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返观内视”对中医学界的欺骗

0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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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返观内视”对中医学界的欺骗

终结“返观内视”对中医学界的欺骗
——《深度揭批“道医学”》系列之二
作者:王世保

原典辑要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
二、
“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名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人类的文化就像人种一样多样化,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元理论、认知万事万物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这些都是决定某种文化体系具体表现形态的核心要素。在尚存的印度、中国、伊斯兰和希腊四大文化体系中,以儒家、道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与以哲学、基督教、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源于古希腊文化的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是各自发生的、有着本质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如今,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物化的强大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古典文化已经式微,并淡出了广大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这使得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塑造之下的现代中国人已经很难再去理解和把握千万年以来不断传承的固有文化,尤其是对固有文化的来源更要陌生和无知。
中国人对固有文化产生陌化的现象在中医领域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使是在中医学界,由于当今的中医人士多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能够理解和应用固有的中医理论,却对气化理论、脏腑理论、经络理论等诸多中医基础理论的来源几乎一无所知,或者妄加猜测。在这些被现代人看着神秘莫测的基础理论中,经络理论的来源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纵观各种经络理论来源的说法,现在最为流行的,也是为“道医学”的炮制者们所极力鼓吹的,就是“反观内视”的内证法是包括经络理论的中医基本理论的来源。由于“返观内视”是道士们对外宣称的固属于道家或者道教人士修炼的专门路径,所以在那些雾里看花的中医人士看来,这种神秘的来源是最可信不过的了。
那么中医理论果真是象“道医学”炮制者们所言的来源于道家和道教的修行者进行反观内视而得到的吗?对于这个还在蒙蔽着很多人的谎言,我们需要彻底揭穿它,以便还给中医基本理论一个清源。
一、“守一”和“内丹修炼”不能发现脏腑、经络理论
宗教是一种亲证神性、达成于道的非理性活动,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种宗教体系都会有着自己独特的亲证神性的修炼途径,这些独特的修炼途径也是它们的主要特征之一。从流传下来的道家文献来看,道家及其衍生出来的道教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宗教体系的修炼方式。我们知道早期的道家有坐忘(亦称为“心斋”),也就是《老子》所言的“损之又损”,“至虚极”;后世的道教采用的则是内丹修炼和外丹服食。那么中医基本理论是不是象一些现代道士所宣称的那样由古代修道者在心斋坐忘或者内丹修炼之中发现的呢?这需要我们对道家的心斋坐忘和道教的内丹修炼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作为道家文化的开创者,老子在其所著《老子》一书中基本上是直接言道体,或者从道体言德用,里面很少有具体的修炼途径。观其全部内容,我们看到的只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以及“至虚极、守静笃”这样语焉不详的简单描述。事实上,老子所言的这种简单的修行方式在《庄子》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也就是其在书中所言的“坐忘”(亦称“心斋”)。何谓坐忘?见下面两段描述: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侍立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庄子•齐物论》)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
在这两段话里,庄子虽然借着寓言说出了“坐忘”的修行方式,但如何“坐忘”还是让人难以把握。庄子在书中其它的部分对“心斋”的具体描述则直接揭开了“坐忘”的具体步骤,即庄子在《庄子•人间世》一文中借孔子所言:“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无疑,“心斋”就是“坐忘”,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虚静状态。因此,“坐忘”就是老子所言的“损之又损”和“至虚极”的过程。
在把握了老庄修行方式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通过这种修行方式能发现脏腑、经络等中医理论吗?无论是在《老子》还是在《庄子》中,我们都没有发现相关的中医理论的描述,更没有发现其有十二经络等内容的记载。那么老子和庄子为何在修行和守一处静的状态中没有发现十二经络呢?正像庄子所言,“坐忘”本是一个“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损之又损”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对一般认知状态的超越,继而达到主客一体化的浑然状态;而要想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所谓的“五脏六腑” 或者“十二经络”,修行者必须把自己的身体置于被认识的客体地位,这违背了修行的特征。因此,修道者在心斋坐忘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在身体中发现“五脏六腑” 或者“十二经络”的。既然“坐忘”的过程不能发现,处在“抱朴守一”的状态就更不会发现。因为“守一者”处在一个自然混沌的状态,对周围的事物根本不用“机心”,也就是持着整体性的“无分别想”。那么作为“分别想”的“五脏六腑” 或者“十二经络”在这种“无分别想”的状态中又如何被发现出来?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早期道家的修行方式本是对内外的超越和同一,是推动修道者由对万物持着分别态度的局部意识状态上升到浑然如一的整体意识状态的手段,根本不是后世无明的道士所曲解的那种注视身体内景的“反观内视”或者“内证实验”。因此,象熊春锦先生在其所著《道医学》开篇中所宣称的《黄帝内经》是处在守一状态的修道之人发展出的,纯属无稽之谈。
既然早期道家的“守一”不能发现,那么汉代以后的内丹修炼又能发现经络理论吗?
