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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丽瑜: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身体权力(下)

龙丽瑜: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身体权力(下)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身体权力(下)
——兼论中国女性文学的身体书写问题
2004级文艺学专业 龙丽瑜


第四章 从困境中突围:女性身体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案

女性的身体权力问题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这主要是由于现代中国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庸俗后现代主义的一套观念完全照搬过来乃至将其曲解,用“性解放”来取代女性身体权力的争取,以为只要“性”完全解放了,女性就拥有了身体的话事权。然而,事实上,现代所谓的性解放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放纵狂欢,并没有从实际上改变女性身体的边缘地位,大部分男性仍然无视女性身体是与男性身体地位相平等的主体,剥夺了女性正常的身体权力,甚至使女性身体处于被男性侮辱、殴打的屈辱地位,女性身体无法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中,仍然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歧视。有些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认为,要解决男女两性之间的问题,只需要做到一点,就是寻求男女之间的和谐发展,使男女两性处在一个友好相处、互助互爱的良性关系之中,男女两性之间的问题就会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这一论调得到了大部分人的一致赞同,在现今中国极需用和谐的观念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大背景下,它赢得了广阔的市场。而事实上,“和谐”一词本身就是男尊女卑观念支配下的产物,它使人产生不愿去与不公正的社会抗争的惰性,使女性争取自身权力的事业在男性权力的侵噬中徘徊不前,女性身体权力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第一节 两性“和谐”与单边霸权
“和谐”这一观念的产生与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密不可分的。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在旧石器时代,人们靠打制石器猎取食物;到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代替了打制石器,种植栽培和养殖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发现只要适时耕种、气候适宜,就会有满意的收获,这就成为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人们依赖自然为生,却又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而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如强大动物的威胁。人们出于敬畏把这些动物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产生了“图腾崇拜”的现象。作为图腾崇拜的动物有很多,有熊、豹、虎等,后来人们运用抽象思维创造出图腾物——“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出现表明了中华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也是不同文化的整合过程。这就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及包融性的民族,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和”的理念——只有中华民族的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得到和谐,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到满足,才有万物的欣欣向荣、生生不息。“龙”作为一个图腾物并非象征着战争,而恰恰相反,是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和谐”一词在原始社会的中国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其理念深植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乃至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之根。
“和谐”的观念在《易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易经》六十四卦,是一个互相承接的、圆融的系统,凸显了一个“和”字,还深入地阐发了阴阳和谐的道理。《易经 系辞》就从一阴一阳之道出发,阐述了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也就是说,一阴一阳相互交替的作用叫做道,继承它的就称作善,成就它的就称作性。……生生不已叫做易,以阳成天象叫做乾,以阴效法大地叫做坤,极尽阴阳之数预知未来叫做占,通达阴阳的变化叫做事,阴阳不测叫做神。在《易经》中,乾是第一卦,象征着主宰万物的天,万物的化成要遵循四季周期的生长,保持一种和合的关系,这一切都依赖于天的行云施雨。由于天的运行刚健不辍,因而乾又代表“阳”,用来指代具有阳刚之气的男性。《易经》的第二卦是坤卦,它象征顺承于天的广阔大地,大地负载万物,包含的内容十分广大,具有无量的品德。由于大地是柔顺贞正的,因而坤又代表“阴”,用来指代具有柔顺品德的女子。从乾卦和坤卦就可以看出,阴阳之间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其原因就在于天尊地卑的观念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定型,人们总是认为,在神圣的天面前,大地无能为力,人们只能看天吃饭,如果种植农作物不能得到天时的帮助,就不会有所收获。因而,根据“乾道成男,阴道成女”的说法,男子就命定是女性的主宰,女子必须顺从于他,才更有助于天道的和谐运行。