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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民国

文艺民国

文 艺 民 国

< <新周刊>>2010年第17期(第330期)

  民国离现在很近,又离我们很远,提供给我们的,是与现时迥异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与一种美学。
  文化上的民国趣味很自由:既有传统之古朴,又有西洋之新锐;既容左派之激进,又允右派之守旧。老中青,左中右皆能兼容并包、自由表达。今日硕果独存之大师级人物,尽皆民国之遗留。
  艺术上的民国美学很包容:不管传统、当代、西方、东方皆能为我所用。既有时代烙印,又无社会功利之气,在现代中国艺术史上最自在朴实。
  生活上的民国风尚很潮流:民国多奇人,多怪人,亦最多美人。从建筑到事物、从服装到美术,常领一时之风气。

当代人的民国阅读

这些几十年前的作品,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失去魅力,有时还跟当下语境有了巧妙的契合。有人调侃说,如果《围城》重拍,唐骏就是出演方鸿渐的最佳人选。

文/谭山山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段子:《色,戒》热映时,有媒体记者问出版社的企宣,能否联系张爱玲做个专访?企宣回答:你把采访提纲发给我,我烧给她……这个段子后来遭到质疑,质疑者认为,身为媒体人而不识张爱玲,简直是一种耻辱。这里不讨论记者的素质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早已作古的现代作家,在当代仍然能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张爱玲热”,迄今没有退烧的迹象,近两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2009年,号称“张爱玲最后的遗作”的《小团圆》出版,一上市就显示出舍我其谁的超级畅销书品相,长时间占据畅销书榜榜首。从开卷获得的数据,2009年虚构类畅销书TOP30,《小团圆》排第一;2010年上半年虚构类畅销书TOP30,《小团圆》排第19位。而从出版方获得的数据,《小团圆》简体字版首印70万册,加上港版、台版,销量超过100万没问题——现在有多少个作家有这样的号召力?不超过5个吧?如果评选赚钱最多的已故作家,张爱玲绝对在前三甲之列。
  受热捧的现代作家不仅仅是张爱玲。在开卷的2009年虚构类畅销书TOP30榜单上,钱锺书的《围城》也入选了——自1980年重版以来,《围城》已有超过4个版本,累积销量超过400万册,多年来在畅销书榜上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网络写手每天上传海量文字,可供阅读的东西前所未有地多;另一方面,人们感叹当代没有“大师”,以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林语堂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今天仍不乏追捧者。

重排大师座次

  对一些被忽视、被遮蔽的现代作家的“重新发现”,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学界发起的。而在此前,教科书上是经过官方“钦定”的鲁、郭、茅、巴、老、曹,像鲁迅骂过的讲“费厄泼赖”的林语堂、“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以及和他莫名反目、后来经历不那么光彩的周作人等人,教科书不会提,书店更不可能看到他们的作品,除非你有海外关系或者级别够高。
  一位大学教师清晰地记得,1986年,自己花了30多港币——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托人从香港买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那种兴奋。这是因为,在8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风潮中,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有着重要的坐标意义:他给予高度评价的,不是以鲁迅为首的那几位,而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这些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甚熟悉的作家。
  就像学者王晓明所说,投身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读了鲁迅。通读了鲁迅之后,对他骂过的那些人,会产生一种寻根问底的欲望。学者钱理群就曾说过,对周作人产生兴趣,源于对鲁迅的研究。而“重写文学史”风潮的核心,正是“五四”时就开始提的“重新估定价值”,在此思路下,对一些作家的“重新发现”就是必然的了。
  以张爱玲、沈从文为例,他们在文学史上重获席位有着相似性:第一次被“重新发现”是在80年代,因为夏志清的推崇;接下来是在90年代,学者王一川在《读书》1994年11月号发表《重排大师座次》,认为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是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堪称“大师”——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大师”地位至此得到了认证。
  于是,张爱玲们先是在学界获得“解禁”,随后出版界跟进,出版他们的作品。进一步的大众化普及则得益于影视剧的传播,像《围城》在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前,“钱锺书”这个名字还只是文学青年用来显摆的谈资;电视剧《围城》播出后,仅1991年《围城》一书就卖了40万册,此后每年销量都在10万册以上;《色,戒》的热映则带动了新一轮的张爱玲阅读热,《色,戒》这么短的小说,也敢出单行本。

为什么要读张爱玲们?

