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悲剧拷问中国向何处去
山西揭露出来的悲剧，令人愤慨、悲伤。伟大的中国经济正在按照11%的速度增长，这中间却掩藏了多少人间悲剧。每天，中国都在创造奇迹，都在令世界震惊；每天，对许多生而不幸的人而言，却都是折磨与苦难。
生为中国人，是值得庆幸，因为融入世界的中国正在创造最为丰沛的个人成功机会——即使是你并非出身权贵。在中国展开的个人事业创造大潮，有如美国在淘金年代：大胆、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创造出奇迹。
生为中国人，也是悲哀的。我们的社会创造出的那么多个人成功的机会，仍然是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则被分配。权势阶层轻松写意地就占据了其中不成比例的绝大部分，留下来的，也按照离开权势圈的距离远近来分配；再剩下来的，就按照江湖规矩来争夺了。
山西黑窑老板，其实，并不属于中国强势阶层。他们只是付出不菲的代价换取了偏远地方小官吏的保护，而用他们能够想得到的最大利润化方式来经营他们的生意——至于这种生意要使用暴力、血腥的压榨以及谋杀，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了。就他们的知识范围而言，别人都是这样致富的；甚至可以说，别人把轻松赚钱的路都霸占了，只留给他们这种辛苦赚钱的窄缝。
要追问的是，这样的血腥与残酷，根源何在？
可以争辩的是，这当然算是一种特殊情形。其血腥与残暴到这样的程度，超出了可以想像与忍受的范围。我们当然不能说在中国到处都充斥这样的残暴。然而，即使程度有所不同，类似的运作机制，其实却广泛存在。在遍布中国的血汗工厂中，对残酷的最大制约，只是实施原始泰勒制所力有未逮处。
我不认为，这种残酷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我所知道的中国，是诗酒风流的中国，是志士慷慨的中国，是荆柯与苏东坡的中国，是那令我们如此骄傲与沉醉的中国。文化中一定有精华、有糟粕，一如西方文化、日本文化或者印度文化。我们文化中的糟粕，并不必然引导出这样的残酷。我绝不同意，说我们中国人生而残酷。
现实中问题的根源不是文化问题，而是中国社会运行的机制。当我们的经济在快速融入全球链条、我们的技术在快速跟上世界水平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按照封建社会的方式完成人际关系的定义与交换。在中国，大多数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都在玩同样的游戏：他们付出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赢得那些能够掌握他们的命运的人的好感（所谓好感，只不过是基于利益考量之后的“加入自己人小圈子”的恩准而已），以求在社会云梯上爬到更高一个台阶。更高的台阶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机会，也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筹码来玩这个游戏：讨好比自己更强有力的人、压榨比自己更弱势的人以求维持自己的台阶和爬台阶的能力。这个游戏是残酷的，失去台阶的人，会同时失去自己的地位、财富、家庭、尊严甚至生命。这是一场战争，不管你在哪里，这都是一场战争，是官场上的战争、商场上的战争，是医院里、大学里、工厂里、村庄里的战争。既然是战争，那么，我们中国人只好发扬3000年来远比别的民族丰富的战争史所教导给我们的教训，不管是孙子还是黑厚学，都成为每个战场上的人的宝典。
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但那有幸不卷入这个游戏的，只是幸运的少数。在战场上的人，只好以战斗和战斗的俘获为乐——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也以战斗中非人的残酷为乐。
相反，西方社会，经过2000年的挣扎，终于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西方社会的根本原则，不是民主，不是自由，而是契约自治。自由只是保证每个公民都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可以代替他做出决定的人，只是每个人为自己达成的自治契约负责的前提条件；而民主，只是从政治安排的角度来保证个人自由不受强大的、必然为恶的政府的侵犯。有了自由与民主的保证，西方社会对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基本上交由个人自治契约来处理：自由人依据其最大个人利益的考虑在平等的条件下达成的互利条约，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与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可能改进相关利益人的利益的机会的时候，自由交往与结约的个人可以自由探讨这样的机会，并在契约规定的结构中达成合作以实现这种机会。如此，每个个体都是因为其“可合作性”而赢得自己在机会中的地位。这鼓励了专业化分工、也鼓励了平等的个人关系。合作，成为有利可图的个人之间的平等交往，而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下遵从行为。各种组织，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契约关系的固定化。例如，经济学中一个命题指出，企业只不过是剩余权利的处分权的内化而已。正是因为如此，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合二为一的关系，而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就在微观个体改进自身福利的努力中自然展开。
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战争关系：你需要的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提供合作机会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压榨别人或者被别人压榨的人。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平常人也可以享有体面的生活，不管他是公司CEO还是蓝领工人。这只是他的选择与际遇的不同。西方的孩子也要幸福、轻松得多，他们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担心他们在未来战争中不够强悍而逼迫他们尽早成为成年人。
而中国，仍然是战场。民主的意义不只是防止腐败，不只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是让我们的社会真正为人服务，而不是压榨人。
当然了，已经在中国占据了权势高地的人，绝不愿意交出自己拼尽血汗才拥有的一切，也不会放弃因权势而享有的为所欲为的特权。反腐，在中国只能沦为伪命题，一如封建皇帝屠戮权臣高官从来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反腐一样。当基层政权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的时候，腐败以及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剥夺、压榨势成必然。而座落在民间火药桶之上的和谐与稳定，将不得不遵循历来的规律：最高层对官僚体系的抑制与官僚体系追逐自身利益无法自制的欲求之间的博弈，将决定稳定在那种范围、那个时间内被打破。
极端一点儿说，中国人，作为个人，仍然跪在地上，或远或近地匍匐在权力面前。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真正站起来、作为一个独立、自由、有尊严的个人来生活、来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才应该是我们的梦想，才应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为之呼号甚至牺牲的梦想——而不是那隐喻著危险、幻想狂症状般的大国崛起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