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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福军:一种“文学性”的思考方法

蔡福军:一种“文学性”的思考方法

一种“文学性”的思考方法
——挑剔《解构孙绍振》兼论孙绍振的美学思想
蔡福军
福建师范大学2006级文艺学硕士
《解构孙绍振》是目前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孙绍振文学理论的专著。这本书最出彩的地方就是从整体的,历史的视角来关照孙绍振大半生的理论脉络。以往一些学者对孙绍振的研究大都管中窥豹,只取一面或一本书,没有全面、系统地追本溯源。吴励生、叶勤花费了巨大的心力使得孙绍振早期到后期理论变化的缘由、依据就显得清晰起来。他们分析《文学创作论》中已经出现的变异范畴、错位范畴、二重组合范畴、三维结构范畴等理论萌芽。他们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宝贵的理论萌芽如何在接下来的理论著作《美的结构》、《论变异》、《孙绍振幽默文集》、《名作细读》中更加细致地拓展、深挖,从胚芽到开花结果的。在经过一番细心的论证之后,他们认为:“沿着他‘三维结构’学术演进的脉络,《美的结构》不仅是对《文学创作论》的进一步完善,而且是超越,准确地说,它标志着孙绍振从一个文学教练向文学理论家的超越。” 这样的发现只有从整体的视角才能捕获,而他们对孙绍振理论脉络的阶段性细分还不仅是以这一个片段。对情感变异理论的转化和错位论如何推演到幽默理论之中也不乏精辟的论述。看得出,吴励生、叶勤对这本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将孙绍振理论系统化研究的首创之功,功不可没。他们试图用西方的理论返观孙绍振批评范式的原创性甚至国际意义,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很好的尝试,在这方面,他们的阐述就比较粗糙,甚至不乏疏漏之处。
他们认为:“孙绍振的全部解构精神仅仅源自于辩证法,这也便是孙绍振理论话语既完全区别于结构主义者也彻底区别于后现代主义者的地方结构主义者承认矛盾,完全拒绝辩证法,他们的结构是独立于实在的心智的产物,结构发生改变并不取决于矛盾转化,结构也不包含任何能使它发生显著变化的东西,更不包含能够摧毁它的东西,只可能是来自外部的因素和影响,使结构发生量变或使之消失;后现代主义者就更彻底了,如在德勒兹看来,差异与同一性无关,现实天生就是异质的,任何把现实归结为某一种同质的总体性企图,或把现实归结为某个单一的统一原则的企图,都必须坚决予以抵制。”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同时作为理论资源来返观孙绍振。孙绍振与结构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没处理得清楚就跳跃到了解构主义。就结构主义与孙绍振的辩证法的比较而言,这是一个很敏锐也颇有见地的比较。辩证法是二元的,正、反、合。但是结构内部可以容纳多元的关系项。辩证法是孙绍振极为熟悉的思维方式,舒婷也认为辩证法在孙绍振手中是自由的鸟。但是这个比较隐含了一个危险的前提——孙绍振所使用的都是辩证法。事实上,辩证法并没有在他所有的理论阐述中使用,他常常站在鲜明的,一元的批判立场上。以辩证法来证明孙绍振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区别显得牵强。如果要说经典的结构主义与他有什么不同,问题不在辩证法上,而在他强烈的价值立场和判断上。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仅当你主张,每个意象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意象的关系时,你才成为一个合格的结构主义者,意象并不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仅仅具有‘关系’意义。你不必走到诗外去求助你的关于太阳和月亮的知识以解释那些意象,它们相互解释,相互定义。” 结构主义强调差异,但是这个差异是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差异,只要找出区别即可。但孙绍振的结构内部却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真善美都是一种价值判断,三者的关系并不是同位的重合的关系,并不是半径相等的三个可以互相重合的同心圆,作为价值判断,它们属于三个不同的范畴,对于同一对象,它们从主体的不同需要出发,有不同的价值方位。” 含有强烈的价值立场是孙绍振与“符号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之间最大的差别。
