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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与对抗:理想与现实之间

徘徊与对抗:理想与现实之间

:P徘徊与对抗:理想与现实之间

——吴励生、李幸对话录

对话人简介:李幸/学人,主要著述有《告别弱智》、《电视“八大病”》等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电视批评理论以及传播学论著多部
吴励生/学人,主要著述有《论操作与不可操作》《关于当下三个知识分子文本的综合批评》、韩少功长篇小说批评、冰心研究等文学批评理论以及长篇小说多部
对话时间:2003年9月——12月
对话方式:电子邮件

吴励生(以下简称“吴”):你我之间,20多年的交情了,况且我现在开始学会了宽容----宽容异己,更何况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异己,昰朋友,只是学术主张差别太大而已.假如我昰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我首先要学会的恐怕就是宽容.你说呢? (22/9)

李幸:(以下简称“李”)我也一直在想我有没有问题。我的看法是:自然科学是为人创造物质享受的,人文社会科学则是给人精神享受的,所以生活和学问都要有趣,不仅自己过得要有趣,而且让人看起来也要有趣。全世界追求有趣者,联合起来!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是太傻啦,必须用有趣来置换。(27/9)

吴:这个问题实际上昰你我最早开始的分歧.你主张的一直昰实用,我主张的一直昰虚无.但我现在既然要调整了,就按你的思路来,可能比较切合实际.比如有趣,这个问题涉及得较早的还是王小波,他说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昰不够的他还必须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因此他主张有趣,同时还有种种快乐的说法,说食色加上排泄等等昰小快乐思维则昰大快乐.我以为说得非常好.我倾向于后者,当然前者也不是不能接受.只是现实人生让我感到毫无诗意,尤其昰种种旧体制不能得以清除的情形下--另外也许我还是个悲观主义者,因此常常我只愿意面对孤独的自我,也不再去对外部世界抱有幻想. (28/9)

李:大世界没意思,就个人小天地吧。渺小与广阔是相对的,不断转换的,过好小日子,其中就有大世界吧。小天地也是大世界吧。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
其实我已过完了,往后就是争取过得有意思点,到死前觉得还好就行。所以我给自己定个所谓学术研究课题是“观众”也就算是在研究“人”了,多大的题目呀!同时自己过得顺畅些,自然些…… (7/10)

吴: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这些年来几乎就是在做不得世界人也完全做不得故乡人的情形下,已经彻底地回归孤独的自我的.之后我又重新思考了我的一切,包括我跟你的思想冲突:我虽然检讨过,但没有像这次这样,首先昰我自己也只我自己需要检讨.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从此都能有宽广的包容性,而首先昰我自己必须做到.有了这份包容,我还想下一步能联手做一些事情.我将策划一本以书代刊的叫<东南批评理论>的刊物,拟约請你当编委,并希望有你的学术参加:媒体研究当也是个重要内容.
一段日子来,反复接触了《犀锐文化艺术》《法律思想网》《公法评论》《学术批评网》《中国社会学网》等网站,有的学术思想甚至相当深刻,很有一些刺激和想法:拟出刊的同时把刊物内容全部上网.若网上可以展开,在网上讨论也是必须争取的一个重要议题.至于你个人但愿能如你所愿过得顺畅些,自然些,不知能否告知我你将如何顺畅且自然些呢? (9/10)

李:你终于上网了,中国只有网络还有点自由。但是后来我也不上网了,因为我看只有北美的中文网站还行,但是前年就上不去了(被封了)。另外我上网只是为了信息,我不需要思想,因为思想是每个个人自己的事,别人的思想对我只是信息。
再则,我不需要学术。所谓学术在中国基本是垃圾,学术只有在基本自由的环境中才能生长,否则说半句留半句,骨鲠在喉,极其难受,而且学术是在大众温饱之后的事,仅仅个人温饱了也没有资格做。
还有,我认为在中国所有文化讨论都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讨论,还是先谈政治,不然,就老老实实搞经济而不谈什么学问,我写的一切都属于搞经济,为稻粱谋。在这个意义上,我愿做你吩咐的一切!
至于顺畅自然,是说随性,随遇,正视现实,过一个凡人的生活,不矫情,不违心性。如心所愿,又可实行,就实行,否则不强行。
其实在中国只有书信还能自由,我与你能无话不谈,而且谈得痛快。以上即是一例。(10/10)

吴:现在看你的邮件居然感到特开心,由此说明你没有变化,而我确实变化很大了.我也是基本同意你的说法.但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一个百年过去,而今我们仍处于晚清民国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不需要吗?政治当然重要,只是不知你对政治哲学是否有兴趣?比如自由主义理论,而今几乎形成了欧美的意识形态力量,尤其昰美国,比如你说的北美的中文网站,我几乎可以肯定跟这个知识背景和思想背景有关……
至于个人为稻梁谋,完全正确:想做学问,一要有钱二要有闲,我来泉州实则也昰为稻梁谋(有钱有闲).
假如你接受自由主义思想,那么法治昰第一重要的,没有法治我们永远在"一治一乱"当中,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永远处于黑暗当中.
可是,我们这块土地太缺法治思想资源,除了清官思想,就是自我主义盛行,就是实用主义盛行,就是风花雪月,就是吟歌作对,根本不存在思想学术的传统,要说有也只有五四时期.西方的思想学术源于修道院,我们的文人大多寄情山水,他们昰非常清高的,根本就看不起钱.那么,重回五四是不是我们大家都面临着的现实状况?
至于你个人的顺畅自然,我以为多少有目击道存的意思,因为道家所倡扬的便是自然而然,但假如像我亲近自由主义,那么我会选择自生自发性,后者的现代意义在于自恰与自律,而前者多少有点面对结构性存在的无奈与逍遥,你以为呢?总之畅所欲言吧. (11/10)

