这样,他们家要得地理之便似乎便在情理之中:镇海地理条件本是相当优越,哪怕是在往日全县大旱的日子里,镇海一带的鱼塘也是水源充足,可这些年竟是不曾放养过一尾鱼。以往承包鱼塘的也有数十户,只因六大金刚在光天化日之下下网拖鱼,没人敢于理论,只有一家半大小子不明就里,只替父亲嘟囔了几句:你们打几条鱼自家回去吃也就算了,给我们留几尾,别让我爸他们白忙了一年!这样说话已够半是哀告半是恳求了,六大金刚听了还是不行,随之自是好一阵看打。之后的日子承包户们就再也不愿承包鱼塘了,他们私下里还是想:我们再养鱼就等于是替他吴家养的了,受欺了还得忍气吞声!倒不如花钱去买鱼吃,还能求个太平。

  吴家的老三开着卤料店,买卤料的和开卤料店的其他业主就得悠着点儿了。不少在别的卤料店买了卤料,往往都要另讨一张报纸包了,免得路过吴家虎家的时候挨骂,甚或被打。卖卤料的就更得处处小心,因为街上的一家孤儿寡母开的店生意比吴家好,吴老三就曾上门多次寻衅,还拔出刀子要杀人;孤儿寡母吓坏了,在旁人的说和下,花钱雇了长工到吴家帮着打杂,才算了事;后来不知怎么被乡派出所知晓,才被勒令停止,不过从那以后孤儿寡母就不再做卤料生意,而是改行做别的了。

  事件的端出是今年的4月8日。酒气熏人的吴老五骑着一辆摩托,驶至镇海商场门口时,因为控制不住擦到了路边正步行着的一个大婶的右后肋。该大婶有近50,在镇海街上生活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见撞自己的正是镇海无人不晓的吴老五,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低头快快走路。哪晓得,撞了人翻倒在路旁的吴老五猛地一跃而起,揪住该大婶迎面便喂给一阵老拳,揍得她满脸是血。当时正是下午3点多,事情又发生在街上最为繁华的镇海商场门口,目睹此事的过路者很多,但众人都晓得这一家子老虎厉害,便谁也没敢吱声,都傻看着。却是一个过路的复员军人模样的外地人见了,觉得是路见不平,就例外地要见义勇为一下,说,不管你有理无理,你把一个老太太打成这样都是不应该!吴老五听了也不言语,只是一转身照例又是一阵老拳,复员军人猝不及防,也被老拳直喂得歪在了路旁……是这复员军人报的案。也该是此复员军人觉悟高得是时候,正逢市局治安科长张一在乡派出所蹲点,他新近兼着市局“整治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组”的副组长,抓的正是此类事儿。于是派出所史无前例地出动了。吴老五第一次被铐进了派出所。

  吴老五把眼珠子都瞪圆了,说,你们也不在镇海打听打听我是谁?张一说不管你是谁,就是天王老子犯了法我也一样把他铐来!

  你是谁?是啊,不是钦差大臣的话,谁的口气又敢这么硬?吴老五就嗅出了口气有哪儿不对。就是吴家虎也嗅出了有着什么气氛不对了,第一次在家坐不住,赶到了派出所来,使出了他们家的惯用招数“一狠二痞三赖”的第三招。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对张一说,你这位同志脸生,没关系,一回生两回熟的;我的侄子就在市局刑警队工作,有话好说……可能张一早知道我有他们这一层关系的,张一是我哥们儿,他清楚我躲这些人躲个不及,因此他说别什么你侄子了,就是你老子也不会给我当儿子吧?吴家虎见来软得不行,就要来硬的,他指使老三和老六在家里磨刀霍霍,并放出话:等老五过几年出来,跟我们结仇的人一个不留!之后,吴家虎带着他剩下的五个金刚以及家丁家将20多人,连续3天冲击派出所,冲进所里要人,捣毁办公设施……于是,案件升级了。

  这里有个关节。其实早在张一要下去蹲点之前就私下里征求过我个人意见,我说你去城郊乡调查摸底可适当注意一下镇海的吴家虎一家。当然不是我要公报私仇,即便是我叔公跟我有仇,那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况且我说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个仇我用的是我爸的方式报过了(我叔公后来为了此事,还屈尊来到我家向我妈弯下了80出头的身躯和他那雪白飘拂的长胡子,我妈就感到特别解气地打着得意的哈哈,心里却是根本就不想帮他什么忙,我也帮不了)。只不过,张一他们到镇海村对村霸进行调查摸底时,村长居然答复他们说:我们村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案件了,我们一直是模范村哩……这回的调查取证,为了不打草惊蛇,让证人能放开胆量说话,张一他们就跟打游击似的:白天在派出所整理材料,按兵不动,天黑以后才换上便衣,分头摸进村中寻访证人。

  吴家虎一家可能也不会想到,他们一家千方百计地要逃避打击,还是有人在暗中居然保存下了他们的罪证。当张一他们来到一对王姓夫妇的家中说明了来意,王姓夫妇激动异常。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返身从衣箱深处取出了有个包裹,神色凝重地将它层层打开,里面赫然摆放着几年前被六大金刚殴成重伤后留下的血衣;林璞一家也悄悄地留下了当年吴家虎血洗他们全家5个人的病历……随着关押收审一应事宜按部就班地进行,整个镇海人的表情似乎都轻松了一层。

