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怒辞曾国藩幕府

1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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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什么怒辞曾国藩幕府

作者:张宏杰

一、

在曾国藩幕府中,曾李关系不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冲突最严重的一次,甚至导致李鸿章一怒而去。

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移驻祁门。

祁门地处万山丛中,形如釜底,又距长江一百多公里,运兵运粮都不方便,正是兵家所谓的“绝地”。因此众人纷纷表示反对。“幕府诸人咸尼(不同意)其行”。[1]

李鸿章的反对尤其坚决。他建议曾国藩或北上淮扬,高屋建瓴;或力克安庆,雄制中权。绝对不能待在这里,因为万一太平军来攻,这里死路一条。

但是曾国藩不是完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从善如流。在他看来,将湘军大营从江西建昌移到安徽祁门,一是可以回应朝廷催促他率东进苏、浙的命令,因为祁门毕竟更靠近江浙方向。另一方面,在此可以背靠江西饷源重地,屏蔽抚(州)、建(昌)一带粮道,符合他步步为营的用兵原则。所以他犯了倔劲,拒不移营。

《庸庵笔记》记说:

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岳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谁要是害怕,谁可以先走。

曾国藩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在样危险的时候开溜。然而李鸿章大为不满。你曾国藩自谓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我李鸿章却不想将年轻的生命无谓地抛洒在这个荒山野岭。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咸丰十年八月,太平军直扑安徽门户徽州。曾国藩派他最亲信的幕僚李元度前去防守,结果李元度在徽州一战而溃,城尚未破就仓皇只身逃跑。

曾国藩非常生气,虽然他与李元度是生死之交,仍决定亲拟奏折,“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曾国藩参奏李元度,首先是为了给湘军其他将士树立纲常。如果这样城未破而先逃的事情都不追责,那么以后湘军怎么带?

但是这一决定又一次遭到了众多幕僚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力的,又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对生死之交,不能下这样的死手。况且派李元度这样的人去守徽州,本来就是曾国藩的用人不当。

所以李鸿章拒绝为曾国藩拟稿,他不但自己反对,还“率一幕人往争”。

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2]

李鸿章说,如果您要弹劾,我无法给您起草稿子。曾国藩说,没事儿,我自己写。李鸿章说,您要这样办,我就告辞,不在您这干了。曾国藩说,随便。

这场冲突反映出曾李二人为人处世的另一个不同。曾国藩为人处世深受湖南学风的影响,遇事首讲原则和道义。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处的皖北地区历来是草莽之地,因此李鸿章一生受底层文化影响很深,性格崇尚豪迈,特别讲哥们儿义气。“……李一生中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具有传奇色彩。……当朋友身处逆境时,也必须忠于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李非常确信这一点,以至愿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风险去这样做。在曾国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鸿章辞离了曾国藩的幕府,这与其说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说是维护忠于朋友的原则。”[3]

电视剧中的晚年李鸿章
电视剧中的晚年李鸿章

这场冲突使曾国藩非常愤懑,他在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查阅曾氏手书日记原稿,在“而”与“又见”之间,有圈掉的“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意要写“而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

李鸿章“以去就争”,不同意我就走。曾国藩也是一个倔人,你爱走就走:“立遣之行。”李鸿章于是收拾行李,扬长而去,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表面上看,这件事反映出李鸿章“有个性”,够义气。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从来没有人敢像李鸿章这样,跟大帅如此叫板。诚如吴汝纶所言:“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4]

但是,李鸿章挑这个时候和曾国藩决裂,也许动机不止是替李元度打抱不平那么单纯。

徽州失守,导致祁门门户洞开,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就在李鸿章走后不久,太平军乘胜直奔祁门老营。此刻曾国藩身边只有亲兵两千人,被太平军围困长达一月之久。咸丰十一年正月,太平军一度攻至距祁门大营仅十八里之石门桥,曾国藩身边的幕僚纷纷捆好行李,准备时刻逃跑。

欧阳兆熊说:

辛酉,祁门军中,贼氛目逼,势危甚。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中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5]

李鸿章走了,剩下的人也都把行李打好包,准备随时走。曾国藩遂传令,说形势如此危急,我不强留大家。谁要是想先走,可以预支三个月薪水做路费,等这里安全了再回来,我不会介意。这样一说,大家既感动又惭愧,人心遂安定下去。

