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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公案连载之四

镜中公案连载之四

镜中公案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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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励生



15有一个小牧师向他的师傅老牧师讨教演讲的技巧,也即怎样才能吸引教众的高度注意力。老牧师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演讲要吸引人,最好这样开头:先生们,女士们,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这一生的许多美妙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大腿上度过的……然后一个大停顿,要停顿到大部分教众面面相觑,然后又把询问的目光纷纷投向你的时候,你再一个大喘气——说,这个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于是,小牧师在布道的时候就如法炮制。他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本能地闭了闭眼睛,以镇静一下情绪。然后开头:女士们,先生们,我亲爱的孩子们!
底下就出现了窃窃私议。小牧师吞了口唾沫说:我这一生的许多美妙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大腿上度过的……底下大哗,而不是面面相觑,然后并没有投向他的众多询问的目光,而是他们自己在那大眼瞪小眼地互相抗议,这下小牧师慌了神,也是一个大喘气——说,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底下立时嘘成一片,秩序大乱,甚至有人要冲上来……
各位女士,先生们,传播系的同学们!多少年来,面对领袖我们是战士,面对老师我们是学生,面对父亲我们是儿子,面对单位我们是螺丝钉,面对存在我们是飘萍,我们从来就不是自己过,可是,而今居然又有人为我们引进上帝,然后所要做的事情便是放弃自己(皈依)。把自己内心的渴望经过一番伪装,假充现代圣人并充当小牧师,动辄关怀动辄拯救,老天爷——我们只有老天爷!我们作为具体的个人终极价值究竟如何设定是个问题,即便是西方基督,而今讲求的也是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靠牧师来传达上帝的声音,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只是,我们的终极设定历来是天,我们所能享受并一直起作用的只能是天命。这样,小牧师所传达的就不可能是老牧师所传达的上帝的声音,因此必然是虚假的;而作为小牧师本人假充圣人,全然不予顾及个体的真实性亦即限度,从根本上说,就更是虚假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特有的行为方式,即便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外来的“经”无论如何也救不了中国!这是不是说,中国就是有着中国的国情呢?无可否认,中国人就是找老婆也常常不是为自己找的,一是为家族二是为父母,一如陆启东教授,就是这样。中国人读书本来就是为了做官的,所谓“扬名声、显父母”,也是跟父母有关,一如《推理小说》副主编“我”,也是如此。马克思的“生产资料”说可以改变世界,20世纪以来的语言哲学颠覆了这种学说,认为是语言改变了世界。尽管我们经历了一个百年来的种种新文化运动,可从我们制度化的语言源头那里,仍然框定了我们的意识与潜意识。比如有个比较一般曾经流行的说法,在中国你想干成什么事情,唯有做官,否则你就什么事情也别想干。可事实是,你即便是做了官,也不见得就能把事情干好了——也就是说,你不但什么也无力改变,反而是被种种制度化的东西(比如史官制度等等)轻而易举地就把你改变了:最通俗而普遍而且让人尴尬的做法是,哪怕是对他们的某种话语进行对抗,你首先也得学会他们顺理成章的话语方式,然后才是可对话的,之后才谈得上对抗;但问题在于,当你慢慢熟悉了适应了并且自觉地运用了这种话语方式,那么你也就开始跟着面目全非了;更为惨重的是,当你能够驾轻就熟的时候,你也差不多成了这种话语的肉身了,连你自己都难以想象这种改变之快之易之彻底。除了极少数***者能办成大事,说明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是需要***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者可以办成真正的大事,而***话语却直接剥夺了个人的种种自由思考和选择的权利,由此可见:***并不等于***。