《解构孙绍振》一书的第五章几乎是拿孙绍振与苏珊 朗格进行对比。他们的理由有三:第一,孙绍振和她都有经验理性背景。第二,苏珊 朗格的恩师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者,而孙绍振则是通过朱光潜学习了康德理论。第三,他们都关注艺术形式问题。 这样看来苏珊 朗格在许多方面与孙绍振是不折不扣的“理论近亲”,几乎就是天赐良缘,还有比她更合适的理论参照么?他们希望得出的结论是:孙绍振在许多方面比苏珊 朗格研究得还要深刻。站在一个西方理论大家的肩膀上,这自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高度。问题是苏珊 朗格是不是那么适合于与孙绍振进行对比?首先,他们说苏珊 朗格有着“英美经验理性”但她老师卡西尔师承的却是德国的新康德理性主义。如果我这个挑剔比较苛刻的话,是不是最好改为“欧美经验理性”?其次,不能因为都与“康德”扯上关系就认为可比性很强。孙绍振阅读朱光潜的翻译和介绍,应该是比较纯粹的“康德主义”。苏珊 朗格的老师已经是海德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了,到了她这里,应该算“新新康德主义”了。康德的思想到她这里到底继承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该书语焉不详。而且在以后的比较中,作者并没有说明这两个理论家到底在哪个方面是共同受到康德影响的。
他们在第五章引用的前两个苏珊 朗格的引文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苏珊 朗格只重视“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但没有具体和深化,孙绍振说出了她想说而说不出的:感情通过独特的感觉表现出来。她只谈“感情”,没有解释“情感的知识”是何物,没有深入到“感觉”的层次。然后得出了这个结论:“准确地说,也便是在这里孙绍振对苏珊 朗格曾经有的艺术理论高度做了重大跨越,或者说是做了重大推进。” 这里漏洞颇多,第一,苏珊 朗格说“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是针对音乐艺术而言的,孙绍振是针对文学的。既然要突出孙绍振对“感觉”的发现,就要在同一个层面讨论问题。尽管都是艺术,但音乐的感觉不具有直观特征,是更为抽象的符号。区别在两个方面:明晰的意象和明确的情绪表达。诗人可以感觉太阳是黑色的、脸蛋是多了酒窝的苹果但是音乐无法拥有这种带有明确意象的感觉;小说家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情绪状态,或开心、受伤、彷徨、苦闷等等。音乐的感觉只能通过节奏的强弱,乐器特征的搭配,音调的高低等来实现。碰到伯牙、钟子期这种高山流水的心灵感应则千载难逢,需要真正的知音。无疑,这种音乐感觉缺乏直观想象的可能。 第二,要说明西方理论家只停留在“感情”、“情绪”的相对肤浅的阶段是否杀鸡用牛刀非要引用苏珊 朗格?这样说让人感觉历史的断层在苏珊 朗格与孙绍振之间实现了完美的交接和跨越。就这个问题,至少康德与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西美尔的弟子卢卡奇、甚至苏珊 朗格的老师卡西尔都有论述。仅以卡西尔为例:“艺术就仍然是复写;只不过不是作为对物理对象的事物之复写,而成了对我们的内部生活,对我们的感情和情绪的复写。” 必须要承认苏珊 朗格就这个问题讲得更具体,而且引入了“生命”、“运动”的维度,但阐述的结论并没有本质区别。第三,至于对“感觉”的美学阐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就有了:“而审美判断力比智性的判断力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感觉一词运用于对内心单纯反思的某种结果的话;因为在那里我们把感觉理解为愉快的情感。” 孙绍振与康德的不同在于:一方面康德理解的感觉是以感官为中介,孙绍振则不太考虑感觉与感官的关系而重视感觉与情绪的关系;另一方面康德理解的感觉是愉快的,单一维度的。孙绍振所理解的感觉更多从感觉的独特性,错位性出发,并不一定就是愉快的。如果要说“跨越”的话,孙绍振的跨越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而不是从情绪跨越到感觉。

孙绍振常常有将自己千头万绪的理论思考进行总结的冲动。正如潘新和教授所认为的——孙绍振的理论也许连孙绍振自己都解释不清。孙绍振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试图为自己的理论做出合理的、理性的解释,而他的实践往往又背离了他的初衷,自由自在飞翔到无法捉摸的地方。对自己理论的总结,《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一书中孙绍振自己总结了四种理论脉络:“第一,作为美学观念基础的是康德的审美价值论;第二,作为具体方法的结构主义;第三,作为内容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第四,将这二者统一起来,使之成为系统的是黑格尔的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法模式。”
