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有了一批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前来考察、勘察。王道士在一次次苦口婆心的求助完全是对牛弹琴后,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份密报。然而,那时大清王朝正值风雨飘摇,那些清宫的官员那里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再一次“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切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在此期间,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也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并对此非常感兴趣。他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叶在《语石》一书中说:“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 作为最早鉴定藏经洞文物的学者,叶昌炽对藏经洞古物的鉴定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也没提出有效保护藏经洞的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拣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宗翰当初的说法一样,把责任一推了之。让王圆箓无法可想,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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