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中阶级论的一个巨大缺陷在于固化社会阶层，激化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冲突，断然否定在现实下的社会融合。它是一种极端学说。阶级论反映严重分化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功利主义诱导下的知识创造。尽管它极力为当时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人代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谋福利”，但它是错误的知识。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极度扭曲的社会形态里，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异常艰难，社会竞争残酷而丑恶，一些资本家赤裸裸地追逐权利“最大化”，失去了理性的善，他们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整个社会展现出一幅“悲惨世界”的画面，面对这样丑陋的社会，一个稍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都会心生悲怜的。这种悲怜很快转化成其它情感，人们不会再像奴隶那么“淳朴”、“坚忍”与“愚昧”了。一种可能转化成对“资本”的坚定约束，打掉它邪恶的一面，激发它善的一面，使得社会形态向着良性的方面转变。这是一种至善的情感，积极而良性的。
另一种可能转化成对“资本”的全面否定，彻底端掉它，完全不顾它对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这是一种极端的情感，激进而丑恶。另一方面，带着这种情感创造的学说又是无能的，也是不自信的。没有信心去驾驭“资本”，管住“资本”，去掉它的恶，激发它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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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运用实体发展主义的历史形态观来考证与解读中国社会的部分历史。我们在探索历史问题时，首先就要区分出历史与历史资料，这个区分在理论上并不困难。对于历史资料是否符合真实，这个是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大部分是非常繁重和困难的。而有些所谓的历史资料，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是虚妄的。
实体发展主义的历史形态观，在这里需要简洁地解释一下。它是一个历史观，重在形态观念。我们在探索历史时，常常忽略社会的形态，容易简单地用一条或两条线来解释历史的变迁。然而事实上，社会是所有人组成的，它没有这么简单，它不像小说那样具有主角。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不会是少数人的历史，更不是一些王侯将相们的历史，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马克思学说提出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我觉得它的观点依然片面，它的“劳动人民”并不是所有人。诚然，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一样，但一个都不能少。尽管一些普通人在推动历史的变迁中没有精英阶层作用大，但他们是推动历史变迁的基本力量，历史是所有人的故事。
在比较抽象的方面，形态观念强调了社会形态本身决定了历史的变迁，而不是社会形态的某个方面决定了历史的变迁。在这点上，马克思学说强调社会经济决定了历史的变迁，这是不妥的。经济无疑是社会形态的重要方面，关乎所有人的生活，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经济的发展冲击了社会形态的变迁，是推动社会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但不是决定性力量。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形态的整体发展，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同样是重要的，比如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文明的发展等。相比较而言，社会组织的发展更为核心。在社会形态中，社会组织居于核心位置。这一点，孔丘哲学很是切中要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约束家庭组织，仁政约束社会形态。孔丘哲学是非常不重视经济的，对经济发展，它根本不关心。但孔丘哲学却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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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思辨本质不同。人是需要信仰的，它往往揭示了思辨的不足。对于普通人而言，信仰更为重要。它往往关乎宗教。尽管如此，信仰与思辨却越来越趋向一致，最后必将融合在一起。
信仰与思辨是不同的，本质不同的；但它们并非对立。差异不是对立。对立中包含着冲突，或者说内在的紧张，有一种拔刀相向。差异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演变为冲突，此时的差异赋着在两个不同的实体上拔刀相向。一个人也会掉进内在的紧张，“分裂”成两个“我”，它们两个互不相让，来个一决高下。冲突是一种现象，而不是属性。
何为信仰？相信她，不需要问为什么！这个就是信仰的根本。人与人类社会是情感的生命，在选择时无法脱离情感的影响。直觉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她包含着一个预设的肯定，这就是符合真实的。但不符合怎么办？重新来过。上帝在执骰子吗？预设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不证自明的。信仰从根本上需要这个预设的前提。思辨的不足。为什么这个前提需要不证自明呢？因为你无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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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一点儿也没有错。但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或者说这句话所隐含的做法却是错误的。法律尽管是僵死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影象存在的范畴。它只是人或社会组织的创造物，但它对应着存在，对应着人与人类社会。因此，法律条文如果阻碍人或人类社会的变迁发展，我们应该重新制定法律，而不是绕过法律，或者说完全不理睬它，该怎么做怎么做，完全不顾及法律。这种做法完全是人治社会的做法，蔑视法律活动。
