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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操作与不可操作——王小波小说讨论并致友人

论操作与不可操作——王小波小说讨论并致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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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小说讨论并致友人

                                 吴励生

不能不感到沮丧,似乎只有在个体的生命消灭了之后,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才可能在“类”的面前得以确立并认可;换句话说,个人的选择与自由思考以及独创精神才可能被赋予价值和意义。似乎王小波在生前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他死了之后才能被追认为独一无二。不管王小波在九泉之下是含笑还是含哭,也不管王小波是否为真正的独一无二,死亡在而今的国人的眼里已经非常悲惨地被演绎成了黑色幽默,无论是旷日持久的对生前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而今的对死后的死亡大操作,实际上都是对死亡本身的神圣意义的巨大歪曲。如同对死亡本身是不可谈论的一样,死亡的神圣意义在于不可操作。这不仅是王小波的不幸,更是我们众多一息尚存的人的不幸!
王小波的非凡才情与独一无二自然表现在生前,我几乎能够想象生前的王小波那孤独无依的苦痛灵魂在繁华无比的都市街头无处安栖的情形,假如我哭王小波哭的绝对就是这种苦痛情形。但是我不哭,我要笑,我为王小波的小说笑,为了王小波的小说的“有趣”,为了中国终于有了王小波这样的小说家。这是多么困难啊!不要说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就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起点都不能说高。王小波显然给我们对文学还有点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起点。毋宁说,王小波为中国文学整天咋咋唬唬着与世界文学接轨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提供了一个真正可望也可及的起点。王小波给我们的启示就肯定不是咋咋唬唬。咋咋唬唬就是时下文坛的某种操作性甚至大操作,而只有在文学的不可操作性那里才可能有真文学。我想在我们能够认真地读一读王小波之后,我们那有些年头的浮躁似应好意思地休息休息了吧?!



当然,王小波的小说不仅是有趣,若论有趣,金庸的小说也有趣——甚至我曾一度以为,不喜欢金庸小说的人只能说明他(她)无趣。我的朋友李君曾写过金庸的专论,对金庸的小说推崇备至(并称金庸为大师),我却始终有所保留,因为喜欢与推崇之间毕竟还有着一段比较大的距离。也只有在读了王小波的小说之后,才发现金庸与王小波的距离恰恰就是我说的有所保留的那种“距离”。而这种距离在我看来,是在金庸与王小波共同面对历史时产生的——众所周知,小说所叙述的从来都是历史,不说历史本身更是一种自在的叙述,而被不同叙述着的历史则是种种不同的对历史的叙述,过去了的自然是过去,现在的也即将过去,将来的也将很快变成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怀疑所谓历史小说的界定以及价值,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古怪——不同的立场派生出的不同的审美价值,这不同的基本立场有二:一是诗性立场,二是个人立场;不同的审美价值则主要表现在:金庸的小说在揭示历史下的个人的个体与传统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常常是在一种惨烈的悲剧情境中展开,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问题是,恰恰是这种价值让人感到面目可疑——具体说,金庸小说在古典武侠公案小说的特有的惩恶劝善的煽情基础上没有质的改变,如侠、义、德、智、勇等等更是金庸小说人物不能摒弃的德行操守,尽管固守着上述个人价值与那种既定的价值传统体系(如民族大义——具体如反清复明等)之间的紧张冲突乃至个人毁灭也有着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但,由于它多少是成年人的童话,毕竟与现世生存隔了一层,又由于在古典武侠公案小说的娱心层面金庸还做了重大的发展和发挥——比如套路、兵器、药与毒等等,其间操作的成分就显得相当之大。