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的梦想(7)

09-06-04

Permalink 23:42:42, 分类: 一个中国人的梦想

一个中国人的梦想(7)

第6章 重大事件



1989年元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武汉,并特意登上了汉阳龟山之巅的,高耸入云的电视台。值得说明的是,在我尚未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江城轶事》中,这个能够观览江城全景的电视台塔顶平台,是作为小说主人翁最重要思想与情绪宣泄的地方。我在这里如此地注明,不是想随意地猜测一个政治家的活动,而是在扪心自问武汉如何成了中国某些政治活动最突出的地方。

1989年3月,北京的主流报刊仿佛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则消息,胡耀邦与赵紫阳这两位在新时期初期强力地推进改革,并将在中国现代史占有重要地位的领袖人物,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亲密地相聚,同时相互作了重要的交谈。在胡耀邦逝世后,我还从某些传媒上得知,也是这段时间中,胡耀邦在接见原团中央的一位老部属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一个人不让他干高尚的东西,必然会去干低级趣味的!”我无法揣测,胡耀邦说这番话的沉重心情。

1989年3月底,我终于把《江城轶事》重新修改完毕,并将其移名为《这一切不是幻觉》。我之所以如此醒目地使用这段诗句,或在小说中反复地引用这首诗,其本意依然还在于企图善意地同某些不理解我的人士进行沟通,和解。这次,我依然把小说文稿寄给了《长江》文学丛刊,同时在其中附了一封简信。信中,我第一次主动而婉转地讲述了1988年9月曾经发生的事件。我不得不这样去做。心情是极为沉痛的。因为,我知道,我不管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在一个传统心理十分严重的国度里,那都是对所有公开或暗中帮助我的人一次极大的伤害。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得主动,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歉意。是的,我就是这样去做的。

这以后,北京的报刊登出了胡耀邦突然患病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我蓦地感到某些好奇与担忧。因为,在中国,传媒公开地报道一个领导人的患病好像很少,于是我本能地有了一种不妙的感觉。尽管如此,我还是带着《这一切不幻觉》的副本,前往了湖北省洪湖市一个文友的家中。而且,非常遗憾,我把《这一切不是幻觉》的唯一副本暂时留给了这个文友。的确,后来事件太具有爆炸性质,我根本无法预料了。

我从洪湖归来,很快到了4月15日。1989年4月15日,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绝对是一个悲哀的日子。这天,江城武汉的天气十分沉闷,似乎连空气都流露着不祥的征兆。当时,我依然独居在南望山下那幢红色的二层楼房内,傍晚时分隔壁家中的电视传出一阵阵哀乐声,一时间弥漫在整个楼内。不知怎地,这哀乐声令人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揪心的感觉强烈地冲击着我。一时,我不由地竖着耳朵,屏气聆听着隔壁家中的电视声音。果然,电视接着传出令人震惊而悲伤的消息:全国人民敬爱的胡耀邦同志不幸地与世长辞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顿时眼泪禁不住地流了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伤心而又无奈的日子。要知道,我呕心沥血地创作《觉醒的青年》,或我遭遇警察的无理纠缠与伤害而暂时搁置,以免落入某些人更阴险的圈套,或我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伤痛,努力静心地重新修改《江城轶事》,绝对不是期待着未来出现这么一个悲哀的日子。是的,在我的心中,一直就存在着一个梦想。尽管在我的周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甚至至今不知缘由,可我却一直梦想它真相大白;尽管1986年春天那位不知名的中央领导对武汉“六点指示”的背景,甚至至今莫名其妙,可我却似乎本能地心存某种感激。而且,细想起来,其实这些并不重要。不管某些事情发生没有,或者如何发生的,在我的心中,或者,全中国所有青年的心中,都有一个明白无误的念头,或者一个清晰的感觉,那就是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是改革开放的春天中,祖国与人民正需要青年大展宏图,有所作为,尽管前进的道路可能有着坎坷或风雨,可带领着整个社会前进的是进步健康的主流。因而,我,或者我们这些中国青年,都在不懈地努力或奋斗着,迫切地希望为祖国与人民献上一份满意的答案。可现在,代表与象征着这进步主流的胡耀邦同去却磕然长辞,能不使我泪流满面吗?能不使中国青年,或所有善良的中国人感到震惊与悲哀吗?后来,在胡耀邦追悼大会的前夕,我在天安门广场遇到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给我讲了“北大”一篇悼念胡耀邦的文章《断了线的风筝》。的确,那时,我,以及所有的中国青年,一如断了线的风筝,心中都有着无穷的悲伤与巨大的空白。是的,我们谁都无法知道,未来的路将怎样走下去。