我们知道内丹修炼本是汉代以后的修道者在中医的精气、阴阳、脏腑和经络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性命双修的入道途径。且不说这种孰先孰后的发生秩序,仅从内容来看,即使丹道“内观”是建立在中医精气、阴阳、脏腑和经络理论上的,它也根本不可能完全去验证脏腑和经络理论。无论纷杂的内丹经书如何采用一些隐晦的形象化语言来阐述修行的次第和境界,所谓的“内观”也就是为了要排除神识的分散,使其专注体内的某一点进而达到凝聚的状态,以便保证体内在寡欲的状态之下实现精化气、气化神和神化虚的转变,继而达到合同于道的整体状态。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凝聚神识,内丹修炼过程中的“内观”完全要排除那些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幻境,否则会堕入魔道。因此“返观内视”是为了利用中医精气、阴阳、脏腑与经络理论凝注神识,而不是要去体验身体内景,更不可能去发现系统的脏腑和经络理论。
至于其它一些严格按着经络理论去用意念引导气机的修行方式,也都是在经络理论产生以后才出现的,将其看作经络理论的来源则完全颠倒了发生时间的先后秩序。这就是说本是在精气和经络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修炼途径,最后又反过来把这种途径说成是经络和气化理论的来源,这就是典型的“循环论证”。
中医基本理论是源,而道教的内丹修炼途径是流。后世的道士多是从流去看源,而不是从源去看流,结果源流倒置,反而把流看作源了,这就是为何他们把本是源于中医基本理论的内丹修行看作中医基本理论的来源了。
二、诞生中医基本理论的元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在我以前详细的分析否定了道家或者道教人士在修炼或处在成道的状态下能够发展出中医理论之后,人们不禁要问:《黄帝内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回答这个千百年以来争讼不止的问题,就必须回到上古之人认识自然万物的元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认知行为都必须有一种分析客体的先入之见,也就是元理论框架。对于中国文化体系而言,最早的元理论框架就是阴阳五行理论,古代中医家对人体机理的认识就是建基于此的。比如《黄帝内经》就是把阴阳五行看作自己的理论总纲的:“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见《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五行理论可以说是贯串在《黄帝内经》之中的一条主线,没有阴阳五行理论,也就不会有《黄帝内经》,更不会有中医。我们如果进一步深究,就会问道:作为古代医家认识人体机理的元理论阴阳五行又是如何发现的?是不是象现代的一些道士所认为的那样也是修道者“内证”出来的?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农业国家,为了指导农民耕种,各个朝代都设立了天官来进行观测天象和物候的变化。如在尧舜时期,就任职曦和观测天象,划分四时,指导农作。阴阳五行理论就是通过这种千万年的观测日积月累而高度概括的自然变化规律,它是中国古人经过对天文和物候长期地观测而总结出来的至理,具有深厚的天文背景。古人把阴阳理论和五行理论融合在一起,用以解说天文、地理和人事,就构成了把天、地、人和万物形成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理论框架。阴阳五行理论概括了日、月、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七个主要天体对地表影响的规律,形成了一种简单的却是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只要这七个星体对地表影响的周期性规律不变,阴阳五行理论就会趋于稳定,一直具有有效的解释万物变化的能力。因此,阴阳五行理论绝对不是少数道士在修行过程中内证出来的,而是无以数计的古人在进行长期细致的天文观察而总结出来的自然变化规律。
既然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古代诸家文化的元理论,那么阴阳五行理论所内涵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就构成了各个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它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各自用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内容。那么阴阳五行理论到底内涵了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呢?就是整体直觉的思维以及取象比类整体研究方法,这在《周易•系辞下传》里有着非常准确的描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古人就是通过这句话所高度概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仅创作出了深奥的包罗万象的八卦,而且也总结出了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阴阳五行理论。这种整体直觉思维是对自然事物原生态层面研究的唯一的有效方式。它不是去破坏掉认识主体所面对的客观对象,然后将其纳入一个主观构造的研究环境进行考察;也不是要把认识的客观对象抽象化后纳入一种固有的先验的逻辑秩序,使其符合理性思维规律,而是让自然事物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周围的环境自然地呈现出来,然后在不存在任何主观干扰的情况下考察认识对象的变化规律。这种思维在最大的程度上抛弃了主观的建构,认识的事物变化规律更符合自然事实。