我们知道,最不可操作的是精神。王小波写得最好的小说中便非常彻底地体现了这种不可操作。王小波小说中的个人全部是直面历史的个体生存真相,这就喻示了王小波小说与金庸小说的不可比性。假如说金庸小说洋溢着的是古典情致,王小波小说则完全是现代精神操练。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把金庸和王小波做生硬的比对,实在是出于对国内的很多欣赏者乃至作者的审美观念与生存感觉的反差的大惑不解,我的朋友李君就是这样的:从生存感觉上看他相当现代,而从审美观念上说却又非常传统。这可能与我国固有的一种小说观有关,这种小说观以为:小说出身不好——“街谈巷语”、“引车卖浆者流”,与诗歌相比它是广义的散文,与载道的散文相比它是“小”说,不是大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还有某作家撰文说,小说家还是要有平常心,小说的这个文还是要文以载道等等……这就可能是个悖论,若小说家有平常心自是要写“引车卖浆者流”,然后又要文以载道想进那大雅之堂成大说,几乎是一厢情愿的抒情。如前所述,大可以操作的是有趣,如金庸;不可以操作的是精神,如王小波。即便王小波本人的小说,按王小波的主张,小说就是要写得好看,可是,王小波写作的那些最好看的小说恰恰是那种不可操作,如长篇小说《红拂夜奔》和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写得最不好看的就是操作成分颇大的长篇《万寿寺》和中篇《白银时代》。也就是说,在王小波无意操作时小说写得就相当好看,而在王小波想着操作时便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某种不可操作,便相当的不好看。此容后详议。我似乎应在此点明,我的朋友李君之所以怀着那么巨大的热情写金庸专论,除了确实推崇金庸的古典情致外,我自然也已猜到可能来自他对国内的所谓现代小说的巨大失望。这我也自是非常理解。众所周知,当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头的一句话曾经操作了我们的大半个文坛,既然操作了我们那么长的时间,这里再引用一回以加深记忆也无妨,这句话是这样的: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难怪王小波要说国内那些末流的作家却享有一流的名声,而那些最好的作品还远没有被写出来。
现在我们应该深入到王小波小说的内部中来。要说王小波的独一无二,恐怕我得提请注意完全属于王小波自己的诗性立场和个人立场。



先来讨论个人立场。对于小说家来说,个人立场太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个人立场除了国内少数的青年女作家(如陈染、林白、海男、赵玫等)外基本缺席(无怪乎还有人要老调重弹,诸如文以载道之类)。假如缺失的是个人立场,就意味着缺失了真正的“思”;假如我们尚未学会思,自由思考云云只能是无本之木的矫情的奢侈。这便是王小波的真正过人之处了。王小波的善思与耽于思不仅构成了王小波小说的人性深度,而且构成了势不可挡的社会心理深度。王小波小说的“思”的焦距对准了中国人的生存苦难真相以及苦难心灵无计逃脱处入思,并在人文知识分子被制造着的苦难中心地带发起精神突围。但,王小波却毫不客气地放弃了自“五四”以来人文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启蒙立场,这,绝对不是所谓或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之故,而是王小波出自对所谓启蒙本身的深刻失望。康德曾有过著名的说法,所谓启蒙,应是启你身上之蒙。问题是,你身上要是无蒙可启呢?这就不仅仅是自作多情了,而且是可笑。你哀什么不幸怒什么不争?人家根本就不觉得什么不幸甚至人家还觉得很幸福你还硬要人家争什么呢?你这不是给自己甚至给人家找难受吗?王小波的精神突围更与新时期文学以来曾被文学评论界所褒扬有加的宣泄与消解大为不同,无论是“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的特有生活经历的特有宣泄,还是经过结构主义洗礼的所谓“先锋”作家的无情消解,都严重而无奈地体现出汉语言在转述苦难时的可怜的失重——前者在宣泄了之后只能是忘记,后者在消解了之后只能是无聊。