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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统与道统反思:解构体制化学术——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二(上)

学统与道统反思:解构体制化学术——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二(上)

学统与道统反思:解构体制化学术(上)
——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二兼与魏敦友、刘军宁二君商榷
吴励生

摘要:本文围绕《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一书所开放出来的问题进行相关追问。“关系性视角”的转换和调整,使邓正来对知识、知识制度及知识生产机器等结构性存在的洞察与批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以及“共时性视角”的跟进审视和论证,也使邓氏的中国法律哲学的当下建构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高度,本文在由衷赞赏的同时也指出,邓氏在对学术结构性与法律结构性两个本具同质性存在的解构和批判上后者比之前者略逊。本文认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也要落实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而这首先要求制度理性的保证,即邓氏屡有提及的“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及身体力行的学术制度与学术传统的重建。同时本文也对魏敦友在解读和批判邓正来过程中提出的“重建道统”的主张与刘军宁借助本土思想资源建构自由主义而提出的“天道自由主义”观提出质疑并展开论辩。

关键词:关系性视角 结构性存在 道统 学术传统 理想图景

一、 价值讨论与理想图景

写这篇论文,完全是提前进入的一种状态:对正来的研究和批判肯定是项长期的工程,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对正来的仔细阅读和深入理解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这项工作是根本难以胜任的。也许其中有个根本而迫切的原因使笔者欲罢不能,即正来的种种理论建构尤其是“关系性”视角的调整和提出的研究以及批判,在笔者所反复关注和期待的诸多对正来的研究和批评当中基本阙如,这确实是让人难以轻易释怀的。此其一。其二,在正来提出全球化结构中的中国建构以及视角调整的过程当中,价值讨论一维的严肃引入却也不曾引起众多学人特别深入的关注,显然也一样是让人感到遗憾的。
如所周知,2005年以来,暂且不算蒋庆先生一手操持的“读经运动”以及包括所谓“甲申宣言”在内的种种“文化事件”,光是官方与民间的此起彼伏的或盛大或蓬勃的祭孔、尊孔活动,就足以说明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对“善”和“公义”的追求。从上位者来说,极力寻找的似乎是道统,下位者呢,极力呼唤的显然是诚信。尤其是后者,还曾经在全国高考的作文试题中出现而产生了相当大范围的反响。以致人们不得不追问:礼仪之邦为何缺乏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种种似乎跟当年的“宋明理学家之所以重视道德意识”有些相似之处,“主要即因他那个社会背景、时代背景就是唐末五代的那个‘无廉耻’。人到了无廉耻的地步,人的尊严亦复丧尽,这就成了个严重问题。亦即文化生命没有了,即影响你的自然生命。”(牟宗三语)[1]说到底,也即正来先生早已指出的中国人究竟应该生活在一种怎样的社会秩序当中的问题,也即我们如何可以活得有“尊严”有“德性”,也即正来反反复复强调的我们的“理想图景”的问题。从上述情形看,似乎要解决的也便是这个“理想图景”的问题,只不过“理想图景”有所不同或者干脆相反罢了。
遗憾的是,如所周知,这个理想图景仍然是“兴灭国,继绝世”的王道政治。一如牟宗三所谓“正德、利用、厚生即是王道。利用、厚生是人民生活的幸福,而讲幸福不能离开德,不能一往是功利主义、唯物主义。”“正德求诸己,利用、厚生归诸人,而亦必教之以德性的觉醒。”[2]其主要依据仍然是“内圣外王”,尽管在牟宗三那里“王道”开出了“事功”,分清了“政道”与“治道”,但是,仍然还是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说得对:“当初倡导和今天继续研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没有外部发达的保险、证券、借贷这些金融品种,他们再大声呼吁打倒‘孔家店’,寻求国人个性,保障国人权利,结果也是难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孔家店’维系的那些隐形的金融合约,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规避未来的风险呢?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3]可谓一针见血,而且直指到了我们制度和文化的要害与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实际上我们要么就拥抱西方的规则,要么就退回来重新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正式的对话,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什么人,什么样的生活被我们认为是一种善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被我们认为是一种可欲的生活,关于这方面的理想图景我们是没有的”[4]的正来说法,笔者一直既喜且疑,疑的是:我们的理想图景也不是说从来没有,实际上,在我们的“天道观知识范式”中,其“理想图景”是或“托古改制”以及“天理”(儒家)或先天地生的“道”(道家)的“道法自然”,而且他们在当时当地对现世实存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伦理秩序等等均构成了强而有力的批判;至于新文化运动之后,或者干脆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理想图景的乌托邦性质则更是妇孺皆知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清楚正来的“理想图景”不再想以“本体论”的面目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且从正来的从休谟到哈耶克的多年费尽心力的研究和批判的知识经历来看,其对人类的“理性不及”有着相当深切的理解和洞见。