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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代诗杰精神造像

为一代诗杰精神造像

为一代诗杰精神造像
——评王炳根《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
吴励生

读罢王炳根先生的《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盘旋在我脑海的第一个问题是:诗人跟女人的关系。诗人跟女人真的有必然的关系吗?没有女人就没有诗歌?真的是这样?如果不是,王炳根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去描述蔡其矫与女人的关系?而且,在描述的过程中,王炳根还要费尽心思,如何既要写得不那么“敏感”,还要能够让方方面面的人接受,甚至考虑最好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有不少跟蔡其矫有关系的女人仍健在),等等。这样,王炳根的传记写作就一改往日的习惯,不是像以前写作《永远的爱心•冰心》《郭风评传》那样,努力全面而具体地去体会传主的思想感情,常常为了能够真切地体会传主当时当地彼情彼景的所思所感所悟,而悉心仔细地做了诸多的寻访工作,有所发现,有所领悟了后,再力求准确而细腻地去接近传主的精神风貌以及风骨,而是尽量把作者的表现性文字退居幕后,更多的文字是用来再现蔡其矫的生活细节、创作细节乃至感情细节、精神细节的。这对王炳根来说应该是个挑战,是对他自己已然形成独具一格的作家传记叙事风格的一次挑战。这也许并非王炳根的一次必然性选择,而完全是一次或然性选择,至少:面对蔡其矫,王炳根起码无法像面对冰心和郭风那样对前者虔诚对后者亲近,这一次王炳根还必须作出理解,在理解的同时他还必须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解释。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是王炳根,而且是传主蔡其矫,一种解释的欲望尤其强烈。甚至不仅在书中的解释,我们还可以在网上了解到:蔡其矫老先生在昆明书市签名售书,在接受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仍然不忘了做出他与女人的种种解释。并在多种场合(当然也在书中)坚决表示,他决不后悔此生为女人付出的种种代价,并决不忏悔!这样一来,我一开始遇到的这个问题,就跟王炳根一样:变得无可回避,而且必须作出理解和解释。当然,需要作出理解和解释的远远不止这些,不过我们可以由此出发,然后再把问题依次展开。
于是很自然,理解和解释也就成了我写作关于王炳根先生这部新的作家传记的批评任务了。我在想,王炳根开初拟写作此书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少出自类似我现在的一种机缘呢?



众所周知:蔡其矫先生是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诗人!
而今,“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以及“勃起写作”、“胸口写作”等等都吊不起多少读者的眼球和阅读胃口,蔡其矫却在谈论把“爱情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柏拉图意义上的精神情人,第二等级为既有爱也有性,第三等级为纯粹的性爱——“最低级”(蔡其矫致作者王炳根函,手写体印刷置在该书的显要位置),是否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呢?换句话说,爱情,实在应该属于“古典”话题,或者准确地说:属于现代主义者感兴趣的话题。在后现代主义语境里面,这个话题已经发出了阵阵霉味。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蔡其矫几乎是用他的整个政治前途与全部的生命价值去追求它了,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的惨重显然不是所谓“破坏军婚”而被判刑两年,而是三四十年来众多的人们对他的曲解、误解乃至瓦解,对他的种种口诛笔伐,对他种种莫名其妙的设防目光,对他种种思维上的行动上的设置的“看不见”的防线,等等,等等,才让今日已86岁高龄的老诗人仍然耿耿于怀,只要逮着机会,便得从头说起。然后老诗人就自然要表达自己对爱情的理解,然后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价值诉求等等,以至著名诗论家孙绍振教授仍然在看法上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他说:“如果是我,在晚年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多少会有所忏悔。”