曾国藩自己也每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一度以为自己万无生理,再次写下了遗嘱,“自书遗嘱二千余言寄其家”[6]。幸好太平军情报不明,不知道曾国藩老营在此,未能坚持进攻,而是绕道浙江去了江西,让曾国藩逃了一条性命。

李鸿章恰恰在此前“负气而去”,时机不可谓不巧。因此曾国藩在李鸿章走后,长叹一声,说李鸿章是不能共患难之人:

后在东流,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予谓李广才气无双,堪胜此任。文正叹曰:“此君难与共患难耳。”盖犹不免芥蒂于其中也。卒之幕中人材,无出肃毅右者。[7]

二、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对于这场使曾、李二人大伤和气的冲突,对李鸿章深有研究的学者翁飞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由于迟迟得不到重用而内心不平。”[8]

确实,呆在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在获得很大成长的同时,内心也不是特别舒服。一是湘军是一个地域性极强的团体,主要将领和幕僚都是湖南人,作为淮北人,李鸿章在这里总感觉到或明或暗的排挤。有记载说,“李文忠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毕生心中不免有芥蒂。致先文庄书,于左文襄则曰:‘湘人胸有鳞甲’。于彭刚直则曰:‘老彭有许多把戏’。”[9]又说“李文忠时在文正幕,……值彭刚直(彭玉麟)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左宗棠)、刚直始终不协。”[10]

居然动起手来。

这类冲突固因李鸿章个性容易冲动,也由于湘人与皖人间地域歧视的背景。

二是李鸿章毕竟是翰林出身,来到曾国藩幕府时已有候补道员身份(李鸿章在安徽以“叠次剿匪出力”,升为候补道员),投奔曾国藩是希望尽快获得提拔,立功封侯。但是曾国藩因为他文笔优长,留他在身边专司文墨,让他看不到出头之日。所以王闿运说:“李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觖望。”[11]

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之初,曾国藩派他先到曾国荃营去视察学习,李鸿章就颇觉扫兴。因为这与他一到大营就能独当一面、获得重用的期望有很大落差。因此他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身世出处本无成见,近来欲从“守分知命”四字着力,既奉我师疏留,义将焉往。惟志气不振,材力又薄,悠游浮湛以听命耳。[12]

字字句句,都有怨气,他说“本无成见”,反证明成见已深。

咸丰九年初春三月,曾国藩在抚州晚霞楼大宴群僚,吟出“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游樽前,共扶元气回阳九,各放光明照大千”这样欢欣和畅的诗句,李鸿章和诗中却流露出浓重的失意和沮丧。他在《抚州晚霞楼燕集涤生师即席命作效何太守将进酒体六章》中说:

“灞陵猎马短后衣,昨梦封侯今已非。……任人呼牛或呼马,长醉不醒胡为者?”“去年三月梁园住,砂年春日知何处?……千秋声名身后事,……归老湖边埋姓字。”[13]

抑郁之气扑面而来。

对李鸿章的这种心态,曾国藩不可能没有察觉。当李鸿章还在曾国荃营中时,曾国藩就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阁下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昨揖别时以此相箴,盖亦近岁阅历之余,见得一二,非谓能夙以自持也。[14]

后来又写了一封信说:

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倘为四方诸侯按图求索,不南之粤,则东之吴,北之齐、豫耳。

楚军利病得失,日内当已审得要领,便中尚祈示及一二。[15]

一方面认为他是出众之才,将来肯定会开府一方。但是现在则要稍安勿燥,沉潜修炼,以静待前程。

曾国藩也不是没有奏保过李鸿章,后来他曾经同时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但是事出意外,朝廷只任命了黄翼升,却没有通过李鸿章的两淮盐运使一职。

因此直到同治五年十二月,李鸿章在给门生兼部将潘鼎新的信中,还以过来人的口气这样说:“人第见兄(同治)元年入苏后事,而未见(咸丰)十一年以前宛转随人盖九年矣。”[16]可见李鸿章在曾幕九年中的艰辛滋味。

李鸿章在咸丰十年十一月离开祁门大营后,一时找不到去处。这一年年初,他已经获得了福建延建邵道的道员身份,此任虽然早已经被福建当地官员补了,不过他还是打算先到福建,看看能不能补到别的缺。于是他先写信向福建的朋友们打听情况,然而几位朋友都不建议他到福建来,因为福建官场生态极差,到来之后,很可能长期没缺可补,没差可当。

李鸿章一时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登临长江中的小姑山(小孤山),写下这样一首感怀诗:

半局残棋存战舰,八年恨事付寒潮。

……

孤客不堪回首望,苍茫一片劫灰烧。[17]

自己在曾国藩幕府尽心工作数年,难道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吗?

