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过去30年,中国做对了很多事情。

  首先,通过采取外向型经济政策、设立经济特区、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入世贸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得以建立起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以远高于全球水平的速度增长。以出口为例,从1998年至今的年均增速达到23%,几乎每3年就翻一番。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一体化贸易圈得以成型,并整合进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商贸圈。

  伴随着FDI的大量流入,沿海省份成功建设起面向国际经济的制造业产业链群,并透过产业升级换代、国产化、多元化、城市化、重工业化,将国际、国内生产率落差带来的收益转化为经济租金。大潮裹挟之下,每年多至2000万人的农村劳动力被整合进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得以发挥,既是出口工业呼啸前行的动力,又是它的后果。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强化了人民币低估地位,而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这些因素令中国外向型经济扩张畅行无碍。

  我们的定量分析支持上述定性分析。在我们的模型研究中,注重分析各个经济指标的方向性关联,并透过方向性回归分析测算经济变量之间的反馈模式。亦即,举例而言,我们的模型并不关注利率水平是3%还是6%,而是关注它是从3%上行还是从6%下行,以及这个上行(或者下行)过程对于其他经济指标(例如工业增加值或者企业利润)的影响的方向是什么,是促成它们上升抑或下降。这种分析被施之于26个关键指标,以建立经济指标之间网状的方向性相互关联,这被称为反馈模式。依据过去多年(美国是42年,中国是15年)月度数据,我们识别中美两国的经济反馈模式。

  模型分析显示,美国国际贸易逆差的变动方向对中国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其运行机理体现为:当美国贸易逆差扩张的时候,向全球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首当其冲,工业增加值增速开始提升,拆借利率降低,贷款利率与拆借利率之间的利率差也开始降低,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上升波。相反,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如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带动美国银行业去杠杆化),美国贸易逆差大幅收窄,以上流程逆转,带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

  这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经济发展取决于中国透过国际贸易对国家经济体已经存在的发展机会的引入速度与规模。这不仅在机理上如此,甚至在短期波动形态上亦如是。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是中国对产权的保护日益明确,鼓励了亿兆民众努力追寻与实现发展机会。这一变化,贯穿了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鼓励资本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历史经验是,凡是华人从政府手中赢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经济自由,他们的创业精神与实用理性态度,都可以鼓励他们创造出巨大的个人财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就是大体同样的事。

  透过国际贸易超常规发展所引进的发展机会并没有被浪费,而是被兆亿民众发挥充分的企业家精神,落实在各个层面。众多的小企业被建立起来,无数人在每时每刻都在试验最好的发家致富路径。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兴旺作为一个重要源头,其为其他行业提供的机会,例如国产化、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企业孵化,等等,都被无情地追逐利用。甚至是政府官员的腐败都没有彻底毁坏这一图景: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拿钱办事,并分享私人企业家投机成功的收益,比“杀鸡取卵”式的豪夺,要更加符合其长远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官员对私人冒险所获得的剩余索取权的参与,起到了产权保护的作用,并令政府利益与商人利益一致化。这种保护固然天然地有利于强势阶层而没有惠及全体民众,但鉴于强势阶层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实现发展机会的资源动员力,不公正的保护对经济发展的损害被有限化。

  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是中国政府在克服发展机会外部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按照罗德里克的论述,存在两种类型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与协调外部性。这两种外部性都导致发展机会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以至于许多发展机会被浪费。例如,一条公路的开通会对该区域所有行业或个人有利,但鉴于公路收费的技术困难,公路投资可能不足;或者,如同罗德里克举例所言,虽然在台湾发展兰花养殖业从整体上而言有利可图,但单个农户无力承担全部信息与协调成本。此时,以增长为导向的政府的介入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例如,政府出资修建遗传实验室、检疫设施、运输与仓储场所、展览厅等,而农户们得到劝诱,设立有利可图的温室经营兰花种植业。

  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30年来都具有强烈的增长导向。各类产业规划与区域规划有助于克服发展机会识别与实现过程中的信息外部性与协调外部性。即使项目本身难以做到有利可图,只要该项目的社会收益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可以从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中获得回报。

  这个过程当然充满失败,但各地竞争的结果是令成功的政策得以延续,而失败的被淘汰。这个过程当然也充满腐败,但这属于经济租金被创造之后的再分配过程,而不涉及到发展机会之实现与否本身。我曾经分析过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四大循环(出口、城市化、投资与储蓄),并指出政府在令这四大循环耦合的关键作用。正是依靠政府介入的整体正面作用,提升了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速度,推升了中国本来就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并制造出“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