(见该书《序言》)当然,忏悔是每个人的个人的事情,谁也没有理由强加某个个人对某件事情进行忏悔,老诗人说“他不必忏悔”自有他不忏悔的理由。也许多少有点出于为自己“正名”的需要?也许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价值追求的正当性的终生护卫?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特殊年代强加给诗人的政治包袱和道德包袱,我们的身体不是诗人你自己可以随意处置和安排的:我们的身体意义是由我们本土的诸多种文化构成而构成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告诉我们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授受不亲等等;我们的革命文化告诉我们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假如你一定要无缘无故地爱,那就是搞腐化,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小资情调,更是要横加批判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的字典里面,是绝没有“爱情”这个词条的。有的只是男女关系:这个关系必须恪守传统道德戒条,一旦逾越就成了大逆不道。哪怕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等,讲的也是解放,也绝不是爱情,道德戒条不仅仍起作用,而且二者之间在很多时候联起手来共同对付爱情,直至彻底消灭了爱情。因此,现在我们谈论爱情常常仍会显得莫名其妙,在我们的“现代”语境里面如此,在我们的“后现代”语境里面更是如此。
那么,无论是王炳根还是蔡其矫,在这本著作当中是否都有着对爱情的正本清源意图?显然没有。王炳根在这里强调的显然是诗人与女人的关系,或者说诗人跟爱情的关系。这个问题若在西方,那是太正常不过:诗人天性风流,而且无论是在传统的沙龙还是现代的社交场所,戴着诗人桂冠的人无一例外地要受到尊奉和致敬,他们与贵妇人们似乎天生就有着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我们这,那就完全相反了:他们天生的就是要跟妓女们混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传统上真正有出息的诗人大都落魄,你不让他们跟妓女在一起,那他们跟谁在一起?新中国以后,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人民的诗人自然是要讴歌新时代的新生活: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莺歌燕舞,到处充满阳光和鲜花,你诗人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跟女人搅在一起?那不是搞腐化又是什么?但是,这荒唐的一页,那让诗人的创作片面地要求与世界观之间的对应与制约关系,甚至扩大引申为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选择的荒唐一页,毕竟是重重地被翻过去了。剩下的就是诗人自己和传记作者王炳根对老诗人的生活、情感和诗歌,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应该说,王炳根的关于蔡其矫与众多不同女人交往的写作,虽然努力描写得尽量客观,却又不无显得动人,出彩处就更显得诗意了。
蔡其矫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女人交往中,确实存在有三种不同境界,并且都有具体事例,最初的两个女人让他感受到爱情同时也感受到女人的易碎(死亡),第三个女人应了俗话说的“淡淡茶、淡淡酒,平淡夫妻能长久”,但是那战时的浪漫仍然非常动人,尤其是:头顶上盘旋着日本人的飞机,山底下扫荡着的一片日本鬼子,蔡其矫却同他新婚的妻子的山顶上疯狂地做爱。王炳根抓取的一些生活细节,确实颇具慧眼。比如那个对蔡其矫欲多于爱的闽南女人,他们之间甚至话都很少说,就是凭那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就把男女之间的情事烘托得有声有色,然后还不忘了给对方奶粉或炼乳那样让人眼睛一亮的细节;还有那个在大会主席台上高谈阔论的女人,蔡其矫上去提醒,结果歪打正着:她就是这样想引人注目,不料却引来了诗人蔡其矫……包括这个女人在内,就是这些个“老革命”的老婆给蔡其矫带来了麻烦,这些女人往往是被“分配”给人做老婆的,爱情谈不上,但她们的老公手上有的是可滥用的权力,后来蔡其矫为此背上“破坏军婚”的罪名,便是由于这些个女人偏偏对诗歌对诗人感兴趣,而偏偏诗人又喜欢为别人的爱情操心。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跟落难中的诗人交往的几位青年女性,显得特别纯美,前面有在交谊舞会上认识的王兰,后面有在流放永安期间交往的女知青鲁莉。