而无论是忘记还是无聊,给人带来的均是精神无望的无稽。一如当代杰出哲人张志扬所说,西方人理想破灭了寻找的是理性,中国人理想破灭了寻找的则是无聊。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精神突围来自现实现世生存的内在感受,来自现实现世生存真相的深层洞察,来自生存的个人与像石头的现实感的无以逃脱的遭遇的鸡蛋碰石头的那种破碎……不用说王小波对那些至今仍有市场的假道学先生们的深恶痛绝,甚至对所谓的“人文精神”之类也给予毫不留情的迎头痛击!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的个人立场就是从“反人文精神”为出发并为归宿。王小波的精神突围的核心基础是建构在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价值体认上的,然而,我们中国“人”的具体个人又是在怎样的“人文精神”的巨大氛围里被一点一点地抽干了个体生命的?尽管“人文精神”学者们也声称,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和科学知识谱系的普及,“内圣外王”等等当以排除在“人文精神”之外,然而,我们应当记忆犹新,从80年代的激进转向90年代的逃亡的“精英们”恰恰就是“进则为王,退则为师”的典型代表,他们义无反顾地遵循着的恰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想。这就不能不让人随时随地感到严重警惕。因而,王小波小说对作为个人的个体生命的惨重精神裂伤,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试图做出大面积的“自我拯救”。尤其是大面积的“自我拯救”,不仅要让那些软弱感伤的所谓“精神自赎”黯然失色,更是要让那些“人文精神”理论家们神龙见首不见尾。
现在我们来具体讨论王小波的小说,我的讨论想从王小波的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与《寻找无双》切入。前者中有一段现成而又极形象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比较形象地表明了王小波的个人立场:“李靖年轻时在洛阳城里,总想考数学博士,然后就可以领一份官俸,不必到街上当流氓。这是知识分子的正经出路。”李靖干吗当流氓呢?是因为他老也考不取,干吗考不取呢?因为考数学博士不光是考数学,还要考《周易》(此与其说是构成人文环境的核心部分的象征,不如说是个缩影),每次考试他只能在《周易》的考卷上写上“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很清楚地,我们看到了王小波的渎神立场,还不仅仅是渎神,更为尖锐地,我们照样能够清楚地看到:李靖实则是个被“鸡奸”了的个人,被谁鸡奸了呢——人文环境。通读过王小波的小说,我们就能发现,王小波写过一批反映“文革”底下的个人精神意义上的破碎和反抗,当然是写得既有趣又非常有深度;接着我们就要继续发现,王小波似乎意犹未尽,他要在更为遥远的历史故事中去寻找小说空间的拓展,因而写起了唐代传奇……假如这样,他的个人立场就同上述金庸的并无二致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而是源自王小波对物理时间(历史)与小说时间(现在)关系的独有理解,更是对现世个人生存的荒谬与历史的个人生存的荒谬之间所做的深入的洞察——要揭开本世纪的巨大灾难之一(“文革”)对国人造成的无以复加的心灵伤害和精神扭曲的真相,拘于本世纪之内的党派之争主义之斗等等有限的历史内容不能尽数表达,而实际上,人文环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甚至不是一百年几百年,甚至千年。王小波笔下的唐人传奇哪里是古人现代化,所谓注入现代情趣?明明是我们自己跟生活在唐代的李靖在质的规定性上毫无区别。这才是王小波真正的独一无二了。