  过去不少受了干扰的工作居然开始秩序井然:比如计划生育工作,马上就顺了--曾有一段时间,因为吴老五之妻计划外生育,镇海村其他近10例二胎和计划外怀孕的工作都做不通,大家都拿着眼睛看着吴家虎家;农贸市场上也顿时有了秩序,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摊贩再也不能以此反问工商干部:他吴家虎家的摊子你们就不敢管?就是派出所自己也觉得,最近辖区内的打架斗殴是明显地少多了,因为过去老是有人打着吴家虎家的牌子寻衅滋事,而所长大头刘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0、案由:器重与鞭策

  赞之誉之不动,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则其除之。(韩非子语。多数中国百姓,尤其是文人,对此四法历来乖乖就范。)畜臣。(所以韩非子主张像养畜牲一样培养大臣)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管子·七法》)君子用人如器。(唐太宗语。《资治通鉴》)策之不以其道,……其真不知马也。(韩愈:《马说》)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曾国藩:《笔记十二篇》)

  31、个案21

  要知道,不是说你欢迎主人把你当作器具重视,就有人愿意器重你,因而你若受到器重了就要受宠若惊;不是说你愿意让主人用鞭子抽你,你就可以是好马,你以为受到鞭策,所以你准备感激涕零;哪怕你想当那“革命的一砖一瓦”或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或者“革命的老黄牛”,前提得准许你“革命”。

  假如不准革命,受到器重和鞭策的机会就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比如早些时候的参军,晚些时候的高考便是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城市里曾有待业一说,在农村里头要是没机会就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了,那就只有设法让自己成为主人像器具一样地使用别人,像策马那样挥鞭子,比如我的堂叔吴家虎以及他的六大金刚。当然办法还有很多,这就让我们的日常故事也很多。有些你还别说是日常,却足够你触目惊心;在全国我不知道,在我们海市绝对具有爆炸性。

  故事一:1997年8月至1998年7月,周仁在任S地区行署副专员期间,利用主管烟草工作职务上的便利,在为海市烟草公司联系购烟的过程中,向该公司索要人民币157万元;以帮S地区土产棉麻工业品公司做卷烟生意为名,向这家公司索要公款20万元。共计索贿177万元。1997年5月至1998年2月,周仁指使海市烟草公司将公款696万元汇至S地区商标织造有限公司户头上;周仁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提取44、5万元据为己有;1997年10月,周仁又从中挪用30、5万元……计75万元。1997年6月,周仁为地区卷烟厂技术改造联系购买卷烟机,在同年9月5日,他与凯歌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某在双方均没有合法进口批文的情况下,签订了购买一台套价额为1700万元的德国生产B1型卷烟包装机合同;同年11月10日,用假进口批文欺骗海关,将卷烟机走私入境,偷逃应缴税额3348054、77元。周仁还于1997年9月7日,在广东省汕头市,非法购买三资企业免税进口自用的奔驰小轿车三辆,价值243万元,偷逃应缴税额13108、14元。

  鉴于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周仁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让海市老百姓震惊的,倒不是周仁的贪污受贿以及偷漏税有多么严重,而是周仁的这个行署副专员的“父母官”是假冒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周仁的假冒方法竟是出奇地简单。1996年的8月,他只是向某军事学院某部门领导谎称自己是国家某领导人的外甥,并要求调入该院工作。这位领导表示如能带项目、带资金可调院企业管理局工作。同年11月14日,周仁汇给这个院人民币10万元,提出任院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定副师级、授上校军衔,未获同意;之后,他通过他人购买了军服、上校军衔肩章,办理了军官证。1997年5月27日,周仁便是以上述的硬件和一些公函、简历类的材料,以挂职支援边远地区为名骗取了S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职务。而实际上,周仁仅是贵州省的一个农民。

  故事二:年近六旬的刘嘉莉前年是以“美籍华人”的身份来到海市的。

  刘嘉莉对有关部门说,她是美国费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此次来海市,是想实地论证一下,打算同海市合资兴建一个防弹衣厂。

  此言既出,刘嘉莉顿时灸手可热。

  出租车司机李三有幸攀上了这个贵夫人,前后拉着刘嘉莉跑项目。刘嘉莉挺喜欢他的,就对他说:你的车我包了,一个月给你一万。

  就在李三心花怒放着,刘嘉莉又假装完全无意地向他透露了“银行的3万元贷款到期,在广州的几千万元存款一时又取不出来”的信息,然后问李三说你是否愿意为我的贷款做抵押担保,要是没别的东西,房产就可以。李三巴不得有这机会呢,自是满口答应。

  去年5月,刘嘉莉说要到外地去做生意,得离开一段时间。可是从此音讯杳然,李三是怎么着也不能再找到刘嘉莉了。李三本来以为自己福星高照,这下却是鸡飞蛋打,原以为怎么着也得发笔财,岂知到头来倒是自己糊里糊涂地要承担起银行的3万元债务。

  S地区煤气管件厂厂长说,去年7月份,刘嘉莉得知该厂为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资金,便主动上门,说要贷给厂里资金,以放贷的办法,索取利息差和好处费。关键是能贷得资金,利息差、好处费还不好说?况且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煤气管件厂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在7月底,刘嘉莉以“美国费城投资公司”的名义与该厂订立了一份借贷协议,贷给该厂人民币587、5万元,为期3年,按0、69%计息,并非常认真地要该厂的厂房、住宅搂作抵押,口头约定该厂给刘嘉莉利息差30万元。第二天,厂方即付给刘嘉莉8万元。8月初,刘嘉莉以“世界和平大佛建设指挥部”的名义与该厂签订了订购加工生产铸铁件2100吨的协议,厂方又付给刘嘉莉22万元。刘嘉莉收下钱后,一去没回头。