前者在那样的年代里在蔡其矫绯闻缠身的日子里,还能跟诗人保持那样纯洁的交往,读来令人感动,也许:这个女孩是蔡老先生一生中最珍惜的一个了,老诗人一生中为女人写作的诗歌数量最多的可能也数这个王兰了。不好说是红颜命薄,虽然老诗人在那黑暗的岁月中也给了王兰诸多的精神慰籍,在诗人的祝福中步入了婚姻的门槛,可就在诗人遭流放的日子里,她死于难产。剩下的只有给王兰留下的大量诗篇和那已逝岁月的无尽温馨的回忆。后者跟老诗人的交往与前者有相似之处,自行车、郊游、采风,也仍然是那个年代的难得的一道风景,尤其特别的一道风景是鲁莉作为知青回城老诗人的问题仍不得解决仍得留在下放地的他们之间的“南塔诀别”:鲁莉说,蔡老师,我们交往了这么久,现在要走了,你吻我吧,你怎么样都可以……但这一回,蔡其矫只是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见该书第190页)之后还有陈萍、陈芬……等等。
是的,真正的诗人跟女人确确实实有着一种天然的关系,也不管是他会引起周遭物议,还是他可能引起公众赞誉。也尽管,蔡其矫这一生的诗歌创作最大量或者说绝大多数是献给女人的,也包括王炳根先生这部精雅的诗人传记就命名为“少女万岁”,但我还是要在此不太客气地指出:我们实在看不出,女人与诗歌,在蔡其矫这里就确实存在有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因为从蔡其矫写给女人的诗歌中,大家大致知道的,应该说却并没有几首真正优秀意义上的好诗。尽管也曾有人从弗洛伊德意义上赞美诗人的“人生观”(见该书第334页),我还是要说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误用,而从王炳根理解的角度看才显得较为准确:女人对蔡其矫来说对蔡其矫的诗歌来说,更多时候起的是催发“男性荷尔蒙”“诗性荷尔蒙”的作用的(见该书299页),由此而常常让诗人诗兴勃发,然后兴奋地为心中的一个又一个女神奉献出了一首又一首的诗歌!要说诗人跟女人的天生的必然联系就“必然”在此,要说诗人跟女人的密切交往应该享有“豁免权”的理由也理当在此,否则怎么说在理由上都有欠充分,而且任何理论也都缺乏说服力,哪怕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或者馈赠女人的诗作本身真地有多么神圣,等等。蔡其矫的真正出色的诗句,就如孙绍振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对于飞溅的浪花的观察和内心深层体验似乎是漫不经心的猝然遇合,神来之笔就这样诞生了:
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
不惜跌得粉身碎骨。
了解蔡其矫的读者,想必能把这句话孤立起来,作为他生命的格言,惊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坦诚……”诗人心中的女神跟现实中交往的女人总是有距离的,而且距离大极了,因此他在赞美厦门海堤建设时却与深层体验似乎“漫不经心”猝然遇合了,这才有了经典的诗句。这样,我们才能真切地理解舒婷所说的“同去散步的老诗人说起他又坎坷又丰富的一生,说他认识的女性那么多,却没有一个能使他全心膜拜”(见该书第243页)的真正含义。然后,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如何蔡其矫为女人写了那么多的关于爱情的诗歌,却终于没有一首能够成为真正的经典,倒是由于他跟当年年轻的舒婷的交往,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舒婷,而且由于舒婷似乎就在那一刻被蔡其矫无意中拨响了心灵的琴弦,不经意之间却又诞生了一首爱情诗杰作。假如可以允许夸张一点说,就舒婷的这一首脍炙人口的《致橡树》,其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可能超过蔡其矫写作的所有爱情诗总和。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蔡其矫的爱情诗中就没有好诗,比如他的那个一样脍炙人口的“让我高举订盟的酒杯/为永驻的春天欢呼:/太阳万岁!月亮万岁!/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以及写给“六妹”的《相思树与石榴花》和写给王兰的《夜》等等。尽管前者在那疯狂的革命热潮中,那是个人人写“颂歌”的时代,但写少女的“颂歌”仍然也是颂歌,仍然有标语口号的痕迹,后者就艺术得多了:其有着蔡其矫特有的阴柔的一面,但若跟当年的徐志摩、戴望舒们的完全人格化的凄婉意象与柔性精神浸染以及一唱三叹的个体呢喃相比,蔡其矫的优势显然不在这里。
王炳根显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王炳根显然就比蔡其矫本人显得理性一些,因此也就出现了我前面说过的他们两个实际上对“爱情”也均没有显示出要做正本清源的打算。
