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声音在2007年首次大规模呈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日本、欧洲相继陷入困境,而中国意气风发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依然保持着10%以上呼啸行进速度。中国模式的声调渐次高昂起来,论者云集,或证其虚假,或斥其代价高昂,或傲然自得。

  笔者以为,作为华盛顿共识对立面提出来的北京共识,其实并不是真的与华盛顿共识相矛盾。本质上,中国模式就其好的一面而言,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实现方法,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华盛顿共识有所超越,那么其主要表现就是强势政府对发展机会的创造、识别与实现过程中的积极贡献;同时,中国模式就其不好的一面而言,是偏离华盛顿模式而令民众支付的高昂代价以及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改善中国模式的关键,是真正把民众福利放在第一位。

  按照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的论述,最初的华盛顿共识包含财政纪律、公共支出改革、税收改革、利率自由化、统一的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开放直接投资、私有化、接触监管、保护产权等10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积极推销下,这套经济药方曾被推荐给不同发展中国家。它在实践中的效果毁誉参半,有时候它为自己挣得的声誉甚至不及反对声浪。

  明显地,这个清单可以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取得发展业绩之后将可能呈现的状态,而不是现实可行的政策药方。对比而战后取得经济快速成长国家的历程(如50年代的欧洲日本、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80年代的中国马来西亚、90年代的印度、越南、毛里求斯、博兹瓦纳),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一口气实现上述政策清单并非成功捷径。相反,各国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与制度演进,才是真正秘诀所在。

  华盛顿共识后面的经济学理念是明显的。它的一个不足在于,经济学家太多地以欧美经济为假想对象,而没有对欧美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距予以足够的重视。简单来说,欧美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因此强调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财政纪律、利率自由化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美国经济为例,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初即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随后的100多年时间,美国经济成功地保持了这样的地位。而事实上,面对其他落后于它的经济体(包含二战后欧洲、日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美国经济遭遇了许多挑战。诸如纺织、收音机、电视机、汽车、钢铁、造船等等行业都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许多产业被淘汰。可以说,百年来,美国工业史就是面对外国竞争不断节节败退的历史。然而,在旧行业被外国同行消灭的同时,美国经济不断创新发展,从无到有开发出诸如个人电脑、生物科技、全球物流管理、半导体、互联网等行业。到今天,即使美国工业只占GDP的20%份额,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这个过程,美国经济体制对创新的容纳与鼓励,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每当经济体制更加有利于创新的时候,都是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每当经济体制不利于创新的时候,美国经济总是遭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的“美好社会”实践压缩了民间经济空间,随后到来的是70年代的“滞涨”。直到80年代里根革命再次鼓励创新,才迎来80年代直至2001年的经济福利的大幅改善:经济加快增长而通货膨胀速度降低。2001年薪经济泡沫崩溃之后,美国经济没有推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技术,导致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经济增速降低到1.6%(见下图)。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



  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逻辑与美国类似:经济表现更多地取决于内在创新而不是外源的学习。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机会的取得主要的不是通过创新,而是通过学习,或者说,是透过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去发现、引进与实现已经存在的发展机会,以求提高对现代经济运行的参与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鉴于在生产力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缺乏的不是机会,而是需要克服阻碍他们对发展机会利用能力的各种障碍。由于这种障碍无处不在,各国需要做到的,是在现有政治可能性与资源支撑能力边界范围内,找到实施变革的可能路径。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共识显得有些文不对题。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在动态变革中增强经济体制对发展机会容纳能力的一个成功实践。


(本文首发于搜狐财经专栏,是“中国模式:优势、软肋与未来”系列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