  省公安厅下属的保安公司在海市的分公司也传出消息,他们也被刘嘉莉骗去了95万元……受骗的人都说,刘嘉莉确确实实有护照,还有海市北区七里堡的户口身份证。同时,刘嘉莉还持有一张中国农业银行海市支行营业部签章的3年期整存整取2000万元的储蓄存单。更具煽动力的是,刘嘉莉手中还持有建设世界和平大佛的批示和印章。

  当然,刘嘉莉是落了法网了的,那是今年年初。检察院已予批捕。

  只是,由于刘嘉莉年龄偏大,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就让她到医院去进行看管治疗。又由于看守所的警力有限,尤其是女警,就仍交我们刑警队看管;可我们刑警队的警力也有限呀,女警则更是,除了正忙着办案的两个,就只有小崔可找了;然而,小崔虽很少单独接案子,却又有不少案子都需要她;于是,小崔接是答应接了,只不过是在市局保安公司里给找了两个女保安专门看管(即便这样,实际上小崔也是担着一身责任的)。

  两个女保安年轻,又由于仅仅是保安,就见少识狭。

  她们就不能明白,在刘嘉莉被监视居住的病房里,始终开满着昂贵的鲜花,手机就在她的枕头底下,她一个电话就可以从广东调来澳大利亚鲜龙虾,还有人追到医院里喊她“干妈”,有人专门为她唱戏……在这些为她献殷勤的人当中,有企业家,社会名流,还有政府要员……这就让两个女保安以为,她们看守着的竟是个“佛爷”。

  于是,3月15日那天的上午,刘嘉莉在医院里接到一个令她激动的电话后,对两个女保安说:你俩儿都是女孩,也怪不容易,我决不难为你们;我有个外甥在汕头那出了点事儿,我去处理一下,明天就回来……两个女保安就悄悄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一个陪刘嘉莉去汕头,另一个留在医院应付保安公司领导的随时检查。

  这样,刘嘉莉就不是在被监视而是被陪同着离开海市赴汕头。

  到了汕头,刘嘉莉欺保安员人生地不熟,在大街上借“打的”之机甩脱了“陪同”,脚底抹油……刘嘉莉究竟何许人?刘嘉莉持有一张1996年5月31日北区分局签发的居民身份证,编号为:390104410924378,据此可以知道,刘嘉莉应为58岁;刘嘉莉随身携带的那个港澳居留证,出生年月却为1932年1月24日,这样她的年龄就有67岁了,籍贯为:安徽蚌埠,住址是九龙上海街178号6楼E。

  刘嘉莉又到底为何方神圣?市局治安科张一他们查了个一溜够,结果依然是扑朔迷离的:刘嘉莉户籍底册上记载着--1996年2月10日,刘嘉莉从东街口公安分局迁入花前派出所;1996年2月15日,刘嘉莉由花前光禄坊1号迁往北大路138号;同年3月2日迁入交通路派出所,同一天又迁往北区的七里堡派出所。短短的20天,刘嘉莉竟然能迁着户口玩,连玩了4次,可见其修炼的功夫。

  这就是说,刘嘉莉老太只需摇身一变,我们就得琢磨个半天--真够邪性的,就跟白骨精她妈似的。也许此刻她仍以她的“美籍华人”的身份出入于楼堂馆所,以“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在各种谈判桌上,洽谈种种“投资”事宜,可是我们,不能再这么继续交“学费”了吧?!目前,海市警方正着力追捕在逃的“美籍华人”刘嘉莉。

  追捕组里面虽然没有我和小崔,可小崔感到责无旁贷,仿佛是她放跑的刘嘉莉似的。

  结果倒是我劝小崔劝得挺辛苦。

  后来我就跟小崔讲了一通关于“器重”与“鞭策”的歪理,才总算把小崔给说得笑了起来。我说呀,刘嘉莉这样的,无非也就是自己鞭策自己吧,要不谁来器重她呢?她自己就这么鞭策自己那么几下,立竿见影地,就有不少人主动地跑上门去器重了……小崔的可爱大概就可爱在她的认真上了。也由于她许是太认真了点儿,以至她现在都快成了冷美人了……

  32、个案22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毛主席他老人家可真是说对了。

  因为世上不少的事情是无法认真的,比如我就不能对我自己的申诉认真;你就是认真了,也是认真不来,比如:你认认真真地对刘嘉莉进行追捕,追捕到了以后交给了检察院、法院,刘嘉莉有何等手段我们都已经见识了的,在哪个环节上她略施一下什么小计,就金蝉脱壳也未可知,我们就白忙乎了;还有,在经济时期里,我们是如此认真地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可是又不断地看到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地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而且还不断地逍遥法外,不知别的警察怎么想,我就是想想都足够让我泄气的。对我打击更大的还是我的老婆刘小琼,现在就是想着认真了,也是一样认真不来。

  你想想,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们老夫老妻都挺过来了,可现在轻而易举打败我们的恰恰是曾经被我们死守着的东西。刚开始她只是说我执迷不悟,之后慢慢就开始挤兑我,再之后就公开嘲笑,然后就三天两头地不归家……这一切只缘于她的一次调动。俗话说“男怕有钱,女怕有闲”,原来女也怕有钱哪!原先她也在北区分局做户籍工作,前两年调出公安系统去了地方税务局,口气就大不一样了。

  想当年我们同舟共济,原来理由也即在处同一条船上--我的错误是就把这同舟共济当爱情了,甚至我曾在很长时间里,对这同舟共济的爱情感激不已。你只要听听她当初跟我的搭档和朋友小崔说的那些话,就能明白。