蔡其矫之所以特殊,蔡其矫之所以杰出,蔡其矫之所以为蔡其矫,王炳根有着全面的回答。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蔡其矫诸多的阳刚的一面,当然也是更精彩的一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炳根的写作,有效地凸现了蔡其矫的那一颗自由的心灵。
要说蔡其矫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诗人,最为特殊的地方莫过于此了,最为传神的地方也莫过于此了。
我们知道,走出文学旧体制甚至反文学旧体制,不管是真是假,在当下都变成了一种时髦。更多的时候,几乎就是出于争夺文学话语权的一种策略了。更不用说更大面积的守着文学旧体制然后分享着“一杯羹”的文学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常常是呈负数增长,他们常常需要的倒反而是“奴役”,或者对他们的奴役就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奖赏,否则他们也就失去了奴役别人的资本了。因此,蔡其矫在很多时候难以为芸芸众生所理解,基于我们的人文环境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即便是当下,追求心灵自由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还不仅仅是“身份社会”当中的个体选择的问题,而且是你根本就没有个体选择的自由的可能,而且还不是放弃自由或者逃避自由的问题,而是你除非想当孤魂野鬼或者相反:仅仅是出于一种策略,如果都不是,那就必然是相当奢侈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其矫无论在当年还是在当下,其内心的无可统治,并绝不妥协,即便是在如何的强力与强权的阴影之下。就不能不说是极其奢侈的了。
作为体制中人的王炳根对心灵自由的理解和解释,确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除了中国文人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中对自身身体的特殊处置(要不荣华富贵,要不自我放逐)外,对自由的向往却是众多知识人内心都可能深藏着的渴望,或者至少是一种共同的心理倾向罢。蔡其矫对自身身体的处置显然迥异于传统上的文人也截然区别于现时代的文人,他既不要“荣华富贵”的“自由”也不要“自我放逐”的“自由”,就像王炳根所反复揭示的那样:他始终是面对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结构性存在,而始终坚守着的是个人内心的自由。很难说不是出于诗人的天生禀赋,也可能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坚定立场,面对金钱如此,面对权力如此,面对强权如此,面对苦难亦如此。因此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和时期,他才能始终保持着喷薄的生命热情,而不被任何腐朽的东西腐蚀掉。
假如说《永远的爱心•冰心》是一阙小夜曲,《郭风评传》是部圆舞曲,那么,王炳根眼下的这部传记采用的却是交响乐的曲式,不断地变奏,又不断地回旋,然后是反复再现:蔡其矫1938年从印尼绕道新加坡、香港回国直奔延安,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鲁艺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再到解放后的中央文学研究院,其间不知有多少飞黄腾达的机会,可是作为个人他始终本能亲近的是诗歌,是女人,蔡其矫也就是这样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最大的异数,时至今日仍然对当代诗歌与当代诗人有着强烈的警醒意义。王炳根在这里采用的仍然不是编年的方法,而是他已轻车熟路的特有的不断地跳跃的叙事方式,不仅体现出匠心,更重要的是艰苦用心,或者毋宁说是与他的几本作家传记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他那别具一格的研究方式了。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不断变奏的是女人,不断回旋的是诗歌,而不断再现的是蔡其矫不断地与种种结构性存在进行斗争与断裂的那颗自由的心灵。而那不同时期留下的不朽篇章便是那颗时时刻刻保留着自由并不容亵渎的心灵的一个一个炫目的明证。尽管早期的蔡其矫可能深受惠特曼的影响,比如有模仿惠特曼“船长”痕迹的正面歌颂斯大林并反响甚大的长诗《在悲痛的日子里》,但毋宁说是蔡其矫的流浪精神与惠特曼一开始就出现了共鸣共振,这可以在他后来的一系列有着广泛影响并由此而获得“海洋诗人”雅号的海洋诗歌中看出,更可以在“他在北京参与批判,也接受批判,参与打右派,也差点成了右派”(见该书第83-84页)的1957年代写下的名篇《雾中汉水》和《川江号子》中看出。因此,这种比较刚性的流浪汉精神一旦跟民族的生存脉息经意不经意遇合,就会骤然摩擦出一串一串闪亮的精神火花。