几天后,我与表哥相见了,我谈到我当时沉痛的心情,并透露出将去北京一趟。表哥表示理解,说:“你的确应该到北京去一趟!”

假若,我此时有《这一切不是幻觉》的副本,那以后是肯定会在北京呆上一段时间。如果是这样,我就会是中国最重要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甚至,我生命的轨迹也不知会漂向何处。然而,我从武汉匆匆地登临北上的列车时,只有《觉醒的青年》的副本,一切都似乎是命中注定了。就这样,我于4月19日中午时分抵达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随着拥挤的人流从北京车站走出,我几乎无暇旅途的劳累,便开始四处寻找到天安门广场的途径。实际上,我这时候并不知道地铁到天安门广场快速便捷,而北京人又天生似乎对问路表示着警觉与冷淡。所以,尽管我求助于数个北京人,最后却依然登上一辆也可能是经过天安门广场的10路公共汽车。这辆10路公共汽车在北京城绕了好大一个圈,也没有将我送到天安门广场。当我从车窗中看到故宫城墙的时候,便急忙地从这个10路公共汽车中走了出来,而这里尚在故宫后门,距天安门广场还远着哩。可开始,我还寻思着从这里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就在故宫后门向右拐进了一个宁静的街道。日后,我知道这条街道是著名的南长街,它紧挨着中南海,里面大都居住着并非寻常百姓的人家。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这条街道冷清清的,很少见到行人,路旁的建筑古色古香,大门都涂着朱红的颜色;有的建筑前停着小车,附近站着几个军人,而他们对我的出现,大都投来警觉的目光。很明显,我完全是无意中撞进了这条在全国人民心中重要的街道。一时,我茫然地走在这条景象神秘的街道上,蓦地感到前面的路很远,很远,因而最终还是登上了这条街道上的一辆公共汽车。

这次,我是真的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下了车步出南长街,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奔向了天安门广场。当我踏上天安门广场,只觉得一股热流在身体内涌动着,喉咙哽咽了,眼里噙满泪花。我想,我的确是到了天安门广场,却是带着这样悲伤的心情。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远远地就可以看见纪念碑上祭设着胡耀邦同志的巨幅遗像,遗像两侧敬写着“民主斗士”,“时代精英”的字样,横匾是“何处招魂”,这几个字充分说明了胡耀邦同志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以及人民由于他的去世而再难忍受长期压抑的悲愤心情。一时间,我走进广场的人群中,这才发现纪念碑前聚满举着各种旗帜的青年学生,几个大学生站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慷慨激昂地演说着,他们那发自内心的,声泪俱下的言辞,赢得了广场上大多数人的同情与响应。是的,青年学生们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时,不断地呼喊着激烈的口号……在我抵达北京的前一天深夜,大学生在新华门前举行静坐抗议,已与官方发生了严重的对峙而流血,青年学生们称这个事件为“四·一八”血案。所以,这个时候,大学生们的演讲与口号,都带着一定的火药味,他们要求释放被抓的学生,公布事件的真相,严惩致使流血的凶手。目睹着此情此景,我很快被大学生追求真理的激昂精神深深地感染。这种时候,我静静地处在这些充满热血的大学生中间,久久地不愿离去。的确,我是想更多耳闻目染大学生热烈的爱国风采。因为,我知道,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更重要的是,这体现着我们伟大祖国的一种充满生机的未来。