孙绍振对审美价值的自觉不是读了康德原著后的体悟,是经由朱光潜的翻译文章而来。孙绍振对康德的选择性、创造性运用也就有着个人化的色彩。由于许多人对康德美学理论难度的敬畏,孙绍振的美学理论到底从康德那里汲取了什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仅从一些方面谈谈个人的理解:孙绍振继承了康德关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运用康德美学体系中的一系列关键词作为文本分析的理论前提。孙绍振认同了康德对感性、智性的划分,特别关注文学作为主体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美的情感通过感觉的传达,美对经验的兴趣,美对智性的兴趣都是《判断力批判》中有专门论述。这些都是孙绍振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孙绍振又在康德感性、智性等关键词中创造出“审丑”、“亚审美”、“审智”等更具有中国本土特点和阐释力度的词语。这些词语在分析中国散文发展史的时候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的新康德主义者诸如狄尔泰、西美尔等人将康德的哲学印象了社会学、文化学、生命哲学等领域,并没有在文学批评上继续深入开掘。早年的批评家卢卡奇也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在《心灵与形式》中,认为形式是主体强烈个性特征的集中和外化,凝聚成为一种以生命彰显为特征的,鲜活的形式轮廓。但从《小说理论》开始他就从康德转向了对黑格尔的兴趣——黑格尔历史分期的方法可以发现一些康德哲学不关心的问题。作为叙事文学的史诗、悲剧、小说如何历史地演化发展成为他研究的对象。马克思的出现则更强化了西方对历史、物质现实的关注。康德强调主体的,审美的,超越历史的理论在西方还没得到充分发展就走向了分化。孙绍振继续从康德出发,在一些理论家认为已经不再肥沃的地方耕耘出自己金黄的稻穗。孙绍振当然不如康德的体大思深,孙绍振的逻辑思考却不是康德的一元逻辑——将智性、感性、崇高或真、善、美等对立起来,而是二元的、三元的错位逻辑——注重诸多概念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平行线,而存在复杂的交错。康德认为幽默是期待的落空,孙绍振却发现了更为深层的错位关系:纯粹期待的落空不一定产生幽默,幽默在表层期待落空,“错位”的同时在另一个层面得到呼应,“复位”了。没有第二层面的心灵感知,幽默也无从产生。不迷信权威的孙绍振从来不把康德的理论当作终点。
就结构主义而言,A.梅吉尔分为广义和侠义的结构主义:侠义的指“符号的结构主义”,广义的指“结构的结构主义”。不管广义、侠义,定义也有严谨和宽松之分。要把一个理论家扣上结构主义的帽子是最困难也是最简单的事。福柯一辈子都不认为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他无法阻止与拉康、斯特劳斯、巴特一起,作为法国“结构主义”四个代表人物介绍到美国。孙绍振属于广义的“结构的结构主义”而不是侠义的“符号的结构主义”。“结构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是皮亚杰,孙绍振对他并不陌生。他的发生认识论是孙绍振《文学创作论》中一小节的理论基础。孙绍振的真、善、美结构分析符合了结构分析的条件——系统性、封闭性、文化性。孙绍振的结构分析属于皮亚杰《结构主义》中对结构整体性、转换和结构内部自身调整性方面:“各种结构都有自己的整体性,这个特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的惟一的一个对立关系,就是在结构与聚合体即与全体没有依存关系的那些成分组成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关系。” 除了宏观上真、善、美的错位结构分析,孙绍振还将小说、诗歌、散文作为一个结构,各种文体之间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问题特性,各种文体之间的独特艺术准则在相互的比照之中显现。更微观地说,孙绍振在具体文本分析的时候也常常使用“结构”方法:如分析古代诗歌的稳态和动态结构、小说横向、纵向结构等。在分析《赤壁之战》中,将曹操、诸葛亮、周瑜三人之间的性格特征组成了一个结构:周瑜的多妒把诸葛亮逼上绝境,曹操的多疑成全了多智的诸葛亮。多妒、多疑、多智之间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结构。在宏大的历史战争画卷中孙绍振发现了人物的心理特征之间的错位关系。可以看作是真、善、美三角错位关系理论的微观落实。不难看出,孙绍振的结构分析限于二元、三元结构,结构内部的关系项没有超过三个。在这个范围内,是孙绍振逻辑舞蹈的最佳舞台。三者之间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只存在一个与另一个对比的问题,而是三个关系项同时相互作用,相互嵌入,支撑起一个稳定的三角构架。超过三个项,孙绍振似乎就驾驭得不是太有把握,也许结构内部更为复杂的对应关系撑破结构本身的完整。
孙绍振运用的心理学方法显然不只弗洛伊德。如果说孙绍振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更多是用了他童年经验论和潜意识理论,运用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孙绍振认为作家要有独特、敏锐、深刻的情感体验的层面上看待童年的各种心灵冲击,相信“不幸的童年”往往能够促成一个作家的成长。在《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洛伊德认为,作家与在玩耍中的孩子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构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并为此倾注热情。长大后以幻想代替童年的游戏,做着白日梦。