尤其是作为极其敏感的个人,当诗人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紧张关系的时候,其精神的张力就会不可思议地极具弹性。假如说,诗人与女人的关系一度还只是让蔡其矫孜孜以求着一个“可居住的世界”,那么,这种流浪精神时时面临的则是对外部世界的抗争与超越了:面临的是个体生命时时陷入“自欺”状态之下的挺身而出,坚决有效地把人们从精神迷误中导出并积极地带向未来——写于1975年的《玉华洞》与《祈求》,就是这样的两首杰作,尤其是后者,王炳根甚至以为“可能是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见该书第181页)。是的,理性的力量完全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抗争与超越,而美感的力量则常常来自生命的直觉,二者此消彼长,未必互为因果,却又常常互相砥砺。在那个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里,个体生命大面积惨遭涂炭,个体精神大面积破碎并扭曲、变形、裂伤,与此同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暗流又在奔涌,地火更在奔突,共和国的整整两代文学人和知识人都面临着个体性觉醒。春江水暖鸭先知,那个年代的诗人们无愧于他们的使命,他们便是那个可怕年代里先知的“鸭”,而蔡其矫便是这群“鸭”中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可能是一只“领头鸭”。不能说朦胧诗群的出现跟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又确实跟他有着较大的关系,朦胧诗群的两员大将北岛和舒婷便是通过他建立了必要的联系,然后先后在共和国新时期诗坛上各自处于领军的位置。由此就有诸多的人们(包括王炳根在内)为我们的文学史居然轻慢了蔡其矫而感到不平:一个承先启后的诗人,前面的高峰是别人(比如艾青),后面的高峰也是别人(王炳根语)。尽管大家是出于好心,也尽管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当代诗歌史确实不能也不该绕过蔡其矫,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无论是文学史还是诗歌史仍然存在有“经得起检验吗”那个问题。假如我们常常缺乏的是个体逻辑认知,且不说一向采用的亘古不变的意识形态化的办法,就是在“个识”与“共识”和“统识”之间,常常也是个道不清理不明的人文黑洞,君不见“重写文学史”之类常常也就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意气冲动”,而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可能纳入“历史哲学”的视野么?假如不是从我们的文学制度的根本上着手,任何的情绪冲动和意气用事都于事无补。
君不见,“第一次解放”时我们出现了一拨优秀的作家(现代文学),“第二次解放”时接着又出现了一拨优秀或者比较优秀的作家(当代文学),然后,“解放”了之后:几乎所有优秀的就不再优秀。难道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的作家恐怕是世界上老化最快的一大群,不出40岁就全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了!究竟为什么?像蔡其矫这样的,能够永远保持年轻的有几个?甚至能说出第二个么?因此,试图把蔡其矫也结构进那种板结的结构性秩序里头去,尽管动机善良,效果却几乎恶劣。面对结构性的内部板结外部沙化的文学秩序,蔡其矫本人显得十分低调,这跟蔡其矫几十年如一日的个人立场有关,也跟他所一直采取的较为消极的文学态度有关,而这恰恰又是真正的文学最为弥足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君不见,不知有多少的积极“献身”的文学而今几乎全成了文学的弃儿了吗?作为评论家出身的王炳根,自然有着文学史乃至诗歌史考虑的人文冲动,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态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审慎,他差不多是引用了蔡其矫的原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所有的诗人艺术家,无不历尽坎坷,屡经寂寞,不被窒息而死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生命即使是伟大而勇敢,也难以到达成功!没有谁能保护我们,只有靠自己支持到最后一息。(见该书第335页)