  我的老婆刘小琼是这么说的:那是我们家老吴走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和女儿刚刚吃过晚饭,我们分局的一位副局长叫我到他家去一下,说有人找我。我去了之后,检察院的一位姓章的就对我说,要我配合组织调查。我一听心中就犯了疑,但我相信身正不怕影子邪。检察院还到我家抄家搜查。当那6万多钱的存折被他们搜走时,我只觉得天都快塌下来。那是比我的命还重要的东西哪!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是老吴出事了。但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接着,检察院的人也把我弄去审查,要我交代老吴的犯罪事实。一个礼拜后,他们见我实在供不出什么来,就只好把我放了回来。回到家,看着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想起而今骤然间家破人亡的样子,我真不想活了。我还确实去买了安眠药,想着自杀了算了。我这一死女儿一定会更可怜,我又打算把女儿先掐死,然后……可是,女儿才8岁,她跟我和老吴还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啊!我实在不忍心对女儿下毒手,就母女俩度日如年地相依为命着一天一天捱下来。这时,就有人来叫我和老吴划清界限,还有人来劝我跟老吴离婚……我把这些话都当成了耳边风,我知道老吴是无罪的。我相信我们一家三口总有团圆的时候。我就等啊等的,心里那个煎熬,我又能对谁去说呢?有天晚上下班回来得迟了点,一到家发现女儿不见了,急得我满城乱跑到处找孩子;当找着了也在四处找着我的女儿时,女儿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叫了一声“妈”就大哭了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地跟女儿抱头痛哭……就这样苦等苦捱了有两年半,老吴的案子终于开庭了,我这才在法庭上看到他。一个人高马大那么壮的汉子,现在瘦得仅剩下一副皮包着骨头。当二审判决下来,老吴只跟我说了一声“小琼,7年哪……”就噎得再说不出话来。那个时候,我的整个心都哭碎了……完全是一朵啼血的杜鹃!不用说当场就听得小崔泪流满面,就是我现在每每回想起来,心情都会无比灼热。然而,前后不到两年,啼血的杜鹃竟然变成了带刺的玫瑰,她对我的申诉活动变得越来越不热心,之后干脆说别去再要那钱了,要也要不回来了,反而到处去丢人现眼;对我具体办案则说得更露骨,那么大的事情都经历过了,难道还看不开吗?那么没日没夜的,警督都不给你,小小一个警司有这个必要吗?刚开始她的猫腻还对我藏着掖着,之后她带着女儿上了几趟北京,通过植皮居然真的把女儿脸上和脖颈上的大片大片的褐红色胎斑全给去干净了,白白净净的女儿一下子变得无比漂亮,确实也让我的心里乐开了花,然而,我知道这治病的花销差不多得10万元(当初为女儿攒着钱时就已知道),这钱来路不正。刘小琼就对我说,你别管这来路不来路的,我算是看透了,我们这个社会,很正的事情你得用很歪的办法,很歪的事情你才能用很正的办法的!所以我说你不用再去找谁找谁了,人家欠下你的钱我一分一分地全部给你要回来……蓦然间我觉得刘小琼变得好可怕。

  有时忍不住我就会想着认真地问她一问,她每问必暴跳如雷:你跟我认什么真啊?有本事你跟别人去认真呀,去啊!没本事,整天就会跟我狗拿耗子……就连漂亮的女儿也跟她一鼻孔出气了。然后只见她三天两头不归家,一会儿跟公安局合作,一会儿跟工商局联手,参加这个检查团那个督察队,几乎天天晚上要吃请……一下子我如坠冰窖。次数一多,我甚至都想过当初我干吗要从监狱活着回来呢?你可知道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都是为嘛,常常来自亲人中的反戈一击!在外面怎样的磨难都可能经受住了,回家了来再被亲人那么反戈一击,就没活路了。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桩一个被收监的妓女咬我事件。