一旦作为制度一以贯之,中体西用也好,学以致用也罢,任何知识也就无望形成自己的制度——恶性循环至今,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伦理的乃至美学的等等,扩而大之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以及人文学科的知识学,要有尽有,五花八门,却是统统可以归于无用,因为只有使用价值才是“有用”,我们的悖论显然就发生在这里:越是强调“有用”,所谓知识实际上便越没有价值,也就不可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真正的知识;而只有真正懂得“知识”是“无用”,也才可能形成真正的知识学,也才能产生属于知识自己的制度,以保证知识的价值真正中立,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学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滑稽的是:我们恰恰相反,越是不应该制度化的地方我们却在拼命地制度化,而最应该提供保障的地方却是怎么也形不成应有的制度。在此情形之下,你无论念的是外来的“经”还是内地的“经”,也无论是外来的“和尚”还是本地的“和尚”,除了争名夺利,争夺话语霸权,争夺种种地盘,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又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16我不能明白。按说父亲是热爱生命的。可在一年多以前有些迹象就不是太好,他又似乎没有当回事儿--他的胃老疼,我也有点麻痹了:因为父亲的胃很年轻时就不好,得过胃溃疡动过手术,后来虽不严重却也时不常地不适,他就常常买一些治胃的药吃,诸如丽珠得乐什么的,吃了又没事儿了,所以就给了我一种思维定势,觉得他那是老毛病了,便麻痹;父亲虽然也有过小疑问,嘀咕以前“丽珠得乐”挺管用的,现在怎么不太管用了呢?我也曾让父亲随我到省会S市的大医院去检查一下,父亲说不用,我自己的毛病我自己知道,我再吃一些别的胃药看看,若再吃不好就怕是“恶货”(癌)了……我父亲的意思显然是想说,若是“恶货”那是谁也没办法的。我的理解却是:我父亲可能在担心别是那恶货,实际上就是害怕那恶货,因此害怕检查,若查出是了,那就等于提前宣告了“死亡”的消息。就有了我的自作聪明,我想癌这东西有时跟人的情绪实在是有很大关系,你不知道它是癌还有可能真不是癌,你要知道它是癌了你就指日可死了--我的原单位的一个记者朋友就是这样的,才30岁呢,参加体检体检出了肺癌,人一下子就软瘫了下来;换了一家大医院检查说不是,说原来的是误诊,立马他又活蹦乱跳的了,骑着摩托又开始满街地疯跑;不放心又换家医院检查,又说是,他当即又塌垮了下来精神当即崩溃,然后住进医院就再也不能出来,那么壮的一个小伙子前后两个月不到就报销了。也就是说,我的自作聪明也不是没有根据。但是,真是说不清,假如当初检查了真是癌呢?还不如让老爹能这么快活地多活了这一年多,人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被偶然性操纵着。但老爹退休了后这5年过得确实有质量,这又是让我能大为宽慰的--只要他自己觉得活得快活,活得有意义就是过得有质量,更为宽慰的是多年来老爹和我差不多是互为精神支撑,假如不是互为支撑,他也不能那么快活,我则会更糟,比如像现在我这个样子。
这一年多,父亲继续调解了禄房与寿房的一些纠纷--他们之间的纠纷多了,够我父亲忙活的。禄房兄弟多分出的枝杈也多,他们自己的矛盾也多,但寿房有人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又是少有的团结,这大概是5年中我父亲调解的一桩最大的纠纷了。争端的问题仍然是在乡下的那种最敏感的寸土必争。起因是寿房的大兄弟的小儿子托华侨叔叔的福,在土埕他们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座三间厢新厝,而在这座新厝的前方就破破烂烂地横七竖八着一间间的猪圈和柴禾间,小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什么也没想只想着先盖起来再说,盖起来了后就慢慢地开始左看不舒服右看也碍眼,就开始动心思能否把那些左遮右挡的障碍物挪开了去。