表面上看来,王炳根在不少关键而敏感的问题上,在做理解并进行解释的时候似乎总是抄了捷径:让蔡其矫自己现身说法。以至就有某记者先生在昆明书市的报道文章中说:原以为是蔡其矫自己写作的自传,却不是,而是由蔡其矫口述别人代笔的。这不仅是个很大的误解,而且这种说法是任何读过该书的读者不能接受的。如前所述,恰恰是传记作家王炳根出于他的特殊考虑和特殊匠心,如何让蔡其矫的个体形象显得更为鲜明立体,很多地方的敏感问题王炳根就是做怎样的解释,都不如蔡其矫本人来回答更具说服力,也更准确,当然也就更精彩。因此该书才一反王炳根以往的写作习惯,不是寻访,不是想方设法去具体体会传主的思想情感,而是采用了较大量的蔡其矫口述实录。这样,给人的阅读感受就比隔靴搔痒的叙述,或者主观臆断的猜测,或者不着边际的介绍,都要来得生动鲜活得多,具体可感得多,从而也就可信得多。
为了能够有效立体地再现蔡其矫80多年多姿多彩的生活人生和精致丰富的诗歌世界,又能要言而不繁,简约又传神,王炳根可谓挖空了心思,差不多调动了他所有能够调动得起来的知识准备和艺术准备,既提纲挈领,又纲举目张:光是从章节的安排——硝烟/大海/情怨/流放/再生/朦胧/大地——就能清晰地见出独运的匠心,这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文字章节,而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特殊标题音乐的交响,也便是通过那一个个传神的标题,王炳根给不同乐器不同声部不同角色以不同的安排,时而高昂时而低回,时而缠绵时而铿锵,然后是相似的旋律,反复出现,但音色又各各不同,不同的女人不同的诗歌,同时却又是相同的生命底色——蔡其矫的精神面貌呈现,就是这样,被王炳根反复强调着,赋予不同的色调,然后在不同的种种侧面上进行无调性谐奏加以强化,直至高潮部分的来临。
更具匠心的是,在上述所有的回旋往复之中,王炳根时时不忘了埋下一个又一个的极其重要的伏笔:蔡其矫的所有堪称杰出的诗歌,都跟“大地”有关。用蔡其矫自己的话说,他一生中最为崇拜的两个大师,一个是惠特曼,另一个是聂鲁达。尤其是后者,几乎就成了蔡其矫追慕民族意义上的诗歌精神的缩影了,要说大师的意义便在此,大师实际上是灯塔。因此,全书的最后一个章节留给了“大地”,那是个大地诗人的真正乐章,“大地”也就自然成了全书变奏回旋的目的地,当然也就成了全部交响的最强音,然后:为一代诗杰的精神造像才能算是完满完成。



很显然,这才是蔡其矫诗歌生涯中的最为紧要处,也是最为辉煌处:穿越我们的大地。
还不仅仅是我们古已有之的“诗人壮游”的传统,当我们意识到: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学术,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文学,几乎基本就成了西方的子学,已经有不少的学人在宣告我们一个世纪多以来的种种失败——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已真正地明白了我们究竟失败在了哪里!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失败在于,所谓的现代中国并非是我们自己通过种种的抗争才走出我们的中世纪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强力把我们极不情愿地“轰”出中世纪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学习西方,囫囵吞枣地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而同时,在思想意识上,在行为方式上,在语言制度上,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制度上,我们仍然走不出或者极不情愿走出中世纪的阴影。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一边拼命地学西方的东西,一边又不得不怀疑我们所学来、拿来、借来的东西的虚假性、虚幻性乃至泡沫性,表现在文学上:文学理论概念的横移挪用,学术二道贩子满目皆是,文学创作上始终就摆不脱蓝本副本的阴影,因此文学也就自然谈不上什么创造更谈不上什么理想,大量的低级重复劳动与低级的批量生产,尤其是现代后现代的种种语境渗透,除了学舌,就更是让我们找不着北。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王炳根还是蔡其矫自己所说的深受惠特曼或者聂鲁达的影响,在我看来:顶多是精神上的某种契合,不多的时候仅表现为形式上的某种激活。如前所述,大师是灯塔。否则就不会是积极的影响,甚至还可能是负面的了。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诗人,本土的诗人,民族的诗人,现代的诗人,他必得要一次次地重新面对我们脚下这块古老的大地,然后还得穿越它。在这一点上,蔡其矫几乎花去了毕生的精力,无论他是在走运还是他在倒霉,就像王炳根所说的那样:是远足和女人成就了蔡其矫的诗歌。也就像王炳根所反复表述的那样,蔡其矫一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都跟他的远足有关,或者在特定时代的特定术语叫“体验生活”有关,哪怕是在他面临种种苦难的日子里,他跟他的女人们不断地郊游也是一道特殊而亮丽的风景。