  若在以往,恐怕我又要经受不住,可这回我却是非常平静地经受住了。

  你来了,这太好了。我就是想着见你,想着跟你聊聊(xxx她就是用咬我的办法想着跟我聊聊吗?)。不过请你不要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你不用可怜我,我完全可以告诉你,走上这条路完全是我自觉自愿,没有人逼我,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想逼我也是不可能,你说对吧?你说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且不说人类有没有灵魂,就是有,又有谁能给灵魂当工程师?你无非还是要说我这是在堕落。还不好说是谁在堕落,我就是听说你还在假装进步,才用的这种办法让你来。我就是想着让你来听听我说究竟是谁在堕落。你放心,我会帮你洗清你的名声的,我肯定没有恶意。你觉得我在写作势头那么好的情况下,却突然不写了,奇怪并感到可惜?我干吗写作,我干吗还要写作?这是一个说起来就要让我痉挛的问题。看来你还真是天真,真是不清楚,你知道眼下写书的、出书的和卖书的都是些什么人?文盲和半文盲!想想那个时候,我真是傻透了!文章写得再好再精彩再漂亮又怎么样呢?没有便宜可占的事情谁又愿意去做?况且出版社大都靠国家批的书号吃饭,给个书商出版社不亏,个人还能得到好处。真是闲得没事干了,弄本工具书、教科书出着玩,干吗出文学书,又赔本又没好处。就是专门的文学类出版社,有时确实也出那么几本,却不是为了讨好领导,就是照顾关系,哪里轮得到你?!好在我现在算是摆脱了,要不我真是惨到家去了!写作那玩艺呕心沥血还受着诸多限制,活得太累,太疲太烦,没劲透了。文人自古都叫穷酸,而今这社会叫什么社会?商品社会,文人连叫化子都不如,狗都瞧不起!当然,现在文学在商品社会中也成了商品,只是跟别的商品比,它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在生活中可有可无,只有吃抱了撑的才拿这些东西消遣。这还得说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所谓有点文化的也并非都有此闲情逸致,并不是都对文学有兴趣。况且,中国的人口虽然众多,却是多数没有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市场实际上又小得可怜。加上国家政策上的种种限制,文人的生存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形之下,有的诗人自杀了,有的正在自杀和他杀,有的名存实亡--死去的诗魂无影无踪,活着的诗人在钱眼里不能呐喊;诗歌诗歌只剩下歌了,歌词也就是爱你一万年爱你到永远什么的,腻歪透顶!散文家不是单相思,就是恋母癖,整天自作多情地呻吟噢“好纯情”、噢“好快活”、噢“好感动”,好端端的男人闲得无聊总是发情;更有的在故纸堆里大散其步,呀“墨香千年”、呀“笔墨春秋”、呀“砚边琐话”,整个吃饱了撑的一个阳痿患者。小说家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眼看着身边的不少文盲加流氓都成了大款,也是不能太寂寞了自己,于是也跟着挥膊上阵,转瞬之间就把文化苦旅改成了黄色纵队,在稿纸上拼命发泄性欲,诲淫诲盗;有的就像傍黑傍大款那样地傍上了导演,跟着镜头和灯光转得分不清东西南北;有的争着抢着去给那些快被枪毙的“改革家”当吹鼓手;更有自恋狂似的新潮作家,想着名利双收,或说白了就是为了多捞钱并抬高身价,把外国人的鸟话零拆碎敲,再乱七八糟地给你拼起来当谜语让你猜……说得难听一点,写作是什么?就是出卖大脑和心血,就是出卖灵魂和思想,活得寒酸也罢,还累得慌还苦得紧……你说这写作是人该干得活儿吗?你还记得我写下的那部长篇小说吧?叫做《声音世界的盲点》的那部?早知道我怎么会费那么大牛劲去写?那个时候我把艺术当作我的生命,也即生命的表达,或者更夸张一点说,我是曾经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那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去的。我把这部长篇先后给了好几家出版社,可那些出版社的所谓编辑一句话把你的生命枪毙了,算是轻松的,有的连搭都不搭理你,因为不认识你呀!后来我就咬着牙憋着劲,你退我一回我就认真把它再改一回,一直改到我自己满意为止。再后来我请福建的一个朋友叫吴励生的,问他能不能求福建师大的著名教授孙绍振先生帮着给看一下,可能的话请孙教授作个序。请名教授作序,我的用意自是十分明显。结果吴励生表现不错,孙教授则更是仗义,不到20天孙教授的“序”就给我做出来了,甚至还不乏赞誉之辞,称:不管这本小说有多少处理方式使你感到不习惯、不太满意,但是你读完它书中人物、环境、命运留给你的印象完全不亚于一部像样中西中篇小说,甚至长篇……接到孙先生的这篇序文,我真的是好感动好感动噢,孙绍振果然是名不虚传,他的广阔深远的学术视野不由人不感佩。这下好了,我更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让它烂在抽屉里,无论要经受多少挫折……后来,有家出版社的总编对我还算负责。只是他感兴趣的却并非书稿,而是这书稿的作者。书稿他甚至连看都没看,就肉麻地猛吹捧我(不知是不是孙教授的序文起的作用?),说构思是多么巧妙,视角是多么独特,语言是多么弹性等等;这还不够,他还特意制造了新名词来包装我,什么时空荒诞主义,意识魔幻主义,感觉超越主义……美化他自己的渊博也是有的,只是连我这复旦中文毕业的高材生都没听说过。当然,我没有反感,因为他答应我可以尽快把这本书推出去;还说,像这么优秀的作品在社会上实属少见,他要在这本书出版的那天,专门搞个首发式,请新闻记者们来给大力鼓吹一下,让全社会的人都了解这部长篇和我本人,让我和这部长篇同时誉满神州……稿子很快就通过三审,实际上他仍然没看书稿,而是让书商去看,现在很多出版社都这么干。而且稿酬给得还特别利落,就由他亲自交给我。就在他亲手交给我稿酬的那天,他也在他的办公室里获取了作者本人。那年我25岁,他都奔50了;你还别看他岁数,也别说他瘦得文质彬彬,干起那事来却是又狠又辣又持久,整个弄得我死去活来……好容易完事,我哭了。倒不是我这么做觉得在心里对不起谁了,我只是心里感到特别地不平衡:他凭什么玩我,干吗我又这样窝囊地把自己送上去当玩物,不就全因了这部书稿吗?稿酬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付出了辛勤的汗水,难道我没有权力得到它?干吗要把自己的人格自尊和肉体白搭上?他是出版社领导,革命干部,***员,出书是他的本职工作,他有什么理由要向作者提出这样的附加条件?都说他思想觉悟特别高,政治理论很精通,出书把关相当紧,原则性特强:政治观点不够鲜明的书坚决不出,政策上有点难把握的书坚决不出,揭露现实的哪怕只有一点坚决不出,内容上有点敏感问题的书坚决不出……除了这“四不出”,别说沾点黄色的书稿绝对通不过,就连稍微有点煽情也是绝对不行。而实际上呢,自从他见到我那天,他的眼睛就发直了,似乎用那眼神就足以把我的衣服剥个精光……况且,他对我的那些允诺花的还不都是公家的钱,稿酬也是书商掏的,我的书说不定还要赔钱,他也可以跟书商摆平。以权谋私历来是当官的专利,人家是人民公仆,国家主人哪管得了他呀?!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一部长篇一倒腾好几年不也出不了吗?人家用这种办法给你出了,你又怨怨艾艾的好像挺不愿意似的……得,写作吧你!我就写啊写啊的,含着泪水拼命地写……我用性交换来了创作自由,用肉体保证了作品的发表,用血汗换来的是可怜的润笔……而那家伙既是个小政客也是个性奴隶,造爱的劲头跟他的官瘾一样大,谁还能不晓得如此明白的道理:没有官瘾就当不上官,要是当不上官,就得沦为社会底层,社会底层的人又有何资本去贪污受贿玩女人?也很显然,我跟他一样是为了各取所需而互相利用,我跟他之间哪里可能会有爱?可我们又要三天两头滚到一起去造爱。因此每造完一次爱,我就要加造一层对他这种人的痛恨。你说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说他是精神食粮的管理者,可我跟他同样地虚伪堕落,同样地卑鄙下流,同样地把对方视为玩物。后来是他怕玩我玩出风险,我也腻透了他,觉得这样实在太无聊太无耻,便双方自愿终止了关系。

