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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统与道统反思:解构体制化学术——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二(中)

学统与道统反思:解构体制化学术——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二(中)

(续上)
三、建构的方式:研究对象与话语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我们显然可以看到种种结构性呈现的繁复而且确实形同关键。尤其是正来的“关系性视角”的提出理论意义重大,否则我们常常在“官场/民间”或者“传统/现代”以及“中方/西方”等等二元论的非此即彼之中无所依附,也无以自拔。更有甚者,不仅无从深入分析,而且常常“越描越黑”,其他场域的运作逻辑不但不能得以深刻认识,学术自身的运作逻辑则更是一笔糊涂账。笔者以为,“关系性视角”的重大理论意义起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问题开放出来,二是把知识开放出来。
如前所述,如果不是通过“主动者/被动者”的转换以及“合谋”乃至“复制”“消费”直至“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西方社会科学话语获得霸权也就无法得以成功,如果我们不能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结构性存在的严重性和顽固性,我们也就无法洞见到其他场域对学术场域的侵袭(无论是国内向度抑或国际向度)的基本运作逻辑。那么,我们就既无可能真正回到学术运作逻辑,以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审查,更不可能对以往的经典进行真正的学术批判,那么,我们就更无从知晓我们的知识增量的可能性在哪。当然,随着把问题开放出来,比如:“作为建构者但同时也是被建构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以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第二阶段的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便是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而不是只进行常规意义上的重思,因为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31] 紧跟着还必须把我们自身的问题尖锐化或者结构性破开重组:“面对建构中国学术传统这一整体性任务,个人学术研究再重要也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尽管这种学术传统是由无数个人的研究汇合而成的。最终,我意识到,要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期待中国法学‘临界’时刻的到来,不仅需要每个个人的学术努力,而且还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学界同仁的集体性努力——这意味着,上述努力必须以一个庞大的旨在提升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之水平的学术梯队为支撑。”[32]由此我想到了“知行合一”:尽管在我们古人那“知”从来便是指“良知”指对“至善”的认识,但在此若换成知识解,就非常好理解正来为何要让《中国书评》复刊又为何要提前结束“学术闭关”应聘吉林大学法学院了,实乃学术使命使然也!
当然殊关重要的还是把知识开放出来,无论是诸多学人的个人研究抑或正来的个人研究,均为如此。重新建构研究对象以及相关话语,涉及到更难的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从我们本土问题的切身性来说,重新建构逻辑的认知系统,也一样显得极为紧迫。实际上,正来恰恰是这样去做的,而且是早已经就这样了,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比如说,有记者问:“学术界在回顾1990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的时候,即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运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以及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他们都认为您是始作俑者,这是巧合吗,还是您的学术敏感?”正来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不是可以设计的问题。实际上,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当时,我做市民社会研究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它的影响问题。但是,结果却让我不敢想象。从今天的研究来看,各个学科几乎都在用市民社会这个研究范式进行研究,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33]这里需要问的是,正来自己有没有想到那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因为研究范式的改变而改变了呢?或者换句话说,仅仅是因为研究范式的前沿性,更多的人是否干脆便出于追赶潮头或者争夺话语权呢?这样说也许过于悲观了,但事实可能非常不幸地恰恰如此。因此在笔者看来,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否在本土的真正诞生与发育显然远比追赶时髦重要得多,否则,“旧的问题”必然要接踵而至,就像“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生产机器’”那样,“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反思和批判,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为粉饰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34]道理完全相同。现实的严峻还真的很难让人感到哪怕些微乐观,所以才有后来正来特别警醒地提出:“就法律哲学而言,我认为我们在当下有两项使命:第一项使命就是回到法学经典进行批判;第二项使命则是面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建构。”[35]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邓正来,似乎老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老是被人家视作“始作俑者”而又老是游离于话语权争夺之外,然后其理论和话语的繁复常常出人意料,同时又让人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正来的理论和话语再是如何繁复,却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和一个鲜明的主题让你可以分辨,那就是重建我们的逻辑认知系统,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无论是“旧的思维方式”还是“新的思维方式”,正来的认知均是结构性的。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来的思想力度和理论力度确实空前,其早前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如此,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运动如此,自由主义理论研究如此,当下的中国法学追问和研究如此,法律哲学的研究和建构尤其如此。