可谈何容易啊?怎么商量来怎么商量去就是商量不来,除非花钱买。小子若真买,就等于再造了一座三间厢新房的价,不说小子买不起,他又怎么甘愿买呢?从此小子的心情就开始不好,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就酗酒,站在或这间猪圈前或那间柴禾间边上就胡说八道,有时指桑骂槐,有时则干脆破口大骂。小子40多50岁不到,石匠出身,孔武有力的,禄房的要是单单某一家还真不敢把他怎么样,可小子偏偏是借着酒疯前后半年把他们几家全给骂到了,有时还砍起石头仔儿砸窗户玻璃,还讥讽他们禄房从来就不团结等等。这下把他们整个禄房给惹恼了,他们联合了起来,全面动员了起来,在外打工的、吃公家饭的、出外做生意的,统统给招呼了回来,他们决计要把小子逮起来,不揍死他也得整他个半死,不整他个半死也得灌进他半肚子大粪……闹得小子的兄弟也没敢站出来帮忙,而是吓得屁滚尿流地跑来求助我爹能出面调停,弄得我爹一时也挺为难。此前我爹已说过小子几次了,可小子不听,仍然酗酒,这下麻烦大了。眼看着事情要闹大,我爹也是急得不行,连续两三天地做禄房的那拨子人的工作。我爹求他们再原谅小子一回,小子胡说八道是因为他喝酒了,酒醉了之后才胡说八道的,等等。他们说不能原谅,喝酒?喝酒就可以胡说八道?!他喝了酒要真糊涂,那他干吗就不去吃屎呢?我爹就猛力地搓着青筋暴突着的双手,喃喃地说也是也是,若是真糊涂干吗就不去吃屎呢?可是难道你们真的要让他去吃屎吗?他们说对,这回绝对不能饶了他,非得给他灌屎,看看他以后是吃屎还是喝酒?我爹看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太强硬了,一时也没了辙,只好去对小子说,我早跟你说了你不听,这回看来你真的是要被人家喂大便吃了。这下小子一下子酒全醒了,噗通一声,面如土色地当即给我父亲跪了下来……我父亲这回是真真地被难煞了掉……
若依我看,小子倒是值得同情。好端端的一座新房子,门口是满目的障碍,而且是满目的破败不堪,不说出入磕碰多有不便,就那满地的猪大便鸡鸭大便的味道也确实不好;不说小子光是酗酒事儿还是小,要是风水逼伤了出了人命或者房子干脆就不能住了才是大事儿,也难怪小子酗酒。再看土埕前面,禄房的众子孙梯次向田间发展,各各盖出的房子虽然有大有小,却均围有小围墙,小围墙内也是各能自成一体。最靠土埕的这一家房子和围墙最大,边门也就靠向着那些猪圈和柴禾间,但他家却是把这边门钉死了不再出入,而是在前面的围墙后面再开了一个边门出入,我不知道他家怎么想--假如真的能把那些猪圈和柴禾间拆了去,若能种树(就像我小时候的印象那样)最好,要不种花栽刺哪怕是种菜,空气也清新看着也舒心,况且还可以把老房子的风水补救了回来--哪怕把边门开到了前面去,仍然是堵,他家的风水也是好不了。然而,就是这家的围墙内的院子里种了满院子的花,红红绿绿的姹紫嫣红煞是好看,门楣上甚至写着:风景这边独好。从院子里看风景确实是好,出了院子我看就未必了吧?也是没辙,中国人的事儿有时外国人都能帮我们看清了的,英国人罗素在他的大著《中国问题》中说: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我看这一家是够典型的了,关起门来,自家院子里风景独好,管他院子外面好不好。而操作这回聚族闹事,该院子里人高马大的两兄弟还是主将。
就看着小子的两个女儿一连三天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哭嚎哀啼,一个边哭边说,你们要打死他就打死他了吧,谁让他不知死还不知道怎么死……一个边嚎边诉,你们要灌他屎就灌他屎吧,谁让他整天喝尿不去吃屎,就让他去吃屎吧看他今后还敢不敢那样去喝尿……
就这样持续了有一个星期,其间有禄房等着他们在外地的人齐了之后的因素,也有我爹反反复复做说服动员的因素,才暂时没有动手。小子吓得跟缩头乌龟似的,大门不敢再出了半步,没有地方躲,也不敢躲,禄房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轮流着监视、巡逻……
也真是难为了我爹,走东家串西家,腿都跑得越来越细了,嘴说得唾沫减少到喉咙发干,人焦急得血压都升高了,仍然没能让禄房的人放弃他们的剑拔弩张。我爹想这回是没辙了,光靠自己的力量显然不够了,终于他还是去请了城郊派出所的小刘来。
小刘接到我爹的电话,没有五分钟就骑着摩托车赶来了。
也神,小刘的摩托刚刚在要进大院的路口露出个头,房前屋后的警戒线就自行解除了。我爹清瘦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大步地赶向小刘并高声地寒暄。酗酒的小子这才敢从自己的屋子里跨出半步,苍白的脸上挂着一丝惨淡的笑容。我爹看到了小子的笑容,立时就把脸拉了下来,斥道:我看你这次的教训惨不惨重?我看你今后还敢无事生非?!
