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行之三：台北女人

（台北的卡拉OK）

坐在台北的捷运上，我特别爱看台北的女人。
所谓的捷运，就是地铁，这一点有些像我所居住的旧金山。那里的地铁也不叫地铁，而叫Bart。这是Bay Area Rapid Transit System的缩写。如果你翻看英汉字典的话，你甚至会发现一个专门词条：Bart，指旧金山海湾地区快速运输系统统(电气火车)。尽管在日常生活，我们都叫它“巴特”，但它在汉字中的正式称呼就是“捷运”。

不知道究竟是谁影响了谁，因为地理靠近的缘故，旧金山湾区是台湾人在美国居住最多的地方。不过总的说来，旧金山是广东人的天下，这些华裔女人大多长得矮墩墩的，从小敢和黑人小孩打架，长大后在墨西哥女工面前一点都不示弱，充满着尚武精神。

按理说，当年移居台湾的汉人主要由军人及他们的家眷组成，这个岛上应该有一种剽悍之风才对，可是台湾女人却以温柔著称，甚至于连男人都不例外。上海人形容女人的温柔有一个专名词：嗲！和台北女人一比，就会发现根本不对。上海女人“嗲”在哪里？有一天，我在奥克兰唐人街上走，突然听到一阵久违了的乡音，叽里呱啦地从我的背后传来。口气是训斥式的，表情是男人化的，一时竟让我想起了上海无数的女人。

去年，我和阿钟住在纽约法拉盛的一个家庭小旅馆里，按惯例，我把女主人尊称为老板娘，谁想到对方当场就K我：“谁是老板娘？我不是老板娘，叫我某小姐！”

就算说错了，又何至于如此凶呢？当然，我不相信自己会说错，因为从开头起，这个三、四十岁的东北女人，在我们的面前就充满着权威。同样的情景发生在台北，我对旅馆“老板娘”说：“老板娘！”

“啊呀，我不是老板娘唉。”

“那我叫你什么？”我说。

“叫我李小姐就可以啦。”

说话的“老板娘”，也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

台北的最后一天。中午，在送张桂华、严力去机场前，在客厅里，我问：“李小姐，我最后可以呆到什么时候，12点吗？”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午夜11点的班机。

“啊呀，你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啦！”李小姐说。

因为昨天我们已把房钱结清，这里不存在商业问题。

“太好了，”我说：“我本以为，下午我就只好在台北街头流浪了。”

“啊呀，我怎么会让你流浪呢。”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这时候，孟浪翘起一把大胡子，说：“李小姐，下次，我到台北一定会来看望你。”

李小姐说：“好啊，好，欢迎，欢迎！”

这就是台北女人的嗲和大方。当我坐在捷运上的时候，我不认为李小姐的待人接物是个例外。我认为台北女人主要由二种女人组成，一种是小女生；另一种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这种女人我们从白先勇、张爱玲的笔下熟悉，我也从自己小时候在家中看到的那些所谓资本家女儿的阿姨们身上熟悉。1949年，退守到台湾毕竟不全部都是丘八们的太太和女儿，还有几千年来中国的真正菁华。



王一梁
写于2008年4月17日
阿拉米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