说起来,正来的研究方法也不能说就复杂,难就难在认知能力和逻辑创造能力上了。比如,他在反思与批判研究生教育时说:“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或专科化,这主要是出于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36]而在《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本位》一文中这样说:“学术的发展或者研究的突破所凭靠的基本上是对某一论题之思考的推进,而学术的传承和知识性教育所依凭的则主要是学科性建设的关照。因此,如果我们的学术刊物有着很强的学术论题关照下的‘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按照某一具有理论意义的论题来组织多个学科关于这个论题的高质量的论文。”[37]应该说是说得够透彻明白的了,而且我们完全能够观察到,无论是作为教师的授业解惑还是刊物主编的学术运作,几乎是言出必行,行之必果。如果说学术或学术人真的能够改变中国或者影响中国的话,非正来莫属,我们大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如正来所做的对已有的种种结构性存在进行拆解那样,如果想对正来个人的学术运作逻辑能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也一样需要从不同的剖面对正来的学术研究和运作本身的结构性进行相应的拆解。
正来个人结构性认知以及话语建构和逻辑展开,是全方位进行的,其实并不分前后或者左右,就跟他自己说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和“很强的学术论题关照下的‘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等等一脉相承。比如,正来对他提出的“中国理想图景”是这样认识的:“第一,‘中国理想图景’是一种特定时空的根据论者对中国的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建构起来的有关中国法制/法治发展的‘中国自然法’,因此它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更不是对现实本身的描述;第二,它是一种阶段性的‘中国理性图景’,而这意味着它会因特定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中国理想图景’实际上是对人之基本价值的普世性所做的一种‘弱势’的承认,而这意味着人之基本价值的普世性必须受到特定时空之序列的限定。”[38]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正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上的所做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演讲中为何拒绝了郑永流先生问及的“本体论”问题,他说:“我的意思很明确。即我要讲的肯定不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是要把这个本体论的问题开放出来。我不是在谈论本体论问题本身。我们只有开放出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在认为这个本体论问题存在的时候,‘如何实现理想图景’的方法论才是有意义的。而当本体论问题尚被遮蔽或还没有被建构起来的时候,谈方法论是比较空洞的。”[39]至于如何把问题开放出来的同时把知识开放出来,笔者在《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40]一文中已有较充分的探究,故此不赘。这里就正来的“研究性翻译”如何观察大师的理论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路径,以及如何建构他自己的研究对象,仅举他的“庞德《法理学》(五卷本)代译序”中的第一节“庞德‘世界法’的启示”中的一段话,也能够更好地说明为何本体论问题在正来那里是建构的问题:“在法理学中,普遍原则(即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之一便是一方面对普遍规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而另一方面则制定与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势相调适的详尽具体的规则。这两个领域乃是颇为独特的,但是却会沿着某一边界相重合——尽管准确划出这一边界极为不易。”[41]值得一提的还有“天则演讲”中的莫纪宏先生的提问:“比如你讲理想图景问题,这个问题是知识层面的还是制度层面的?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其次,理想图景问题是相对性还是绝对性的?因为在这里你跳开了制度,而制度本身就是理想的东西,而且这种理想图景是完全个人化的,一旦你的个人知识经过传播变成公共知识,继而进入制度层面,那么理想图景就是程序化的了。社会发展是靠制度慢慢演变的,你要想有个新的东西,你就要把你的个人知识转变成公共知识……”[42]笔者之所以认为值得一提,是因为这涉及到如何转变为公共知识的问题,恐怕还跟具体的教育制度有着深刻的联系和勾连,否则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大多时候青年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的学生也都能像美国的中学生那样,老师出个题目就分头去泡图书馆,科研成果不仅随时可能被吸收,而且从此养成全体国民对制度理想追求的兴趣。也许贺卫方先生的最近一篇《刘仁文〈具体权利〉序》中的一段话可以做更好的回答:“具体派法学强调具体制度和局部改良,并不意味着忽略整体的价值导向,相反,具体制度的意义只有在一个合理的整体之中才能够彰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具体派学者格外重视大体制导向的合理性。可以说,如果大制度的价值导向不合理,具体制度越精致或许越有害。因此,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低头拉车不忘抬头看路,在推进具体制度建构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关注这样的制度与更广泛的体制之间的关联;当宏观制度走向出现问题的时候,必须把更大的心力用来扭转其方向。”[43]价值理想与具体制度存在有互动的关系,如何转换到公共领域里面并被决策层面所重视并引起制度性变革,这是我们整个知识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共同盲点,任何个人都难以越雷池一步,也就让任何的个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变得难以回答。因此正来只能回答:问题意识首先自然是个人的,其次便是知识层面的了。