李:你真是整天在网上呢!我现在管行政,总有一些杂事使我不得安心在家,明年争取把它辞了。这职位本来是别人的,他走了,我被迫出任,因为某种交换。
我对政治、法制方面的学问都有兴趣,但是西方的东西实在与我们的现实相差太远,可以说是不同星球,风马牛不相及。电视界有一句话:改版不如改制,改制不如转制;我再加上一句:转制不如重新建制。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上,西方之学不可用。即便可以实行,也可能还要一、二百年以后吧。而个人生命有限,就不指望那时啦,只看眼下能做什么。对我来说,这个“眼下”,最多20年。20年能做的事,是可以计划实行的。所以可以活得很明白,也就轻松。
在现行制度下谈法制,是很可笑的,法制是三权分立加第四种权力监督的结果,而且如你所说,“我们这块土地太缺法治思想资源”。但是重建谈何容易——没有资源。所以重回五四也有问题,快一百年了,我们在制度上没有前进一步!光有一堆遮遮掩掩的所谓学问、思想,所以我一概看不上,就当是一种现实、一些信息吧。
如果现在中国人都选择自生自发性,中国就乱了。中国当下需要“面对结构性存在的无奈与逍遥”——你概括得很好——由它去吧,可以做一点建设,但别指望速决,建设也是为一己稻粱,至于可能对社会的用处,不是开始就刻意追求的。
“目击道存”?解释一下。(15/10)

吴:没关系,随意点好.高兴了有空了,咱俩就聊聊.以前我跟你的分歧主要在于专有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分野,我倾向于前者(思想学术)你倾向于后者(现实变革),因此怎么都谈不拢.后来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搁起来,各自保留意见就是.再后来我开始接触自由主义理论,实在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样我就必然要更多地关注公共领域的事情,也便昰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咱俩昰完全可以沟通起来的.
实际上我对现实社会的看法跟你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可能仍然昰做法(这就无关紧要了).我完全同意你说的现行制度的情况,三权不能分立法治确实无从谈起,监督也无从谈起,实际上一点(真正)的自由也没有,或者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
但是,你看看台湾的政治制度,也才一二十年的事情,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对不对?实际上现在不少法学家开始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比如北大的贺卫方,还有不少,他们在努力争取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已初见成效,更有不少政治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等等,实则都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既然有那么多人在做,你我做不做也就无所谓了,对吧?就作为信息处理吧.
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自生自发中国就乱了,恰昰在这一点上让我特别绝望:我们没有真正的民间,没有团体意识.假如有众多的真正的民间社团出现,那才可能真正有希望.就是因为绝望了我才回归个人了.
至于个人,我当然仍寄希望于"自生自发"(看看市场经济给我们的日常带来怎样的变化!),只是不知于何时了(这也便是我决心做文化研究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传统太可怕了,全面回归传统价值几乎昰一夜之间的事情---源头在此).我说的目击道存的意思:古人以为悟道一定要到高山之巅,因为那里离天之道近,后人以为不,道的存在昰随时随地的,满目所见皆可以昰道,就看你自身修炼的功夫如何了.我以为你的"顺畅自然"多少有这个基因.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你又有犬儒主义色彩,犬儒主义者说:請别挡住我的阳光!李幸说:我昰为稻梁谋. (16/10)


李:我们都在电脑前呢!
我不知道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有哪些要求,只觉得自己就是了。但是现在我对公共领域缺乏兴趣,可能是读书太少,缺乏基础吧。这几年放在传媒(主要是电视操作)上的精力多了,没法子,先是需要补课,然后又懒了,想歇歇,所以非专业的东西接触太少,当然也跟知道的好东西太少有关。
你说台湾,他们走到这一步还是因为制度,如果没有美、日制度的影响,他们不会有今天。可是我们根本拒绝资本主义,尽管实际在实行(经济领域)。可是我又赞成大陆这么干,因为这合乎大陆实际。可是这么干下去何日是头呢?可是又着急不得,反正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真正的多党制啦!
你说“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已初见成效”,其实那些东西纯粹是挠痒痒,甚至是为集权专制国家贴金。不从“三权两党”上下手是不行的。如今所有社团不经民政部登记批准全属非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只能做个人(自己)了。
我研究电视,欢呼娱乐,是为瓦解他们的统治。在解决吃饭穿衣的同时铲他们一下,有点儿意思。反正急不得,就这么慢慢来吧。市场是能改变很多东西,但也是慢慢来的。而且国家一直在破坏市场。
我是犬儒主义者。上封信发出后我就想要给励生说成是犬儒主义者了。但我因为是中国人,所以没关系,我是东方犬儒主义者。
“我们的文化传统太可怕了,全面回归传统价值几乎昰一夜之间的事情---源头在此”,此话又得请解释一下。 (16/10)


吴:这么快收到你的回复,意外地高兴.
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特点有4:一昰个人主义,二昰平等主义,三昰普遍主义,四昰改良主义.其落实则包括消极意义下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代议政府.自由主义者必须:1.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价值,即使昰超过平等及正义;2.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积极角色.3.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不要相信权威.5.要宽容;6.坚信***政治;7.尊重真理与理性;8.接受变迁的必然发生;9.勿耻于妥协;10.最重要的昰,保持批判精神.
抄录于此以共同对照,哪些做到了,哪些做不到?哪些由于其他原因难以做到?等等.
我觉得:在中国,作为"个人主义"者昰件第一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不懂得尊重别人,而是自我主义盛行,因此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你所说的台湾与大陆的现实也属正确,但是台湾又确实跟一大拨自由主义学者的奋斗与民间社团的努力大有关系,我们的问题昰,即使让你登记了,也缺乏团体意识,仍然昰一盘散沙.
我说的文化源头昰天/地/君/亲/师,然后以此五者形成几千年的结构性存在顽固无比,五四期间把其冲垮了,然后改头换面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了,再然后在经济社会里全面回归传统价值:从上面的"长治久安""民贵君轻"到底下的"为民請命"以及各个领域的营造等级大秩序小秩序等等,再看看我们广大的农村,封建主义全面死灰复燃;既没有了基层组织,家族也不可能起作用,整个闹得没政府,只有面对诸神才能见到丁点凝聚力.所有等等,均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我们的文化心理与社会意识基本不允许也不支持"个人主义",除了传统保护就要学会拉帮结派才能得以保护,否则个人就只能昰孤魂野鬼---现在我就时时有孤魂野鬼的感觉.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16/10)

李:你的信很好,非常明白,我得益许多,你以后有兴致还可多介绍些,让我知道你的精华。(24/10)