可见“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的说法是以男尊女卑的观念为基础的,只有阴顺从于阳,女子以其柔顺服从的品德辅助男子,才能成就阴阳合德、刚柔有体的美好和谐的世界。这样引申开来,“阴”也就成了地道、妻道和臣道的代称,它们统一服从于天道、夫道和君道,这就是《易经》中体现的阴阳之道、和谐之本。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和谐”一词从根本上说是古代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受到“和谐”理念的限制,女性服从于“和谐”文化所缔造的阴阳协调观念而不敢起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力和地位,以为一旦奋起抗争就会脱离本分,不遵从和谐之道。同时,“和谐”最忌讳的就是过分,它要求一切都适可而止,不可有过激的行为,而这就限制了斗争和发展的力度。男性用“和谐”一词给女性制造了平等的假象,而事实上,和谐背后最深层的东西仍旧是不平等,它在中国古文化史上的含义是刚柔并济,但总的来说,男是阳女是阴,是在男强女弱的前提下倡导的和谐。有部分女性作家不肯承认她们是女性主义者,着力于两性的和谐发展,那是因为她们没有意识到,“和谐”一词会麻痹女性的斗争意识,使她们变得顺从、听话,失去了斗争的意志,它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用来解决两性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性别状况仍然不容乐观,许多女性仍然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比如身体受到规训和暴力对待等等。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比中国要快要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女性主义者们没有被和谐的思维所束缚,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善于斗争,因而他们抗争的力度比较大,也比较彻底。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文明发源于欧洲的爱琴海,人们靠出海捕鱼为生,他们要与恶劣的海洋环境作斗争,这就培养了他们勇于抗争和搏击的精神。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海上航线的发现促进了商业的迅速发展,促使人们开阔视野、向外探求,形成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及外向好动、爱冒险的精神。这是一种与推崇和谐的中国文化根本不同的异质文化,而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使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一方激昂亢奋、轰轰烈烈,一方温和舒缓、和谐互补。就是由于观念上的不同,使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更有成效,也更能打击男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则非常不彻底,不时伴有为男性做辩护乃至消极对抗男性身体权威的靡靡之音。无庸置疑,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难以得到更深入的进展甚至进入误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陷入了和谐观念的权力陷阱之中(借用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话来说,和谐只不过是权力结构和战争的一个圈套),一味地把和谐作为自己前进的路标,而忽视了和谐观念原本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可以说,中国的女性很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即使反抗不平等、不合理的性别状况,仍然要顾虑到大多数男性的心理感受,顺从于男性所提倡的“和谐”观念,而使自己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的表现。但是,是不是所有女性都应该奋起战斗,像西方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把所有的男性都看作是女性天然的敌人,用女性的身体权力取代男性的理性权力,就会赢得女性身体权力斗争的彻底胜利?不!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露西 伊利加格利在《问题》中给了我们一个完全否定的答案。她认为这不是用女性权力简单地代替男性权力的问题。“因为这种变更将一直被陷入同样的结构之中。在相同的结构中——当然,在那里,我正竭力地指定‘女性’,将不会出现。那将是一场男性权力的夺取。进一步说,替代将是不可能的。女性也许‘梦想’过它,有的时候,边缘地,在有限的群体里它也许成功过。但是对于社会这个总体,那样一种权力替代,那样一种权力颠覆是不可能的。” 她指出,简单的权力替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陷入与男性权力夺取相同的结构之中,也就陷入了男性所热衷的权力陷阱之中,无形之中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局面的出现。同时,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男性的反感,使部分本来支持女性运动的男性也走向了反对的阵营,这样就势必使女性运动变得势单力薄了。
因此,代替男性身体成为历史主体、取得女性身体霸权的做法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它不是解决女性身体权力问题的合理途径,这样做会走向另一种偏颇,使女性受屈辱的局面在男性身上重演。那么,既然“和谐”观念遭到质疑和否定,而争取女性身体单边霸权的做法也被否决了,女性身体权力问题就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到底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怎样做才能使女性身体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自由权力,就成为了一个难题,合理解决这个难题是当务之急。
第二节 解决方法
