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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马丁·雅克《应重新评估中国式治理制度》

回应马丁·雅克《应重新评估中国式治理制度》

回应马丁·雅克《应重新评估中国式治理制度》
吴励生

首先应该向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丁·雅克高级研究员先生致敬,所致之敬是雅克先生出于经济史学者的前沿问题意识和对世界新秩序塑造的真诚忧虑与关怀;其次,需要向雅克先生提出质疑:究竟是出于经济的立场还是出于人道的立场观照,究竟是出于西方立场还是出于中国立场的关怀,究竟是忧虑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真的在衰落还是以为由中国主导的全球新秩序真的已经诞生?很显然,出于西方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背景的雅克先生,对西方的了解和忧虑远甚于对中国的了解和忧虑。尤其是出于西方问题的深切意识,其对中国的表面了解其实近乎乌托邦想象(尽管据说他在东亚国家旅居约有一二十年,而且常在中国多所大学做学术交流)。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非凡的成功。在这种制度下,中国进行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但是,雅克先生并没有看到,中国进行的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所带来或者所暴露出的治理制度问题的巨大实质性黑洞。如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不知雅克先生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如果真的知道这种贫富极端悬殊的严重局面,结论还会是如此评估的“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非凡的成功”,而且“这个制度是他们必须学习的”?因为“美国民主制度已日益失灵、短视、两极化,容易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社会顶层那1%)的挟持”,美国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难道不该在美国的制度理性本身中寻求解决,而是把中国治理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假如不被认为严重得多的话,能否确切告知美国的基尼系数?然后再回答哪个社会更稳定)遮盖起来,反而当作可以解决美国乃至西方问题的钥匙想象的吗(有时心理的距离比空间的距离甚至遥远得多)?
中国的治理制度究竟该如何具体评估,请听听中国道德哲学家何怀宏先生深刻深沉的忧思:“最近的三十年经济和国力终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崛起的成就举世目睹。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成就却似乎未给国人带来精诚的团结与共识,也未带来充分的自信与互信。相反,我们却看到:江海污染,食品有毒,执法粗暴,路人冷漠,官德不彰,民风不淳,暴力辱骂得到喝彩,千万富人准备移民,而隐秘的‘裸官’恐怕也为数不少……凡是稍稍有点权力的地方都出现腐败;甚至没有权力的地方也在努力造出‘权力’而走向腐败。另外还有相当普遍的冷漠、对生命的不在乎和对公共礼仪与法规的无所谓,例如看到一个孩子或老人倒在大街上不去救助而酿成悲剧;连续发生的幼儿园校车惨祸;货运客车发生车祸不去救人而是哄抢车上货物;以及旅游海滩一夜涌进万人而满地垃圾……拿过去道德信誉和要求最高的两个行业——教师与医生护士来说,今天也同样受到严重的侵蚀,教师和医生的形象,以及师生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当然,最要紧的问题还是:官像不像官?”(《新纲常》)难道这就是雅克先生“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非凡的成功”所应该有的社会政治乃至中国道德的内容吗,难道这就是雅克先生所倾心的要不“一盘散沙”要不“一点就燃”的曾经循环往复的“王朝更替”的“中央帝国”,而且还不仅仅是美好想象,甚至还可视为真正重要的合法性根源吗?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近期先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前者的《“决定”六十条”》和后者的“依法治国”的主旋律,均说明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因势利导,力促中国的“天下治理”也即社会治理制度的现代化,同时着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社会“合法化危机”。所谓“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高调反腐”,更是立竿见影的有效措施,尽管“法治中国”的根本要义并不在于“吏治”或“治官”,而是强调“法律的统治”。如果雅克先生仍想把当下中国朝野方方面面的中国“良治”和“善治”的吁求和努力放到括号里面去,而仍沉迷于“亚洲盟主”或“中国模式”的经济大国想象,笔者很愿意推荐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韦森先生的《大转型》著作参考(尽管笔者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也知道韦森在此乃有化用波兰尼同名著作《大转型》之意,探讨的是中国经济大转型而未必就是世界经济大转型)。韦森先生指出:“近些年来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国进民退’,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快速增加;二是政府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三是国有企业以及一些超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凭借其垄断定价以及其他资源占有上的垄断地位快速地进行资本积累和自我扩张。”如果对此“中国模式”的经济真相观察还稍嫌有点朦胧,那么:“从国有财产的运用和管理来说,尽管目前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属全民所有,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是直接掌管着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运用这些庞大的资产和丰厚的资源进行运作,并把自己的收入和利益直接与之相关联。这实际上是名义的全民所有资产交给社会的极小一部分人让他们去掌控来获取自己的收益,而其他社会成员几乎不能从这些实际存在且不断快速增值的国有资产获取任何利益。”再结合当下中国的反腐败重点已经涉及“央企”和“国企”领域的具体情形,恐怕就不能说一点感觉不到吧?
