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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勤:思想的“交叉圆桌”与问题的尖锐框架

叶勤:思想的“交叉圆桌”与问题的尖锐框架

思想的“交叉圆桌”与问题的尖锐框架
——评吴励生《思想中国》
叶 勤

阅读《思想中国》(吴励生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3月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而当你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封面,会发现这个看似过于“宏大”的书名用于吴励生这本著作其实再合适不过。从邓正来、周宁、汪晖、陈平原,到许纪霖,这几位国内一流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和吴励生对其思考的再思考,完全当得上“思想中国”这四个字。
何谓思想中国?又为何要思想中国?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下的中国?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新闻事件,堪称“什么是当下中国”的最佳注解。众所周知,日本地震除了引发海啸,更引发了严重的核危机,而这场危机的后果绝不限于日本本土,几乎是立即地,它就在中国引发了抢盐风潮,也恰恰是这股令人瞠目的抢盐风潮,令其后中国人对日本食品安全的担忧、对核辐射飘洋过海扩散至中国大陆的焦虑都显得那么“淡定”,至于对日本大地震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等预测更是显得过于“远虑”。然凡此种种,正是当下中国的生存真相及其中的生存秩序又一次欲盖弥彰的现形:对内,抢盐风潮凸显的不仅是人民对政府的某种不信任,还有根深蒂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王民”而非“公民”心态——无论官民,以这样的传统去应对种种现代化的常规或突发事件,也难怪这些事件几无例外地演变成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对外,核泄漏的跨国影响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在这样一种从经济到文化乃至风险都已经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想要独善其身是多么的不可能,更何况如果我们想在震后的若干产业调整中分一杯羹,就更得自觉地学会以“全球化”为前提的思维方式。
因此,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最能激发思的时代。面对当下中国难以令人满意的生存真相及生存秩序,思想中国——从学理上对这一真相进行描述、解释,并进而对其中的秩序进行批判、重构——理应是整个中国学界的共同课题。然而,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里最激发思的事情乃是我们尚未学会思。思想中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部分缘于其生存真相与生存秩序之扭曲——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当下中国正一脚站在传统的阴影里去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另一脚刚刚踏进世界的门槛就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一个多方博弈的国际棋局中——对真相的理解需要深刻的洞察力与敏锐的穿透力;理解真相之后的理论反思更需要将问题进行理论化处理的能力,以及将问题推向深入的思辨能力,理论储备和知识积累同样不可或缺。所谓思想中国,不仅是对中国真相与命运之思,更重要的,是学术之思、理论之思。
鉴于此,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最能激发思的时代里,在这块最能激发思的土地上,我们最缺乏因而也最显宝贵的就是思。面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种种社会“怪”象,不说某些出没于官方媒体、对生存真相视而不见、满嘴术语只为高层利益服务的所谓专家,即便是那些众望所归的公共知识分子,得益于网络的普及,大量生产短平快的时评,虽然在揭示真相、普及常识方面功不可没,可一旦涉及对秩序原理的重思与重构,真正有分量的思想成果实属凤毛麟角,且往往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学术垃圾中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吴励生以知识批判的方式切入思想中国这个多层次多侧面的课题,就显得饶有深意。首先是批判对象的选取,他的慧眼识珠让我们发现了当下中国学界真正的思想宝藏:这里有邓正来对主体性中国的呼唤和对全球主义话语的审查,有周宁在西方的中国形象解读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的努力,有汪晖的传统秩序原理解读与新亚洲主义想像,有陈平原对中国身份的书写与文化本真性认同的重构,有许纪霖对现代秩序原理的重思和公共领域的开拓——要在这些分属法学、文学、政治哲学等领域的思想成果之间建构起合理的关联性,殊非易事,不仅需要精准的学术判断力,更需要一个足够开放又足够尖锐的问题框架。
吴励生的问题框架就是《思想中国》一书的副标题——“现代性民族国家重构的前沿问题”,在他的框架中,上述思想成果或是对传统秩序原理的反思与重新解读,或是对现代秩序(包括国内与国际秩序)原理的思考与建构,因而从不同的方面殊途而同归地指向了一个现代性民族国家及民族认同的重构。用吴励生自己的话说,“他们确实有着共同的一个思想的总主题,这便是全球主义语境之中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可能性。”(《思想中国》自序)要说前沿,也只有这种源自对生存真相与生存秩序的追问并经过理论化处理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前沿问题。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吴励生对上述思想成果的重思和批判所采取的知识论辩的方式。说来他之所以能够横跨法学、文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对这些思想成果展开有效的批判,部分缘于知识论辩在形式上的普适性。无论哪个学科领域,要让一个理论产生真正的影响,莫过于经由辩难与批评的方式而使其开放出更多的问题,激发更多的思考,从而达成一定的知识增量——对于盛产学术垃圾的中国学界来说,这样的知识论辩和知识增量尤为可贵。因此,知识论辩“与其说是批判性的,毋宁说是建构性的”(《思想中国》自序),这个建构不仅指向被批判的思想成果,同时也指向批判者自身:正是从这样的知识论辩与知识批判开始,吴励生逐渐触摸到中国学界的前沿问题,再结合切身的生存感受与穿透性的真相追问,最终形成这样一个关于重构现代性民族国家及民族认同的问题框架。
基于上述种种,本书定名为《思想中国》堪称恰如其分。而本书的出版与其说是对吴励生近年来知识批判工作的一个回顾,不如说是一个新的开端,他的知识批判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回归经典,“对经典进行有效的批判以获得知识增量”(《思想中国》跋)。批判传统秩序原理首先是为了建构当下中国的现代秩序原理,并为中国参与全球秩序的重建提供坚实的正当性基础。而事实上,他的这个“新阶段”批判工作也可以认为已经开始,《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期起正在连载的“呼唤中国思想巨人”最新系列便是证明,而且更是在《思想中国》已经搭就的思想框架基础上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拓深。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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