在前文对中西方身体哲学的回顾和比较中可知,中西方身体哲学是异质的,但它们都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忽略乃至否定的基础之上,都是男权视阈下的身体。女性身体受到男权的不合理规训和控制,菲勒斯主义甚至制造性恐怖主义袭击,使女性身体在生理上遭受暴力侵犯和损害。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强大的儒教传统的国家,女性身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它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归罪于女性本身的不自重,如穿着暴露、容易引起男性的情欲等等,因而女性在遭受伤害时往往不敢声张,更不敢站出来维护自己合理的身体权力。在较为轻微的身体伤害如性骚扰事件中,男性和女性处于一个权力不平等的境况中,一般而言,男性都是作为强权者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进行性骚扰,而受到要挟的女性是不敢反抗的,这就使实施性骚扰的男性气焰更为嚣张。在2001年6月,西安市诞生了中国首例性骚扰案,一名国企女工向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她的上司对她进行了性骚扰。这一案件的出现证明女性维护自己身体的权力的意识提高了,但同时也可见中国历史上女性对自我身体合法权力的维护以及社会、法制对这种权力的认识和维护都是姗姗来迟的,许多女性在此之前都不懂得如何通过正当途径去维护自身利益,而是忍气吞声,自己默默地承受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社会上其他女性对被损害的女性也用一种鄙薄的眼光来看待,而不是主动支持受伤害的女性进行反抗,这就使得部分男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女性的身体进行侮辱,从而更进一步地发展为身体暴力,如强奸、虐打等等。
因此,解决中国的女性身体权力问题,首先要做到的是,全体中国女性必须同心协力,共同反抗菲勒斯霸权对女性身体的不合理规训,而对于男性对女性身体实施的性恐怖主义,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反击。中国女性必须摒弃过去的依赖心理,学会自己独立自强,在必要时可以运用法律及媒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使自己合理的身体权力得到维护。
其次,女性的身体权力在文化上也遭到边缘化的对待,男性用理性权力控制了文化领域中的话语权,制造出男性所需要和期望的女性形象,书写了女性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作者基本上是缺席的,女性身体在男性撰写的身体史处于卑劣的地位,只为传宗接代和伺候丈夫服务。她们的身体权力在男权话语的世界中得不到尊重,自身的痛苦也得不到抒发而深深地隐藏在女性卑微的躯体之内。在现代文学史上,女性的创造力被有效地激发和释放出来,但女性的身体仍然隐没在宏大叙事之下,得不到正常的舒张。当代文学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而重视肉身化的书写,但这种书写也一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而走向迷途,某些男性抓住了这一点对女性的身体书写进行围剿,而部分女性研究者也意识不到女性身体书写的积极意义,反而连同男权主义对女性身体书写的实践群起而攻之。女性的身体书写陷入困境之中,而这种低迷的状态正是男性强大的理性权力对处于劣势的女性身体权力进行压制和误导的结果。因此,女性要重建自己身体的历史,就应该从意识深处意识到,女性的身体书写并不比男性的宏大叙事低劣,它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是女性用于反抗男性对女性身体的不合理规范和贬损的有力武器,女性应当联合起来建立起一种共识,那就是:女性拥有书写自己身体的权力,她有权在文本内表达自己身体的需求、欲望和感觉,也有权表达自己的自恋情绪。而这一切,都曾经在男性的理性权力之下受到歪曲,如今,女性有权力把男性歪曲了的事实纠正过来。她们有权在文本中自由地歌唱女性身体的美好,也有权控诉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种种限制和摧残等罪行。但女性的身体书写同时也要避免两种偏差:一是用两性和谐取代积极的抗争,在文本内大力宣扬和谐麻痹女性的自主意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两性的和谐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和谐,它是男尊女卑的产物,真正的处于平等地位的协调必须扬弃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使阴阳尊卑观念不再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这一点,就目前情况而言是很难达到的。二是避免在书写身体之时陷入消费文化的陷阱,使身体成为取悦男性的工具,如此一来,女性的身体写作的努力必然遭到来自各方的责难,而女性本身也会对这种取悦男性的写作嗤之以鼻。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身体写作应该在哪个方向上努力,对于女性写作的文本有清晰的辨别能力。
然而,无论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权力还是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权力的实现,都要避免出现极端的情形。我们要维护正常合理的身体权力,但并不等于可以反过来压迫男性,使男性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也不等于使女性身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放纵享乐而不知道节制。因为争取女性合理的身体权力不等同于性开放,如果说性开放是女性释放自己的身体欲望,多了一些性伴侣,但在性的游戏规则中,男性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只是一个被凝视的客体的话,那么,性开放就只是性压迫的变体,它并没有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地位。而真正意义上的性解放是指“反抗一切性压迫和性迫害,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对造成性压迫和性迫害的文化和价值进行深度的批判反思。” 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大家对性关系越来越随便的同时,性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有利于男性,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男性。