这才把小刘引向了禄房们的家中。一阵递烟、倒茶了之后,禄房们开始苦大仇深地向小刘罄竹难书,我爹不时地对小刘做一些补充,小刘静静地听着。末了,小刘问: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禄房们面面相觑一时竟说不好。我爹说这恐怕得问那小子今后怎么办才对。禄房们就纷纷响应说对对是这样,得问他怎么办……
这才把小刘带到了小子家中。小子连连作揖,摇头摆尾的一副可怜相。我爹反而不说他了,你知道,我爹是个谦谦君子,他是很少会训人的,刚才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做给禄房们看的。小子就按我爹的怎么要求怎么做,既写出了保证书(保证今后绝不再酗酒闹事,更不得指桑骂槐),并向禄房们每家每户登门道歉。
通过这桩纠纷的调解,我父亲在乡村里的德高望重到了顶峰。同时也预示着那土埕上的猪圈和柴禾间将永远横七竖八地屹立,满地的各种动物大便以及烂稻草交织着的天然沼气便将永远挥之不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但,似乎只要父亲能德高望重,其他就不必去太计较。既然父亲的德高望重多少跟我有关,哪怕我打肿脸也得充胖子;既然我的混出个人样儿对父亲来说就是争气,怎么着我也得坚守阵地,哪怕是如履薄冰。
我在《推理小说》编辑部呆着本身就是如履薄冰。至于让我当上《推理小说》杂志社副主编,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历史上早有类似的典了,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等。按毛主编的本意他是谁都不想提的,他多年的主编一枝笔独断惯了,弄个个把的副主编碍手碍脚的多不好;可王主任不同意,眼看着毛主编的年龄一年一年地大了,底下又闹腾得这么厉害,不提副主编肯定不行。提谁呢?王主任主要倾向于凌小逼。毛主编坚决不干,逼急了他他就说若硬要提就得提我。实际上毛主编提出提我的意思还是谁也不能提,因为我既不是党员连警察也不是,怎么能提我呢?毛主编一定相信,硬这么坚持的话王主任他就谁也提不成。果然,王主任就跟毛主编这样相持不下了。王主任眼看着事情棘手,就只好把问题上交,交给分管办公室兼我们社长的欧副厅长。欧副厅长听过汇报,皱着眉头说他们怎么这么麻烦,那干脆两个人都给他提上来吧。就这样,毛主编的阳谋破产了。事后毛主编对我拍了拍胸口说,还好我坚持把你提上来,这样我还可以干,要不怎么干呢?现在咱们二比一,我也不怕。说得我点头不是,摇头不行,内心里很复杂。只是叶群的政治态度让我感到意外,当王主任找她谈话,让她到飞市《推理小说》记者站去当站长,享受副科级待遇,她竟然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并且碰到我时还有说有笑的。毛主编的说法是,这说明王主任是站在林彪一边的,把叶群下到记者站是为林彪扫清障碍,叶群呢既然明白自己斗不过林彪,那到记者站去当个站长也好,离自己的父母近也方便,至于你她本来就没有把你当成主要对手,等等。我就反应不过来了,原来叶群跟林彪是从根儿上不和呀?这对我来说学问确实有点大。原来阶级斗争的情况就是这么在不断地变化着,而我的阶级斗争的敏感性实在也是强得太不够啦!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还可能随时会出现新的动向,我说过,编辑部的阶级斗争就这么呈排列组合状态,新动向也即这么产生着的,这就需要有一副多么顽强而灵便的头脑才行啊!我不行,还真是不行,我直犯晕糊……
可在我们乡下,却又大为不同啦。我在省公安厅当官儿了,找我父亲办事情的人就更多了。尽管我觉得好玩得要死,可在父亲那边我又得尽量装得严肃正经。当然我父亲一般也不怎么给我找麻烦,挂在他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咳,这么点芝麻大的事情,就不必去麻烦我儿子啦!他常常对我说,谁谁谁什么什么事来找他,都被他推掉了。我就挺感激我父亲的,尽管这感激也好玩,也很不真实。当然更有推不掉的时候,比如福房的兄弟,在那乡村的大院和小院里,福房的兄弟却是真正的本家了,我父亲若不在那地方退休,本来也只是表亲,可现在却变成是我的堂亲,要推就比较难。而且事情有点大。本是我的表表之弟(是他的爷爷跟我外公才为亲兄弟)的我堂弟跑的是长途客运的生意,一部大客车刚买了两年,买的是七成新也花了六万多,生意做得好好的,却又跑到外地去凶,结果车在拳城的W镇司机和售票员连人带车被当地人给扣了,据说车被砸人也挨了打。