但是正来恐怕确实不能完全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制度演进的路途对于我们来说,确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且制度演进还是多方面合力博弈的结果,不敢指望一朝一夕。但你还不能说正来的求索就不是求索,在我看来反而是真正极具重量和分量的求索,这同时还体现在正来的学术担当。在为“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所做的题为《学术担当:世界与中国》的闭幕辞中,在谈到中国法学的研究是否能够担当起在开始追究思想根据的同时为中国提供一种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性图景的使命时,正来说:“我之所以认为这项担当是世界性的,乃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结构的‘支配’和思考何谓‘好生活’的时候,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韦伯、卡尔·斯密特和斯特劳斯等论者在面对自由主义的威斯特法利亚式的国际支配结构的时候,所提出的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德国人?德国是什么?什么是自然正当的生活?亨廷顿在晚近提出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也具有同样的意涵。尽管其问题背景不尽相同。”在正来那里,另一个担当则是“中国性”的:“从中国的新传统来看,我们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主要面对的是这样两大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如何认识、解释或解决这三个结构的问题——一是在转型进程中依旧没有打破的城乡二元结构;二是在改革开放并进入市场经济以后逐渐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三是世界结构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亦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问题。第二项任务也是更为根本的任务……我们在转型的同时究竟选择一种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的过程。”[44]
至于如何兑现上述两个担当,正来给出的方案是学术批判。学术批判的根据呢?正来受聘吉林大学教授所做的就职演讲《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中讲得极其明确:“我们当今所拥有的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是对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他们赖以存在和扩展的正当性的认识,因此知识所构成的那种构成性限度不仅为我们对此前的任何知识进行批判提供了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试图更深刻且更适当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现象,那么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构成性限度还为我们对此前的任何知识进行批判提供了必要性。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回到经典并对它进行批判,而且惟有在批判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乃至我们的生活世界与其他各种世界的关系。”[45]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并不讳言地说,正来的学术担当在世界性的方面基本优于中国性的方面。尽管正来以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国际社会或他者视作一个外部性因素,我们也无法仅根据自己来看待我们自己了……我们必须要参照其他国家对‘中国’或‘我们’的定义来重新定义‘中国’或‘我们’——这是一种商谈的结果,而且原先封闭性的排他性的主权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也被超越了……”[46]是正确的,以为“当你没有关于你自己的好的生活的理想图景的时候,在你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修改关于未来生活的规则的。这也是中国知识界自西学东渐以来最大的悲惨。我们中国可以在各个方面都给人类做出很大的贡献:最多人口、最长时间的专制、各种奇怪的问题,但是惟独不贡献的是关于未来生活的方向,我们提不出我们自己的理想图景来,也提不出人类未来的理想图景。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自己思想的根据是什么’这个问题”[47]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充分意识到正来的“关系性视角”审视和调整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显然还是不能忽略了具体法制的问题。尽管正来对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世界结构与中国的关系等等在理论上也都关照到了,而涉及我们的具体制度和法制,正来就常常显得语焉不详。比如贺卫方先生所强调的“如果说在近代早期是自然法成为整合不同规范的主导力量的话,那么,在现代整合法律规范的力量则是不同类型的违宪审查机制。当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机构的行为涉嫌违宪时,违宪审查机构便通过宪法解释的权力对立法和行政行为作出审查,从而维护法律体系在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不消说,今天我们的法治在这方面还没有迈开关键的步伐,在违宪审查机制付诸阙如的情况下,怎样尽力减少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乃是具体派法学的重要使命。”[48]如果说真的就像正来所鼓励法理学博士生“拿出理论上的勇气并经由对中国在这个特定时空中的问题进行真切的分析和研究”[49]的话,卫方先生所反复强调并亲身参与的诸多法律实践的无比艰难,就绝非是可以轻易绕过的“特定时空”中的真切问题。
也许这有点强人所难。我们当然也清楚正来仍然寄希望于“关系性视角”的审视和调整,只不过,让人遗憾地发觉:正来在做法学和法制的“关系性视角”转换和反思的时候,对其结构性的认识和批判显然略逊于对中国学术的结构性认识和批判的深度和力度。实际上,学术结构性存在也好法律结构性存在也罢,二者之间存在有高度的同质性。