喜的是:也许也只有从邓正来始,根本不屑于拿外国人的话语去互相“打架”或者拿我们古人的话语去跟外国人“打架”,也许还是陈志武先生说得对:“中国文化对真理的热情不如西方人。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5]也就是说,我们确实需要重建逻辑传统。遗憾的是,一个百年过去了,这个逻辑传统始终没能重新建构起来,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在那两千年的中世纪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难报君王”的只关心道德性情的学术传统里面,逻辑是不需要的,也如牟宗三所云:“逻辑数学科学与近代意义的国家政治法律皆是理性之架构表现之成果,这都是些建筑物。中国文化缺了架构表现,当然是空荡荡的一无所有了……论境界,作用表现高于架构表现。但若缺了架构表现,则不能有建筑物。是以中国文化一方面有很高的境界、智慧与气象,而一方面又是空荡荡的,令近人列举的头脑发生太惨的感觉。”[6]我们历来是有着很高的境界就足够以自豪的,哪管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也如所周知,“中体西用”之后我们的“建筑物”也开始慢慢“充实”了起来,很不幸又导致产生了一个更为严重而可怕的学术现实,这也便是正来反复强调指出的:“在中国,我们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知识生产学科,但是我们唯独没有对知识本身进行研究的学科,即知识社会学。”“从中国遭遇世界以来,我们的思想就起来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其他各种理论,甚至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我们都在思想中国往哪里去,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却不思想:即我们对我们根据什么去思想的问题不思想!”[7]
有鉴于此,虽然看上去我们也有了表面上的“建筑物”,却又完全是“空心”的,从根本上说,便是缺乏我们自身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和根据。于是,在我看来,邓正来先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并发起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运动到多年的学术“闭关”,直至2003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直至知识生产机器的方方面面,层层剥笋,鞭辟入里,其旷日持久的批判和解构,深度和广度不说惊天地泣鬼神,起码也让人叹为观止。而其新近出版的《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一书,也许只有我们认真细致地“又思又考”地研读了,才会真正可以明白正来的一系列强力追问的根据和理据,也才可能真正深入地体会到正来提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中的(关系性)视角转换调整以及重新定义中国等等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以为:甚至干脆涉及到了重建我们的逻辑认知系统和内在逻辑发展的关键。

二、关系性视角:“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契合拆解

众所周知,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国学传统渐渐分崩离析。尽管晚清民国时期的学术还不能说真的毫无建树——所谓“本世纪无大师”——也尽管,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等所谓浙东、浙西学派所张扬的仍然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三合一集大成的身体力行者,以及先朝遗民的威武不能屈的气节真的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所极力张扬的那种“经世致用”仍然是怎么也摆脱不掉的所谓“为万世开天平”的怪圈;到了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直至胡适之,毕竟受到欧风美雨冲击,用钱穆的说法乃务专家而无通人(所谓“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一通人”!),也尽管而今的文史哲分家带来的贫血随处可见:我们只要想想上个世纪中期的所谓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的东西均在封杀之列,就能想见而今的严重的学术(包括文与学)后果了。问题显然并不在于文史哲分家或者不分家,而在于我们实在是太缺大师诞生的土壤罢了。所谓百家争鸣,远的有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近的有刚刚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的五四时期,而且未免都过于短暂,还没来得及形成真正的逻辑传统就很快结束了。也许我们后来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机会,如所周知,短暂的西南联大时期也一样造就出了不少的学术人才。然而,也如所周知,时至今日我们尚未把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学术传统重新建立起来。