  作家曾纪鑫在文章中谈及自己如何开始读林语堂:那是1989年5月,他孤身一人从湖北来到广州,又在广州买了一张前往三亚的船票,没有同伴,随身带了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他以一种朋友般的‘闲谈’口吻聊哲学,谈思想,讲人生,说旅行,道艺术,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亲切,那么朴实,那么平和,与盛行一时的居高临下的‘****体’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林语堂主张的“闲适”,在抗战时期被视为不合时宜,但对于经历了“****”磨难的人们来说,这种“闲适”实在太难得了。梁实秋也一样,他抗战时蜗居重庆北碚写的《雅舍小品》,在几十年后意外地得到了不少知音。人们开始可能是出于“解禁”的好奇去读他们,但到了后来,各人有了各自偏爱的作家,通过阅读这些迥异于过往经验的文字,去消减胸中的块垒。有论者这样写道:“我们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因为即使张爱玲感到荒凉和寂寞的那个世界,也是我们愿意进入的世界,而丁玲的世界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进入的。那是一个太危险的世界,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
  而这些几十年前的作品,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失去魅力,有时还跟当下语境有了巧妙的契合。像前阵子沸沸扬扬的唐骏事件,有人就调侃说,如果《围城》重拍,唐骏就是出演方鸿渐的最佳人选。

年代剧,最具娱乐效果的电视剧类型

和之前火热的历史剧有所不同,年代剧展示的从清末到民国这段历史,既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

文/陈漠
  
  年代剧的历史不长,连这个名词都还是新鲜的,读起来还有点拗口。不过,就从2000年左右开始,以清末到民国这段历史为主题的电视剧被正式冠名为“年代剧”,成为了荧屏上的新热点。
  从张恨水、张爱玲的文学名著,到上海滩、老北平的乱世豪情,年代剧的容纳度相当的大。既可以温文婉约,又可以奇侠壮烈,年代剧以最具娱乐元素的特性奉献出最具戏剧性的桥段。
  这段历史,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所以任由摆布。
  
三大年代剧类型

  现在,很多人把2000年的《大宅门》作为年代剧的开山之作,不过相信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反对。郭宝昌的《大宅门》乃至后来的几部续作,从时代背景上讲的确符合年代剧的特征,但《大宅门》是一部相当严肃的作品。不仅在剧本编制、故事铺陈、剧情细节,甚至是表演上,各位主创都是下足了功夫,值得敬佩,也因此成就了一部经典。
  此后,和《大宅门》相类似的,以真实人物、故事为蓝本的电视剧在年代剧这个大类型中走出了一个相当庞大的支派。
  2002年,侯勇主演的《大染坊》播出,以印染业奇才陈寿亭为核心,讲述民族印染业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挣扎故事。一时收视火爆,立刻引发了青岛媒体和观众对青岛印染业陈介夫是否是故事原型的讨论。
  《乔家大院》于2006年2月在央视8套首播,陈建斌主演。《乔家大院》以晋商为背景,乔致庸的人物名字都原封不动,一经播出就立刻引发了晋商热,此后的《白银谷》也收视不俗,甚至连香港无线也跟风拍了《汇通天下》紧追晋商题材。
  2008年1月热播的《闯关东》讲的则是山东人家“闯关东”的故事,李幼斌主演。山东龙口的媒体也应时讨论起,“看看哪些故事原型源自我市”。
  不难发现,这类以历史真实人物、事件为蓝本的年代剧,大多剧本严肃、制作精致、由实力派演员担纲,一般都会成为当年的年度大剧,收视率高企的同时,也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讨论。
  第二种年代剧类型要算是名家文学作品改编了。民国时期,文学名家辈出,也留下了众多的传世之作。张恨水应该是作品被改编最多的作家了,自上世纪80年代,香港无线就改编了《京华春梦》成为电视剧经典。内地电视界也在几年前掀起了张恨水风潮。李大为、董洁、陈坤、刘亦菲主演的《金粉世家》,改编自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播出大受好评之后,原创班底又赶制了《红粉世家》,改编自张恨水的《满江红》。袁立、胡兵、傅彪主演的《啼笑因缘》同样改编自张恨水同名小说。
  此外,张子恩、陈宝国、赵薇主演的《京华烟云》改编自林语堂的同名小说,《金锁记》、《半生缘》出自张爱玲手笔,《雷雨》、《日出》来自曹禺,《龙须沟》、《茶馆》来自老舍。
  这类年代剧大多以原著名为名,天然地就拥有着大批拥护者,在忠实原著和创新改编之间走着钢丝。
  第三种年代剧类型则在内容上更为天马行空了。它们既可以有《新上海滩》式的江湖豪情,又可以有《徽娘宛心》那样的家族恩怨,既可以如《像雾像雨又像风》那样拍成带着怀旧效果的青春偶像剧,又可以像《刀锋1937》那样尔虞我诈、性命相搏。
  
观众为何热捧年代剧?