就一直赖着我父亲了,说一定得让我救救他们家,要不然他们家得破产,假如他们家破产了,那我就是见死不救,等等。我的责任够重大的,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可以让我责任这么重大?既然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父亲只得把活儿承揽了过来,就给我打电话,就让设法救救他们吧。若我岳父还在位,甚至我岳父还在世的话,在拳城都是小事一桩,而我在公安厅里实际上基本无法可想,我想你是可以猜得到的,我这人眼睛发直只知道上班下班,很少到厅里的其他部门走动,甚至厅里有多少个处都有些什么处我都能分个不清,我又能找谁又该找谁设法呢?无奈我只得求助毛主编了。
本来这些天毛主编和我的心情都有点不好。编辑部正在闹一场风波,还比较大,并且这场风波跟我还直接有关。事情是这样的:刊物的评论工作基本由我操作,省内的评论家大都由我联系,稿件也大都由我编发。哪怕我可以安排评论家写什么,但评论家怎么写我却是不能左右,这应该是常识。这次我是约北扬给我们刊物写一篇年度小说漫评的文章,不料文章写出要发排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直接原因是该篇文章直接赞扬了我的一篇小说批评了彭张的一篇。尽管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我的那篇小说实在算不上好,而彭张的那一篇实在是比较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差到根本就谈不上小说,充其量只能是篇读物。这又怎么样啊,你应该说还是读物好啊,怎么能说读物不好呢?况且现在是多么铺天盖地的读物的时代啊!若仅仅是彭张的情绪反应恐怕还次要,重要的是彭张的个人情绪被“政治”利用了。本来以为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已经让我够天真的了,竟然还会被“政治”需要所运作,则说明我原来有多么幼稚。据说北扬的评论稿是在毛主编签发了后,在往工厂发排的途中被截留了的。彭张看过了之后就暴跳如雷,然后就由凌小逼召集了彭张、楚歌、张美丽等人,在张美丽家里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然后就要求整个编辑部开会。然后在会上彭张第一个发难,说这明明是借评论文章在整人嘛!说得跟文化大革命似的,北扬仿佛就是姚文元或者张春桥。然后就众声附和,说这样怎么行呢?又不是文化大革命!说得挺让人哭笑不得地精彩。附和者有楚歌、张美丽等,凌小逼到最后才出场,发言比上述那些人正经严肃多啦,毕竟是在如此严肃正经的机关没白呆,训练出来的。还不仅仅如此。还有个阴阳五行在起着作用呢--你不能在公开场合听他说什么,你要听听他在自己家里跟老婆都是怎么说的(假如你听得到的话),这便是阴阳;要不怎么就会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一说呢,那便是五行了。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只是像评论我们刊物一整年的东西,我看还是应该商量的吧?至少也得征求一下意见吧。说得还确实挺有点道理的,让你还不好反驳什么。问题是我太天真了啊,我说过我以为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的,再说我是评论编辑,自己又是副主编,由我责编毛主编签发本身是符合程序的,我又哪里能够想到呢?凌小逼的发言表面上冠冕堂皇,言下之意是非常清楚的,只要他觉得是编辑部重大的事情也得经过他的同意才行。这样事情的真相就变成是凌小逼利用了彭张的个人情绪,表达了他的个人政治欲望。然后他们就把集体签了名的评论稿丢回给了毛主编,主要意见仍然是彭张的情绪化的签署:我不能同意刊物发表这样的评论。毛主编就没辙了,稿就没敢发,只跟我说先搁一搁吧,就搁下了。弄得反倒是我在搞阴谋似的。毛主编在评论稿的事情上没敢再多说什么,却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他们事前是开了一个下午的会的,就十分的大为不忿,就强烈要求王主任查清此事。王主任知道了,还真的挺认真地过问了,说还是要安定团结嘛,你们这样私下里开会是搞小动作嘛,这个这个不好……毛主编就得寸进尺,要他们供出策划于密室的内幕,这就比较好玩了的--不仅不可能,而且凌小逼没两天就放出风来,说这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挖反革命集团啊?