这天,我徘徊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中,直到下午四多钟才开始寻找旅店。可此时,北京的旅店并不容易找到,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住进了远离天安门广场的安定门外的一个旅店。第二天,我又早早地起了床,并搭上一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公共汽车。就在这辆公共汽车上,我遇见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其实,我与这个“北大”学生的相遇十分偶然的。当时,我在公共汽车上向别人寻问什么,这个北大学生在附近竟插上话来,就这样我们交谈起来。而后,这个北大学生把我领到了天安门广场。在路上,他给我讲了那时在北大颇具影响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断了线的风筝》。同时,我俩交换了姓名,我这才知道面前的是北大中文系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名叫陈曦,正在一家体育报社实习,而我也把《觉醒的青年》交给了他传看。在临近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这个“陈曦”叮嘱我不要多讲话,要默默地观察,这样才会安全,才会不惹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我听从了他的话。我与“陈曦”在纪念碑周围的人群中默默地走着,彼此心照不宣地观察了一段时间,分手时,这位北大学生邀请我到北大去,他悄声地对我说:“现在的北大,才是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我仓促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然而,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我无法预料,事态最终朝着那样恶劣的方向发展。如果我有先知,我是会毫不犹豫地首先到北大的。可是,我至今还未到过北大。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其实,按照预定的行程,我在北京也只剩下一天多时间,而我分别去了故宫与长城。我想,到这两个地方,更能看清现代中国沉淀着多少沉重的历史与文化的包袱。

4月22日, 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之前,我就听说追悼大会当天的早上8点钟,天安门广场将要进行戒严与清场。所以,这天我很早就匆忙地赶到天安门广场,并果然看见附近的街道上聚集着很多执行戒严命令的士兵。但是,举着旗帜的大学生依然一队接着一队地涌向着广场,于是我很自然地跟着一队大学生踏过戒严线,进入了即将震憾着中国人民心灵的天安门广场。进入广场,我看见纪念碑周围坐满着来自首都各个高校的大学生,这才知道已经有几十万大学生彻夜守候在天安门广场。以后,某些传媒称这天广场上聚集了超过100万的大学生与其他群众。开始,大学生们平静地打着旗帜,一块块按各个院校整齐地坐在广场上,在每一块学生的周围都有专人用绳圈着,以利于识别。他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政法大学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几段宪法条款。一时,我坐在了正对着人民大会堂东门的一队大学生的后面,心情沉重而激动。一方面,胡耀邦的逝世令人悲伤不已;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事件,而使大学生大胆而公开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明他们的观点,又令人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一个正直的领导人逝世,能使上百万青年学生与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哀悼,这怎能不引起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与传统势力的恐慌呢?又怎能不震憾国民的心灵呢?我这样默默地想着,无意中看见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扯着旗帜正在不远处。也许是天安门广场的人太多,所以这天并没有清场。追悼大会正式开始前,有一个小插曲。 由于大学生们大都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附近的广场上,从而形成了涌挤人民大会堂的人潮,士兵们不得不竖起了三道人墙堵着,我看见两、三个记者模样的人来到了大学生中间,不知道他们是采访,还是干什么,但同学们中间却传出他们是中央派来与大学生谈判的代表,并告知追悼大会后大学生将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耀邦的遗容。上午10点整,人民大会堂内的追悼大会正式开始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顿时都安静下来,他们与人民大会堂外的士兵相对而坐,静静地聆听着追悼大会上传出的每一个声音。当杨尚昆主持追悼会念错一句话时,广场上的大学生发出了一片“嘘”声。