在遥远的唐代,知识分子李靖出于数学天才,更是出于种种奇绝的发明欲望,总之李靖是要拼命地证明自己的聪明,而个人的创造毕竟还是要得到“类”的承认;然而,在李靖确实被证明了很聪明之后,事实证明他实际上真不该那样聪明,尤其不能让皇帝认为他聪明,更不能比皇帝还聪明;这个时候李靖又得想方设法地拼命证明自己很傻,最好是傻得不透气,可是来不及了,他的身后开始如影随形地出现了公差,还有他自己原先为了证明自己聪明而创造的发明种种(也许还包括“秩序”)正好用来管制住自己;被鸡奸了的李靖只得与公差们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摆脱与反摆脱的斗争——公差们的命运也不见得好,他们必须在李靖的反摆脱运动中绝对严防李靖的摆脱,否则他们只得被处死,而李靖每摆脱一回就得成倍地换上新的公差,一个变俩儿两个变四个四变八八变十六变三十二变六十四,以至无穷;生存的严峻(受虐)使得李靖不得不用精神的自虐来进行无奈的反抗,于是李靖最后还只得在洛阳城里当流氓,而当流氓本身就是李靖精神自虐的彻底方式,李靖的流氓行径也许有很多种,最无奈的一种却是把他长期苦思冥想并苦证出的数学定理夹写在春宫图里,拿给了出版商去设法出版……精神破碎了之后的李靖也许在“性”的自娱中得到暂时的麻醉,可他的相好李二娘竟也被发展成了公差,负责监视李靖还要不定期向“头头”们汇报,这应该说是一种破碎之后的破碎(用王小波形象的说法:假如头头们不掌握着部下的隐私,还叫什么头头?)。导致红拂跟李靖的夜奔和李靖的流亡,便是准公差李二娘无意中想着去看望潜逃的李靖却引来了有意跟踪并围捕的大批量公差,从洛阳城流亡到长安城,李靖也便从隋过渡到唐。李靖成了大唐朝的李卫公,是因为李靖发挥了他特有的数学和发明才能,帮助唐朝皇帝建造了跟洛阳城并无二致的长安城。于是成了卫公的李靖就成了“人瑞”(该词为王小波的发明,按我的理解人瑞在很多场合就是人五人六的摆设)。从被迫当流氓到被迫当人瑞,十分集中地喻示了知识分子的两难命运以及荒诞不经。而这其实是两难命运的两极,中间状态则多为如同被阉了的阴阳人。王小波的浓墨重彩显然不在阴阳人,而多在血性男人被虐待了之后的精神自虐直至虐待狂;王小波的浓墨重彩常常在高昂的阳刚之气上,甚至干脆在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上——比如“直橛橛”、“一杆大枪”、“家伙非常之大”等等,出现的频率相当之高,不但不让人感到龌龊,反而是回肠荡气。细究起来,这种回肠荡气实则与陈染、林白、海男、赵玫等女性个人话语相同,更是与泛滥成灾的阴阳人话语相对的王小波式男性个人话语。然而,王小波男性话语的回肠荡气又是在荒诞不经中产生,存在本身的荒诞不经直接导致了精神内容的荒诞不经,并导致了反抗与颠覆的手段的荒诞不经,比如李靖拄着两丈之高的双拐在洛阳城里飘来荡去;比如李靖的大脑分成很多组织,至于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究竟是哪个部分的脑组织在起作用,连李靖自己都分不清,他就是在连自己都不知是在何时为自己挖好的地道里与红拂夜奔了的;比如李靖在长安城里终究还是想逃,但是还没能来得及逃就死于同红拂做爱过程中的马上风,事后红拂对别人说:干那事时,卫公还挺行的,那杆大枪像铁一样硬,直橛橛像旗杆一样,谁知他会死掉呢;比如李靖死了之后,红拂也不想活了,但是作为卫公夫人并不能想死就死,需要申请打报告一个衙门一个衙门地批准,还要被规定死法——被规定的死法很多,但不能由自己挑选,等等……王小波的嬉笑怒骂几乎顺手拈来,而且炉火纯青,这不仅体现在可操作的有趣,更体现在不可操作的精神——王小波式的精神突围和自我拯救,体现在王小波深刻怀疑的思。思就是怀疑,不懂得怀疑就不懂得思,没有学会思就意味着个体生命的不在。没有个体生命的在,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真实性以及限度。王小波的思始终坚持着鲜明的我在立场,对那种种“不在”的思给予毫不留情的摒弃和嘲讽,然后回答了我们中国人作为具体的个人的“我是谁”和“我在哪里”的问题。尽管答案是非常沉重甚至是真实的荒谬,恰恰是这种荒谬的真实才是我们现世生存中巨大的真实。假如说艺术还是要为人生的话,就像那位主张文(小说)以载道的作家说的那样,那么,王小波的小说才是为了真正的人生!现代艺术的任务在我看来,除了揭示出被历史理性主义用那些强制、压抑以及非升华的满足,甚至升华、净化的许诺来制造这个世界的秩序与和谐,所带来的种种悖论、两难变态与荒谬等等之外,不知它还能干些什么?!也尽管王小波的自我拯救带有不同程度的死亡意义上的惨烈色彩,如前所述,有可操作的死更有死亡的不可操作——满目是死也是死,为反抗和颠覆传统的死是反抗与颠覆付出的代价,前者虽生犹死后者却虽死犹生;“性”也即死,用性的“死”的反抗和生的自虐(也是死)对传统进行的颠覆不可谓不彻底,也不可谓不惨烈。但是,传统常常以空间化的方式接受反抗和颠覆把自身来固置,也就常常显出传统的不可抗拒从而维护了自身的发展,以至对传统的反抗与颠覆就常常成了志士先贤们循环往复的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也即由于此终将付出代价。这种循环的代价就是神圣意义上的死亡,这也便是与那些所谓的精神自赎的软弱感伤的巨大不同处。