其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以及学者本身的诸多原因,是明摆在那儿的。问题在于可能我们缺乏对这种种原因进行彻底追究和批判的勇气和能力。当然,确切地说,新世纪前后,不止是邓正来,比如杨玉圣、陈平原、贺卫方、徐友渔、许纪霖等诸位学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学术批判与学术规范化运动当中。邓正来之所以深入得更彻底更全面,在笔者看来还不仅仅是因为被大家公认为“始作俑者”[8],而更重要的是对我国当下学术的结构性问题的全方位洞察和力度空前的解构与批判。我们清楚,如何解构首先还在于如何认清种种结构性问题的症结,而且还不仅仅是如何认清的问题,还有个如何清算的问题,而且还不仅仅是个如何清算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如何改变的问题。也恰是最后者,正来的贡献确实少有人可比。
在我看来,关键可能在于如何重建我们的逻辑认知系统?就像正来喜欢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说法:“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9]尽管逻辑与历史并不必然同一,但逻辑的建构与历史的实践确实有着非常深刻的缠绕和不平衡。比如,光是1980年代为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以及呼吁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同时,除了如正来曾经指出的被遮蔽了的学术自主性问题之外,有时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以后,“旧的问题”不但没有真的“就会消失”,而且旧的问题依旧新旧问题加在一起还更加严重。比如,恢复所谓学科建制更多时候形成的实则是“码头”,拉帮结派从来是我们所谓的学者文人们的拿手戏:学术话语是要的,但那是装门面用的,更重要的是码头话语——不仅可以呼风唤雨,而且可以占尽资源,甚至可以党同伐异。至于说士大夫气节如何如何,士人们都有过的独立性现代知识分子难道不该有么等等,这恐怕还要分清士人们是死谏皇上须恪守圣人之道呢还仅仅是为自己博得某个好名声,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海瑞那样?设若如此,这种“气节”不要也罢。否则,我们“旧的问题”就一点也没有消失。让人遗憾的是,五四先贤们用矫枉过正的办法,比如钱玄同的“取消汉字”以清算古代汉语思维等等,居然也无能奏效,而今我们看到:古代汉语思维的种种痼疾不但没有消除,现代汉语思维的种种弊端随之大肆出现并积重难返。前者之“中庸”品格与后者的“造反”精神此消彼长,遥相呼应,蔚为大观。或者就像陈平原先生对《新青年》所做的综合研究中指出的,“不曾‘为艺术而艺术’,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以致常有胡适‘提倡有心,创造无力’那样的感叹,这确实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基本特色。”[10]当然不是说要否认五四先贤们的功绩,而是说这场伟大运动的使命并没有完成,他们所正面颠覆和批判的腐朽话语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在各个领域改头换面地死灰复燃,而其毫无商量余地的决绝也从根本上杜绝了学界做起码的讨论与知识辩难的可能。因此,正来在《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视角’。”[11]窃以为这个“关系性视角”殊关重要,尤其是视角关系中的种种剖面切换成的种种“问题化”、“理论化”处理,确实关涉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发生的方方面面。
正来先生在这里做出的理论超越性是关键性的,其为问题丛的彻底洞开找到了缺口,那就是:共谋——“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2]尽管这个“被动者”转为“主动者”的说法,并非就是正来的发明(而是对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进行探究的结果),但是,基于知识结构以及知识存在状况的认识,无疑是极其准确并颇具穿透力的。问题在于,为何“被动者”愿意转换为“主动者”呢?我想仍得加以细究:首先恐怕是知识无用,或者“知识”仅仅是用来获取利益的敲门砖罢了,否则就难以理解在意识形态话语逐渐淡出了之后,搬用、挪用、拿来就用“知识”者为何仍然乐此不疲?“复制”与“消费”是被鼓励的,你复制得越多消费得越好,你可能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比如晋升晋级,之后便可占山为王,吹拉弹唱吃香的喝辣的应有尽有。你如果较真,可能是反而什么也得不到。说到这里,很显然我们本土旷日持久的“旧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只能说是再一次证明了五四先贤们的努力是基本失败了的。这个正来所强调指出的国内向度方面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把古代的“圣贤书”改为所谓现代的“社会科学”罢了。而“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3]这是指的国际向度问题,似乎显得更复杂一些:这还不好说完全是晚清遗留的“中体西用”还是民国以来的“拿来主义”的后果,尽管这些后果都极其严重;更要命的还是陈志武教授一语道破的我们实在太缺乏实证的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跟社会现实脱节得太厉害了”!除了当下的以贺卫方、秦晖等为代表的极少数的学者愿意单独面对我们的社会现实做具体实证研究,大面积的照搬挪用当然省事,既然是全盘照搬挪用,自然也就把人家问题背后的“语境”和“路径”照单全收了,又怎么可能会有我们自身的“语境”和“路径”?更根本的原因也许是,“复制”或者“消费”人家的东西没有风险,而且还有荣华富贵,何乐不为?于是,一个“知识规划”的时代就不能不应运而生并产生大规模效应地轰轰烈烈起来,尤其是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领域都早已习惯了“国家主义”道路的情形下。