追悼大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内走出的人群中,不时地有人向广场上的大学生们挥手致意。然而,大学生们依然继续在广场上等待,他们等待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耀邦的遗容。显然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传言。当大学生得知胡耀邦的遗体已经从人民大会堂另一个门送往八宝山时,失望促使他们重又开始涌向了人民大会堂。这时候,我已经走到了挤满人群的纪念碑基座上,远远地眺望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向,看到人民大会堂的顶楼有一群人观望着情况。日后,有些传媒报道这是赵紫阳一行人。同时,我还看见三个大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其中一个人双手举着东西,这显然就是大学生们著名的清愿书。看到如此情景,我又走下了纪念碑,走向了人民大会堂的东门,但那里已被一层层大学生围得水泄不通,我根本无法靠近。因而,我只得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道路上慢慢地走过,而无形中又看见北大中文系的横幅醒目地竖在广场的人群中。这个时候,我记起了给一个北大中文系同学的承诺,并立刻觉得应该去北大一趟。一时,我拿定了主意,于是径直离开了天安门广场,随着人流向可以前往北大的车站走去。可是,这次我也没有成行,一路上游行的队伍与围观的人群太多了,隔断了所有的交通。我完全被滞留在路上。而且,非常遗憾的是,我已经预订了第二天返回武汉的车票。假若那时,我是带着《这一切不是幻觉》的副本,是一定会在北京多呆几天的。如果是这样,我就至少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事件的完整目击者。

第二天,我前往北京车站,路过地铁时,遇到了一个大学生在散发传单,传单印着“4·18”血案的经过以及大学生请愿提出的六点要求。在北京车站附近的道路旁,我看见了赵紫阳访问朝鲜的车队驶进车站内。

从北京归来两天。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激起大学生极大反感的文章。我是在汉口南京路的市图书馆看到这篇文章的。而且,这一天,在我的身边,也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那是我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翻阅报刊的时候,忽然间发现阅览室的窗口有一架照相机正对着我拍照。我心中一惊,不动声色地用报刊遮住了脸。过了片刻,一位青年妇女突然在我的对面指着一张报纸大声地议起来,她说的正是那篇以后引起极大争议的“4·26”社论,并且是十分鲜明地在指责文章的主要观点。在阅览室里,她的声音显得很大,已经引起了周围人们的不满。这时候,我没有丝毫的警惕性,没有认为这位青年妇女在这种场合大胆而公开地暴露带有政治倾向的观点,也可能正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要引起人们的注意。的确,我注意到这位青年妇女,并与她低声交谈了几句。交谈中,这位青年妇女主动地把她的身份证递给我看了。这样,我知道了她名叫“熊英”,三十几岁,而我心中尚存的一丝警觉也随之荡然无存。我说我才从北京归来,“熊英”即刻表示极大的兴趣。但图书馆并不是交谈的地方,我与“熊英”很快走到外面的街道上,并在附近这位青年妇女的家中坐了片刻,然后又一齐来到南望山下我暂住的二层红楼中。在红楼中,我把北京大学生散发的传单给了“熊英”观看。一时,这个“熊英”认真地看着传单,并把上面的主要观点逐一仔细地抄录下来。其后,“熊英”指着北京大学生们提出的“六点要求,”,这才郑重其事地让我发表看法,而我在谈笑间指出了其中两条肯定是尚有较大商榷的余地。而后来,我注意到这正是北京大学生与中央政府对话中双方反复提到的两条。

这次学潮直至演变为六月初的流血事件,我一直都暗暗地替这个“熊英”的命运而担忧。直至1991年春节期间,我又好奇地找到这个“熊英”的家中,发现她安然无恙地像从前一样生活着。其间,我有意识地提到我害怕她在“6·.4”后失踪了,而这个“熊英”却哈哈大笑,嘴里连说:“这怎么可能呢!”如此情景,使我在内心中才对她的背景产生了某种怀疑。

“4·26”社论发表后,激起了大学生们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5月30日,袁木代表国务院与大学生代表举行直接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学生代表同袁木对“4·26”社论矛头所指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却不能不引起我高度的注意。这就是学生对话中似乎提到了某个人,而袁木即刻含蓄地回答这个人好像存在着某些问题。很明显,我无法确认双方提到的是谁,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注意我所处的生存环境与自身的状况。

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5月初,他似乎开始试图从正面评价大学生几周来的一系列行动。并且,在赵紫阳公开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有一段是在中国公开场合尚未出现的新说法,对中国目前的状况在于“青年的觉醒”,而青年“注定他将艰苦奋斗”。当时,我个人认为,赵紫阳最后的一段话,不是指整个青年,是在隐晦地指一个人。