王小波的自我拯救比起先辈贤哲也有毫不含糊的大力推进,王小波的拯救对象不再是救救孩子,而是救救成人自己!假如自己都救不了,把孩子救出又有什么意义?君不见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国的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世界范围内堪称为最,他们干吗起义?当然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更有别人当皇帝自己当不上的嫉妒与恐惧,他们要当皇帝就得起义;起义成功了之后,他们一转身就建立起了一个跟先朝毫无二致的王道乐土。李靖从洛阳城跑到了长安城,不是还帮着唐皇建了个跟洛阳城差不了太多的长安城吗?假如他不是死于马上风他还得逃。就是在杨素府里的曾是红拂的同事的剑客虬髯公,后来跑到了古国扶桑当上了王,不也一样照着中国帝制的样子建立的王朝礼制(尽管根据当地风俗民情小有改善)吗?更何况,中国的人文环境历来是救亡比个体生命重要,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无非是那一套“天地君亲师”,活生生的个人无非就是一颗颗螺丝钉。面对如此生存真相,救出了孩子又有什么意义?救出来了的无非还就是那个清官梦而已。这种可怕的循环真不知要延续到何时何年?假如不是从现在做起不是从自己做起(自我拯救与拯救成人),王二的命运与价值就是你我等等的参照,现代数学家王二在没证出费尔马定理之前的命运与唐朝李靖在洛阳城里当流氓相同,在证出了费尔马定理之后与李靖在长安城里当人瑞无异,就是反抗的方式王二与李靖的方式也如出一辙:同合居在套房里的同事小孙莫名其妙地做爱,还说这是米兰·昆德拉教的,整个一大哄!
《寻找无双》按王小波的说法,是一本写智慧的遭遇的书。可在我看来,在这部小说里王小波除了保住他自己独有而可贵的“思”之外,他要寻找的是惟一,什么是惟一呢?只有真理才是惟一。可是真理是否就是惟一呢?未必。中国人是多么健忘啊!哪怕是怎么刺激记忆也不行,不说别人不行,就是寻找着无双的王仙客自己也健忘:他甚至时不时地就把鱼玄机当成了无双,还恬不知耻地与鱼玄机在梦中做爱,或者他根本就搞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他本来是要找到未婚妻无双来结婚的,可是他找到的是无双的丫鬟而今沦落为妓女的彩萍并同彩萍结了婚,他甚至要宣阳坊里的君子们承认彩萍就是无双,不承认就设法让他们承认,或者毋宁说他自己就一度把彩萍当成了无双了;但是彩萍终究不是无双,王仙客毕竟还没有糊涂到家,于是他决定继续去寻找无双……最后,王小波说“何况尘世嚣嚣,我们不管干什么,都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这部小说实则是个寓言。通过解读我们还能意识到精神与肉身的某种对应关系,我的意思是说,精神最终还是离不开肉身,离开了肉身的切身感受几乎就很难谈精神,往绝里说就没有了精神。由于王小波过多地出于智慧的大快乐,而削弱了真切的生存感受,在寓言写作的过程中又过多采用转喻手法,用a意指b,用b指涉c,尽管也同《红拂夜奔》一样的王小波式的荒诞不经,相当好看,但与后者采用的大量隐喻手法不同,给人的阅读感受就显得单调,相对没有后者丰富,感同身受的审美张力也就比较不如。只有须臾不可离的肉身的真切感受,面对严峻的生存现实发问,才真正可能把问题尖锐化,才真正可能从生存论的意义上呈现出“思”的力度,因而有必要重复:可操作的是有趣,精神坚守着的毕竟是不可操作。而出于真切的生存感受,哪怕王小波笔下写作的是“未来”,也能发出相当程度的艺术震撼,如中篇《未来世界》、《二0一五》等。在我看来,王小波的这个未来也即现在,小说时间永远面对的是现在,如同特定的中国的历史时间从来就是过去,小说家所做的从来就是感同身受、推己及人,无所谓存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从容穿越等等。王小波的出色穿越始终在于出色的“我在”的思。如果说《寻找无双》写的是智慧的遭遇,那么《未来世界》与《二0一五》写的则是精神的遭遇,但是又有点游离了王小波本已校准的“人文环境” 这个靶心,比如针对了具体制度等等就显得有点狭隘。瑕不掩瑜的是,王小波的精神虐待与被虐待(受虐)和自虐范畴实在是炉火纯青,他的小说情境常常能够给人带来突如其来的微笑以及可以意会的审美愉悦种种,都证明了王小波的精神突围的无可辩驳的精神力度。还不止于此。《未来世界》与《二0一五》变换着不同视角,共同讲述着艺术与艺术家的命运,前者用王小波小说中的话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要我看,历史小说可能更麻烦,你说它是小说还是历史?