  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看穿了,既然我的价值只能体现在肉体上,或者换句话说,不通过肉体我就体现不出什么价值,我还写什么屁作?实在是狗屁不如!不如什么就都免去了吧,光去出卖我的肉体算了,还可卸去无尽的精神折磨,还可换得一身珠光宝气地逍遥自在,还可随便把别人当玩物……我跟你说这么多,也并非想要你同情。我只是想要着重告诉你,哪怕我堕落成这样,我也一直坚持着一条:为了写作我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连我的肉体都搭上了,可是,在我的所有写作中,我始终坚持着不出卖我的思想和灵魂……这就是我想问你的:出卖肉体与出卖思想和灵魂,相比较而言,究竟哪个更堕落?!

  33、个案23

  这个问题似乎比较深奥。或者我是否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提问:既然你的肉体都可以出卖,又有什么不可以出卖的吗?但我马上发现这个提问的苍白处,假如一个人剩下的最后的武器只有肉体,难道她用的不是肉体进行着她独具特色的申诉活动吗?于是,郑巧倩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也就没敢提问。这仅仅还只是个形而上的尴尬,而形而下的尴尬才让我真地尴尬--警察嫖娼,本身就是个敏感而可怕的问题,尽管也时有发生(还另有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跟出在自己身上毕竟大不相同。好在这回事件是由局里自己处理,局党委又是委托治安科长张一调查。张一跟我个人关系如何是一回事,张一的认真调查是另一回事。张一的调查说起来也简单,他只问了郑巧倩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说我们老吴嫖了你,你就简单地说说老吴身上的随便一个体征。郑巧倩当然是回答不出。张一这一问也是绝,因为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大多是蹲监狱那几年蹲出来的,张一知道,别的人不知道,就连关系密切如小崔都不可能知道。风言风语当然是有的,除了小崔站出来就跟愤怒的天使似的外,我们局长也表现不俗,只是笑呵呵地公开说,我说我们老吴怎么回事儿啊,又是贪污受贿又是嫖娼,就差着吸毒,要不就五毒俱全了嘛!这才可能有我直奔看守所想要对郑巧倩当面质问的情节。更绝的要算郑巧倩自己,她后来居然对张一说,你怎么不安排老吴跟我睡一回呀,哪怕一回,我就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了。这样就把我给彻底解脱了。

  不过这次我是坦然多了。倒是把小崔给急的。小崔是出于她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来安慰我的。我甚至都不敢告诉小崔,实际上我恰恰有着一种近似于报复的快感,这是指我的老婆刘小琼。既然这样了,我还在乎什么呢?况且,妓女又怎么啦?不说她如何国色天香,美妙绝伦,就单说她是妓女了,也确实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比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那些“社长”们高尚多了!再者说,从人性深层的意义上,不管男女,都有跟多人性交的愿望,你就是再掩饰再想着立个“牌坊”之类也是徒劳。老托尔斯泰可是全世界公认的大道德家了,可就是这位大道德家恰恰终生与梅毒为伴;萨特的大文豪地位恐怕是牢不可破的,可这个大文豪是个色情狂;要是还不够,再说那个我们公认的圣人马克思,他也会跟他家里雇的保姆偷偷地调情;要是没有跟妓女们疯狂地做爱和疯狂地吸烟,也许我们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天才的梵高和他的杰出的画作了……而且郑巧倩那天还真的对我说了,她说这样太委曲了我,若不是在看守所,她真应该用她的身体为我做无偿的补偿,等等。就是不在看守所我想我也不太可能接受,但至少也没必要反对,干吗要反对一个美丽的女人呢?

  可怕的倒是中国男人自己的经久不衰的玩弄女人的心理和行径:自己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女人就可以不是人,女人只要一表现出是人,便是荡妇,便是“万恶淫为首”;自己可以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却要给女人缠上小脚,免得她们到处乱跑招蜂引蝶。尤其无聊的是文人,清代著名学者如李渔者竟津津乐道于女人小脚的玩法,不厌其烦细细道来,竟有48种玩法;又有民国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英、德、法留学生辜鸿铭,居然极力赞美中国的纳妾制度和女人的小脚,据说早期的《北京时事白话报》曾经翻译了外国报纸上刊登的一篇一位英国记者对辜鸿铭的访问记,大概内容是这样的:某日,辜鸿铭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轩茶座上品茶,这位英国记者见到了,就上前访问。记者问:中国人纳妾之风极盛,为大清法律所不禁,但是在我们西方人看来,这是玩弄女性的行为。世界各国都以此为奇谈,不知辜先生的意见如何?辜鸿铭:以全世界人口而论,本来女性多而男性少,要是没有纳妾的话,那么必然有剩余的女性,她们怎样度过孤单单的一生?纳妾之道即可解决剩余妇女的生存问题。