1989年4、5、6月,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页。因为,很简单,她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与历史的走向。而且,现在与将来都必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而鉴于我自身的状况,在这引起全球所有人注目的三个月中,我只能算是大学生们勇敢行动的关注者,或简单意义上的跟随者。在整个燥热的5月份,武汉与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在主要街道上浩浩荡荡,路边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整个城市的道路与交通早已堵塞瘫痪了,而长江大桥,汉阳的琴台,以及省市政府的门前,往往是大学生游行队伍的聚集地与目的地。这个时候,我肯定都是大学生游行队伍的一名追随者,或者穿行在街道围观群众中的一名观察者。的确,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游行中,我几乎与大学生一样朝发夕归,目睹了几十万大学生挽着手臂,喊着口号,迈着坚定的步伐,潮水般地走过长江大桥的情景,看见了一队队大学生静坐在省政府的门前,高唱着爱国歌曲,一派慷慨激昂的壮观场面。在汉阳的琴台,大学生的游行队伍每天都很早地占据了道路的当中,他们的行动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有一天,我在琴台围观的群众中听说,武钢有几百个工人正乘车赶来声援,可好久就是不见他们的踪影,直至人群中有人传出这些工人在半路上就被警察截住了。然而没过几天,这些工人还是出现在了琴台。原来,在大学生游行的强大压力下,政府只得暂时把他们释放了出来。一时,这些身上都带着被暴打痕迹的工人,站在一个高高的路灯基座上,朝着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大声地演说着,一副追求正义与真理的不屈形象,任何人在他们的面前都只得肃然起敬。

6月4日到了。这天清晨,我在南望山下那幢红楼的房间里醒来,就听见外面广播正播出那令整个世界震惊的消息。我赶紧冲向了外面的街道,街道冷清清的,只有两三个行人,透过一片浑暗的空气,隐隐可见街道两侧贴着一些标语,而路面上散落的传单正随着风儿无力地飘落着。在一所大学的门口,当我正驻足观看一张大字报时,背后却令人惊讶地闪过一道白光。我回头一看,一个男子正在附近的街道上收着相机,然后跨上一辆自行车匆匆地驶去。这情景,使我不敢在空旷的街道中逗留,很快回到了汉口的家中。晚上八点钟,我在家中急切地拨开收音机的短波,希望从“美国之音”中聆听北京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后的一个多月中,武汉的街头经常可以看见一些没有任何牌照的吉普车驶来驶去,可他们的身份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穿。