它既是小说也是历史,同时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更是古怪。何况还有借古喻今借古讽今等等。于是就得设法一会儿是小说家一会儿是历史学家地变换角色,但是怎么变换还都不行,因为怎么变换来怎样变换去终究无法变换的是精神。因而,众所周知地,文艺界历来都是难逃厄运的重灾区。后者的情境更荒谬:有关部门把画家们“集中”起来,一个个问你这画的是什么,某画家说这是猫,然后就放被制成幻灯片的猫的照片,问,大家都看看,猫是什么样子的!问画家“我”的小舅,你这画的什么?我小舅报告说我也不知道画的什么。诗人、小说家也一样,所以要集体受鞭刑。王小波在小说结尾处说,“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真正的艺术品均为精神的产品,你能说清精神到底是什么吗?最为不可操作的是精神,你怎么能又怎么该问那天才的画家说你画的这猫是猫非猫呢?简直荒谬得可以。



现在来讨论王小波的诗性立场。似乎仍有必要引用一个王小波自己的说法: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在我看来,应该拥有并不等于可以拥有。似乎得追溯一下诗人的传统任务方能认清诗性立场。给意义以命名历来是古典诗人和哲学家的使命,给命名以形式便是诗歌便是哲学。或者从诗与哲学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诗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本真的诗。也就是说,形式就是内容,命名是意义的超验具体体现为个人立场(泛化为内容),作为认识世界的形式便呈现为具体的创造,即为诗性立场。这就是说,诗性立场与个人立场须臾不可分离,缺一则全失。王小波的特立独行处,便是他的诗性立场须臾没有分离了他的个人立场亦即“我在的思”。否则,王小波就不复为王小波。实际上,诗性立场的缺失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上的无比严重的缺钙症。文学上的独创始终是个遥遥无期的自恋的抒情。尤其在毁灭性的大灾难——“文革”结束之后,人们一下子从什么都信变成了什么都不信。在普遍失去了精神支撑的心理背景之下,西方二战之后的普遍幻灭情绪与我们一下子找到了心理对应,于是西方现代哲学种种思潮和艺术上的种种流派与浪潮便被饥不择食的我们所全盘接受,大量的译介以辉煌的成就给了我们大量的高浓度的精神营养。可是我们,又消化不良了。显然我们忘了,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至终还是也只能是中国人;而且,西方的任何一个哲学家和艺术家无不都是面对自己的本土发问,他们的哲学与艺术无一不是面对自身的生存而把自身的问题尖锐化。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清王小波小说的真正价值。
我们中国的有些作家也不能说不聪明,比如早些时候的马原,近些时候的吕新,前者把叙述的圈套玩得出神入化,后者把所指与能指的相互不可抵达叙述得轻灵飘荡得无以复加,等等……遗憾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大肆操作的印象让人不能不泄气地承认其是苍白的叙事。又比如,也已有个别作家意识到,我们还不至于笨到不懂得借鉴,我们还不至于笨到借鉴的时候忘记了西方某大家的那双藏在文本之后的观察世界的眼睛……很不幸,假如我们读了罗伯·格利耶的作品,读了博尔赫斯的,读了埃科的,读了洛奇的,还读了勒克莱齐奥的,也包括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回头再读我们这些作家的作品,也不能不让人沮丧地看到,他们缺失的恰恰是这么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缺失的恰恰是不可操作的精神。至于那些在西方现代诸大家制造的巨大语境渗透之下的所谓“蓝本副本”云云,则更是不值一提。不说而今可疑的现实主义又开始粉墨登场,整个现代主义探索的疲软本身也确实给人以现成的口实。而实际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就说现实主义,随便从西方例举出一位大家,从独创的意义上说,我们又有哪一个真正像样的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呢?