“譬如在性形态非常丰富的网络中,我们仍然看到‘处女排行榜’、网络的贞洁联盟这些现象,很多主流网站的最大点击率仍然是‘处女’、‘强奸’这些字眼创造出来的。‘处女’背后的价值系统,是买卖婚姻的粗放质量保证体系,今天仍然盛行,那不仅证明买卖婚姻这样最主要的性压抑形式仍然存在,并且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话事权,以及对自身权利的反思,仍然少得可怜。” 因此,要改变这种不利于女性解放的主流价值观,就必须营造一个对女性有利的性文化,使女性有机会在文本中自由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和独特感受。这就需要“从女性主体的感受出发,重新给身体命名,要创造一些让女性觉得爽的性的词语和言说方式,要在艺术创作中纳入女性的感官经验,要有女性自己的色欲文化,与男性掌握的性话语体系和色情文化PK……现在有很多女性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自觉,她们往往都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人物。但我相信,这个冲突的过程未必优雅,但它是一个新的知识积累的过程,知识就是权力。”
参照福柯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从福柯对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的阐释之中获得启示,开始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并受到歪曲、诋毁的问题。她们不再像过去的女性主义者那样,只关注具体的工资、参政或平等问题,而是抱有发明新的女性话语、制造属于女性自己的新的真理的决心,迫切地要求打破由男性科学家、思想家界定的关于女性身体、心理体验的不正确的概念,努力在文本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强调多元的论述模式和多种不同的风格,认为每个女性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的情感和生理体验。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女性作家们开始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由现代文学中对身体的忽视到当代文学中王安忆赵玫等女作家的对于女性身体的初步探索,直至后来林白、陈染完全参照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文本叙述,女性身体在各式各样的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然而,由于部分女性写作者们的日益被商业化的社会所熏染,她们急于寻找出名的路径,就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冠冕堂皇地进行一些取悦于男性的写作,戴着男性的色情化眼镜来注视女性的身体,使女性的身体毫无自尊地裸露在男性赤裸裸的窥探欲望面前。当然,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人们很难辨别真正的女性写作是怎样的,而这些打着女权主义者名号的作家们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卫慧完全平面化、庸俗化的女性写作丝毫看不出任何与男权社会相抗争的迹象,反而是对男权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迎合和取悦;木子美等纯粹的性事描写更是赤裸裸的色欲放纵,是在男性眼皮底下进行的脱衣舞表演。可以说,目前身体欲望的泛滥化写作已经违背了女性主义者的初衷,而沦为男性掌握女性身体资源的另一种路径了。
当然,目前网络上泛滥的女色描写也有它们的作用,那就是创造了女性自己的色欲文化。但问题在于,这一种色欲文化究竟是由女性作主体还是由男性作主体,它是对目前存在的女性身体权力问题作出了解决的努力,还是迎合男性的窥探目光来“强暴”我们女性自己的身体?鉴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给身体书写一个贯彻始终的原则:身体书写必须使女性身体成为真正的主体,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受;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与性别歧视、性暴力、性骚扰等男权压迫作彻底的斗争,使女性的身体表达成为文化的主流,使女性的身体权力得到更为彻底的捍卫。只有这样,重新建构一个多元、平等的女性文化,才能成为可能,女性的身体权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结 语
“身体”一词在西方的后学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作为西方二元对立传统的叛逆者而出现的,而在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笔下,它和权力、话语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权力、知识、话语的聚集点。在福柯看来,身体是置于权力和知识体制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实体,是话语传递及书写历史的重要载体,它作为一种向理性传统挑战的重要工具,是反本质主义的重要术语。由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她们和福柯之间都有一个反对传统思想和理性权力的共同目标,因而她们很快就吸纳了福柯的思想,把它用来解释妇女身体在男权社会中所受到的权力压迫,也把它用来作为重新建构女性身体话语权的重要工具。但是,她们在吸取福柯理论的精华的同时也认识到其理论的不足:忽略了性别差异问题,没有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特定的主体,而是把它排除在外,其书中论述的是一个去除性别的普遍的主体;把现代主义的主体完全解构了,这样就导致了女性主义者在运用其理论的时候,女性的主体意识是不确定的,危及到女性主义最终目标存在的必要性。