三、脏腑和经络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有了阴阳五行的元理论、整体直觉的思维以及取象比类的研究方法,那么一旦将其应用于人体机理的认识,脏腑学说就必然会应运而生,这就是古代医家所要做的事情。在古代医家看来,人体脏腑的形成与活动是受天上五星的运行影响的。与天上五星相对应,人体应该有五脏,即肝对应于木、心对应于火、脾对应于土、肺对应于金、肾对应于水。五行配五脏,就可用五行的生克关系来阐述人体五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五星运行对五脏的影响,进而阐述人体的病因病机,指导临床辨证用药。与现代西医相比,中国古代医家并不是采取一种机械的还原思维,把人体割裂成众多的器官,而是依据五行理论在解剖人体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医的脏腑学说。因此,中医的心肝脾肺肾与西医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五脏相比就具有了本质性的区别。比如中医的“心脏”与西医的“心脏器官”就是两个本质不同的实体,中医的“心脏”是对应于天上的火星、地上的南方、夏季、午时和主人体的血脉、情志为喜的既开放又封闭的实体,而西医的“心脏器官”只是在血液循环中起着核心作用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实体,它只是一种孤立的抽象物。
脏腑学说是这样形成的,那么经络学说同样是古代医家在长期的针疗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返观内视”的产物。先看《灵枢经》对经络的一段陈述:
“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见《灵枢经•九针十二原》)
从这段描述来看,经络理论必须有几个成熟的理论作为基础,没有这些理论的支撑,经络理论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一、阴阳五行理论。这既是形成脏腑学说的元理论,也是对经络进行分类的总纲。
第二、脏腑理论。脏腑理论必然要先于经络理论而形成,因为经络的分类以及循经路线是由这些脏腑决定的。
第三、气化理论。气化理论决定了经络的本质,即经络是行气的无形通道,并有 “神气之所游行出入”的气穴,而非“皮肉筋骨”的有形实体。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上古医家采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取象比类的研究方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并使得“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名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继而发展出了系统的经络理论。这就是经络学说的起源截止到目前最为合情合理的解释,任何其它将其归为道家的“反观内视”的说法都是无根无据的主观臆测。
那么为何西医没有发现经络,而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也不能证明经络的存在呢?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经络理论的产生是需要其固有的元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西方文化中的西医和自然科学是在古希腊的四元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其赖以建构理论的还原思维则是要把认识对象所处的原生态破坏掉,将其割裂成次级形态的单元在一个主观建构的环境里加以认识,认识的结果则是一种符合逻辑秩序的建构理论。这种认识不是在从自然事物的变化中得出规律,而是把自己建构出来的一种理念强加给认识对象。因此,这是一种颠倒了的破坏性认识。这种破坏性的还原思维割裂了人体的整体性,并在这个割裂的基础上只能制造出具有形体的事物;而经络本身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经络是一种无形的行气的通道,那么任何将其“物质化”的现代科学研究途径都是对其进行异化性的曲解,既不能发现经络,也不能阐释经络的本质。
综上所述,中医与道家虽然在道家文化产生以后发生过相互促进和吸纳的影响,但是中医与道家各自的发生史是独立的,既不是道家源于中医也不是中医源于道家的从属关系。将中医归于道家是后世的道士从道家文化的角度去误读中医的结果,它把中医异化为道家文化的一部分,继而歪曲了中医和道家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毋庸置疑,中医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与其他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的正确关系,这涉及到中医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揭批一些无明的现代道士把脏腑和经络理论的来源归于道家的“守一”或者“道教”的“返观内视”这样的无根无据的臆说,还中医理论的清源,端正中医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继而为中医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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