  辜鸿铭就又指着桌上的茶壶说:你看桌上茶壶只有1个,茶杯却有4个,用一把茶壶,遍倒4杯,对茶壶没有问题,而杯子中却杯杯有茶。这是物理之常,何足怪哉?记者(大笑):辜先生,你这话当作笑话讲,真是令人绝倒;作伦理讲,未免有些牵强。

  辜鸿铭也笑。然后又说,英国历史上,第几世纪某某皇帝,虽然只有一后,但是情妇有某某几人;下一代的皇帝某某,又有情妇某某几人;还有一个某某伯爵,情妇多到七八人,而且连传5代,没有一代子孙无情妇的;至于平民们,一妻一情妇,更不可胜数,见某书某画……这一段话中有关的皇帝、伯爵的名字,全有来历,辜鸿铭竟能如数家珍,记者听了愕然。接着转换话题道:中国妇女缠足,以100磅左右的体重,集中在一只小脚上,是否违背人体的生理?而且听说中国的男人喜欢嗅小脚,请问辜先生有何高见?辜鸿铭又微笑着说:英国人最高的艺术是跳足趾(芭蕾)舞,如龙飞凤舞,回翔周旋,真是女性美的最高表现。不过,你们是摆在舞台上供大众看的,我们中国的妇女小脚,只是私人欣赏的,与贵国各异其趣而已。

  又说:至于说会使生理畸形,也不仅我们中华一国为然,英国人在17世纪到18世纪,女性有“缠腰”之风,在腰部用奇重不堪高达一尺的缠腰夹,把腰身夹得似蜂腰一般,这对生理是否也会发生畸形,腰部内脏是否会退化?记者又有点噎住,随之又冒出一句:何以中国人喜欢闻女人小脚的臭味?辜鸿铭(大笑):那也不是尽人皆然,犹之西方人欢喜吃臭忌士(cheese),吃之前还要闻闻它的臭味,这是一种嗅觉上的艺术,惟有爱吃臭忌士的人,才懂得这种艺术。

  34、案由:食色,性也

  去人欲,明天理。(程灏、程颐“二程”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遗书》卷二十二下)按“小人家”我的说法,“程朱理学”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赤裸裸地灭掉你的欲,留下我的欲;至于天理,“小人家”我只有去问天了!

  35、个案24

  城郊派出所所长大头刘嫖娼!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曾说过,警察嫖娼就有这效应,甚至惊动了全省公安系统--省公安厅纪委专门派员作了认真调查,之后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通报。《通报》说: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对基层领导干部监督乏力是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大头刘参加公安工作多年,有一定的业务工作能力,组织上过分信任他,认为他可以领导好一个派出所,能够打开工作局面,便放松了对他的教育帮助,缺少了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城郊派出所的规章制度虽然订了不少,但都挂在墙上,未能落实,平时所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俨然一派“家长”作风。放松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就容易滋生腐败,大头刘一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等等。

  案件性质是否像省厅纪委的《通报》中说得那样,姑且不提。但大头刘案件至少说明了为何这多年城郊乡镇中的地方恶势力会如此猖獗的原因,比如:前后就有陈孝通团伙和吴家虎家族等。

  是在半个月前,市局治安科据举报,由我们刑警队配合,冲击了城郊班尾、镇海一带的路边饭店,在幽香饭店内当场抓获卖淫嫖娼人员6名,对幽香饭店的店主和其他有关人员处以治安拘留,并从中查明了城郊派出所所长大头刘参与嫖娼并徇私舞弊的严重情况……事情的起因是这样:早在1996年8月,分别坐落在公路边的班尾、镇海一带的8家个体饭店开业,城郊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戚头见有机可乘--介绍路边饭店业主从事容留妇女卖淫,自己可收取保护费捞它一把,就打上了所长大头刘的主意。

  《通报》说是拉拢腐蚀,这玩艺不好说。要是大头刘自己没这想法,就不好拉,就跟郑巧倩对我那么说引诱我的似的,要是我自己没有动了贼心就不可能会有贼胆。那天傍晚戚头用摩托车鬼鬼祟祟地来拉他,他几乎是完全的心领神会地上了。

  之后大头刘又心照不宣地听从戚头安排,连戚头事后都为大头刘竟能如此轻易地上了贼船惊异。第一次尝了腥,胃口被调了起来;多次嫖宿未被发觉,就让他有点自制不住,有时候给钱,有时候不给钱--不给钱也没关系,派出所所长大驾光临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鼓励,个体业主们还争着给他送钱呢!于是路边各家饭店顿时繁荣了起来。

  大头刘接了这些个体业主的贿赂似乎有点烫手,似乎显得有点良心,可这一点点良心发现却带来了灾难。大头刘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这不现成的一个无本万利的创收办法吗?上面叫改变派出所的落后面貌叫唤了多少年了,没有钱怎么改变呢?于是他开始布置所里的民警抓嫖娼:只抓嫖客,不抓妓女。这样两全其美:路边店的生意照样兴旺,妓女们也不受损失--警察一走便可继续操作,也有妓女被抓到派出所里去的,但又很快地被放回去,甚至还有民警鼓励她们说,你们干吧,没事儿;大头刘也可在派出所内落个美名。

  大头刘经常对他的部下们说,所里穷,可上下左右的来人、办公用品、干警福利、盖办公楼等都得花钱,平时多抓几个嫖娼的罚款就能多搞到钱。

  大头刘此举既出,见效也快。嫖娼者一般心底发虚,说罚款5000元可走人,就一个个掏了钱后脚底抹油,连个屁都不敢放。短短不到3年,城郊派出所居然财源滚滚,盖起了一座5层办公主楼,所长大头刘的办公室更是鸟枪换了大炮,家具是红木的,地毯、空调,硕大无朋的老板台油光闪闪……大头刘从此迎来送往的均是油光满面。

