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是对比而言。在中国突飞猛进之时,世人发现不乏如同非洲或者拉丁美洲这样的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国家。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追问,必须首先追问停滞,即我们首先必须回答如下问题:是什么因素阻止了发展中经济的本可实现的潜力?

我们应该提到的第一个事实是,在长时距历史视角来看,现代发展中经济体所取得的即使是不令人满意的速度,也已经大大超越了文明史的历史速度。按照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纪经济千年史》中的估算,从1000年到1800年,世界人均收入每百年的增长速度大约是5%,每年约为万分之五;英国在19世纪中叶攫取全球经济霸权的半个世纪中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3%;美国在其取代英国霸权的历程中,其年均增速也仅有1.8%。

中国的情况呢?复旦学者刘逖估算了中国经济从1600年至1840年的增长情况,因为这一时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按照他的估算,24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55%,而人均产出下滑了25%。相比较而言,中国从1999年至去年的10年间年均增长10.1%。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间,4年时间相当于过去的240年;过去10年约相当于历史上的600年。如果计算人均,则过去10年差不多相当于历史上的2000年。

这样惊人的增速提升,其之所以有实现的可能,前提条件在于发达经济透过200年的领先发展,积累出巨大的生产率提升空间。很显然,如果中国继续其传统历史型态,我们无法想象经济业绩会突然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果我们设想刚果的工人取得与美国工人同样的生产率,其收入可以上升百倍。如果这个过程在100年中实现,需要刚果经济增速每年比美国增速高5%左右。因此,需要表示惊讶的不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取得高速增长,反而是,为什么这样的告诉增长没有遍及全球?

第二个应该提及的事实是,二战以来,实际上许多国家曾经取得发展速度的跃升。如果定义“加速增长”为人均GDP增速高于5年前速度2个百分点以上,且持续8年以上,按照丹尼•罗德里克的统计,这样的发展速度跃升在全球发生了83次。这似乎支持我们上面提到的结论:发展中经济取得经济跃升的可能性的确充分存在。

不幸的是,经济跃升的发生不等于其持续。记录显示,许多发生了经济增速跃升的国家遭遇了后续问题,导致赶超过程中断。战后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是为数不多的持续赶超成功的案例。这表明,即使经济增速跃升的机会大量存在,仍然存在着相反的、阻止这些经济体继续其赶超进程的机制性因素的存在。

那么,持续性的发展到底是如何取得的?

发展,归根到底,是发展中经济体设法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在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不是寻求全新的创造,而是引进与实现发展机会。阻碍发展中经济体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

  1.没有实施外向型经济政策,以至于从国外引进发展机会的速率不够;

  2.由于产权保护、法制、信息等方面的问题,实现发展机会的私人收益远低于社会收益,以至于私人没有充分的激励去实现发展机会;

  3.由于规模不经济、金融抑制、储蓄不足等问题,实现发展机会所必需进行的社会资源动员被阻止,以至于许多发展机会无法被实现。

每个落后经济体之限于贫困陷阱的原因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其著作《贫穷的总结》中大力倡导“临床经济学”。他给出“差异诊断的评估表”,要求具体地评估落后经济体在经济政策、财政框架、地理环境、政府模式、文化障碍、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用以诊断阻碍落后经济取得发展的原因。罗德里克也通过分析巴西与萨尔瓦多各自的困境,揭示出各国可能的不同发展道路。例如,相当于萨尔瓦多缺乏充足的投资机会而言,巴西并不缺乏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而缺乏足够的国外与国内储蓄。

幸运的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引进发展机会、允许与鼓励民众实现发展机会、组织与动员社会资源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由此引导中国经济成功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