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朋友谈到兰兰，说她三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急着到处找对象，只是总也没有合适的，不过，她又说，其实兰兰是有一个小男朋友的，那是个比她小七八岁的白人男孩，非常单纯可爱，也非常爱她，两人也交往了挺长一段时间的，只是，才二十多岁的他对金钱毫无概念，几乎每个月不算低的收入都花得一分不剩，而且常常还闹亏空。

兰兰来加拿大很多年了，她有一个阿姨在这里，只是没有问过她究竟是怎么来的，因为据说她在国内都没有上过高中，技术移民应该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的习惯，再亲的人，也只可能帮助你一阵子，住下来，就一切都得靠自己，并不是没有亲情，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轻松地负担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兰兰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苦，一直都在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才读完了会计专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并不稳定，收入也不高的工作。兰兰至今居无定所，因为这里房租非常昂贵，所以她搬来搬去都是跟人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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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教过一阵子大学语文，讲台下那些远比我高大的学生常常让我望而生畏，留学的时候教ABC中文，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更是把我搞得焦头烂额。这些教书的经历，实在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也让我相信自己没有教书的天分。后来去做义工教数学，其实完全是出于自私的考虑，想挣那额外的5分。

那是十来年前了，美国经济不景气，很多人因为失业而重回学校，护理学院一时成了热门，因为虽然工资不高，工作又极辛苦，但是基本上可以保证永远都有工作。当然，我想转学去念注册护士，还有一个绿卡的考虑在里面。护理专业非常难念，而且还很不容易申请，特别是那种排名前，声望高的学校。我想上的那家，全美排名的第七，以严格著称，预修课每门都必须是A，而且还得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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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时候，常常喜欢在社区散步，对我这个种地迷来说，观察各家后院的菜地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有一位意大利老先生的后院最是专业，判断他是意大利人，主要是因为他家每年种的一排排整齐的西红柿、意大利人特有的生菜、花豆，以及巨大的葫芦瓜。他的花豆架子，是由一根根金属柱子支起，再高一些，就赶上联合国挂国旗的柱子了。同样高大结实的，是他种那种巨型葫芦瓜的大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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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珊是我几年前一起工作的同事，而索林，则是最近的同事，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做一个政府的项目。

罗珊和索林来自罗马尼亚，是一对极富艺术气质的夫妻。罗珊在罗马尼亚是学经济的，但那不是她喜欢的专业，过去的罗马尼亚，大致跟我们中国相似，二十几年前，没有很多人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其实，我总说罗珊应该去做室内设计，因为她的办公室，总是布置得那么漂亮别致，虽然用的都是最简单便宜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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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惯了德州的美女，听惯了她们那种一开始会让人紧张的浓重而又夸张的南方口音，会觉得西海岸的女子少有出色之处，至少毫不激动人心。

不过，我的同事琳却是个例外，她身材高挑，轮廓鲜明，衣装永远得体合身，头发虽然已经没有年轻时那种光泽，却总是一丝不乱。五十岁的她，浑身透着岁月积淀的智慧和自信，那和年轻女子亮丽青春的美，完全不同，却更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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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便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是因为和最大的走资派同音被同学嘲笑还是学会查字典，发现意思是什么俗不可耐的美玉。而且，同名同姓的无计其数，GOOGLE 一下，起码有几十页，自然，没有一个是我。总之，从小就不喜欢。

虽然并没有什么大丈夫坐不改名立不改姓的豪气，可在美国念书那么多年，却始终没有起英文名字。或许，只是觉得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叫个什么玛丽、丽莎之类的有些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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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ey其实是个非常善良非常有爱心的人，常常会因为别人的苦难而流泪，也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冬天的时候，我们一个服务对象的公寓失火，Kimberley跑前跑后，打了无数个电话帮他寻求帮助，因为不是很顺利，她还流了不少泪，说她也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知道那会是多么的无助。

Kimberley的爱还延及动物，她常常跟我们念叨的，就是她的鹦鹉墨蒂，一到下班的时候，就忙忙地说要赶回去给她的墨蒂放风，因为她上班的时候，墨蒂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只有在她在家的时候，墨蒂才能在那个小公寓里自由自在地行动。我说行动，是因为墨蒂已经没有能力飞很远了，人类对它们一代代的驯养甚至已经改变了它们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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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ey是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可是站在眼前的这个，却是高高大大，说话的声音也有那么点奇怪，不过，我从来很少好奇，也就没有多想，只是尽心尽力地教她日常该做的一切。我们那个机构，是个非营利机构，每天的事情，就那么些，实在说不上复杂，如果稍稍有一些办公室工作经验，应该不难上手。那天，应该不是Kimberley该上班的时候，但是她说怕到时学不会，所以提前来学，看她很诚恳的样子，也就耐着性子教她。只是，很多简单的东西，教了不知道多少遍，她依然不会，让我都有点不知所措，心里，自然也明白一定又是老板滥发善心，找一个完全没有最起码技能的人来工作，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老板的善良常常让我很感动，但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可就泡了汤，而且，这对其他人，也非常不公平。自然，我所能做的只是耐心再耐心地一次次教她，还要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过程一字一句写下来。

自然，这么教也是没有用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一直到我离开，我都在一次次地教她很多我已经教过她无数次的东西，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得不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救火般地赶去帮她，更多的时候，我顺带着就把该她做的事情都做了，因为这比教她快很多。结果是，我一个人做了几乎是两个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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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教授似乎成天都呆在家里，他的事情，都是赵伯伯告诉我的。有一天去看赵伯伯，在门口见到一个精瘦的男子，戴着眼睛，眼里很多的愁苦和无奈，猜想那必是徐教授无疑。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他唯一一次照面，如果知道他不久就会撒手人寰，我一定会跟他多聊几句。

不记得徐教授在美国住了多少年，依稀记得他是八十年代的访问学者。和很多访问学者一样，他访问期满没有回国。可是，作访问学者和在美国居留谋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访问学者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的压力，如果用功，可以用这个好机会做一些研究，也可以修一些课，但这都不是必须，什么都不做，也可以。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作访问学者几乎就是一个悠闲的长假。不过，早期国家经费紧张，访问学者要想带几大件回去，不但要节衣缩食，很多人还得去打工。现在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应该已经很难想象那样的境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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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日子都没有出门了，也就好些日子没有见到杰克了。

说起来，杰克应该算是我的老朋友了，搬来温哥华的第一年，似乎就认识杰克了。那是一个夜晚，我坐公车从商业区回来，去做什么，不记得了。车里黑乎乎的，似乎每个人都昏昏欲睡，我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上车的那个老人家说了一声你好，没有想再说什么。只是，似乎是看到我的拐杖，他开始问我的腿到底怎么了，这样的情形很少会遇到，因为多半西方人不会太多过问别人的事情，并不是完全的不关心和冷漠，而是有许多的考虑，其中一点是对任何身体不方便的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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