吴:你说的"精华",实际上45岁以前的我都在5个长篇小说里了,只可惜你对文学早已毫无兴趣,就像我对电视毫无兴趣一样.因此才有一段时间彼此对对方所做的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是过去时了.简单总结一下而已(你我现在都可以不去谈论彼此不感兴趣的东西了).
至于45岁以后的"精华",我只是刚刚开始在做.原先我是个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你并未系统接触后现代主义理论,但你的一些观点与立场有时也自觉不自觉的是后现代的(颠覆性),有时又完全是个现实主义者(建设性).后来我慢慢发现完全采取后现代立场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很成问题的,尤其是超出文学领域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在"超出"的过程当中我开始接触了自由主义.
假如你有兴趣,读一读<哈耶克传>,你就知道自由主义在西方也并非一帆风顺,时起时落,即便是哈耶克本人生前大多时候也默默无闻,哪怕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自由主义是个无比复杂的概念,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们自己也曾出现过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不过那是些不动员的自由主义,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现在大家反复强调的实践的自由主义……
话说回来,从法治角度说,西方也是经过几千年建设,而在法治基础上,西方的***制度也走了至少3百年.你说不要急是对的,但我是在此意义上说你是对的,我们才一个百年呢.而你说不做就是不对的,如果谁都不做有西方人民的今天吗?但显然,现在你的态度在改变,这是件让我特别高兴的事情.至于做得怎样或者哪怕不做也能支持别的人做,就都可以了.精神的东西应该薪火相传,而不是考虑我这辈子能不能看到(个人生活安排另外),在柏拉图/亚理斯多德时代就已经非常关心法治了,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非常健全的,但无论是古希腊是古罗马根本就没有法,为什么呢?没有人守法,就跟我们现在一样.西方的法治从中世纪才真正开始,那是因为基督教普遍介入了人们的生活(但那些思想家的思想就完全成了精神资源了).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我们究竟缺了什么,如何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重新发生些什么,需要彻底摒弃并仔细分析的又都是些什么,你说对不对呢?
假如你有兴趣,我会建议你关心一下党权政治与军权政治,我们现在是两者皆有之,实际上,始作俑者是孙中山,而不是眼下的这些人,我想你会不会开始同意我曾经有过的一些说法了?(24/10)

李:《哈耶克传》翻过,有兴趣的也就是你提到的那一点。
古代中国也有法,但是皇帝的法制就是政治统治。所以不搞三权两党不行,只是现在不行。
中国无法产生基督教。一是因为皇帝统治太久,二是商业社会不发达。因为一而有二,但只有二继续发展才能改变一。所以只有商业能救中国。商业发达以后可能产生类似基督教的东西。所以需要时日。好在中国平民(商业)社会正在出现,商业将改变一切,只有“礼崩乐坏”后才有救。生于斯市,商业才是主流,所以一切归商,只有能为商所用的东西才有历史价值。现在谁不知道他们搞的一切都是扯淡呢,所以不应费神去跟他们理论,而应全力推进商业。这就是在做,而不是做那些既无现实意义又无历史价值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活在当下的历史中,否则是拔着头发上天。当然如果自己觉得有趣则另当别论。
不想多说了,因为人家都说过了,而且人家的东西是人家的历史,我们的历史还没走到人家那个时代。 (25/10)

吴:你真的是个犬儒主义者,好玩!犬儒主义者的最大特点是对精神价值的漠不关心,然后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因此你跟自由主义者是有距离的,因为自由主义是非常讲人文精神的,是讲知识传统的.
不过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有一点需要澄明:我们古代的所谓法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下面的法治,即重刑主义的法家的主张,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是法律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们只有官僚法,习惯法,没有实在法,更没有程序法,而现在法学家们努力的就是后者.
另有一条,实际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源头恰恰在于犬儒主义的重自然与理性,没有这一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胡扯淡.你的重商主义主张非常正确,但是我们不可能有基督教精神,就连蔡元培/梁启超都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想想有多困难啊?早就有人在讨论我们的儒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了,整个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的花样翻新,非常廉价.你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这里的具体情景当中发生,这咱俩是完全一致的啊:关键还是态度的不同了.
或者我们所认为的有趣大不一样,那么我同意你的有趣的说法.
至于三权两党我们这辈子是肯定看不到了.即便是有人想搞短期内也搞不成,绝对没有起码的知识准备,何况当年重庆是很有可能搞起来的,民盟是当年政协的第一大党,可蒋介石不干,后来蒋介石干了,***又不干了,说是要推翻旧政权要让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了,政协人大只有举手鼓掌的份儿,你敢指望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多少提高?另外,***国家可以完成平稳的政权过渡,集权专制国家绝不可能发生不动荡流血的政权过渡,退一步说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个***之父类的人物,我们敢指望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吗,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政治语境下?再看看非洲的***化过程,我们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难说又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乱.
至于重商主义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中国人即便是赚了钱赚到了很多的钱,也常常是一笔又一笔的无用的财富,我整天在泉州看到的就是这些,再看看海外华人全一样.然后,一个个私人企业是怎么回事儿呢,全部是家族式的运作,偷偷摸摸地赚钱,然后什么跟我也没关系了.我听汪继芳说连王玮的企业也一样,太难了:你看看我们的国家,多像一个大家族啊?你再看看美国整个国家就像个大公司.你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是怎样的积重难返啊?还有,你自己又不做生意你又怎么"做"呢?你对公共领域也没有兴趣,你又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再跟你介绍贺卫方他们进入宪政理论的研究,你又是没有兴趣,三权两党没有起码的宪政理论搞什么呢?孙中山还有"五权宪法"呢.实际上你的意思我也不是不清楚,就是打掉重来,但我始终不乐观:即便是打掉了,重新做出来的东西说不定更糟,我们做了一个百年了,难道不是越做面目越可疑?在这一点上,可能我又比你绝望多了: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土地啊!
因此我一直主张:思想自由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是讨论自由也是第一重要的.更难的是后者,根本就不可能讨论什么谁跟谁都一样,无论朝野,独断论盛行,这又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痼疾.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能也不想讨论,怎么搞都是荒唐的.你既然看了哈耶克,那你就清楚哈耶克的主张:人类的无知,个人的知识的局限性,绝对不能强加给大多数,尤其是我们的大人物们常常有全国人民导师的欲望,你看看强加给我们的灾难性后果!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很无知?是不是局限性太大?那么你还是认为知识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你不尊重知识,你怎么会尊重人?当然,你是犬儒主义者嘛!
不过有一条你我是根本一致的:眼下的体制是最坏的体制,眼下的权力是要不得的极端权力(因此我才特别关心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关于国家权力与制度问题,从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拖克维尔再到美国的杰斐逊、富兰克林等等,不知道有多少理论了,就不说了.想说的只是他们这些都是通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讨论的结果).
我感到悲哀的只是,除了极少数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大面积的学术群体准确说应叫"谋士群体",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群体,发明思想并对种种思想进行讨论是他们的专利,至于说能有多少为社会所用,跟知识分子根本无关,然而咄咄怪事:我们的学术界几乎无不憎恶思想,知识界绝不尊重知识,所以我们永远都在重复自己.不要说一个百年我们进步不大,就是几千年也是没有多少进步的:我们是个早熟的民族,但我们始终也就是个长不大的民族.如果还这样下去,伴随着我们的恐怕永远是内忧外患,因为我们自己根本就不想进步嘛!
因为你对思想学术没有兴趣,我就不能多说什么,如果说社会改革必定是要走上理性化的道路,用柏杨的话说:只怕站,不怕慢.我们只能学着走上理性化的道路,因此任何情绪化的或者非理性主义的只能说是我们自身的土特产,于事无补而且贻害无穷.因此知识积累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好吧打住. (1/11)

