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从来不乏质疑的声音。其软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依赖国际贸易从发达经济体引进发展机会,依赖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实现这种发展机会,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超常规建设驱动。剩余生产能力成为常规的动态现象。每一轮经济热潮所建设的生产能力都大于当时的市场需求,而后迅速增长的需求在时滞之后论证当时决策的正确性。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国际市场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容纳。

  与中国出口腾飞向相对应,美国贸易逆差从数十亿美元的规模扩张到7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以美国的过剩消费、过多负债与以中国的过多生产、过剩投资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关系。美国为其国际赤字融资的方式,是从东亚、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量借贷。如此,以美国贸易赤字为中介,大量美元流窜全球,成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美国贸易赤字如同全球经济的呼吸,伸缩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信贷与投资之扩张收缩。

  但由此构建的动态关系,也推动美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市场陷入动态不稳定状态。其中的最突出体现,是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元超额流行之际呈现出的泡沫状态。10年来,美国银行家们忙于为大量涌回美国的资金寻找出路,以次级债券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只不过是应运而生。美国房地产的伟大泡沫由此诞生。2008年金融危机,宣告上述不稳定关系的解除。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处于持续的“去杠杆化”过程,我们也很难再期待“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发展模式可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2010年,中国出口可望取得25%的增长,但即便如此,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恢复性增长。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进出口平均增速降低到微不足道的4%;相应地,美国外贸赤字从7000亿美元之巨降低到不足4000亿美元。按照我们的预测,2011年之后,中国出口增速可能降低到不足15%,远低于从前;同时,美国贸易逆差可望继续收窄。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模式的关键特征之一必将出现变化。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软肋,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介入,导致民众福利受到盘剥。且不论腐败造成的社会成本,也暂不论垄断型央企造成社会福利流失,单就环境恶化、分配不均、消费不足这些特征,其经济意义就已经非常负面。

  环境恶化的制度性原因,除了民众对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害没有索赔权与知情权之外,从经济原因上讲,在于政府有意压低资源价格。过低的资源价格鼓励了投资与重工业化发展,放大了滥用资源的社会成本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差距。在中国经济奇迹诞生的同时,中国环境恶化速度也创出历史之最。广大民众在承受它的恶果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可维系的问题。失败的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协议,这并不表示环境问题对中国自身不构成约束。依据各种数据,中国环境对经济粗放式发展的承受力正在逼近极限。水资源、空气质量、水土流失、城市病等等,都在发出类似的信号。

  分配不均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大幅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而居于最高水平之列。除了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等客观原因之外,归因于人力资本不同的合理部分,远不足以解释这种水平的分配不均。制度性因素是主要的。由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大干预,政府获得了经济成果中越来越多的份额以及资源动用权。各类计划、规划笼罩之下,中国经济体中充沛的利润机会落在谁的头上,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利益体与政府权力的距离。如果创业成功的机会不取决于个人抱负、能力与运气这些随机的因素,如果财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经济租金的占有与分配,如果制度性垄断不能得到有效抑制,自然地,经济发展的好处将不成比例地流入少数人手中。在帮助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同时,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另一面,是广大劳工阶层的相对贫穷。

  在这种环境中,消费不足成为必然。低收入阶层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但收入有限;高收入阶层——即使骄奢淫逸——也无法消费其收入的较高比例。其结果是中国消费率持续降低,而储蓄率持续提高。按照相关统计,目前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降低到37.5%,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储蓄率则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

  中国高储蓄率来自于三个方面:政府、企业与个人。个人的高储蓄率,从经济方面讲,导源于分配不均;企业高储蓄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提升速度高于工薪成本提升速度;政府高储蓄率,则可归因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大掌控力。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都有利于中国强行军般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广大民众为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并潜藏着社会不安的隐忧。

  中国模式的第三个软肋,是资产、产能泡沫与金融风险威胁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纵观全球其他取得经济增速跃升却未能持续的案例,最大威胁之一是宏观经济不稳定造成前功尽弃。而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最常见的导火索,是通货膨胀失控、国际收支失衡或者金融危机,或者兼而有之。从表面上看,这大部分无关乎社会经济制度。但更加仔细的审视就揭露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失当背后,几乎都存在着经济社会制度丧失公平性、缺乏持续性等原因。

  中国模式缺陷的前两类表现,至少从表面上看,无损于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继续保持在高位。然而与此相反,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却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