我们当然也清楚,正来的学术担当特别出色和精彩处恰在于“世界性”的担当。最为典型的当数正来的刚刚由《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发出的最新论文《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特别醒目的是:该篇论文把贝克等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引入,从而再次把知识开放了出来。除了一如既往的出于中国立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和批判外,中国的“理想图景”和“主体性中国”更是被置换在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共时性视角”的背景之中。“‘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不只是对此前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延续或展开,而是建构出了两个不尽相同的世界:第一现代世界与第二现代世界。”(所谓第一现代世界,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工业-民主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扩展过程;所谓第二现代世界,则主要是指乌尔里希·贝克等论者所说的“风险社会”。)[50]一如正来以前曾经反复强调过的那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几乎是同时间进入我们这块大陆的,所谓第一现代世界和第二现代世界的问题当然也是同时间进入的。让人尴尬的是,我们的工业社会还没能建成,甚至城乡二元结构根本就没有可能打破的情形下,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根本不得解决的情形下,风险社会却早早地已嵌入到我们的日常中了。这还确实是个让人不能不打点起十二分精神认真对付的“共时性问题”。由于特定时空序列的限定,正来必然采取了“经由一种‘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去重新定义中国,并据此去探究社会秩序的性质和正当性或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可以说,该篇论文甚至是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一大超越,尤其是“共时性视角”的引入确实是个重大突破。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曾经有的种种强力追问的基础上,正来又加入了“双重强制”的追问,也即:“与‘世界结构’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上述双重性紧密相关的是,这种‘世界结构’实际上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被我称之为的‘双重强制’,因为它在自然时间向度上为中国的发展引入了两个外部的‘未来’。一方面,这种‘世界结构’经由经验制度及其地方性知识层面的全球性示范而对中国形成了强制——这是一种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强制,因为它在中国的自然时间向度上强设了一个‘现实的未来’(亦即第一现代世界);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结构’经由建构‘风险社会’或‘生态社会’而对中国形成了强制——这是一种我所谓的经由话语建构而形成的强制,因为它在中国的自然时间向度上强设了一个‘虚拟的未来’或‘假想的不确定性风险’(亦即第二现代世界)。”[51]在这篇论文里,正来的“世界性”担当的立场尤其得以空前的彰显,
正来孜孜以求的是“主体性中国”能够参与世界种种游戏规则的制订,还不仅仅是获取在世界结构中的对话资格,更重要的是必须取得平等“商谈”的结果。所以“理想图景”必得在“共时性视角”中得到相应的话语建构,那么,正来曾说过的“话语转换”的视角就将发挥出重大作用,“也就是‘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到‘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再到‘话语争夺’(discursive struggle)的转换问题。众所周知,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根据视角而来的,而视角则在基本的意义上是受话语支配的。”[52]截至目前,正来显然正在进入全面话语建构阶段。而当我们来日能真的以“主体性中国”的面目出现,不再是关起门来彼此为了利益功名而争夺话语权并由此硝烟四起,而是在世界格局中我们能够真正挺起腰杆以“中国人的名义”在“世界游戏”中取得平等话语权而不懈努力。到了那时,“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也即将宣告建构成功,所谓“商谈的结果”也才是可预期的。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的是制度落实的支持为重大支撑,而绝不可以是我们惯常所见的在制度层面上的屡屡落空。首当其冲的仍然是学术制度以及重建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正来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当下中国学术界有目共睹乃至有口皆碑。尽管在制度层面上的努力实乃牵一发而动全身,无比艰难也无比复杂,然而,而今无论往制度层面上哪个方向努力,恐怕都已无法绕过正来已经建构出的“中国在这种‘世界结构’中不能只根据一己的视角审视所谓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自己所处于的‘发展中世界’、提供‘现实未来’的第一现代世界与提供‘虚拟未来’的第二现代世界,在当下的中国已然聚合成了一个世界”[53]的总前提。而制度设计显然还需要经过充分的辩论和论辩,就像正来反反复复强调的“孙志刚案”的人权与安全问题和“一代人和多代人的正义观”的生存与环保问题,当然也包括贺卫方先生反复强调的“违宪审查”的以权代法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制度理性来实现。毋庸讳言,致力于制度理性的建构,正来的把知识开放出来的论辩和批判以及邀请批判,无疑是当下我们努力的最有效而且也是最可靠的方式。
万事开头难,也许难就难在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正来试图建立的便是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建构全新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他往日建构市民社会理论或者倡导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批判还是建构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尽管截至目前,在笔者看来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的结构性研究和批判和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建构两组可能最有效。尽管“旧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也尽管可能会继续出现反反复复的回潮,然而,重建我们的逻辑认知系统以及致力于全新情势下的内在的逻辑发展,随着正来包括“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的提出和有效结构性论证,以及有效的话语建构,“主体性中国”的面目必将越来越清晰了起来。

(未完见“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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