李:昨天收到你的长信,待我消化后再回吧。 (2/11)

李:你把我的想法都冠上概念,这就是读书的作用吧?我提法家的意思也是说那不是现代的法。我们不一定要有基督教,但是如果把儒家改造了,也是能成教的,所谓新儒家是这个意思吧?不过我觉得这也没救。算啦,只要人民生活在一天天提高,就行啦。所以要末革命,要末安定,现在我要后者,所以要犬儒。我不做生意但我为生意人摇旗呐喊,不就行了吗?其实这也是生意,我拿它挣钱呢。至于生意带来恶,那是必经之路,规则最终是会建立起来的,所以不必悲观。我总的意思是个人是渺小的,活着反正要做事,凡事不可过认真,需要说和可以说的时候就说,不然就自己想想,当作一种娱乐消闲。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还能怎么样,能活着而且活得还舒服,就行啦。(4/11)

吴:今天闲下来了。你说的冠以概念,实则是出于学理的需要,是想做学术的人的基本要求。不赘。“革命”的后果太可怕,但真的有爆发革命的一天,恐怕谁也挡不住;“安定”不可能——好在你现在不怎么激进了,我曾说过“因言获罪”的话,你不以为然,而今就真的有人因言论被抓进去了,但是现在你想让别人住口以显示自己正确是绝对不可能了;儒教统治了我们两千年,我们都已经奄奄一息了,还改造?最要命的仍是政教合一。宗教的前提是个人认信。归根到底必须是个人主义,而不是自我主义,后者是什么都不信:所谓多神即无神。市场经济最现实(你只要过得好我没有意见),现代法制永远最重要。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脱离了二者去奢谈。这,你我又完全一致。(21/11)

李:给你看篇最近的东西吧(《十年来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所谓“革命”是相对意义上的,你不要苛求,我是在现实的站位上“建设”的。(22/11)

吴:大作拜读。我觉得确实挺好的,好就好在是讲道理的,没有多少情绪化的东西了。按你的研究方向,实际上是大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见得就比大学者差,当今之世,公共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们有许多问题感到困惑,这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们予以解答。而且,公共知识分子也要讲知识传承,更加讲究论证,尤其是社会调查。我觉得你比传播“专家”们做得好多了去了!我真的感到高兴。不存在“苛求”问题,只存在学理分梳的问题,你尽管往这一路做下去,必当自成一家,千万不可自己看低自己。尽管我更关注精神价值,但从公共意识上说,咱俩又是一样的。

李:谢谢鼓励。 (22/11)

吴:从专业的角度讲,文学是我的专业电视是你的专业,就像我不看电视你也不读小说,但我们终于在公共领域里再次沟通了起来了。又由于你不同别人,我还是要想让你了解一下我45岁之前的“精华”部分,而叶勤女士最近有一篇对我的长篇小说的研究,堪称到位,现在已发在《犀锐文化艺术》①网上,希望你能好好看一看。(23/11)

吴:我再给你拷篇黄宗智的文章(《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和三个问题》)作参考吧。我希望你是国内真正的传播学专家。而今大多的媒体研究臭不可闻。若仅仅是电视专家,学科思维会把手脚捆住,施展不开。你说呢?我建议你有空登录法律思想网,我拷给你的这篇原便是发在该网站上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你慢慢看吧。有空了有心情了咱俩儿再聊。(24/11)

李:我到网上去看了,挺好的。但声音太微弱了!应该同时发它10篇,应该拿到其他媒体上去再发,发挥出文学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太不够,而且现在关心文学的人太少,既得利益者又太多,撼不动什么…… (26/11)

吴:咱俩还是谈理论/学术吧。回到文学就回到老问题上去了。我的文学态度已经很清楚了:文学什么也不是,它只能是文学本身,它的声音只能是微弱的但必须是顽强的。凡是革命的(包括“断裂”的)文学肯定不是好文学。没有多少人关注文学才是正常的,像以前那样的文学轰动正常吗?因此文学只能对有兴趣的人谈。你早已对文学不感兴趣,我已经是在难为你了。只是因为你我关系非同一般,我才这样想让你知道一下,然后就可以了。想“撼动”点什么,理论也许可以。你把黄宗智的那篇文章看了吗?(27/11)

李:黄宗智的方法和我的一样,但他的太个人化了,而且他读了太多,我不需要,因为国内无论传播还是电视都是空白,我只需自说自话。身在大陆,又不能直接看国外原著,我就自己悟吧,反正东西方是两个世界,很难融合的。我自信凭自悟可以得到规律,也能用得上。(28/11-a)

吴:完全同意。我会随时关注你的最新研究进展。(28/11-a)

李:但文学应该还是有力量的…… (28/11-b)

吴:按你的理解文学的力量仍然是革命的,那又得回到老路上去,那根本就是非文学是反文学,我不感兴趣。文学没那么大力量,说文学有那么大力量整个是五四时期的误导,后果不堪设想。文学只能是消极的,绝对自由的东西。重复一下,关心文学的人越来越少是完全正常的,如果还像从前那样全社会都来关心文学那才叫可怕!人跟人的沟通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通约的,文学的沟通则更是如此。现在我只跟真正对文学有兴趣的人谈文学……好了,不谈了。
我说过,在文学领域我是个后现代主义者,但你看到没有:在讲断裂讲消解的时候,整个变成了恶性泛滥。所谓当权者讲目的神圣可以不择手段,民间呢为了达到一己之私,不择手段更加变本加厉。所以在社会领域我就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中国人的问题首先要清理的就是个人的问题,要不然谁来搞都一样,乌烟瘴气,无可救药。假如你能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中国问题的视野,我想你就不会把“黄文”理解成为个人化的了,这是中国视角理应都该时时检索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有你的方法(百家争鸣嘛),只是我觉得你的文人情结还是太深,你也反复强调只能慢慢来,一边你又性急得恨不得通过什么理论或者行动一下子就改变了什么。这是我们的怪圈,我们应该从这里面走出来,真正地走上理性化的道路。
因此我特别欣赏贺卫方(我才建议你登录法律思想网),在众多的阅读贺卫方的读者中都能感觉到他“对于社会整体堕落的速度超过改革前进速度的担心,他的种种倡导甚至是十分急切的,其大力鼓吹程序正义是希望在社会堕落至不可救药之前完成制度转型”,那么你就清楚我希望你能安心做学问的原因何在了。(28/11-b)