6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全会,江泽民当选了新的总书记。消息传来,我本能地感觉到政治格局与趋势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有所行动。尽管我并不知道我早已陷入怎样的政治旋涡,但我应该对近一、两年围绕着我所发生的事件表明态度,发出郑重的申明。我想,在政治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不管未来将要发生什么,我都应该打入一个楔子。不然,我今后将永远失去说出真实情况的机会。的确,我就是这样考虑的。实际上,我以后的行动是一个事实上政治的分水岭。我不知道我的政治前途可能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很高兴,在这个重要变化即将来临前夕,我把真实的情况通过一个特殊的方式传递出去。尽管在一般人看来,我也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可今后,我将无须被迫地向人们解释什么。因为,我已经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主动权紧紧地握在了手中。6月29日,也就是新的中央全会发表公报不久,我带着某种情绪回到了武汉开关厂,以我同武昌女孩恋爱分手而遭遇可悲又可笑的事情作借口,公开地指责这个工厂的某些人的卑劣伎俩。这个时候,我病休在家一年多了,武汉开关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在于人员结构,更在于经营模式上——一种外派销售门市部的机制的引用。显然,这种机制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有些外派的销售门市部似乎涉嫌制假贩假,并公开地盗窃或挖空主体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人却默许,纵容,直至从中牟取某种利益。经济犯罪在这个工厂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一个显而见的问题,这个时候,武汉开关厂的一些领导人在干什么呢?当然,这都是在我回到这个工厂观察到的。在此之前,这个厂的某些领导人曾获得武汉市一系列荣誉称号,这其中就包括武汉市“优秀企业家”,也许有人真的使武汉开关厂红火了一阵子。但是 ,1991年,这个厂有人再次获得武汉市“优秀企业家”称号,这个人曾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今年,工厂只是在帐面上盈利1万元!”如果这番话是真的,他的言下之意,是否在说他获得一系列荣誉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或者,更确切地说,九十年代初武汉开关厂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同样有着清晰明了,上下一致的政治企图?同时,武汉开关厂也与附近的一个工厂合并了,新任的党委书记是这个曾经负债累累的工厂厂长,一个仅有百来人的国有企业如何负债数百万元,也只有这个工厂的全体职工最清楚。应该说,武汉开关厂的某些状况,是中国当时整个社会状况的一个典型缩影。学潮中,大学生们提出“反腐败,反贪官”的口号响彻了中国大地,也无不引起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的恐慌,甚至稍有风吹草动,他们都会如坐针毡。据说,武汉开关厂党委正准备开会学习新的中央全会公报,对在特殊形势下发生的事件非常震惊,新任的党委书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让我在纪委详谈事情的缘由。在这个工厂纪委里,我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点,那就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这个工厂的个别领导是否在有意地诽谤、陷害、,中伤我。显然,在我这次有意识的行动中,重要而需要公开地申明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想,如果中国一些阶层对我有什么曲解的话,根源何许就在武汉开关厂内。然而,这个工厂的纪委在经过几番请示后,十分明确地答复我:这个工厂没有人诽谤陷害我,也没有人来到这个工厂审查我。可言谈间,这个工厂的纪委书记还是泄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在无意中说了一句:“你都知道了,谁还敢说什么话呢?”是的,这句话已经说明了一切。值得注意的是,我这个动作,却使这个工厂的某些人对政治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极其愚蠢而短视,以为时局的发展有助于某种政治冒险。

以后的一个多月中,是一段极其烦闷而难熬的日子。这个时候,武汉的天气经过暴风雨的冲刷,迎来了这个城市犹如热焰缭绕的酷暑。武汉的夏天是极其著名的,由于湖泊星罗棋布,炽热的太阳光诱发大量水分子活跃在空气中,从而使人们无形中就体察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每个人似乎烦躁难忍,寝食不安了。在这样的坏天气里,人们难得有一个好心情。也许正因为如此吧。8月中旬,我再次住进了医院。就是这家医院中,我得知了我的命运存在着重大的转机的可能。我清楚地记得9月的一天,我在这家医院的一处湖畔散步,蓦地看到不久前街头常见的那种没有牌照的吉普车匆匆地驶进了医院,顿时心里就有些吃惊。没几天,我所在的病房中住进一个自称“姓杨”的男青年。好像时隔不久,这个“杨”姓男青年就直嚷嚷地公开对我说:“你的胆子太小了!”而且,言谈间,他嘴里还忽然莫名其妙地说出“邓小平已经讲话肯定你了”这句话。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虽然,我早已对未来可能有着某种准备,但信息来源于这样一种无法确定的非正式渠道,却使我一时不知所措。同时,这位神秘的青年讲了一个故事,说他的朋友在街上与人谈恋爱,却被警察抓进了派出所,而这个朋友尚不知去打官司……说着,说着,这位“杨”姓青年又说起我的胆子太小了。显然,这位神秘青年的意图很清楚,但也正因为如此,却使我以后很难有所行动。是的,如此重大的信息,却来自于无法确认非正式渠道,更何况还处于一种特殊的形势下,所以我所走出的每一步就不能不极其慎重。因而,听见了这位神秘青年的谈话,我丝毫没有表示什么,可自此以后心情却处于一种相当复杂的状况。9月下旬,消息也从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传了出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但不要歧视他”。这句话,一般普通的中国人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9月底,我病愈出院。10月中旬,武汉开关厂某些领导就6月底的事件约我谈话,再次重申厂方没有任何人背后攻击,陷害我,并试图将事态悄悄地尽快平息下来。在我与厂方达成某种公开性协议的几天后,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郑云飞来到了武汉开关厂,他与这个工厂某些干部与基层的党支部书记举行了座谈会。是的,我无法知道这个座谈会的具体内容,但我事后得知了在这个座谈会上,武汉开关厂某些人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郑云飞的回答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反对;但党的领导人关心他,他在关键时刻站在了党的一边!”很明显,如果这个座谈会涉及的是我,那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厂某些人的确针对我采取了某些政治行动,并且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企图继续政治投机,而他们这种政治投机绝对不是孤立的,这些人的政治主谋,及暗中支持者来自于何方呢?第二,的确,有个党的领导人在暗中关心我,帮助我,这也显然不是指某个低级的党领导人。如果是这样,这就很容易解释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一系列非常蹊跷的事情,特别是1986年春天武汉市某些人企图“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扼杀在摇篮中”,而某个中央主要领导人即刻派员在武汉发出“要为新的生产力呜锣开道”等六点指示。是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渐渐地明白了我在中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处的位置。