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完善的法律会经常出现依据法律而失去公平正义，因为它是不符合真实的法律。但我们同样必须承认，这不是法律活动的错误，而是法律不够完善的过错。这与愚忠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忠的行为本身就是违背平等的，而不是说，忠的行为本身没有错，错在一个不是明君。这是形式相似，而本质相去甚远的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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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缺失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社会法律意识缺失，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是虚拟的影象存在，不可能具有实有的影响。因此，法律即使被创造出来也需要广泛的宣传与思辨，犹如道德体系一样。孔丘哲学中的道德体系之所以对古中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与孔丘及其弟子等儒家的大量宣传与说教是分不开的。当然，被创造出来的法律体系是否务实，以及是否遵循求实精神？是否体现了人与人类社会本质的趋向？这些依然是法律体系的根本。
如果被创造出来的法律体系尽管具有短期的务实，然而背离了求实精神。即使获得了实践，最终也必然因无法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而被废弃。古中国法家学说就是如此。尽管后来的中国古代社会依然有些人或社会组织企图重建法家法律，但已然无法像秦帝国那样建立以法家学说来治理社会，只是把它纳入儒家学说下的一个补充的位置。因此，创造出符合真实的法律体系是建立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前因。
二是，已然确立的人治社会。犹如人们所说的权力真空一样，如果没有建立法治社会，那么人治社会必然填补了这个真空。社会需要治理，即使人治也比没有要好得多。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治社会制度变成了既成历史，它具有了强大的传承现象。一些既得利益者，包括一些特定的人与特定的社会组织，甚至包括一些被误导的人与社会组织，会极力维护人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建立法治社会必然是困难的。再加之，这样的社会形态很难创造出符合真实的法律体系，一些蹩脚的法律体系，比如法家的法律，难以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建立法治社会就具有了双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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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法律体系与道德体系区别很大的，法律体系需要一个社会组织的确认。而这个社会组织当然是社会的政府组织。马克思哲学把法律看作统治阶级的工具与法律的这个特点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古中国秦孝公时期，商鞅个人对秦国的法律体系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这是通过秦国政府的确认才能完成的。商鞅对法律的认识存在根本缺陷的，尽管在认识活动中理并不总是在多数人手里。但在实践活动中，理永远在多数人手里，这是无一例外的。
把人的独立完全抹去，变成傀儡，在实践活动中依然是主体。道德体系没有这样强加于社会的，即使某个道德体系被定为官方道德，但个人与社会组织依然有某种选择。法律体系的强制是冒风险的。因此，法律体系的建立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建立在道德体系的基础之上，要尽可能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并且要遵从以虚拟引导为主，以强制惩罚为辅的法律原则。在法律的实施执行中要遵循平等的原则，给原告与被告充分的陈述与辩论，尽量使法律条文与案情符合，从而不背离法律精神。有些人或社会组织会担忧宽松的法律会使得违法的代价偏低，甚至超过了守法的成本，因此主张严刑酷法，这是一种虚妄的观念。法律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如果社会走到普遍违法的景况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出了根本的问题，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法律体系的根本作用是社会治理，而不是狭隘的维持社会秩序，更不是维护社会统治。法律的本质是和道德一样的，尽管法律具有了自己的体系，但依然是价值观的范畴。
社会治理与社会秩序不是一回事。社会治理是维护人类社会符合人与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稳定的变迁，或者通俗地说就是维护社会处于一种良性的稳定的变迁状态。人与人类社会存在本质的趋向，因此，良性的稳定的变迁必然是符合其本质的趋向。而社会秩序的范畴要模糊得多，与社会治理的本质不同，强调社会秩序很容易误入一种歧途。社会秩序只强调社会的特定的次序，犹如军队中的服从，或者皇帝早朝中的位次。社会秩序是需要成立条件的，它必须符合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才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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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很多人依然纠缠于法律的强制，诸如国家意志的体现，或者统治阶级的工具等；以此区别于道德的非强制，但法律的本质依然模糊。道德也有社会责任，同样有追究社会责任的实有活动。道德也能体现所谓国家的意志。在古中国或中国古代，道德的作用远远大于法律的作用。但这些是道德或者法律去做的吗？道德与法律是人或社会组织吗？不是的。道德与法律都是影象存在的范畴，那些追究社会责任的实际活动都是人或社会组织的实有活动，都是它们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只是起到虚拟引导的作用。