李:我说的力量是文学应有的,即潜移默化的、滋养人性的。
断裂与消解总比歌功颂德强,你没看到假道学的声音更大吗?
贺卫方就有点儿假道学。怕什么呢,必须经过社会堕落,历史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我看我才不文人呢,文人会像我这么堕落吗?
我的主要思想是既然现在不需要革命,就慢慢来,急于要建立什么才是革命呢!
生活在中国现世,就是生活在一个堕落时代,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生命;如果活在唐朝就有唐朝的活法,五四就是五四的活法,谁都没有错。
是要安心过好日子,学问、经济都在其中。
不能把什么人都混在一起骂嘛。我很喜欢韩东顾前朱文们,当然也佩服你啦。(29/11)

吴:你说的是对的。好了,不骂了——看看整个中国,有时真是忍不住啊!你说的“安心生活”跟我说的“安心做学问”是一回事儿呀!但我不同意你说贺卫方是假道学,我估计你对假道学本身这个概念可能也只有直观的认识,而没有学理的根据。
现在必须回到我们最早的分野上来:我是一直主张要走上理性化道路的,否则始终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你始终就是先乱了再说,所谓大乱大治,大治了之后呢?继续大乱!这样循环了几千年,哪年是个头啊?现在已经是大乱了,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大治?现在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只有通过法制。
为了法制的真正实现,贺卫方们可谓呕心沥血,摇旗呐喊,不遗余力,不知遭到了多少曲解和压制,难道现代法制是我们祖上哪一家哪一派的道学或道统?而今中国,除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建设,否则死路一条。我说你的文人情结,就是怎么也不肯讲知识传承,假如在你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适当地采用知识论的方法,就已足够进入公共领域了。但你不干,要推倒重来,甚至你还没建起来呢,紧跟着你的晚辈继续很快地把你推倒重来,因此我们永远只在重复自己,永远不会进步,永远只能是像你所说的是“空白”。
我说你的文人情结,是因为要不自我膨胀要不自我畏缩,假如你始终讲的是自尊,那么你就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了,你就知道知识学是多么重要了,现在掌握知识不像从前,无论你想看什么书你都可以买到找到,你想了解最新信息,网上也在随时发布,关键在于你自己想不想去掌握它。
你说你不是文人,你很堕落吗?你学会堕落了吗?你的灵魂是非常高洁的,像这样的人能堕落到哪里去?!你的所谓堕落,只不过是历朝历代的文人们面对严峻冷酷黑暗无比的结构性生存,要不揭竿起义要不渴望堕落,自我麻醉而已,根本就算不上堕落,真正的堕落是那些没有灵魂甚至出卖灵魂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假如你是这样的人,像我会跟你废半句话吗?在你的最新的研究里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为什么不肯继续往前走呢?你可以去赚钱把日子过得好一些,同时也把学问做得好一些,它们之间矛盾如何之有?因此我的结论是:你身上的文人情结在作怪。(30/11)

李:我是根据你上封信里的引语“对于社会整体堕落的速度超过改革前进速度的担心,他的种种倡导甚至是十分急切的,其大力鼓吹程序正义是希望在社会堕落至不可救药之前完成制度转型”而说贺的,如果他是引语所说的那样,那就是很可笑的。我不知道他是谁,大概也没读过他的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自悟呢?我跟你说吧,你读了那么多书,脑袋里跑的都是别人的马!“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大乱大治”“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些都是主流话语,你应该很知道福柯的。“理性化道路”“知识传承”“公共领域”——这些都是书生语言,而且是转译洋人的。
生活在现世,最重要的是要一边倒,要片面,要像一把刀子,绝不能求全面正确。现政权统治50年了,是人都死了,传承什么呢,人跟人才能传承,文字意思差远了。(30/11)

吴:请你马上打开“犀锐”网,看看高氏兄弟发表在上面的10篇文章,棒极了!尤其是刚刚发表的头题“世界新闻自由日”,跟你的专业还联系得非常密切,而且是讲知识传承的,同时那一针见血读完让人无比痛快。真的是这样:我们从来就不怕没有人把真理讲出来,怕的是讲出的真理没人听啊!(30/11)

李:我看了高氏兄弟几篇,他们是搞艺术的,关于政治、传播的议论属于泛泛而谈。
贺卫方挺有意思,我看了《中国宪政之起步》,对以下一些话比较感兴趣——
“研究西方的法律太不容易成名,研究好多年写了好多文章,人家也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贺卫方。
“今天我们接受这个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这种制度就是我们受基督教影响的产物,我们中国古人不接受这样的学说,所以近代以后我们才受基督教的影响,我们最后被改造成为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国家。
“如果要是一个人一辈子老是做为社会做多少贡献啊,什么什么家国之忧啊,我觉得太累,所以最好还是做一点最休闲的、最偏的、最冷的学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如果要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不能够在这样一种涉及到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尊严这样一些事件方面,有一定的作为的话,我自己觉得人生观又设定的太过消极。
“我已经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而且写一些个非常有刺激性的文章。比方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复转军人进法院》,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军人,转到法院去做法官,但是从来没有转到医院去做医生。比方说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一个人,转到医院去让他去做医生,开刀、动手术,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例。但是到法院的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且大家惯例上觉得,军人复转军人到法院有他的优势。那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把法律作为一个职业?我们不把法律作为像医学一样的一个职业?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当时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当时不断地写这类的文章,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
“观察我们中国的宪政之所以会失败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中国不具备使得宪法得以发生效力的社会条件,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还是一种旗帜,一种号召。
“我们没有办法寻找到一个干净的起点,我们只能从肮脏的起点,那么出瘀泥而不染,逐渐地从瘀泥里长出灿烂的荷花,也许只能够走这条路。” (1/12-a)