于是,学术腐败浮出了水面,并且愈演愈烈。到了2006年学术腐败甚至达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在网上还一度被称之为“反学术腐败年”。这里暂且不论正来是如何最早参与并发起抵制学术腐败运动的,光是对学术本身的“运作逻辑”的具体揭示,便比那些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众声喧哗者要清醒多少倍,而且鞭辟入里,对症下药,其重大贡献可能还要学界多少年后才会重新认识。悲哉,我们的生存结构本身是天生地排斥思想与学术的,派生于官僚结构的运作逻辑的学术机构或单位(暂且不论“院系调整”以及“产业化”之类的具体性)就不能不更彻底地陷入自身的机械循环,从而无可避免地进入了生产和再生产大量的泡沫和垃圾,这台庞大无比的知识生产机器无可抑制的自我复制基本没有其他用途,就是拿来“量化考核”以及评职称用的。因此,正来就不能不目光严峻地“盯视”着我们的“知识规划时代”,“即我们在科学建构研究对象以外还必须对那些无处不透露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需求的‘学术’制度或我所谓的‘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追究和批判。”“这种‘知识规划’与福柯所言的那种西方式的知识或科学‘制度化’不尽相同,因为前者直接出于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比如考试制度、学生招生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重点学科设定安排、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评价体系等)……”[14]从而,知识和生产、知识生产和生产机器、知识和知识制度的本土知识结构之间方方面面的关系,得以全面呈现。记得两三年前笔者在网上(比如《博客中国》《世纪中国》《燕南》等网站)读到的正来文章,基本便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和靶心,火力相当集中,似乎有些威猛,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是时正来刚刚就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也即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不久,很多又思又考经常在体制内外左右开弓,对知识制度本身进行层层剖析与解构,与此同时又进入了如何培养研究生如何建构研究对象甚至如何读书如何以学术为本等等的全方位建构。若论前者,还有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华教授事件和贺卫方教授发出罢招硕士研究生事件等,共同对僵化的知识制度和教育体制进行强力的颠覆和挑战,可惜的是,大学并不就是贺卫方先生等所爱引用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拉比回敬艾森·豪威尔的那句名言“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也不是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恰恰相反,我们的大学一直“不是教授”,眼下就是“大楼之谓也”,一如杨玉圣先生流传颇广的一句话说就是:大学越来越像养鸡场,越来越像衙门,越来越像公司,就是越来越不像大学本身。笔者甚至曾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教育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的桥头堡”。[15]然而,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无论是声音还是行动只有也只能是消极的。若论后者,正来就显得细致深入得多,对知识之于制度、机器、生产等各种“关系”的考察和追问也系统得多,比如对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系列反思,从知识的不团结、论资排辈的“山头主义”、学术的不讨论也无法讨论以及学生的思想品德考核和应试制度的“满堂灌”、考研变高考的制度性追问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妨碍学术自由的“制度”均构成了学术发展的重大障碍)。又比如对“朱苏力招博事件”的系列反思,则更是要让诸多的学人自叹不如,倒不是这些学人们的不意识——比如对“究竟是什么力量迫使我们在决不能采取‘差额制’的情形下执意要启动‘差额制’?”其实谁不是心知肚明呢?不就是为了招上自己人吗?只不过大家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罢了。在这里正来就显得有点天真,却又不无可爱,因为要戳穿“皇帝的新装”有时靠得就是这份(未受污染的)天真。越来越尖锐的如所周知是在“之二”“之三”的拷问,诸如“往日里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孙志刚案”、“刘涌案”、“黄碟案”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情形)进行“发言”和撰文讨论的学术界人士去了哪里?为什么在直面学术界自身问题的场合,我们想听却听不到了学术界人士在其他情形中那样以其真实身份而发表的那些令人颇受启发的理性分析或理性批判?”[16]和“因为所谓‘失语共谋者’正是安稳地栖身在这张由中国本土的‘人情世故’、‘利益分配’或‘权力关系’等因素编织而成的‘消声之幕’背后的,又因为在这张‘消声之幕’的支配下,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也只能无奈地把那种‘玩弄’或‘运作’制度的实践或‘非正式规则’继续移交给后人。”[17]之后又看到正来发布的关于拟招收该事件的事主甘德怀同学为他刚刚供职不久的吉林大学法学院他本人的博士研究生的消息,网上就有人议论他这是“趟浑水”“插一竿子”等等——如果不了解正来的为人更不了解他的学术践履以及学术运作逻辑,包括笔者在内,当时都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与误读。