《回声集》《涛声集》《续回声集》就是他用很长时间在海上体验生活的重要成果,被聂华苓称为“非常‘中国’”的“写‘人’永不停止、永远挣扎的精神面貌”(见该书第85页)的《雾中汉水》以及《川江号子》等等名篇,便是跟他“我在长江流域到处跑”有很大关系,用蔡其矫自己的话说:“因此,我认为,一首诗的产生,绝不只是由于几小时的经验,而是用作者一生的经验,用周围人的经验,用今人也用古人的经验(从书本上),这一切汇集起来,然后成为一首诗。”(见该书第92页)又说:“什么是诗,就是个人的一段经验加上人类文化的遗产,两者的结合便是诗。”(见该书第88页)在我看来,这才是蔡其矫之所以能够在他漫长的诗歌生涯中,在不同时期都能写出具有一定经典性意义的诗歌奥秘所在。
我们有不少的诗人甚至包括不少蔡其矫的闽南老乡诗人,虽然也一样地眷恋脚下的这块土地,但由于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穿越的能力,企图写出好诗就只能是自己跟自己做一辈子白日梦去了。而且,即便是蔡其矫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比起他的创作应该说是粗浅的了)。纵观王炳根为蔡其矫写作的这部传记全书,我们显然可以清晰地见出:蔡其矫穷其一生用他的全部诗歌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自我(所谓“诗坛独行侠”),并特别真切地在语言的领会与体悟当中感受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在面对无时不在的圆融自足又能不断改换面孔的再生能力极强的结构性存在的情景和心境之中,有限的个体只能陷入不断加深的种种孤独。他不仅没有用自己的诗歌成就来换取利益功名,而且在以审美主义为正宗的文化传统当中始终是异数,那么我们也就能跟着真切地体会到其此时性存在的个体是如何不同于共时态存在的大多数,这可能也便是蔡其矫之所以永远年轻而大多数瞬间老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吧?当然绝不止于此,更重要的表现还在于“诗是无用的”,语言不是用来交流的,也不是用来传达意义的,语言并不对应于事物,语言既来自传统,也出自诗人的创造,我们据此才得以感受我们的存在。那么对于诗人来说,他拥有了语言可能便意味着拥有了世界,那么诗人的语言便颇具有了超越性,因此真正的诗人总是我们时代的先锋,他们是天然的一拨先知先觉者。但是,从海德格尔意义上说,强调先入之见是理解的生存论标志,并因此使人走上有限性之路,以便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倾听存在的声音”。海德格尔与诗人,有着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他常常把词语、概念当作整个世界来解释,比如从画面上的一只靴子他会跟整个农民的劳作与丰收的场景一道来解释。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蔡其矫一生的“壮游”,理解他的穿越大地便是为了“倾听存在的声音”,回头再去温习我在上面抄录的蔡其矫的那两句原话,我们对老诗人以及他的诗歌会不会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呢?
当然我也已经意识到,这里边多少又有了因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影子,至少我是把王炳根的解释、蔡其矫的意见以及放在我面前的文本,搁在了一起作为我与之对话的伙伴了。换句话说,我们在过去的相遇和受过去影响的当下产生了“视界融合”,以至于历史可以凭借这个“视界”而被重新理解成各各不同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理解时未必就能理解得更好,却又总是有所不同。当然,王炳根一样把蔡其矫的“壮游”看得无比重要,甚至完全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发现来表述的,尤其是在这最后浓墨重彩的“大地”一章中,他对蔡其矫与大地与女人与诗与生命还有着相当精彩的概括:它们之间既互为因果,又构成了环环相扣的相关关系(大段原话不再抄录,请见该书第283-284页)。尽管也出现了跟前面其他章节一样多声部合奏的情形,但不管是哪个声部都已是最强音也已是最饱和:徐竞辞,蔡其矫的妻子出现了,两个老革命夫妻踏上了当年边区路线一路怀旧去了;福建省文联为他举办了一个堪称隆重可以彪炳蔡其矫个人史册的文学研讨会;他最后又犯了一次男女关系的“错误”并作“最后一次检讨”……等等。