幻想是童年不满足状态的一种心灵补偿:“心理活动与某些当时的印象相联系,与某些能引起主体的某一种主要愿望的激发性情境相联系,从那儿心理活动追溯到了对一种早期经验的记忆(通常是儿时的记忆),在这个记忆中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现在,心理活动创造出一种与未来相联系的情境,它代表着愿望的满足,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白日梦或幻想,它带着从激发它的情境和记忆中而来的踪迹。” 弗洛伊德用童年经验思考的是作家的创作动因,孙绍振则是为了突出作家心理素质的锻造。弗洛伊德侧重童年不满足状态诱发作家白日梦的结果,孙绍振则关心不寻常的童年经历这个过程对作家人格的塑造。弗洛伊德只关心作家为何去创作,至于基于同一个创作动机却产生天壤之别的文学价值的问题他并不考虑。孙绍振认为:“作家最理想的素质是,既有奇特生活的丰厚积累又有思想的执着追求和感情的独特体验的。在这两个方面都很丰富的人,就有了成为大作家的可能。” 仅仅有丰富多元的,不满足的童年体验还不够,还需要思想的执着和情感的独特。弗洛伊德从欲望、满足、幻想的方面思考作为精神疾病患者自我治疗的作家形象。问题在于天然地将欲望的满足与审美的实现统合起来。仿佛作家白日梦的幻想自然就可以产生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孙绍振则给与了更多的限定,不是从动因而是从条件上看待作家的童年经验。孙绍振在《文学创作论》中分析了作家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的交织。其中无意注意则属于潜意识层面。潜意识作为一个基本视角渗透在孙绍振的理论与文本分析之中。在《幽默学全书》中,孙绍振也引用了弗洛伊德认为幽默是人潜意识对理性与权威的反抗的理论。意识与潜意识的错位,深层心理的独特美学价值是孙绍振留意的。但孙绍振并不是彻底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俄狄浦斯情节、潜意识中性的突出作用,这些弗洛伊德分析文本津津乐道的东西孙绍振并不关注。
就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问题,孙绍振是矛盾的。孙绍振非常熟悉辩证法的思维,常常能灵活地使用。但在一些时候他也是很不“辩证”的。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到炮轰英语四、六级考试、炮轰高考孙绍振在敏锐把握历史机遇的时候以一种不容质疑的雄辩立场发出声音。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一定程度的“科学”和“理性”。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像他尊敬的朱德熙老师那样“剥竹笋”,不断质疑自己的理论。当他痛感学生在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的现状的时候,他激情的呐喊同样掩盖了本应有的“证伪”。孙绍振在对文本进行细致的微观分析之后,常常有将微观分析得出的某些论断历史化的冲动,这股力量大多来自黑格尔。但这种将微观宏观化的历史化的尝试并不是每次都能获得成功。在对《小石潭记》的分析中 ,孙绍振认为这篇散文中的一段没有写水却更好地体现了水之美。这是一个精彩的论断,但孙绍振将这个论断历史化的时候缺乏更全面的材料梳理:他引用柳宗元师承《与朱元思书》、《水经注》中看似悬空,来强调水的透明的写法,同时彻底做到不写水突出水之美。然后认为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是受到柳宗元的影响。甚至美国“意象派”洛威尔的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这条历史发展的脉络十分可疑。柳宗元是否看过《与朱元思书》、《水经注》的相关描写并且印象深刻我们无从知晓;苏东坡是否真受到柳宗元这篇散文的影响也没有更多的佐证;洛威尔有没有看过柳宗元的文章也无从考证。尽管我举不出具体的反例反驳这条历史发展脉络的正确性,但其中的论证显然存在许多值得争议的地方。我们可以说这些文章之间有相似性,但不可以盲目判断谁受到谁的影响或者历史在这一刻实现了突破。我更愿意把这个矛盾看作孙绍振知识结构中康德体系与黑格尔体系之间的矛盾——康德强调超越历史,黑格尔强调将问题历史化。孙绍振在进行完康德式的美学分析之后,黑格尔历史化的诱惑随后跟进。孙绍振太熟悉这两套知识了,两种能量在他心中旗鼓相当,都试图在他的论文中探出头来。但将问题历史化需要多么麻烦的证明过程。



康德美学的超越历史性的重视;将美学理论进行历史脉络的梳理;强调结构又有明显的审美价值判断;对弗洛伊德童年经验、潜意识理论注入审美的元素;强调差异却是突出哪些是更好的,更应该的,更恰当的写法。这些问题都可以回归一个核心问题——文学性。以错位论为核心的孙绍振的理论其实就在“错位”之中挖掘文学性的元素:文学性不在于是否足够真、善、美,这三者任何一个单纯的维度都不足以支撑起丰沛的文学性;文学性也不在于真、善、美之间的结构差异本身,而是将这三者拉开距离,发生错位。在一定条件下,错位的幅度越大,文学性的价值也就越大。文学性也不单纯存在于对童年经验的敞开或者潜意识的直接暴露,而是在具有丰富、复杂的童年体验之后,将具有独特思想深度和情感特征的潜意识外化。在潜意识内部存在多重的矛盾、冲撞的同时也与理性、客观生活保持对峙状态。错位既发生在多重的童年经验进入潜意识之后的内部冲突,也发生在潜意识与意识之间。文学性交织在一张充满生命力、复杂性和深度的大网之中。如果前两者的“错位”还是比较客观的存在的话,“还原法”则人为制造一种二元的,或多元的错位关系。还原法按照一定的科学原则,从感觉、情绪、道德、历史、流派等方面人为引入一些或近似的、或相反的对照项,通过反复地,连续不断地对比,敲打出文学性存在的证据,将文学性不断引向新的高度,这些参照系正是反衬出文学性高低的标尺。孙绍振用他的分析试图说明,文学性是存在的。他以错位论为核心的文论体系是在不断地发现什么作品,或者一部作品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是更具有“文学性”的。