王小波就不一样了,尽管王小波的叙事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受到米兰.昆德拉的影响——以叙述的轻,表现现世生存中的重;也可以看到受法国新小说派影响的痕迹;或者更多的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甚至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或者王小波在多种场合说过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很惭愧,我没读过)可能构成的影响,等等。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管是为了再现还是表现,还是完全为了一种新小说,王小波的诗性立场始终在我在的思的个人立场的穿透之下,在这种穿透之下王小波的小说写得像音乐,旋律的涌动无一不在我在的思的牵引之下反复地得到强调、重复、再现、再强调、再重复……花城出版社出的《时代三部曲》中“编者的话”以及其他渠道的说法,均称王小波的叙述是一种独创的对话体叙述,我想这里有着比较大的误解:独创的说法犹可,对话体叙述却很成问题,因为王小波的小说很少对话;假如我们参照新小说派的萨罗特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巴尔加斯·略萨的“对话波”手法,我们就能明白误解非小。因而,与其说王小波的小说是对话体叙述,毋宁说是“我在”的叙述。离开了我在立场,窃以为几乎很难领会得到王小波小说的精要。当然,我并不是说王小波的叙述就是最好的叙述。相反,在当今叙事文学(小说)的范畴内,叙述几乎就是一切,我们发现:王小波的诗性立场构成了他的相当程度的叙述魅力,而他的个人立场有时又对他的叙述构成意想不到的破坏,如前面对《寻找无双》的分析,王小波最好的叙述是那些出于特别饱满的生存感觉的几乎忘记了操作的作品,如王小波自己也特别满意的中篇《黄金时代》以及长篇《红拂夜奔》,尤其是《黄金时代》的音乐性有着惊人之美,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价值的破碎也有着惊人的反抗,以至王二身上的那杆大枪成了一面无比骄傲地飘扬着的雄性旗帜,王小波的男性个人话语得以高昂的势不可挡的全面推进,从而也对正甚嚣尘上着的种种阴阳人话语给予最彻底的摒弃和嘲笑!写性爱能写得如此之美如此有力度如此有高度,现当代国内作家无人可比。如同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作家笔下篇篇锦绣,王小波的叙述自也是瑕瑜互见。在王小波的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三者齐备时他的叙述就显得特别饱满,在不够饱满或者肉身感受不是那么深刻时就容易出现走样,比如前面说过的操作成分颇大的长篇《万寿寺》和中篇《白银时代》,对王小波构成的叙述破坏尤大,同时也是对王小波所反复表述的被抽干的生命的残酷证明——创造能力的萎缩,按说这是王小波最为讲究形式感的两部作品,然而,由于放纵了操作的有趣终究放松了不可操作的精神,也就意味着多少走失了我在的思;加上诗性立场在此又发生了一些游离——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幻灭情绪意味着世界意义的丧失,现代诗人再也无法给意义以命名(哲学家也已对我思的我在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我思的怀疑的不能怀疑正在受到怀疑,我在的根底就必然逼近于“无”),现代诗人的任务就得做出重大修改,转而揭示被历史理性主义所掩盖虚饰的生存秩序下的种种悖论、两难、扭曲、变态和荒谬等等,王小波的诗性立场显然是强烈与此相对应——尤其是《白银时代》,几乎是不自觉地又是一个寓言写作,甚至给的是一道谜语,尽管矛头直指的是被剥夺了欲望的阴阳人;这就让王小波的叙述不再是以叙述之轻表现现世生存之重,而是相反,倒是有点以叙述之重表述了现世生存之轻了——实际上,阴阳人的命运就跟公差们似的,也是十分惨重。王小波的诗性立场无意中稍稍做出的修改,却着实让王小波自己所执著的诗意的世界发生了一些问题,尽管其间仍然闪烁着他特有的智慧之光、之美。若按个人喜好,我倒更欣赏以叙述之重表现现世生存之重,那样从里到外的探索可能会显得更彻底,也就可能更具创造性。因为在诗性立场上,只有坚持感受世界的形式(形式就是内容,例如叙述本身就完全可以是一种生存感觉的既内在又直接的表达)上的完全彻底的独创,才可望在真正的诗意世界中超凡卓绝,或者惊世骇俗。当然那是另一种纯粹的不可操作,也当然那不会是王小波而是别的什么人,自又另当别论。