吴:我昨天又给你发了个邮件,请你看高氏兄弟的文章,看了吗?我觉得好玩。咱俩用了这么多的邮件才弄清了一些基本问题:因为你不仅拒绝中学,更加拒绝西学,谈论西学就成了禁忌(我能不谈就不谈)。既然你谈了福柯,那好极了!我说的那些概念,无一不来自西学,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是来自哈耶克,知识传承来自西方知识论传统,公共领域来自哈贝马斯,等等,没有一样是来自主流话语。因为你也强调中西不能融合,但你采用的是拒绝的态度,我采用的是学习的态度,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始终要摧毁的是自己,你始终要摧毁的是别人。因为我要摧毁自己,学习西方理论目的是要更加彻底地认识并看清自己(所谓“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原话出自孙中山——此也便是前人跟他者对照时看清自己的表现)。我最为痛恨的悲哀的根本看不到希望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文主体,我们“人死了”哪里仅仅是半个世纪?我们几千年就没有过真正的“人”。因此我始终不相信推翻掉现有的什么就能解决“人”的问题,假如没有从根本上做起:谁干都一样,乌烟瘴气,无可救药!让人绝望的是,无论朝野都在拼命地拒绝理性化道路,哪里仅仅是你李幸在拒绝!
因此我同意你说我的脑袋里“跑的都是别人的马”,但这个别人不是我们本土的,而是西方的,因为那是个参照系。我们的“人”必须诞生,在“人”没有诞生之前,我对谁都不信任。况且我们自己是如此无知,我们怎么能去追求全面正确呢?你说你愿意去悟我不反对,我不知道能不能殊途同归,但我更愿意相信:任何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只可能在旧思想旧知识的基础上产生,而很少可能是在一张空白的图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
你既然拒绝知识拒绝思想,因此我才退而求其次,不想强加给你而已。需要重新强调的是,我们要摧毁的对象不同,我们的主张永远不会一样,但我清楚:即便摧毁了别人,我们自己也不过如此,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此我才特别关心人文重塑,特别关心知识传承,特别关心理性化道路,这样:才可指望“人”有诞生的必备的一点点土壤。否则一丁点的希望也没有。因此我才不断地发出悲鸣: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土地啊!(1/12-a)

李:已对高氏兄弟发表过看法。贺卫方的讲话我挺喜欢的,所谓深入浅出,活泼生动吧。我也是如此给学生讲电视传播的。
我看你就这么给我些信息吧,以助思考。
西方的东西当信息看,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只想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么想。我们的区别在你认为西方的东西可用,而我认为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能支离破碎地借用,所以没有大用。不能解决制度问题,谈什么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思想没有新旧,只有适时合用。你不能把我往“拒绝知识拒绝思想”上推,我不拒绝信息,不拒绝自我思考。
我也没有推翻什么的想法,因为不适时。
你说“在人没有诞生之前,我对谁都不信任”,跟我不是一个意思嘛!
我自己已经摧毁的差不多了,日常再警惕一些就行。有那么多人需要摧毁,我面对的学生里就有很多,所以我的日常工作是发现、鼓励那些有希望的孩子,有可能就动摇一些可怜的孩子。
理性现在太不适合中国了,现在重要的是把理性转化为感性,所以要研究传播学。
我对中国目前的情况较满意,挺好的,因为总有你这样的一批人在努力,我也在专业领域里建设嘛。所以还是有希望的。 (1/12-b)

吴:今天我太开心了,谢谢你!我完全同意你此信的基本说法。你现在也有此空闲跟我胡说八道啊?(1/12-b)

吴:你终于明白我欣赏贺卫方的理由了,也特高兴! (1/12-c)

李:你开心我也开心。我一般周一、四要到院里上班,就上网有点意思。其实我跟学生讲课也是这么说的,给你看篇我的讲课记录吧(《广播电视在传媒世界里的位置——从美国被袭事件看中国电视新闻传播》)②,不要嫌啰嗦。(1/12-c)

吴:大作拜读.确实有点近似贺卫方.我还真有点开始羡慕你们有一个大学讲台了.但贺卫方肯定比你讲究知识传承.你若有兴趣,可找来他的代表作<运送正义的方式>看看,就清楚了.你的方法有点乱,从这篇看,你是无意中用了现象学的,讲的是还原,因为:若不能还原,就必然导致结论的谬误.而从教学方式上看,你用的是英美思维,启发式的,自由讨论的,这其实也挺棒的.但从两篇文章统起来看,你又是经验论的,比较喜欢收集原素材.我以为,缺乏的是更进一步的论证,这也许便是你同贺卫方的距离.
如果我给你提建议,我会在你现有基础上,请你适当地关注陈嘉映的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流行于英美(陈即留美归来),这对你的进一步论证肯定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陈嘉映前不久在“犀锐”上发的3篇文章就挺棒的,你可以看看,真有兴趣了,再深入不迟,你说呢? (2/12)

李:很好很好!你这么说我就服气啦。待我了解了现象学分析哲学再说。谢谢谢谢!其实我很欢迎有人指点评价的,自己摸索久了也够寂寞的。再给一篇,别嫌烦哦,加深印象,更好批评帮助嘛。(2/12)

吴:新寄来的大作《电视与广播、电影的关系——兼谈电视节目的大众化与娱乐性》③也拜读。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非常好(指3篇),不像以前,情绪化得厉害,也不像那本娱乐新闻研究有拼凑嫌疑。说明你确实研究出名堂来了。也说明我说的你离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一步之遥基本是正确的。
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比大学者差,当然都需要。我曾经跟你说的张志扬和刘小枫,前者我是佩服他(德国古典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两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被他啃下来了,而且有思想),后者水分太大,但传播知识的能力甚强,我并不十分欣赏。我真正欣赏的是贺卫方和陈嘉映,假如说今后中国真的有大学者在的话,陈肯定是其中一个,非常专业,分析能力非常强。陈离开北大北大的哲学当即黯然失色。我欣赏贺卫方和欣赏你现在做的这些,说明我已经不太喜欢建构类的理论了,而是喜欢分析类的东西了。你看看有些文化人又在召集所谓哈耶克与法西斯关系的研讨了,简直无聊!中国的事情需要研究需要分析,而不是建构什么狗屁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完全是经验理性中的事情,我们只能在实践领域中去慢慢形成去努力丰富,肯定不可能在理论领域中得到有效的解决,比如我们显然应该关心自由主义理论究竟能够给人民生活带来怎样的福祉,而不是去纠缠哈耶克跟法西斯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这一点,本来也是我跟你比较一致的看法。现在我想你会同意我说的思想学术的意义了,因为思想可以出方法,当然有效的方法也能出思想。比如在你整个经验主义基础上,你与其关注后现代理论,不如关注现象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原因在于现象学恰恰沟通了欧陆思维与英美思维,从而共同摧毁了形而上学,然后才有后现代理论。那么,在你论证的时候,首先重要的肯定是你自己的理论主张以及对同时代理论现实做出回应,你比如说通过你的社会调查,通过你的原素材,然后再通过你的分类研究,那么你的学术就是真正的学术了。
而不能像眼下这样:论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演讲。这也是当下中国学术的通病了。缺乏逻辑训练,缺乏独创性,从而原创性就受到了极大影响。而你的眼下研究,就大有原创性的宝贵因子,因此无论如何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做出有效的论证。真的,我充满希望。(3/12)