孙绍振错位论主张的文学性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或者说人性。孙绍振受到康德最大的影响就是始终把主体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文学要体现人情绪、情感、感知、道德特征的丰富性、复杂性。他始终将现实的、理性的、僵化的东西作为文学性的对立面,始终捍卫文学独特的感性特质。对人感性力量进行有难度、有质量的开掘,孙绍振认为文学性许多时候是可以超越历史的。对人性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独特性的发现程度成为他判断文学性高低的潜在标准。而当下对“文学性”的讨论是建立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德里达按照索绪尔的概念和逻辑进行推理,解构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能指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始终在不断地比照之中,对比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天。没有最终的真理,真实与确定性只能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达成默契。语言、历史、意识形态成为思考文学性的新视角。
文学性问题是近期理论的热点。南帆、吴炫、杨春时、余岱宗等一批理论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这些讨论围绕着韦勒克、伊格尔顿、卡勒等西方文学理论教材展开。南帆接受了卡勒、伊格尔顿这些有着后结构主义理论背景的理论家的观点。在《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一文中认为,与其殚精竭虑寻找文学永恒不变的所谓本质,不如思考文学内部以及文学与其他诸多学科、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关系主义强调的是关系网络,而不是那些‘内在’的‘深刻’——几乎无法避免的空间隐喻——涵义,这时,我们就会对理论史上的一系列著名的大概念保持一种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理解。” 南帆搁置了对文学本质追寻的尝试,将文学性投射在共时关系平面进行考察。杨春时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本质言说之可能》则对将文学性捆绑在历史的战车上不继续深究表示不满。他认为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具有超越历史的可能性:“文学的审美层面具有超越性,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超越,也是对历史性的超越。在这个角度上看,文学有超历史的确定的本质,这就是审美本质。” 杨春时认为审美的超越性恰恰是文学抵御意识形态侵蚀保持自由的方式。文学性就是在超越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获得了“恒定的品格”。杨春时认为审美具有历史超越性自然没有错,但是超越的只是特定的历史。对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超越并不意味着文学能够超越所有的历史时代。到底能横跨几个时代?有什么依据?超越性的有限性成为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余岱宗认为,孙绍振超越历史的文学性判断是建立在某个“静点”的基础上:“在一个‘静点’上考察各种审美媒介的差异,就是共时性研究,是超越历史的研究,只不过这种超越并非抛弃历史性,而是让历史汇聚到一个“静点”上,进行有效的比较分析。” 孙绍振并不回答要如何超越历史,跨越什么程度的历史,他的还原法就是将不同历史时期一切必要的比较对象放置在一个静止的共时平面,在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异关系中突出文学性的元素。