综上所述,王小波在制造人文知识分子心灵苦难的中心地带——人文环境内部发出的精神突围和他呕心沥血做出的大面积自我拯救,以及对现世生存真相的深层洞察并强力穿透和浑然天成的以我在的“思”随心所欲地结构小说的叙述,均无不一一体现出作为当代中国的真正的大作家的精神风采。尤其是他主要描写文革的那一小批包括《黄金时代》在内的中篇(其它是:《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其历史灾难的记忆和心灵的扭曲、灵魂的涂炭、无以复加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裂伤,将要永远被觉醒中的子民所记取。同时我们也发现,缺失了真正的个体生命的关怀,我们的作家们为什么在转述那场巨大的灾难时纷纷失重?哪怕是铺天盖地连篇累牍也无济无事。我们也已看到,至今仍在那兜售着所谓“文明的碎片”的先生小姐们,实属无稽——不说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所谓的“文明”可供兜售(文化倒是精深而诡秘),是因为西方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他们的意义破碎了,所以我们的意义也破碎了,究竟我们自己是什么破碎了?不得而知。假如个体生命终极价值始终不能得以体认,我们自己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破碎?!也不说中国的现代性如何,也不说后现代性是否要经过现代性的检验,我只是想说:在当今中国,无论他要搞的是现代还是后现代,似乎他都不能不去认真地读一读王小波。



最后要讨论一下王小波的局限。如同一个没有局限的理论家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一个没有局限的作家肯定不是个好作家,更不可能会是个大作家。王小波的局限恰恰是他的优势,比如他本已校准的人文环境这个靶心,比如受虐、虐待和自虐这个他炉火纯青的着力范畴,比如“我在”的叙述等等。我们看到,王小波写得最好的小说大都是抓住了这些局限的小说,写得不那么好的小说就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上述三者的游离,如写建功立业的《万寿寺》、写白银时代的《白银时代》、写智慧的遭遇的《寻找无双》。这些小说在我看来,就是由于没能抓住局限而丢去了优势,而这种局限的优势就是本文里一再出现的那个词:(属于王小波自己的)不可操作。也就是那过分的操作丢去了的这不可操作。实际上,我们赖以立足于世的恰恰是那绝对的局限,因为:哪怕是再伟大的某个个人都是难以摆脱的局限,这才有一个人的真实性以及限度;可见,任何一个想立足于世的人,首先应该认清的就是别人的局限,然后毫不犹豫地找到自己的局限,并抓住它!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一”是无限,那就是绝对的他者——上帝。
可惜,我正写作着的这些文字王小波是看不到也听不到了。这无关紧要。我只是不忍,王小波居然不幸而言中,王小波的早夭竟像他自己在小说中说的那样成了护身符,于是导致他身后的指鹿为马的种种南辕北辙,简直是种可怕的歪曲。因为:王小波的精神突围和大面积自我拯救以及他笔下的个人与传统所构成的巨大冲突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神圣的死亡,而神圣意义上的死亡本身就绝对是不可操作,又岂能随意操作地指鹿为马呢?!我只是想知道,王小波他——现在在哪里?天堂里?地狱里?
我相信,王小波在地狱里。因为天堂里太无聊了,只有地狱仍在黑暗中。王小波不朽的灵魂将永远在无边的黑暗中进行烛照并煎熬,他的灵魂永远不需要安息,他需要的永远是无止境探索着的大智慧和大快乐。不知我说对了否,或者王小波同意否?
但愿永远的王小波同志在地狱里不再孤独。

(此作先后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并被收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文中观点与说法被《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大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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