凌小逼滑得跟泥鳅似的,毛主编哪里就那么轻易抓得住啦?哪里跟彭张和楚歌那样的给人家当枪使,尽管这枪是可以调转来调转去的。凌小逼之所以能如泥鳅(鱼)得水,还在于他习得一身小太监的本事,小太监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能“邀天子挟诸侯”,所以小太监能阴阳怪气。凌小逼就是这样的。还说什么林彪,林彪会是小太监吗?这待会儿再讲。结果我是因为北扬的稿子发不了,毛主编是因为不能如愿得到内幕,心情都不好。(吴励生加注:官场话语的源头在于农村话语,只要农村话语一天顽强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长着,官场话语就一天也不能得以消灭!)这个时候我去求助毛主编,显然不合时宜,但实出于无奈,我表弟那是十万火急,我爹是一个接一个电话地敲给了我。
毛主编听了我的陈述,也算是我的表弟运气好,毛主编答应得非常地爽快,说前不久他还跟荔城的分局长在一起开会来着,S镇是荔城分局的辖区,没问题。说罢就操起电话用公安内线给荔城的分局长拨了过去。我就请毛主编再给写张条子,以便我表弟届时拿着他的条儿去找荔城的分局长。事罢我就让我表弟自己来我这取条子,并交待他找荔城的分局长时要说是省厅办公室的毛主任让找的。这里有个讲究,说是毛主任,比起毛主编,在底下的公安系统中可能会更管用一些;你知道,省厅办公室就如同司令部,毛主任就如同来自司令部的声音,当然就大不一样了。
我表弟就按我说的那样大摇大摆地去照做了--什么叫做拿着鸡毛当令箭?单凭这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吗?这也就是为小太监们提供生活土壤之一种--还风光极了!荔城分局长一拿到毛主编的条子,也是马上就操起电话问刑警队,说你们还没去办啊,xxx省厅的毛主任都压下来了,你们想让我背黑锅呀?!我表弟说大概不到一刻钟,分局长就通知他说去放人放车吧。我表弟说扣着他们的车和人的是一家旅店,旅店的总经理据说在当地挺有势力的,所以胆子才会那么大,敢扣车还私设公堂还打人,他们跟公安的也有勾结。我表弟说,他去放车放人的时候,人早就出来在停车场上了(本来别想见,想见就拿5万元来赎),对方的人早就跑得一个不剩,原先凶霸霸的人影瞬间无影无踪。我表弟说对方不知道我们的来头有多大,所以把他们给吓的!我表弟在跟我讲述整个解救过程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非常得意。以至让我都不能明白他缘何得意,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他的得意。况且为了我的父亲,我必须坚守阵地,哪怕是如履薄冰。
不料我这表弟却是乱弹琴。他光是在那乡村里头宣扬我有多么了得还不够,没过多少时日他就又自己给我打电话来,说是他的一个弟兄打了人,把人家的肋骨给打断了,现在被蒲市公安局给抓进去了,你能不能设法把他放出来?
听得我脑皮都胀了起来。你打了人给抓进去,抓了进去我去设法给放出来?不说我的能量有没有那么大,你说这又是什么逻辑呢?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比起我的小叔叔来都要恶劣多了,我小叔叔的理解还只是“顺便”的事儿,他却是把我当成了一手遮天的南霸天了。这又让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过来,原来这是一帮地痞,他们欺负别人惯了的,去了人家外地拳城也想欺负人,结果猛虎不敌地头蛇才被连人带车地扣了去,我还帮着做下这样的孽?整个我为虎作伥了不是?他狐假虎威了之后,就想让我继续放虎归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几乎让自己的声音都变得荒诞了起来,我说你以为我是钟馗吗?我若真的是钟馗还得专门捉你们这样的鬼,钟馗要是不捉鬼你叫他干什么吗?他大概不知道谁是钟馗,但意思还是听懂了,好在他是听懂了,要不就难说他还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因为:从那以后他偶尔再在那乡村遇上了我,就真的跟避着钟馗的鬼似的,躲得远远的。我这心里才敢踏实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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