  我国的电视剧类型往往是一年一拨,如同潮起潮落。
  谍战剧火热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客厅里都是枪声和拷打的惨叫;苦情剧流行的时候,声嘶力竭的呼喊在街上都可听到;婚姻剧走红的时候,人人都面有难色,都在思考和自己婆婆的关系;古装剧正热的时候,则满街都是皇阿玛爽朗的笑声。
  再没有什么类型剧像年代剧这样,集所有娱乐元素于一身了。
  年代剧里有枪战、追车、格斗,既算是飞不起来的武侠,又暗含现代感的动作。年代剧里有爱情,虽然不如苦情剧里那么声嘶力竭、人伦奇异,但也是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际遇。年代剧里有纠葛,虽然不像时装剧里小三迭出那么直接,但也有暗恋怀春、矢志不渝、遇人不淑、起起伏伏、夹缠不清。年代剧既可以人物刻画有力、表演精到,又可以美轮美奂、浮光掠影。
  年代剧有历史,自然是真材实料、如假包换。年代剧里也有虚构,却是兴之所至、情之所系。年代剧有豪门恩怨,是师奶最乐于观赏的心灵抚慰。年代剧有商战奇谋,是职场人士津津乐道的防身宝典。年代剧有草根传奇,是普通人的理想寄托。年代剧有历经磨难终成善果,是传统道德的隐喻,也有打破藩篱、背叛规则,是新思想的爆发。
  从人物阶层上讲,年代剧里既有皇族军阀官僚,又有太太少爷小姐;既有士绅官商,又有奴仆苦力。人物关系上,年代剧里既有宗亲族裔,又有同学同事战友。在人物身份上,年代剧更是集中国几千年的人物类型于一体,工农兵学商不一而足,既有资产者,又有无产者,既有白社会,又有黑社会,连太监、留学生都可以共冶一炉。
  无论从思想、素材、情节、桥段、人物各方面来讲,年代剧都具有最大的延展性,严肃、戏说无所不能。这么多娱乐元素集于一身,年代剧的内容自然可以伸展到观众兴趣的方方面面去,也因此成为最具有娱乐效果的电视剧类型。
  
年代剧的美学范式

  看多了年代剧的观众都知道,判断一部年代剧好不好看,几个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
  首先当然是剧本,如果是文学名著改编自然就有加分。其次是演员阵容,归亚蕾、寇世勋等老演员已经被誉为年代剧的标配,新生代的陈坤、董洁也颇具民国范儿。再者就是视觉效果了。和电影大片不同的是,年代剧的视觉效果不在于特技上的飞天遁地,而在于道具、场景、光影的怀旧范儿,营造出那个泛黄的奢华体验。
  中视无锡、上海车墩、北京怀柔、浙江横店等国内知名的影视基地都有自己的“民国街”,戏院茶楼脂粉店、警察苦力黄包车、西装旗袍月份牌,这一切元素融合在一起才形成了一个民国式的审美情境。
  对于很多历史剧而言,大多数审美细节都集中在帝王将相的生活环境,而年代剧则既有社会高层的奢靡,又有底层大众的琐碎。
  老刀牌香烟、哈德门香烟的叫卖声,电车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是年代剧里必要背景音效。对襟短袄、长衫马褂、西装马甲、旗袍丝袜,都可以在年代剧里共存,正反映出那个动荡多元的时代。至于礼帽怀表斯迪克、眼镜袖扣自行车,则在表露着各自人物的趣味和特性。
  《良友》画报上的化妆品广告,街头的仁丹招贴,餐厅里的月份牌,无一不凸显出那个时代的美术风格。乃至于舞女的妖娆多姿,小开的油头粉面,黑老大的湖绸褂子,大学生的立领制服,各有各的装扮,各有各的气质。
  这一切从建筑到事物、从服装到美术的种种元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年代剧里的民国气质。既有中国传统的印记,又有外来文化的侵蚀,人物也因此显得分外分明,女的温婉、男的儒雅,面目清朗而周正,绝无其他电视剧中人人面目模糊的感觉。

民国油画里的自在腔调

“关良、沙耆、关紫兰、徐悲鸿、李青萍、潘玉良、丘堤、陈抱一……都是他们的作品本身打动了我。民国画家们呈现的状态是:管它传统的、西方的、古代的、当下的,都能为我所用。”

文/章润娟

  中国首屈一指的民国油画收藏家徐龙森,虽几年前已脱离画廊圈,但他家中民国油画仍挂满了墙。“油画曾是返销的商品画,民国时油画才作为画种在中国发生。陈丹青认为民国油画不成熟,我不认为这样。民国油画有元气、鲜活。”
  一开始,买不起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的画,徐龙森到处找他们弟子的画。他称那些弟子为第二代油画家。“1995、1996年以后,开始主动找老师辈的艺术家,真正的第一代油画家,先从关良、刘海粟开始。”一次拍卖会上,关良的作品以5万起拍,徐龙森竞标到44万后拍下,别人不可思议,但他觉得关良值这个价。
  如今他拥有潘玉良、关良、徐悲鸿、陈抱一、关紫兰等数百幅民国油画。“民国的国画很一般,构不成重要历史阶段。民国油画是初始阶段,每一个出现的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是初始阶段,徐龙森却认为民国油画有文化厚度,“时代烙印很强,带着民国的腔调。这种腔调是自在、朴实、元气的东西。”