实话说,笔者也是在完整细读了《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一书之后,对正来的结构性洞察以及对我们当下学术的结构性存在的全方位穿透,才有着较为全面而深切的认识。尽管此前我们早已知道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和反思,始终就是正来的一个颇具开放性的题域,甚至说其是以此为出发而又以此为归宿似乎也不为过,然而你如果并没有完全明白正来的“关系性视角”的提出和调整的重要性的话,还确实很难能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其实道理也不是特别复杂: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意识到我们的生存以及社会秩序乃至语言、知识制度本身全然是种种结构性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学术界为何“作者”死了和“读者”死了,为何他们也喜欢“提问题”却又常常并非真正的“理论问题”,也即“这里的‘作者’充其量只是‘留声机’,他们认真且严肃地讲述着或描述着的根本‘没有他们’的各种问题,甚至是‘理论问题’;而这里的‘读者’充其量只是‘复印机’,他们认真且严格复制着根本‘没有他们’的各种观点或理论,进而认真且严格地复制或放大这根本‘没有他们’的各种问题,甚至是理论问题。我把前者称之为‘作者死了’的现象,而把后者称之为‘读者死了’的现象。”[18]我们知道,因为知识不独立,我们的知识状况很长时间不可能是我们单个的学者单独面对社会进行研究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对古今中外的知识系统进行研究和批判的结果,更不可能是自觉而自然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对每个单个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互相监测和批判并共同推动学术繁荣的结果。这就非常自然地:学生不读书教师不教书。因为真理是现成的固定在那里的,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允许讨论的,所以根本也就没有探索的必要。学也好教也罢,从源头上就缺乏了追求知识的内发动力,又遑论能“教学相长”呢?因此,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新教师,正来又特别地感到了忧虑——于是,在正来那里,“教师节”也就成为了一个反思的时刻[19]。
准确说,2003年以来,正来对知识与知识制度以及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跃上了一个全新的界面。其中显然跟“关系性视角”的提出有关,当然也可能跟他的身份变换有关,尽管后者在我看来变化并不大——《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一书也可为证。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哪个侧面看其反思与批判的脚步从未停止,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可谓步步为营,比如:如果说,正来在1990年代先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刊物,或许是受的布迪厄启发?——“布迪厄指出,社会科学要增强或确保这种独立性或自主性,就必须以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为前提。也正是为此,布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研究探索》杂志并协助创办了《图书品鉴:欧洲书评杂志》这两份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20]那么新世纪以来,基于对“我们把一种原本旨在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刊物变成了一本本没有学术‘问题意识’、没有学术‘前沿意识’的‘杂志’,而在这样的‘杂志’里,各种论文真正变成了彼此不相干的自说自话的文字”的结构性认识,重新发起的解构与突围的目标就显得更加明确而具体——在这里,我们看到,其解构的进程一下子进入了攻坚阶段,其突围的炮火也就更加集中而猛烈:“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今天,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亦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便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所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会确定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有可能型构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21]至于2005年正来发布《中国书评》复刊的消息,并指出:“以‘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为宗旨并以知识批判和制度批判为基本手段的《中国书评》的编辑与出版,在学术批判机制尚未形成的中国学术界,无疑会具有重大的意义。”[22]则更是正来十多年一以贯之身体力行并推动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进入纵深阶段的具体明证,暂且不论其个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精彩学术批判的话。又比如:在进入体制之前,他就在自己家中组织有“六郎庄读书小组”,进入吉林大学法学院之后,他即马上成了“小南湖读书小组”,如前所述,是基于“在这样的课程中,就学生而言,阅读经典文本并展开讨论,乃是鼓励他们以书本为师,‘追比圣贤’;以周围的同学为师,达成我所谓‘知识上的团结’;并且养成独立反思批判能力,在讨论中养成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习惯。就老师而言,在这样的课程中,老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灌输’者,因为他本人也只是交流和讨论中的一员……”[23]用新的结构性知识追求,替换旧有的“不读书、不团结、不讨论”以及“论资排辈”或者“逮谁批谁”[24]等等知识结构性存在。这里暂且不论过去“六郎庄读书小组”中涌现出的而今活跃在各个学科前沿的学术人才,就是刚成立不久的“小南湖读书小组”也已是人才济济,其中突出如刘小平者前不久还刚刚获得美国的“百人会”英才奖——其也许跟正来的具体努力未必有关,但肯定跟正来的远见卓识不无关系,也跟他来到吉林大学法学院所营造的读书氛围不无关系。据魏敦友先生说:“期间闻正来教授之说,及至格纳拉达问当今圣哲哈贝马斯氏,为何不安排中国人发言?哈氏愕然,中国人有此需要吗?正来教授勃然大怒,十三亿中国人就这样被轻轻抹掉了,这是一个什么世界?!