而且,政府财政收入占有那么大的份额,钱又究竟是怎么花的,中国人民一点都不应该知道吗?“亚洲盟主”就意味着“大国之君”四处撒钱——人民是否可以受益暂且不论:“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难道可以在不计成本的同时也可以一点不考虑“赚钱”的事情?雅克先生所赞赏的眼下美国也颇有些人担心的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地区大国霸权,就是这样崛起来了的吗?而今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越南、泰国、菲律宾、老挝、印度以及马来西亚、朝鲜等不少还是昔日儒教文化圈内国家,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民族国家领土主权乃至地区大国地位,从而所谓的“传统文明国家”建构比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确实更重要吗?就像韦森所说,所谓民主首先是“预算民主”,“只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纳税人来说透明了,并受人民选出来的代表的实际审议和约束了,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既然雅克先生以为“朝贡体系”仍有活力并可持续,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必要也并不需要,当然就没有必要知道来自纳税人的钱究竟是怎么被花的了,所谓无欲则刚,无知则最幸福。但是,为什么“在当今(2011年——引者注)中国出现了一个几乎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现象:在80多万亿银行储蓄和78万多亿‘天量’的广义货币下,竟然出现了大面积‘钱荒’”?结果,民间高利贷盛行。中国股市一直低迷不前,房价更是多年持续居高不下,这些可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真正把房价降下来,必须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决策层又陷入了两难,很难做到,因为地方政府负债约14万亿元,利率上去后,地方政府要破产了。”吊诡的是,就在2014年上半年房价开始出现拐点真正有望降价的关键时刻,11月21日央行宣布决定的不是提高利率,而是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无可否认的是,开始于1978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当前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7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中国经济之繁荣毋庸置疑,可“到2012年4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差不多达到90万亿了。只要货币政策稍一放松,今年广义货币M2超100万亿元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换算成美元,中国的广义货币目前已远远超过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目前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奇迹”究竟是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自我调节力量,还是依靠国家主导的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控制力量,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刻意强调的“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可谓对症下药。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都是如此明白的事情,经济史学者雅克先生却居然假装不清楚。
兼修经济史和社会史,雅克先生当然清楚人的主体性尤其是西方人的主体性是如何形成的,再怎么忧虑西方的衰落或者真的期盼全球新秩序的诞生,总不会真的希望在全新的(不管是由美国或者中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中国人到了21世纪的当下仍然可以像“猪狗”那样活着,而且毫无主体感觉,甚至逆来顺受还深感幸福?遗憾的是,雅克先生真的有点赞赏中国人民“其乐融融”的无知无觉状态。只可惜,这种“无知无觉”状态在中国已经是老皇历了。暂且不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曾经狼烟四起的“强拆-维权”的惨烈场面,以及“暴力维稳”和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就说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诉求,笔者也愿意借此继续推荐中国兼修社会理论的历史学家杨玉圣先生的著作《小区善治研究》参考。雅克先生可曾知道,中国这30多年来所进行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除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外,最伟大的成就即如杨玉圣先生所揭示:“在将来很短的时间内,大部分的城市小区将会建立业委会,实践社区自治,这将意味着中国的一半人口即六七亿人的自治。”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居住改变中国”、“居住改变法律”,“据2005年第五次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显示,截止2005年11月1日,全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为75.5%,其中通过购买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原公有住房而取得住房产权者,占47.2%。在北京,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占59.6%,其中通过购买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原公有住房而取得住房产权者,占49.9%。据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满燕云教授遵循国际标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城镇住户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2007年,中国城市住房者的房产权拥有率达到82.3%,超过了美国(67.8%)等许多发达国家”,也即从此中国大地上亿万人民破天荒地拥有了业主身份,财产权意识由此正式落根。“‘居住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的变迁”。或者确切地说,三千年未有之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是从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的财产权觉醒并不断付诸“维权”实践开始的。中国人由此开始思考:“对人而言,权利是自由;对物而言,权利就是财产权,因此,权利、财产、自由是相通的”,杨玉圣犀利指出:“善治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来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更重要的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比如:自治组织的建立、自治规则的确立和自治目标的达成,也即确立业主的主体地位。通过自治实现自主也即实现个人自主和公共自主。