李:你说的情绪化,是指《电视“八大病”》和《告别弱智》吗?中国电视需要这样“情绪化”的东西去撼动!关于娱乐新闻的那本书,不少是学生的手笔,做不得数的。 (4/12-a)

吴:也许是我越来越不喜欢文人化的东西了,作为批评,也即人文性的东西略带情绪是可以的,但我更欣赏激情,激情能够让思想有穿透力(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吗?就是这个意思)。但作为学者,还是要讲究科学,科学就意味着方法,没有好的方法,就说明是非科学反科学。因此才有那么多哲学家老要追问哲学是什么东西,科学是什么东西,那么文学又是什么东西,知识分子呢?诸如此类等等。好,我就期待着,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的。(4/12-a)

李:我们对海德格尔的翻译可能有问题,激情可能有,但太饶舌。
科学也需要直觉,方法是在里边的,无形的,这才是大学者。(4/12-b)


吴:你中午没睡觉啊?好玩。孙周兴的翻译不错,海德格尔大概就是那个样子,非常诗性,哲学属于人文学科,当然可以那样思想。刘小枫就有点受类似影响,刚开始我很喜欢他的《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还有《沉重的肉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也不错,后来就感到不对劲了,尤其是语言:太矫情。再说陈嘉映,原本他就是个海德格尔专家,可能便是由于诗性的东西跟他的气质距离太大,他非常重视客观性,就必然要转向分析哲学。社会科学更加讲究价值中立,当然原初的时候是肯定有直觉的成分,比如经验理性的最著名的观点,便是人的思想是对自我感觉直接反思的结果。但既然讲究价值中立,人文性的东西就应该退向幕后,然后在有效的方法当中进行分析论证,然后才可能会有更高的理论目标出现。(4/12-b)

吴:实际上,说到具体的方法上来,我说你的毛病也是以前我的毛病,你的文人情结也曾经是我的文人情结,因此我先是从否定自己开始的,现在我也在想着我的下一步学术怎么做。再说个问题你琢磨一下:北大的学生不少说贺卫方在学术上不行,没有建树,弄得贺非常伤心,并说看来北大呆不下去了。我一直说公共知识分子不见得就比大学者差,也便是这个意思。你以为呢?(5/12)

李:读了陈家映的自选集,没什么呀,看得懂的谁都说得出,看不懂的还是他的专业,而且就是转述嘛!不行啊,他不能转化,我不佩服。竟然说哲学就是学习会讲道理的学问。看来中国还是没有通人,缺乏创造者。
我如果有文人情结就好了,我过去不会,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像你那样的。做什么学术啊?中国现代没有这个东西。我不会否定自己的,我一直靠自己思考,所以没有可否定的。
北大学生懂个屁,他们全都被伪学问蒙住啦,因为北大有太多的伪学者。中国现代不会有大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学者。(6/12)

吴:也许你是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学者,但贺卫方肯定是公共知识分子。你不喜欢陈嘉映在意料之中,既然不喜欢就不谈他。中国的事情欠下太多,尤其是知识的事情,常常是从零做起。一口想吃下一个大胖子不可能也不现实。既然你以为在一张空白的纸上能画出图画来,那你就按你想象的去画就是。因为观念是一堵墙。我始终坚持的是这样的观点:真正的知识绝不可能是实用的。既然我坚持虚无,我当然反对实用,而且我以为起码前提是:反知识应该尊重知识反文化应该对文化进行研究,否则就变成了不负责任的瞎掰。我想我们的前提完全相反,是不应该谈论学术的。公共领域的事情都是大家所关心的,或许还可以聊聊。当然我尊重你的选择。(7/12)

李:我们都在坚持自己,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对错。
陈嘉映主要是太冷,缺乏激情,与我性情不合吧。
知识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没有惟一的真正,一切都是相对的嘛!
要慢慢建设,但条条道路通罗马。
实践不是空白,实践可以出理论。
我的表达方式是一面的,另一面是自在的,说出来太啰嗦,而且也要抹杀了主要意思,你应该理解,不能扣一顶反知识的帽子就算完。另外我也一直在求知,只是因为失望,才重自己琢磨。把知识当信息,也是一种求知方式嘛。
我们不谈具体事,我们谈的都是方法论。(8/12)

吴:我在想,当年毛泽东彻底拒绝西方是因为列强对我们民族自尊心的伤害,以至现代性道路走向了相反方向。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是因为西方太过强大,我们要赶超,仍然是毛症结。我以为学习西方就是为了更加彻底地认识自己才有救,对所有的人类文明我们都应该尊重,尤其是政治文明,人家探索了多少年得出的文明结晶,可我们,无论朝野实际上均采取的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光有一拨子知识分子在瞎嚷嚷肯定是不行的),最好的遁词是:中国国情不同。因此,我一直想追问的是: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玩意儿?!(9/12-a)

吴:反知识不是扣帽子,是后现代立场,你看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他们都是反知识的高手,但他们把整个欧洲的知识研究个一溜够,这就是他们的知识传统。我们不是,统统不行,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文人情结。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既然我是自由主义者了,我都可以宽容。我只是想指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危险。当然作为个人影响不了几个人,无所谓,可一旦跟权力话语结合,就像毛思维,那就非常可怕了:实践出真知就是毛的名言。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可怕的思维,比如老百姓如何如何,好像我们自己就不是老百姓。
真正的知识为什么说是虚无,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比如数理逻辑比如整个欧洲哲学,没有一样实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及牛顿定律等等他们实际上都是为了证明天堂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
实践出真知是毛的阴魂不散,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源头是什么:资本推动,可打死我们也不肯承认资本乃是发达社会的第一推动;我们讲知识讲真理,可打死我们也不肯承认知识乃第一推动,时至今日整个社会的意识和体制不尊重知识不支持科学,所谓知识所谓科学只不过是看看拿来我好不好用,不好用那就不是好东西,就不尊重不支持。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巨大的悲哀,难怪贺卫方们如此优秀的知识分子,常常活在巨大的误解当中,更不用说那些为知识而知识的人们了。(9/12-b)