  案发后,大头刘承认:近年来,全所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有40起左右,均是只处罚嫖客,不处罚妓女。对每位涉嫌嫖娼者,均采用了刑讯逼供。

  联防队员戚头和民警洪七这样供认了最近的一起刑讯逼供:那天晚上我们按所长的安排,民警加上联防队员计9人,在镇海几家店里抓获了涉嫌嫖娼人员A、B、C、D、E,约20时许,开始对这些人进行审讯。首先,涉嫌人员E和D被带进审讯室,由洪七讯问并作笔录。讯问中,D不承认有嫖娼行为,洪七当即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你再说有没有。便拿起一条宽约两寸、长三尺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就抽向了D的鼻梁以及整个头部,还抬起穿着大头皮鞋的脚朝D的后背上猛踹。之后屈打成招的D和看傻了赶紧承认的E一同被带到了北屋,一头一个地被铐在了小铁床的床架上。在另一个屋里,先是戚头对A进行了体罚,然后由另一位民警赵满对A作讯问笔录。因A否认有嫖娼问题,这位民警也是用大头皮鞋朝A的大腿外侧连踢数次,逼其交代。之后B和C也被洪七带了进来。戚头见C进来后就往沙发上挪,上去就朝C的双肩左右各是一脚!又见B在办公室门口挣扎着不愿进屋,冲上前去也是一脚,再将其拖进屋。这时,赵满在继续讯问A,可A仍然不承认嫖娼,于是洪七将B、C腰间的皮带抽出,并将C的皮带折断,气势汹汹地叫A跪在地上,用折断的半截皮带对A的脸、背、腿部不断抽打,逼其招供,但A还是不承认。赵满见A是如此不老实,便用另半截皮带又朝A的背部、手部抽打。打过赵满仍觉不过瘾,又朝A的屁股和脚踝上猛踢了几脚。终于A也承受不住,被迫招认。A被殴打后,伤势很重,不得不去医院治疗,海市市立医院证明:A全身被皮带抽打,多处伤痕……等等。

  36、1公案或个案25

  王小波与他的“一”

  “一”来自于“道”,所谓“道生一……”。既类同于西方的逻各斯又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赘。

  王小波的“一”即性--著名学者刘小枫在他的新著《沉重的肉身》的引子中说:“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存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话说得完全正确,问题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裙带关系之中,不管是农村化的城市还是城市化的农村,个体生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除了极少数的女性作家,如赵玫、海男、林白、陈染等,出于她们先天的封闭生活与后天的拒绝改写的生命本能,才让她们得天独厚地生成了个体性,生命的大多数则是绝对地淹没在种种的普遍法则之中,种种的人身管制之中……外界是如此强大,普遍法则是如此坚不可摧,那么个人还能剩下什么呢?个人抵御外界的最后武器便惟有“性”。在这一点上,上述几位女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在王小波这里,性、政治、暴力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面对生存真相,“性”显然成为了刺向世间的一切吃人的文化民族专制主义的最为锐利的武器。王小波的这一场不可谓不壮烈的精神突围,不能不让我们由此而警醒:实在必须对我们传统的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进行重审。

  通观一部《论语》,圣人一开始就没有为中国人的真求知精神奠下真实的基础。到了中世纪时代的儒家,从提倡独尊儒术的汉儒董仲舒到把佛、道思想引进儒学的宋儒周敦颐、程灏、程颐、朱熹、陆九渊,明儒王阳明等:一方面他们把儒学慢慢改造成了儒教的伪信仰,把孔孟神圣化,把儒家的经典从内到外绝对化,直至说成为“天意”;另一方面又把儒学改造成普适性的知识,实质上是建设了一个伪知识谱系以满足人们普遍的求知欲……从而也就把儒家的一家之说变成了意识形态,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论语》的作者时代还有个士的阶层,也就是说,作为士,说不说是我的事,用不用是你的事,还有个说的自由;隋唐科举制度之后,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文人,剩下的就只有工具欲了……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文人中真正觉醒的第一人,他所领导的“戊戍变法”中最坚决的一条就是“废八股”,然而,戊戍变法失败之后,一心想着当圣人的康有为,又在袁世凯称帝的前前后后之中充当了马前卒的可耻角色。哪怕始终信奉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严复,最后支持的也是袁世凯。曾经非常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在“革命”与革命的大搏斗中支持独夫民贼蒋介石。曾视“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为四大恶魔的毛泽东本人,最后竟也成了我们民族史上最大的“族长”。

  翻开中国的封建史,玩的全是猫捉老鼠的政治游戏,个体自由一说竟是虚妄。既然是游戏,猫抓老鼠是游戏,政治是游戏,暴力是游戏,“性”则更是游戏。于是,王小波运用了性游戏无情地消解了世间的一切游戏--事业(描写建功立业的《万寿寺》)、创造(描写智慧的遭遇的《红拂夜奔》)、真理(《寻找无双》)、爱情(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既然人类孜孜以求的此四大者都靠不住,王小波的消解活动用的就是他的性游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游戏规则。于是,“性”便成了王小波的“一”。

  经验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一”均不能说明一切,而王小波又恰恰是用以毒攻毒的方式,用他自己的“一”颠覆了其他所有的“一”。尤其是对“权力”的有效消解,比如《二0一五》中的画家小舅和警察舅妈的关系,还有《东宫·西宫》中同性恋者阿兰同警察小史的关系等等,其构成的种种虐恋关系以及种种兴高采烈,都能让我们从生命深处含着眼泪微笑。尽管王小波的“一”也并不能说明一切,就如同世间存在的所有的“一”,这就要求个体认信,也即:信不信由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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