实际上,像这种针对性十分明显,而又让普通老百姓措不清头脑的事情继续地发生着。10月下旬,新当选的负责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公开发表了一段话,他这段话的大意好像是:“新生命的幼苗必然沾着泥土,应该把这些泥土刷掉才能拿出来!”看着某些传媒公开刊登的这段话,我敏锐地感到中国社会已似乎存在着某种力量企图诱导舆论的走向。我想,假若这一切真的涉及我的话,那么我就应该有所行动!我有义务把真相告诉中国人民。事实上,我六月底在武汉开关厂发生的事情,已经打入了一个很好的楔子,而现在正是运用这个楔子的良好时机。我这样想着,没有丝毫的犹豫。当我把《这一切不是幻觉》重新投向北京《中国作家》文学丛刊时,里面已经附带着一封介绍我简历的信。而且,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也几乎同时附带在我寄往北京《人民文学》咨询一年前投寄《觉醒的青年》的信中。这两封信鲜明地讲了几点:“一, 我写文学作品是要为我爱的姑娘做一些事;二,在我所在的武汉开关厂,一些人为了掩盖他们卑劣的行径,在背后诽谤,攻击我;三,我的确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而我愿为此承担责任。”十分明显,这两封信的重点在于,我首先表明了我的忧虑与警觉,警惕社会舆论落入某些人即设的圈套,虽然我暂时把警惕的矛头局限于武汉开关厂某些人;其次,我首次对1988年9月的事件公开发表了看法,表示我对陷于那种事件的无奈与痛心。毫无疑问,我这两封信,是我当时一种声明。的确,我是在对我可能卷入某种风波保持着警惕。同时,我也在提醒某些人注意言行。这两封信向世人表明了,在那种不可捉摸的政治旋涡中我独立的存在,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声音。

我这两封信寄出一段时间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公开发表了一个谈话,他说:“爱情能产生伟大的动力!”这时候,我把江泽民的讲话,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动向。然而,我不知道,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江泽民还做了一个极其秘密的讲话,那就是“党要把他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这段话是在几年后中共武汉市委被迫重大改组,其中一些人显然是在企图推卸责任而故意透露出来的。

1989年的最后一天,我作出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决定。我再次参加了北京鲁迅文学院一个普通化的文学创作班。这也是一个类似于数年前湖北省文学创作中心的业余活动。但是,在这个日益复杂而难以捉摸的艰难环境下,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企图奋斗的中国青年,我却感觉到需要它。不论未来将发生什么,我都需要与外界保持接触,我要让熟识的,或不熟识的朋友们,了解在我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我是从文学走进一个崭新历程的,那就还是从文学这个方面重新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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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源自: 泉水叮咚 · http://www.mmmca.com/blog_u12276/index.html
精彩的文字,让人揪心的一切...

不可忘却的历史!
09-06-05 @ 00:07
评论源自: 博客管理员 · http://www.mmmca.com/blog_admin/index.html
很抱歉,为了国内的博友可以继续访问他们在这里建设的博客,我们不欢迎此类文章,
谢谢您的配合!
09-06-05 @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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