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瓦格纳和布鲁克纳

1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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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瓦格纳和布鲁克纳

1877年12月16日,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在维也纳上演遭到惨败,在有些人的唆使下,那些勃拉姆斯、汉斯力克派的人满场起哄,压倒了本来就稀疏零落的喝彩,气得老实巴交的布鲁克纳坐在舞台前无可奈何,陪伴着失落沮丧的布鲁克纳的少数几个人中,就有马勒。那一年,马勒才17岁。
布鲁克纳比马勒大36岁,整整一代人的年龄。他们之间可以说是忘年交。马勒在维也纳音乐学院读三年级的时候,就将布鲁克纳的这部第三交响曲改变成钢琴曲的工作承担下来,目的是得到布鲁克纳这部交响曲乐谱的手稿,足见他对布鲁克纳的崇敬之情。从音乐学院毕业后,马勒到维也纳大学进修,专门旁听过当时在那里任教的布鲁克纳的作曲课。马勒追随布鲁克纳,一直到后来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因为布鲁克纳就是信奉这个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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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最辉煌的是1897年,他荣升为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1897年5月11日,马勒指挥首演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5月29日再演了莫扎特的《魔笛》,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全场狂热的掌声和喝彩声极其壮观,维也纳忘记了当年对他的冷漠,一下子对这个小个子的指挥格外瞩目,马勒被赞誉为瓦格纳和莫扎特的最佳诠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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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的古典音乐有这样三支:一支来源于贝多芬、瓦格纳,还可以上溯到亨德尔;一支则来源于巴赫、莫扎特,一直延续到门德尔松、肖邦乃至德沃夏克。我将前者称为激情型,后者是感情型的。而另一支则是属于内省型的,是以勃拉姆斯为代表的。其他的音乐家大概都是从这三支衍化出去的。显然,马勒是和第一支同宗同祖的。但是,马勒毕竟和他们不完全一样。根本的一点不同,就在于马勒骨子里的悲观。因此,他可以由表面上和贝多芬相似的激情澎湃,却难以有贝多芬的乐观和对世界充满信心的向往;他也可以有表面上和瓦格纳相似的气势宏伟,却难以有瓦格纳钢铁般的意志和对现实社会顽强的反抗。
这种渗透于骨子里的悲观,来源于对世界的隔膜、不认同、充满焦虑和茫然的责问与质疑。马勒自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三度地无家可归……一个生活在奥地利的波西米亚人,一个生活在德国人中间的奥地利人,一个在全世界游荡的犹太人。无论走至哪里都是一个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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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勒,先是他的声乐套曲,然后才是他的交响乐。
歌曲是马勒交响曲的种子和草稿。
马勒的音乐,是心灵到心灵的音乐,是田野里开满鲜花也布满荆棘的心灵,是上天有仙女翩翩起舞也有群魔乱舞的心灵,是在给他送葬的路上狂风暴雨大作而灵柩下葬的那一瞬间忽然日朗天晴的奇迹般的心灵。
作为马勒继承人的勋伯格曾经预言:马勒所创作的作品属于未来。这个预言在今天得到了应验。我以为,马勒音乐属于未来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的音乐内容振聋发聩的精神重量,一是他的音乐语汇别出机杼的形式质量。在内容方面,马勒音乐对于当时流行的约翰♦施特劳斯注重享乐的唯美圆舞曲的批判性,对于生与死的悲悯情怀,对于底层人残酷命运的追索和探究以及体验和表现,呈现出了新时代悲剧矛盾的投影,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前瞻性,成为今天人们应对现存世界的一种精神资源和抗衡力量。
后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如果说保守派以勃拉姆斯为代表的化,那么激进派肯定以布鲁克纳和马勒为代表。布鲁克纳以自己的谦恭引领桀骜不驯的马勒出场。作为后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最后一人,马勒结束了一个时代,为现代音乐的新人物勋伯格时代的到来铺垫好了出场的红地毯。正如学者M. Kennedy说的那样:”就像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贝多芬是通往浪漫主义的桥梁一样,马勒是通往20世纪音乐的桥梁。“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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