好在胡林翼和郭嵩焘听说曾李二人闹翻后,都尽力苦心劝合。

李鸿章离开曾营的路上曾过访胡林翼,胡林翼语重心长地劝告李鸿章说,如果你要飞黄腾达,只有通过曾国藩这个门径。曾国藩现在正是位高权重之时,手中机会多多。离开曾国藩,很难再有更好的晋身之阶了:“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晋身?”[18]

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也来信相劝,看法和胡林翼一样:“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19]

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想来想去,除了曾国藩,他确实无人可依。

于是离开曾营之后不久,李鸿章主动向曾氏写信通报近况,并表示检讨:“鸿章适以事归,不获亲与执事载笔之末,忧愧莫名。”[20]曾国藩在李鸿章走后,也早有一丝后悔,见李鸿章主动示好,也非常高兴,遂写信重招李鸿章入幕。

三、

此时曾国藩已经承认株守祁门是一着错棋,于四月初一日移营东流,“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李鸿章于六月初六(7月13日)赶到东流大营。曾国藩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欣喜,当日日记记载:“申刻,李少荃自江西来,与之久谈。……夜与少荃谈至二更末。”[21]

经过这次分离,曾国藩更加发觉李鸿章的不可代替。曾国藩最欣赏李鸿章的,是他身上那份自己所欠缺的明快果断作风。他在日记中多次对李氏此点表示欣赏,比如九月初三日记:“接李少荃、辅堂办江西减丁漕一案,甚为详晰。”[22] 李鸿章回到幕府,积压如山的公文终于得以逐次清理,军事大计又有人可以一起从容计议。

通过这次冲突,曾国藩也更加了解了李鸿章坚持定见、敢于抗争的个性。事实上,李鸿章确实是幕府中不多见的敢于直言曾国藩短处的幕僚。曾国藩六月廿八日记中说:“与少荃久谈,至二更三点始散。论及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与往年周弢甫(腾虎)所论略同。”[23]

师徒再次会合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24]李鸿章也进一步死心塌地跟随曾国藩,两人关系更加稳固。

李鸿章自认为在曾国藩幕府中耽搁时间太长,其实这段经历正是李鸿章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诚如梁启超所言:“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25]

注:

[1]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2]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3] 朱玉泉主编:《李鸿章全书(第1-6卷)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9页。

[4](清)吴汝纶撰:《吴汝纶全集 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325页。

[5] 朱汉民,丁平一主编;刘泱泱,王兴国点校:《湘军 8 报刊记载 外人记述 史料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6页。

[6] 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4页。

[7] 朱汉民,丁平一主编;刘泱泱,王兴国点校:《湘军 8 报刊记载 外人记述 史料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6页。

[8] 王继平主编:《曾国藩研究 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9]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10]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11] (清)王闿运撰;马积高主编:《湖湘文库 湘绮楼诗文集 二》,岳麓书社,2008年,第34页。

[1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12页。

[13] 李鸿章:《抚州晚霞楼燕集涤生师即席命作效何太守将进酒体六章》,《李文忠遗集》卷六,13-14页。转引自翁飞著:《李鸿章与淮军的创建》,黄山书社,2012年,第49页。

[14]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3 修订版 书信二》,岳麓书社,2011年,第177页。

[15]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3 修订版 书信二》,岳麓书社,2011年,第187页。

[1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470页。

[17] 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清簃诗汇》,中华书局,1990年,第6485页。

[18] 当时李鸿章正在气头上,拂衣而起,对曰:“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胡林翼于是绝口不谈此事,尽欢而别,私下却写信劝曾国藩与李鸿章和解:“李某终有以自见[现],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21页。

[19](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 15》,岳麓书社,2012年,第759页。

[20]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0页。

[21]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17 修订版 日记二》,岳麓书社,2011年,第173页。

[22]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17 修订版 日记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3页。

[23]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17 修订版 日记二》,岳麓书社,2011年,第180页。

[24]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25] 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 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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