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衣冠禽兽都叫胡兰成

17-05-18

Permalink 01:31:50, 分类: 流年碎影

不是每个衣冠禽兽都叫胡兰成

林奕含在她最后一次访问中,问了我们两个问题:“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作为一个写作者,问出这两个问题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显出林奕含在面对写作时的高度自觉。但如果把这两个问题移到生活面前,移到她所面对的不堪的人生面前,你就只能同意她的回答:
“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它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怡婷她在回顾整个大楼故事的时候,她有一句心里话,她说:‘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如果有机会回到林奕含自杀之前,我想每一个写作者都愿意反驳她,不是文学辜负了她,也不是学文学的人辜负了她,而是一个李国华这样的衣冠禽兽,借文学的名义,不但玷污了她也玷污了文学。但是这个反驳,在死亡面前那么无力。
“世界上愈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愈是要出错的。”——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第一章就下此断言。在她毅然了断自己26岁的生命之前,林奕含的人生显得如此黑白分明,名门、优才、美女作家,种种传媒亮点自然地照亮她的脸;与她的世界同步,那个名为李国华的补习名师、性侵高手,也始终在台湾明亮的一面发光,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名字,占尽风流。
直到她以死为这一切黑白分明画上句号:随之黑的一面汹涌而出,冲进初恋乐园,这小世界,原来如此浑沌,如此不堪。
然而即使没有死亡和现实不堪的反衬,小说本身也是一部不错的文学作品,它的勇敢同时体现在题材与语言的选择上,也可以说:从此有了另一个角度叙述的《洛丽塔》——假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一个写作者,她将描绘出完全不同于恋童癖亨伯特的叙述空间,那个空间中洛丽塔的伤痛、骄傲与爱都自行完满,与之相比那个施害者的所有自我沉醉与开脱都形同伪善,这是一个不平等关系中的弱者所能做的最强大反击。
语言,是李国华魅惑房思琪的武器,也恰是房思琪唯一可以用来反击的武器,前者的花言巧语拷贝着胡兰成(“他说:‘我跟你在一起,好像喜怒哀乐都没有名字’”),后者的尖锐清冽就不得不承接张爱玲。这个结构的形成是无奈的,其后文学理应成为她的后盾,而不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林奕含在访谈里对胡兰成之流的认识非常清醒清晰,尤其她说李国华这句:“他是爱的,但是他不是爱饼干,或是爱晓奇,或是爱思琪这些小女生,他爱的是自己的演讲,他爱的是这个语境,他爱的是这个场景,他爱的是这个画面。”完全就是在说《今生今世》当中那个夸夸其谈的自恋狂胡兰成。
然而林奕含又说:“无论我有多么讨厌胡兰成,我还是必须承认,《今生今世》的〈民国女子〉那一章,仍然是古往今来描写张爱玲最透彻的文章之一。”这表明了她仍然未能跳出胡兰成的魔圈,须知道,张爱玲收到胡兰成寄给她刚出版的《今生今世》,乃是看也不看,“骇笑”(张的自述)。张爱玲是真彻悟,真坚硬,而林奕含受伤太深,选择了另一条路。
还是回到巧言令色那个问题。女人林奕含之死,在性侵横行的世界举了最惨烈的一面抗议牌,她是不寄望这抗议之后果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人的世界之无耻无畏。女作家林奕含,则用“巧言令色”四个字审判了我们对文学的依赖、对语言的纵容。且不说李国华作为胡兰成的赝品,到底离文学有多远,即便他是一个作家,一个比胡兰成还要善于修辞的作家,那么他的行为就值得原谅一点吗?
奥登在《悼念叶芝》里写道:“时间对勇敢和天真的人/可以表示不能容忍,/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漠然对待一个美的躯体,/却崇拜语言,把每个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还宽赦懦弱和自负/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还将原谅保尔.克劳德,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林奕含也说自己的小说是“巨大的诡辩”,为何如此呢?难道不通过诡辩就不能原谅或者反驳?然而“诡辩”这个词,已经包含了反对意见,也就是说:不应该也不能原谅巧言令色。

因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说那些说话天花乱坠、善于变幻脸色的人是离仁最远的。那样的人恰恰是相信“诗三百,思无邪”这样真挚热爱文学的人的最大敌人,两者不可能都从属于文学。林奕含的误会在于,她把巧言等同于文学修辞,把令色当成了艺术的变幻。
修辞何为者?修辞立其诚。相对于正统解释,我更喜欢诗人庞德的理解:“技巧是检验真诚的唯一标准。”作为写作者,你越真诚,你就越需要磨练自己的技巧以使人对你的真诚刻骨铭心——而不是相反,你不真诚却以为能用高明的修辞粉饰之。
林奕含引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种粉饰的无耻能去到什么极端:“我已有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他是这样的,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理了。‘星有好星,雨有好雨’,人世的世,亦理有好理,这样好的理即是孟子说的义,而它又是可以被调戏的,则义又是仁了。”这种诡辩术本来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它粗暴地把一个个概念用“就是”、“即是”、“又是”拧在一起,毫无论证的过程;只有“调戏”二字是真的,他对于一切这些好词、好人,秉的就是一个调戏的态度,他的文学,就是调戏的文学。
冠之以“文学”之名,不代表这就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调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面李国华的种种调戏文字、“好好”逻辑不胜枚举,它们并非胡兰成的粗俗翻译,李国华也并非胡兰成的赝品,他们本质上根本就是一样的。文学读者和书写者林奕含看来,李国华之俗在于他连花言巧语都说得不如胡兰成好听,我反而觉得胡兰成的害处在于他说得比李国华还要精妙,这种精妙在林奕含面前树立了一个华丽绵密的障,让她无法突破,只能以死表示自己对这种“不舒服的爱”的难以言喻的拒绝。
其实林奕含何尝没有清醒,小说里有一段众多狼师笑谈自己的猎物,诸多恶心不堪的对话中突然出现这一句旁白:“英文老师不会明白李国华第一次听说有女生自杀时那歌舞升平的感觉。心里头清平调的海啸。对一个男人最高的恭维就是为他自杀。”短短六十字蕴含了多少情绪,既有对李国华的讽刺,又有自虐的凄然,甚至还有抗争;“歌舞升平”是典型胡兰成的调子,“清平调的海啸”这一极端的张爱玲式隐喻,既是林奕含自设的文字障子,又是她最后挣扎的努力了。
不是每个衣冠禽兽都叫做胡兰成,把胡兰成们从文学“胡兰成”中剥离出来,把林奕含从张爱玲中剥离出来,还原这个世界的赤裸与残酷吧,也许这是文字为自己无意当了帮凶的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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