还谈什么全球化?!不是一派胡言吗?我闻此言也升怒意,但内心则深恸,而更令吾心痛者,则不是哈氏的言论乖谬,因为毕竟,‘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25]确实,除了自尊自强似乎别无他法。于是,这也就自然进一步成了正来的论辩目标和对象,更是成了长期学术安排与自身的重大学术任务了,比如他在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上的致辞中,除了“关系性视角”问题和“话语建构”问题,第三个问题着重谈的就是“团队”与“论坛”建构:“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去认识和看待全球化的问题,而且还需要建构一个具有全球性质的‘团队’或‘论坛’,并且希望从这个‘团队’或‘论坛’中真正地走出能够引领世界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未来走向的人材……并且预祝能够从你们的这个论坛当中走出在世界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大会做基调演讲的学者。”[26]其雄心和气魄,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与此同时,其直指了我们重建学术传统本身的关键。假如我们真的想重建学术传统的话,在我看来,舍此几无他途。
所有种种,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来均是通过“关系性视角”的繁复审视才得以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反思和批判并同时得以建构的。用他的说法叫做为了打破“整体性的‘社会’概念”,笔者以为即是打破“结构性”的存在,以解构并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同时打破学术“消费主义”和“拿来主义”的“移植”品格,并进一步打破“对由各种考试制度、学生招生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项目安排制度、出版制度、学术评价体系等构成的这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器……”[27] 然后才最终真正凸显出学术场域自身的内在运作逻辑的。正来把此等等视之为学者个人在当下的重要使命,还不仅是其反思与批判的深入和全面实在难有出其右者,更为关键的是,在当下中国真正能担当得起来这些使命的又能有几人?也许,最后仍得寄希望于学术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革,因为既然是一种坚韧无比的结构性存在,当然必须从根本上产生结构性变革,否则,我们的学术发展和进步仍然缺乏根本上的制度性保证。尽管正来而今取得了连当年陈寅恪都难以得到允准的“北上”条件(张永和语)[28],但我们当然清楚,真正的学术发展和变革是能够有效地推动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真正的学术繁荣必是学派林立、诸子互动,百家争鸣,互为批判和砥砺,然后还要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主体性中国”的学术目标才是真正可以预期的。
也就是说,如何让诸多个人的批判在我们尚未发育出来的公共领域里发挥出重大作用,然后推动学术与学术制度本身的重大变革,仍然是包括正来先生在内具有独立品格的学者们的共同使命。客观地说,很难很难,难到我们大家常常不敢抱太大指望的程度。因此,我们大家似乎随时还得准备着孤独。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来的“一人一水一世界”的个人境界[29]也是值得欣赏的,只是让人不免感到奇怪:儒家讲仁,也即各正性命、天地气象也,正来并非儒学后人,在笔者跟正来的有限接触中却也常常能让人体会到了这种圣人仁者情怀。这一点也许很重要:无论我们批判的抑或检测的乃至接受的发展的是何种知识,再怎么样我们都得重新学会做中国人,我们必得寻找的仍然是“主体性中国”,就像正来后来所全力倡导并努力致力于实现的那样。
当然,正来所反复强调的学者个人的独立品格更是极其重要的,否则“就算有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也可能与经济场域共谋,与日常生活场域共谋,与其他任何场域共谋,而这些都会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掉独立性。”这样,从“被动者”转为“主动者”常常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在前不久的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中,正来以为批判是学者介入现实的一种最好的姿态,“国家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来养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这么高的待遇和条件,为的是什么?不是让知识分子来说国家好话的,而是为了让知识分子更好地以学术的方式批评国家或政府,我认为,这正是国家和政府本应具有的大智慧之所在。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30]尽管这是个硬道理,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是否行得通却是件历来大可存疑的事情。也许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正来适时地采用了自己的“化学的思维方式”试图替代原有的“炼金术的思维方式”(尽管旧的问题并没有消失,甚至可能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以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顽强出现)。否则,竭力主张知识分子个人独立品格以及展开激烈批判的应该说不乏其人,关键恐怕还是在于既不能真正地进入结构性有效分析,更不能也无法采取有效的建构以形成新的结构性取代,就不免常常望洋兴叹了。

(未完见“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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