李:昨天收到你两信。
为什么你说的东西跟主流话语(通过媒介)提出的是一样的,是权力中心吸收了学者的意见,还是学者在附和权力中心?
反知识原来是好东西,我以为是批评呢。不过我也把中国的知识都搞得很明白了啊,为什么不能反呢。至于西方的那些知识,我还是那些话,它跟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不是所谓国情,而是中国的专制集权,你跟奴隶谈***,他会觉得你怪怪的。(10/12)

吴:你的思想确实有点混乱,难怪影响了你的学问和方法。我试图能够跟你一起厘清一些问题,感到有点费劲。首先是因为你的拒绝。为了让你能听进去,不免又常常激动起来。这不好。
你基本不论辩,却老在作判断。我们没有论辩传统,有的只是价值偏爱,这又是你的特点。不要纠缠于集权专制,集权专制是注定要崩溃的,而且除了崩溃任谁都没有别的可能。我基本持贺卫方相似的立场,在它崩溃之前彻底铲除可能再次产生集权专制的土壤。而任何危险的思想方式,恰恰是这种土壤的温床。比如你的“官逼民反”形成的“民反官”立场,也是要不得的,只要媒体上说的就全不对?我只讲逻辑认知,只要是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就是应该坚持的,不管它是谁说的,否则也一样。
况且真新鲜:什么时候权力中心承认“资本”是我们的第一推动了?“知识”是第一推动了?另外,我从来就没有希望你去做跟西方知识嫁接的事情,或者西方如何如何我们应该怎样(道理太简单了!),而是学习西方了后,就像贺卫方,更加明白清楚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努力,而不是整天站在权力中心结构的对立面跟他们对骂(那算什么本事有什么用没有任何意义),重复一下:任何人类文明我们都应该尊重,***属于政治文明,权力中心结构什么时候想尊重?作为我们本土的现实你想过没有:我们有没有***的土壤?那么***的土壤是不是更重要?要不即便集权专制崩溃了,重新产生的政权仍然是集权专制,因此我才特别警惕文人情结,才特别反对任何危险的思想方式。
你说把我们的知识研究得差不多了,那正是我所希望的:希望你能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呀!但我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的传统上没有任何知识可言,而只有传统文化,顶多只有一些政治伦理规范,你说怎么反它?用什么反?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们就会给你提供了某种参照,我希望的就是能够从此步上知识论的道路,就像贺卫方那样做出种种有效的论证。没有那么多价值偏爱,有的只是价值中立:这就无所谓是谁说的,只要是符合我们本土实际的现代性实现就是应该坚持的,否则就应该是坚决反对的。(10/12)

李:你的信有很多的逻辑问题。比如你说“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他们都是反知识的高手,但他们把整个欧洲的知识研究个一溜够,这就是他们的知识传统”,然后你又说“我们不是,统统不行,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文人情结”。他们的知识就是知识,我们的就不是?他们反知识不是文人情结,我们反就是?
你又说“既然我是自由主义者了,我都可以宽容”。有这么先宣布自己是什么人,然后就可以怎么样的逻辑吗?
你说这种思维方式危险,例子是实践出真知和民粹主义,可是这两种东西都是在特定环境中出来的,你现在批判它,时间不对。如果你是批评现在的人使用它,那就太累啦。其实,这又证明了过去的统统不行。
你不了解现在情况啦,资本、知识,都是主流媒介的时髦词语,你管它有没有实行呢。说了总比不说好,这不是你的态度吗?而我,是根本不信他们那一套。
你说到底,就是想说“为知识而知识的人们”最高级,这不是王婆卖瓜吗?我说搞知识的人也就是一行,谁也不比谁高。如果知识无用,那就要准备“常常活在巨大的误解当中”,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再读读你使用的语言:“时至今日整个社会的意识和体制不尊重知识不支持科学”;再看看你的逻辑:“所谓知识所谓科学只不过是看看拿来我好不好用,不好用那就不是好东西,就不尊重不支持。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巨大的悲哀,难怪贺卫方们……”太官方又太感性啦!我们应该用边缘人的语言说话吧? (11/12)

吴:我觉得咱俩挺好玩的,说着说着就又顶上了。我说你的思想混乱,你就说我的逻辑有问题。既然好玩,还是轻松点吧。我对主流媒体已经没有兴趣了,我现在都到网络上去忙了。你说的我不了解现在的情况,假如真的如此,那就太好了,说明:社会真的进步了。好,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1)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他们的书你只要看了,就明白他们跟我们的文人是不一样的:德里达清算声音中心主义是从他们欧洲理性主义传统源头柏拉图们那里开始的;福柯式的启蒙特别著名,“人死了”的著名说法便源于他,他通过对整个欧洲的理性传统和知识体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对整个欧洲的那块大地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考察,然后发现他们的理性传统和知识体系是怎样有效地把“活生生的人”扼杀了掉;德勒兹是试图建构出一个全新的知识主体从而创制了无数概念,力倡身体性的微观政治等等,他们反理性是因为他们的现代性发生了巨大的问题,是从其反面试图更加有力地促使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尽管很难。而我们的反理性,几千年都是在非理性的道路上。所以不同。
2)顺便说一下: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必须拥护。是这样吗?这样的逻辑是不是特别简单明了?
3)你如果是搞艺术的,边缘的意识就非常好,可惜你是搞理论的。因为理论家应该有起码的理论自觉,所以我才希望你进入公共领域。
4)“活在巨大的误解之中”没有关系,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
5)我承认我在讲自由主义的时候,逻辑不对:那是被你气的。只好尊重你,只好宽容一切异端的说法罢了。对头的逻辑是我是什么玩意儿,应该由别人来评说,也即通过自己的行动。比如我就可以评论贺卫方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好,先说这些吧。以后有空了有心情了再说。我得到网上继续忙去了。(12/12)

注释:
① 已被收入福建省文联、福建当代文学研究会、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合编的《福建现当代文学评论集》一书,海风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有兴趣的读者可链接:http://wmaili.blogms.com/, 参阅《敏思博客•无用之用》“友人佳作推荐”栏上发表的该篇文章。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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