有关这些,雅克先生当然耳熟能详,因为这些社会理想源自卢梭和康德,而且还在当今德国圣哲哈贝马斯那里根据欧洲当代条件做了进一步深化(具体如《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而且自英国“光荣革命”以降,无论是英格兰洛克的《政府论》,还是苏格兰休谟的《人性论》和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对所有制度变革条件的讨论和付诸努力,更不用说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有效缔造,才可以让西方人像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尽管成就人的主体性途径欧陆(如从笛卡尔、卢梭到康德)与英美完全不同,但西方人毕竟从此有了相当强大的主体性,然后可以回头希望中国人永远不该有自己的主体性吗?当然,中国人未必同意日裔美国人福山在上世纪世界冷战结束之后对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所做的“历史终结”预言,而且俄裔法国人科耶夫所预言(和研究)的“普遍同质国家”也不可能出现(无论是当年苏俄的共产国家还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国家),历史不会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历史仍然在发展,但既不会也不再是“西方压倒东方”,也绝不会可能是“东方压倒西方”,因此我们未必同意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言说,却也未必认同雅克先生的“中国统治世界”。何况在雅克先生之前,跟沃勒斯坦先生过从甚密的同为经济史学者的(日本人)浜下武志先生即有更为系统的有关中国“朝贡体系”研究(具体如:《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而且早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共鸣,甚至一样曾激起个别中国学者对“新亚洲主义想象”的激情。雅克先生的“乌托邦想象”主要背景,显然在于2008年前后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西方经济的大衰退。尽管对世界整体经济的复苏、复兴计划以及努力,究竟该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或者熊彼特还是科斯更值得期待,经济学门外汉们不敢随意置喙,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有政府债务危机、欧洲有“欧债”危机,中国一样有“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指望“中国模式”振兴世界经济确实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中的合理化秩序的关键,无论是具体到哪个国家和民族,个体意义上的人首先还得是像个“人”活着,并必须均在平等的意义上被对待。否则,任何有关世界秩序的整体型构都将本末倒置,毫无意义。因此,经济发展并不就是一切,中国人之所以不满意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旧秩序,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霸权”的指挥棒下,弱小国家和人民不能获得平等地位,更不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缺乏应有的公共空间,尤其缺乏真正健康的公共理性。但不能反过来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体系(即通常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常常是不平等的,中国的“朝贡体系”看似是不平等的实际上是平等的,因为中国只管“册封”并不干涉人家国内事务等等,因此“朝贡体系”更有利于世界和谐云云。不说这近乎痴人说梦,就说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在“朝贡体系”里的生存状态几乎被轻轻抹去,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文化和政治当然与西方的文化与政治不同,光是当年在同一世纪内的中国“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先后“七次”)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不同大事件,即意味着:后者开启了全球化时代,前者却最后走向了闭关锁国的“海禁”。之后的分头发展已经众所周知,诸多的启蒙思想家,尤其是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的由道德而政治和从琼斯到马克思的由经济而政治的谱系梳理,包括孔多塞、赫尔德、休谟、斯密以及后来的韦伯、魏特夫等在内的著名著述,在建构西方主体性的过程中,作为他者的“东方”和“天朝上国”先后被他们不断妖魔化,直至后来“中国”基本即成为落后、愚昧和野蛮的象征,在进步/进化的启蒙大叙事(所谓进步叙事、自由叙事和文明叙事)中,西方的强权成了公理,西方的霸权成了唯一的合法性。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两次“鸦片战争”,更无法忘记“甲午海战”:前者直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国家主权意识的觉醒,后者则带来了彻底耻辱性的“朝贡体系”的毁灭。之后的中华民族,国家主权一方面在不断地确立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衰落,这才有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不息、冲锋不止的“繁荣富强”的“中国梦”。经过两个甲子的艰难奋战和励精图治的当下,就在中国已经逐渐确立自身的现代性并有效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即“中国梦”近乎实现的重要关口,西方人雅克先生教导我们说,民族国家建构是没有和谐的,还是“朝贡体系”好;启蒙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人无所谓当不当“人”,还是当“主子/奴才”好甚至当“猪狗”更好。
这就不仅仅是当年那些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误解和歪曲那样简单(他们更多是出于建构西方自身主体性目的)了,而且是根本无视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和中国传统“朝贡体系”本身给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带来的双重伤害和无比疼痛。世界整体秩序的重新型构远未成型,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旧秩序并未消亡,而所谓由中国所主导的全球新秩序也远未诞生,但不管是何种世界秩序的型构,都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间,更需要公共理性的健康,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个体意义上的人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而且,随着全球化程度的继续加深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不管是世界研究、区域研究还是国别研究,都应考虑全球意义上的利益相关关系。世界经济互相影响和塑造,世界文化和政治也一样。我们需要的只是:多一些沟通少一些隔阂乃至歪曲,多一些对话少一些想象乃至“乌托邦想象”。