他们有一颗理想主义的心

  “不管是民国的还是今天的艺术家,应该是自然的姿态,而不是向西方要饭的姿态,徐悲鸿、关良、陈抱一、关紫兰,是艺术救国,是大我——一种彻底的东方精神。他们是非功利主义的,和****后艺术家纷纷出国不一样。”
  尽管这个观点,没少挨骂,但徐龙森仍一直强调民国画家怀着一颗理想主义的心,改革开放后的艺术家带有投向西方“光明”的动力,但缺乏本土文化的支持。
  “1949年后整个美术教育系统几乎是延安系统和前苏联契斯卡可夫教育体系,这个系统在文脉上和民国不发生本质联系。”徐龙森说照民国时文化上保守、中立、激进的三个系统,能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化,但是历史大变故,一下中断了,和当代艺术发生的情况一样,变成莫名其妙地再重新来过。
  突然的断裂,使大众乃至艺术界都对民国油画缺乏深度认识。“他们画都送人,一直到我涉足前几乎没市场。一个时代被遮蔽了,人们不了解。”
  搜画经历和对艺术史的熟谙,练就了徐龙森的眼力。他以3000元每张的价格买下沙耆300多幅画,这些画的单价现在已是10万到几十万。
  沙耆30年代就获比利时皇家美院授予的金质奖章和比利时“优秀美术金质奖章”,他与毕加索同台展览,曾让西欧画坛震惊。但1993年徐龙森在浙江乡野找到沙耆时,“他几乎变成一个白痴,和他很难正常对话,他能当着我的面撒尿”。
  徐龙森带着中华烟和XO住在沙耆那,为沙耆摆静物,陪他画画。“市场上那些他用最一流的颜料、最一流的笔,最一流的布画的画,这些材料都是我提供的。”而拿起画笔的沙耆,大画家的做派让徐龙森肃然起敬。
  “他一手拿烟一手拿笔,调色、取色都非常自如,落笔肯定,没有半点犹豫。他在调色板上的运用是我最服的,拿起笔在几堆颜色上点一点,不调颜色就画得非常漂亮,我就明白他的功力是非常高超的。”徐龙森说。
  无论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徐龙森认为民国画家最可贵的是画画没有社会功利目标,没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很矫揉造作”。
  即使80年代有了所谓的新思想,但徐龙森认为大的文脉仍不通顺。他对民国特别眷顾,是因为民国对没完成转型的今天有参照意义。“当下重提民国是一种反思。民国和我们今天面临同样的问题。今天,新儒学并不完全生效,一定要找到生效的文化。”徐龙森说今天必须建立有东方语境的现代性的文化观、价值观。

民国女画家风头足

  “民国油画很真。”真实到连名字都很少取,往往是徐龙森根据画意取名。“倪贻德的这张可叫《静物》,也可叫《瓶花》,但《静物》包含多一点。陈抱一的可叫《瓶花》。”徐龙森指着墙上的画说。墙上还挂着不少丘堤、潘玉良、关紫兰等女画家的油画,他毫不掩饰对民国女画家作品的偏爱。
  女画家李青萍也是被徐龙森发掘的。第一次看到李青萍作品照片,徐龙森就认定这是一位大画家。冲去荆州找到李青萍时,老太太已精神恍惚,但徐龙森进屋即被一张抽象油画震住。“那是一件大师力度的作品,当时就傻眼了。”尽管选了很多作品,他却更喜欢墙上那张画。“她给我开价20万美金,因为她还活在民国那个时代的概念里,再加上她的精神状态。我总共去了4次,一直到第三次才把那张画买下来。”
  即使今天的中国女艺术家也强势起来,但徐龙森仍认为男女艺术家,唯一打回合的是民国时期。“纵观中国历史,女画家不多,足以和男画家匹配的更不多。丘堤画得比庞薰琹自由,关紫兰最优秀,比林风眠画得大气。潘玉良画得很性情,李青萍十足的楚文化趣味。总体分量来讲,女画家加起来可和男画家颉颃,尽管女画家和男画家数量少到没法比,这几个足矣。”
  徐龙森认为民国女画家更放松,更纯真,表现力更强,不像男画家那么计较。甚至在他看来,民国时的女子也是最美丽的女子。“受封建礼教压迫比较少,冒出比男人自觉、大气的一面,这种大气今天很难能看到。”
  徐龙森不仅为数百幅民国油画建档,还专为民国女画家撰文,以填补这段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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