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法律体系 (三)

15-09-10

三十二、法律体系 (三)

有一点,法律体系与道德体系区别很大的,法律体系需要一个社会组织的确认。而这个社会组织当然是社会的政府组织。马克思哲学把法律看作统治阶级的工具与法律的这个特点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古中国秦孝公时期,商鞅个人对秦国的法律体系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这是通过秦国政府的确认才能完成的。商鞅对法律的认识存在根本缺陷的,尽管在认识活动中理并不总是在多数人手里。但在实践活动中,理永远在多数人手里,这是无一例外的。
把人的独立完全抹去,变成傀儡,在实践活动中依然是主体。道德体系没有这样强加于社会的,即使某个道德体系被定为官方道德,但个人与社会组织依然有某种选择。法律体系的强制是冒风险的。因此,法律体系的建立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建立在道德体系的基础之上,要尽可能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并且要遵从以虚拟引导为主,以强制惩罚为辅的法律原则。在法律的实施执行中要遵循平等的原则,给原告与被告充分的陈述与辩论,尽量使法律条文与案情符合,从而不背离法律精神。有些人或社会组织会担忧宽松的法律会使得违法的代价偏低,甚至超过了守法的成本,因此主张严刑酷法,这是一种虚妄的观念。法律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如果社会走到普遍违法的景况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出了根本的问题,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法律体系的根本作用是社会治理,而不是狭隘的维持社会秩序,更不是维护社会统治。法律的本质是和道德一样的,尽管法律具有了自己的体系,但依然是价值观的范畴。
社会治理与社会秩序不是一回事。社会治理是维护人类社会符合人与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稳定的变迁,或者通俗地说就是维护社会处于一种良性的稳定的变迁状态。人与人类社会存在本质的趋向,因此,良性的稳定的变迁必然是符合其本质的趋向。而社会秩序的范畴要模糊得多,与社会治理的本质不同,强调社会秩序很容易误入一种歧途。社会秩序只强调社会的特定的次序,犹如军队中的服从,或者皇帝早朝中的位次。社会秩序是需要成立条件的,它必须符合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才是良性的。
法律是追求一种社会治理,约定在特定条件下需要遵循的社会变迁的原则,明确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因果关系,保持一种强大的追究这种社会责任的态势。社会治理是一个广泛得多的行为范畴,当然也就不能为某个人或社会组织所垄断,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参与的。法律需要与社会治理紧密联系起来,进而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或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制定法律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或社会组织所垄断的。所以,最好的法律制定应该是一种良好的整个社会的确认。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逻辑对等,法律所能约束的范围对等制定法律的参与的范围,或者说,法律所要约束的就是法律制定的参与者。这就是法律的对等原则,它来源于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因此,古中国的法家是严重背离法律精神的,更背离了法律的对等原则。法家法律完全成了维护社会统治的工具,完全成了体现社会统治阶层的情感与意志,当然也就成了普通人或普通社会组织身上的枷锁。这样的法律是不可能符合真实的,也必然是极度危险的。
运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被称为法治。现代社会,人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广泛的共识,法治社会要明显优于人治社会。什么叫人治社会?它是与法治社会相对应的,运用个人与社会组织通过实有的关联来影响和治理社会的。人治社会模式非常像安利采用的销售方式,通过人与社会组织的实有影响来完成销售的经营方式。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我们把人治与法治界定为一种社会制度,那么人治制度与法治制度是不能分割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同时存在人治制度与法治制度,不同的只是以哪个为主要的区别。我们很清楚,法律是影象存在的范畴,运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当然就要依据法律来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尽管是接受法律的虚拟引导,在实际活动中自然就实有地影响了社会,也就必然包含了人治的成分。所不同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治的部分接受了法律的虚拟引导,或者说受到了法律的虚拟约束。当然,这种虚拟约束保持了一种对应的实有的追究社会责任的趋向。使得这种趋向成为一种心理态势,转变为一种实有的约束。
人治社会则把法治贬低到人治之下,建立一种以人治为主要的社会治理制度。在人治社会,社会必然是扭曲的,法律必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这种社会必然会产生一些人与社会组织脱离法律的虚拟约束,也必然产生整个社会对法律的一种普遍蔑视。但完全的人治方式是不可能的。在人与人的实际影响中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冲突,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这种冲突必然会普遍发生。这是人治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人治没有规则,一旦形成规则就是道德或法律的范畴。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法治要优于人治。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法治来源于人治,是建立在人治的逻辑基础之上。就像我们数数,在实际中创造出数学,然后运用数学来计数。
在人与人的实有关联中创造出法律是建立法治的基础,如果人与社会不首先创造出法律,又如何建立法治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别经过确认的法律,比如国家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等,与没有经过确认的法律思想。后者是个人或社会组织对法律的认识,比如各种哲学对法律的认识等。国家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来源于个人或社会组织对法律的创造,经过社会的参与,最后由国家政府的确认成为法律条文。这是法律的狭义部分,法律要比法律条文具有更为广阔的内容。
人治社会是先天不足的。因为它无法实现人们渴望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有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建立平等社会。当然,不是说法治社会就一定是平等社会,而是说法治社会可以建立平等社会。这好比人类认识世界一样,如果不创造虚拟的知识,我们就无法认识世界的真实,认识世界的本质。这也是人类社会创造出那么多知识体系的根本目的。知识本来是虚拟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些虚拟的东西呢?正如苏格拉底无奈地承认,只有间接的认识才是唯一的认识世界本质的途径。我们只有创造出数学,并学会数学,我们才可以数数。否则就无法计数。这可以从实体的变迁发展中获得解释,也是世界创造出影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法治社会具有优越的潜力,我们可以通过创造出符合真实的法律体系来实现建立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
中国是一个法律意识缺乏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都是以人治为主的社会制度,即使秦帝国尊奉法家学说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人治社会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治尽管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充分体现人情味,但无法把这种人情味普遍。人治社会无法做到普遍的公平公正,无法建立平等社会。它限制了多数人与多数社会组织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权力,同时又膨胀了一些特定的人与特定的社会组织分等级地管控社会治理的政治权力,固化了社会分化。人治社会没有可持续的稳定,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形态,必然被人类社会所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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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宇

我是出生在安徽农村的70后,生活在社会底层。我热爱知识,渴望认识世界万物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于1999年初形成实体发展哲学基本体系,并于2014年基本完成《实体发展哲学》初稿,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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