针对是否有超越历史的文学性问题在焦灼的时候,就相对忽略了什么是“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的讨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好”的标准归结于意识形态,但仅仅分析出意识形态如何规驯了语言或者语言在什么意义上冲决了意识形态体系似乎并不能让人十分满足。吴炫在《“文学性”讨论的三个误区》认为,在文学性讨论中模糊了什么是“文学性”与文学性“高”还是“低”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任何一部作品都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和‘想象性’,那么‘文学性’的‘高’和‘低’该如何判别?而我们通常在说作品的‘文学性’的时候,主要是想说‘文学性高’、‘文学性强’、‘文学性低’、‘文学性弱’的意思,其间必然蕴含着一种‘张力’或‘程度’的判断。” 孙绍振的努力恰恰在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不好的文学”,文学“应该怎么写”与“不应该怎么写”用力颇勤,他回避了对文学性本身的定义,也不去追究文学性是否超越历史,他以扎实的微观分析令人信服地指明——文学性就在那里。文学需要怎样独特、复杂的情感逻辑,需要怎样程度的智性深刻,需要怎样动态的、丰富的体验。宏观理论层面讨论文学性必不可少,这样微观细致的发现同样重要。
如果用意识形态理论反观孙绍振的美学努力,孙绍振对文学性的诸多探索依然是当下意识形态的特征:他对文学性动态的、丰富的、复杂的、深刻的、独特的元素的强调和突出符合当下理论界相当一部分人的期待。基于这些原则,一些文本的文学性具有超越历史的特征。一旦这个前提被推翻,静态的、单纯的、一元的、平面的因素成为更具有文学性的标准,如果“错位”的反面突然变成了正面,孙绍振的努力也就南辕北辙。孙绍振的“文学性”研究依然是有条件,有前提,有理论背景的。“文学性”依然没有彻底超越历史,超越历史需要一定的依据和限定。但孙绍振对“文学性”的思考并不是没有意义:孙绍振的理论恰恰是在主流文学性研究的弱点上着力,以公认的经典为范本,研究怎样的作品才是更好的,更具有文学性的。尽管最终仍然没有逃脱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经典的确立、理论的前提依然离不开意识形态。孙绍振以他强大的原创能力,精致、细密的研究,尝试了一种有前提的文学性原则。以错位论为核心的,自成一家的孙绍振美学体系具有许多西方理论不具备的本土特征和很强的操作性。他对许多西方理论大家创造性的使用和局部的超越令人耳目一新。孙绍振尊重文本,他理论面对文本的巨大阐释能力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孙绍振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还需要更多地着力。孙绍振理论所依据的经典美学理论、经典作品经受了相当长的历史考验。在相当的时期内,孙绍振理论作为一种文学性的研究方式依然不会过时。

注释:
吴励生、叶勤:《解构孙绍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70页
吴励生、叶勤:《解构孙绍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70页
〔英〕特里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04页
孙绍振:《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5页
参看吴励生、叶勤:《解构孙绍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47页
吴励生、叶勤:《解构孙绍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50页
〔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222页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37页
孙绍振:《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页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
〔德〕弗洛伊德:《论文学艺术》〔M〕,常宏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102、103页
孙绍振:《文学创作论》〔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56页
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281、282页
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J〕,《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杨春时:《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本质言说之可能》〔J〕,《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余岱宗:《文学性:语境、文本与特异性——评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吴炫:《“文学性”讨论的三个误区》〔J〕,《文艺理论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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