——完稿于2014年11月

[ 附]: 马丁·雅克《应重新评估中国式治理制度》(原载2014年10月24日FT中文网)
【编者按】FT中文网一直关注对中国模式民主制度的争鸣与探讨。《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日前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不能否认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成绩,也不应将西式民主视为评判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他同时提出,未来西方在治理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比中国更严峻。FT中文网今日刊登此文,欢迎海内外学者和各位读者来稿,展开争鸣。
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中国的软肋在于政治制度。由于缺乏西式民主,中国的治理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中国将被迫实行跟我们一样的政治制度。
然而,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这种制度下,中国进行了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
中国政府非常有能力,能够以战略眼光思考问题,与此同时也是务实和敢于尝试的。这个政府让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上升,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认为这个政府迟早(西方人一般认为只会早不会迟)会失去民众支持的想法是牵强的。相反,考虑到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还在不断提高,这个政权的支持率上升的可能性将大于下降。

然而,我们不应认为,民众对这个政权的支持只会随经济增长的快慢而变化。在西方,民主制度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几乎已成为共识。这是错误的。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政府和家庭,同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组织。在至少两千年的时间里,政府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守卫者和化身。这就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中国政府的一些其他特征,比如重视贤能统治、政府能力以及关于国家与人民关系本质上具有家庭色彩的观念,同样是根深蒂固的。
每当政府失灵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就很糟糕,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49年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史。中共近几十年来的主要成就,就是重塑了政府,在现代背景下恢复了政府的主要历史特征——其核心地位、能力、贤能治理、合法性以及效力——而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政府经历了灾难性的衰败。
人们容易将中国政府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在西方,我们只将那些看上去将国家推向西方模式的改革视为真正的改革。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经历了重大而持续的改革,其规模远远超过美国或英国发生过的任何改革。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政府本身没有经历深刻的改革,它如何策划推动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这一进程将持续下去,甚至或许会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不应不屑地认为中国的治理制度是脆弱和不稳固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制度——以过去三十年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制度是非常成功的,世界将日益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他们必须学习的。迄今为止,人们认为,中国、而不是西方民主国家将面临严重的治理问题。我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看法已严重脱离了历史现实,我们将这种制度视为解决治理问题的某种永恒、理想的方案。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民主制度已日益变得失灵、短视、两极化,容易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社会顶层那1%)的挟持。
从历史角度来看,有充分理由相信,西方民主国家将面临艰难而不确定的未来。它们过去的成功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西方在至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了世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优势,让西方的政治精英拥有了极高的地位和威望;其次,西方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以来不断得到提高。这两点在未来都是不可仰赖的。
西方正在衰落,欧洲衰落得尤其快。一些人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产出可能占到全球产出的三分之一,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两倍。到那时美国的实力将一落千丈。这势必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政治精英和政治制度的看法。此外,鉴于有充分证据显示近来美国和西欧许多民众的生活水准停滞不前,未来会怎样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崛起中的大国在国内的民意支持率往往会不断上升,而衰落中的大国会遭遇民众的不满。我们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方在治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将比中国更严峻。
本文作者著有《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没落和新全球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一书
译者/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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