福柯理论中的种种缺陷使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运用它的时候遭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质疑和责难,其他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女性身体的多元化经验及主体意识的多元化会导致妇女反抗男权的集体目标受到质疑,消解了启蒙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消解了所有女权主义理论的实体和目的,使第一、第二浪潮的女权主义运动所建构起来的女性主体意识被完全解构掉。面对这一问题,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露西 伊利加格利在《问题》中就认为女性运动应该容许个体差异的存在,容许多个群体和倾向的存在。但是,她同时指出,女性主义的运动不仅仅是“个人”的任务,因为“漫长的历史已经把所有女性放在了同样的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中。” 因而女性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尤为重要,她们理应有共同的反抗男性理性权力的目标,每个女性都应该意识到,“在她个人的经验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被所有女性分享的情形。这样,允许那种经验被政治化”。 许多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都认为适宜在不同的妇女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政治联盟,多元的女性主体可以作为女性主义政治杠杆,共同挑起女性主义运动反男权的重任。而揭示女性身体的多元化经验也是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用女性的身体权力来反对男性理性权力对女性主体的不合理规范和叙述。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解构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建构起一种更符合女性理想的主体意识。
在中国的现实境遇中,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现代女性文学中,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启蒙思潮所影响,身体话语被宏大的叙事所湮没; 而在当代女性文学中,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对身体权力话语的重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身体权力话语在当代女性文学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状态,但由于缺乏正确的导向,女性作家们各自为战,部分女性作者出于逐利的目的对女性身体进行色情化的描写,身体话语实践出现了某些偏差。纠正这种偏差,需要一个正确的导向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从西方女性主义面临的问题中反思中国的现实状况,理清楚身体权力的概念。因此,多元是需要的,统一也是必要的。殊途同归,应该是中国女性主义身体书写理应采纳的策略。同时,对于西方女性主义及男性理论资源的吸纳和借鉴,必须参照中国的现状,只要是有利于妇女提高自己的地位,达到最终解放的目的,就应有辨别地拿来。如此一来,身体,作为菲勒斯中心所污蔑、鄙视的对象,将会在当代女性作家笔下,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它将作为打破男性理性权力的武器,积极地争取自己的地位。尊贵的女性身体,它不应再承担男性所赐予的非理性的名字,而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等到它真正获得自由歌唱的那一天,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文学中绽放异彩。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3] [德]弗里德里希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4]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刘达临编著:《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6]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
[7]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
[9] [法]米歇尔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
[10] [美]凯特 米利特著:《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法]莫里斯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12][法]米歇尔 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13] 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
[14] 李银河:《性的问题 福柯与性》,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15]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7] 刘庆华、陈方译注:《老子 庄子》,广州出版社,2004年。
[18] 陈广忠评注:《列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
[19]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 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 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1]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22] 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3] 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 [美]詹妮特 A 克莱妮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
[25] 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 徐奇堂译注:《易经》,广州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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