但我还是要说,王炳根把最重要的笔墨还是留给了蔡其矫的“壮游”:跟北岛、江河、杨炼3位新时期重要诗人重逢在兰州,然后一同抵达敦煌,最精彩的细节是四个人居然同时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行包中都有一本惠特曼诗集;参加端阳诗会的从昭君故里到昭君墓,武当山、神农架然后告别徐迟等人,单独进发张家界;每年冬天回北京过,开春之后回南方蔡其矫常常独自一路漫游一路叩拜大地,行踪不定,更无明确归期,一会儿苏州赏梅一会儿杭州观钱塘江,一会儿抵安徽踏上了当年李白的足迹;“从1998年以后,蔡其矫又一连三年多次远行,1992年暂作休整,1993年以后,又是一个连续的三年。这期间,蔡其矫一度云南,二下‘两广’,三‘闯’东北,几经华中华东大地,五次‘驻扎’海南岛,并有八闽之地的多次短暂旅行。6年来,蔡其矫的行踪,犹如蛛网,布满神州大地。而这时,蔡其矫已近80高龄了。”(见该书第352页)当我们读到:人海辽阔,世途多歧/胡兰河的灵魂/融入南国滴血的心/受难的秘密,深藏在墓碑下/大地之恋如老去森林/依然落叶纷纷……并知道当时蔡其矫在哈尔滨冰雪节诗会上泪流满面地朗诵这首即兴创作的《萧红》的诗时,难道我们感受到的仅仅是这首诗后面站着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吗,那仅仅是女作家萧红吗,那后面还有多少东西需要我们去体会:比如时代、文化、历史、风云、际遇,还有大地之恋,均化作那“依然落叶纷纷”!
王炳根写道:蔡其矫总在每一个年代,为诗坛留下他的精彩之笔,《在西藏》则是他在80年代末献给诗坛的“盛宴”。像“寺庙的金色高墙/印满耗牛脚迹的杂花草场/以豪华的寂寞,粗犷的寂寞/向苍穹论证大地的悲伤”这样的诗句,经年也难得几句。并称:“《在西藏》也可能就是蔡其矫在80年代构筑的诗歌中的‘珠穆朗玛’。”(见该书第351-352页)
是啊,“珠穆朗玛”!蔡其矫的“壮游”哪里仅仅是为了倾听那大地(存在)的声音,简直就是倾听到了大地(存在)的无比深厚深沉的呼吸了!
一个立体多姿特立独行创造性卓越而又独具现代品格的汉语诗人的精神风貌,就是这样被王炳根错落有致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反复递进着逐渐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作为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的主任,王炳根把福建籍的最重要作家冰心作为自己的研究专业并以此为尊容,同时为郭风作评传,为林语堂做“人物聚焦”,现在又把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蔡其矫重新送回到我们的汉语诗歌的历史当中去,以便我们大家能够在更深刻而高远的历史过程当中可以加深更加丰富的理解,王炳根功不可没。
蔡其矫的意义,显然还不仅仅在于:在我们诸多的汉语诗人当中,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而在审美主义现代性以来的汉语诗歌当中,诗人蔡其矫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下高扬着的所谓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复兴儒家的知识运作与背景之下,阅读蔡其矫的诗歌,阅读蔡其矫的精神,显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而今我们面临的哪里是什么文化困境,而从根本上就是制度的困境。一向坚持文化决定论的新旧儒家不能也绝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那种所谓“民间自由”或者号称“风俗即自由”“传统即自由”,在儒家等级化制度安排下的“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虚假的,他们除了扼杀个体生命的自由来换取所谓的局面安定,他们的文化从来就是制度本身,他们哪里需要在文化之外还去建立什么其他的知识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既然无需种种制度保证,他们哪里又会为个体存在的合理性提供哪怕丁点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我特别想说的是,蔡其矫用他近90年的精彩人生和众多的杰出诗篇非常有力也非常精彩地回答了这一点。当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陷入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之中的时候,当我们的逻辑认知常常显得迟钝与模糊并且无从着落的时候,我们的诗人,真正天才的诗人的灵魂和他们的诗性光辉,恰恰可能把我们引向光明!
所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便是这个意思了。

——2004年8月8日完稿于泉州,13日略改


(此作载《诗探索》理论卷2005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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