我们如果不去区分法律的这一层本质，我们永远也不清楚法律是什么。真实是道德与法律的根本价值，脱离真实的道德与法律将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这一判断自然引出一个命题，那么不符合真实的道德与法律又是什么呢？又怎么判断道德与法律是否符合真实呢？真实本身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区分出影象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明白真实本身是什么了。真实是影象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判断。在感觉层面，我们没有这样的疑问，包括我们人类的感觉。因此，我们的感觉不会区分影象存在。我们认识到道德与法律的影象存在本质，比如马克思哲学判断道德与法律的社会阶级本质，对道德与法律自身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启迪，然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的阶级论给道德与法律带来了怎样巨大的影响。我们一旦肯定道德与法律的虚拟本质，我们就不会被其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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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是价值评判体系的核心部分，是对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因果判断。法律体系不同于道德体系的部分是把逻辑判断细化为因果判断。因果判断是逻辑判断的范畴，犹如数学关系是逻辑关系的范畴一样，是对实体或存在体在变迁活动中关联的逻辑判断，清晰为前因与后果。法律体系是对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因果判断，是道德体系的狭义部分，是价值评判体系的核心部分。
一提到法律，人们立刻会想到强制、惩罚。违法与犯罪会被追究相应的社会责任。惩罚的形式有许多种类，最严酷的是死刑。但这些并不是法律的本质，法律的本质与道德体系、价值评判体系是相同的，都是影象存在。正如我们在论述道德的开始部分引述的例子一样，在走投无路时，法律如同虚设。如果法律具有实有的约束，那么大秦帝国就不会灭亡。如同所有的影象存在一样，真实是法律体系的根本；一旦脱离真实，就无疑成了主观臆断。
所谓的强制、惩罚，或追究社会责任等都是在法律虚拟引导下，诸如警察或法院等法律执行部门对个人或社会组织的实有活动，并不是法律体系在活动。法律强调因果关系，明确了因果关系就肯定了前因的社会责任。追究社会责任是在法律虚拟引导下的实有活动，是存在的范畴。一旦我们明确了因果关系，便自然地把后果归于前因的必然发展。这是思辨逻辑对情感的虚拟引导。法律明确了因果关系，在法律的虚拟引导下，我们便把后果归于前因，追究前因的社会责任。所谓强制与惩罚等无疑是一种追究其社会责任的实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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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德体系是对人与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判断，人与人类社会是两个实体形态，因此，道德体系的判断客体就具有了两个实体形态。道德体系由此可以分成两个内容体系，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社会道德是对应人在关联中形成的社会形态趋向，比如社会公德。社会具有明显的整体的特征。但整体是从个体的关联中获得的，当然也就以个体为逻辑基础的。这个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一些学者往往困惑于这种整体，反而把整体作为个体的来源。这是一种思辨逻辑的倒置，是不负责任的和危险的。
尽管个体离开群体将受到巨大的削弱，但群体离开个体将不复存在。一只蚂蚁独自活不了多久，但没有蚂蚁的蚁群完全不存在。群体的一切属性只能来源于个体的关联，倒置过来的认识，即个体的一切属性来源于群体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尽管个体的关联为个体的属性变迁提供了外部因素，但个体的形态变迁只能是内在的。群体的实体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实体的相对独立属性。单个的个体似乎失去了对等，但这个结论是武断的。群体实体与构成它的个体实体之间是对等的，即使蚂蚁群体与蚂蚁之间也是如此。这种对等是一种原始的平等。蚂蚁没有思觉，无法思辨认识群体的属性，从而产生一种在人看来是被动的接受。其实，它也是一种在关联中的约束。由于蚂蚁的分工不同，身体功能不同，整体属性体现在这些方面。整个蚂蚁群体通过这些分工表现出整体。
平等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判断。在蚁群中，个体的蚂蚁依然具有相对独立属性，依然具有独自的感觉，只是这种属性受到了来自群体巨大的相对性约束。人与人类社会的巨大优越就是克服了个体与群体的先天局限，人、社会组织与人类社会是平等的。在群体形态中，个体之间的关联是整个群体关联的基础，如果蚂蚁之间，尤其与蚁后之间是平等的，那么蚁群就是平等的。整体的特征必然在个体的关联中表现出来，通俗地说所谓群体的情感必然要依靠某个特定的个体关联或组织形态表现出来，在蚁群中就必然由蚁后与蚂蚁的关联形态表现出来。没有所谓神秘的整体情感，也没有笼统的群体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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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总爱谈论自己的，尽管有些人并不爱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但同样有着谈论自己的需求。谁不呢？价值评判体系是人与人类社会对世界本质趋向的判断，那么对人与人类社会自身本质趋向的判断呢？那就是人类道德，或者伦理。道德是价值评判体系中狭义的部分，而法律是价值评判体系中核心的部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明确的。还是让我们在谈论之前读一段柏杨的短篇小说《一叶》中的对话。
在门口，阳光使魏成再度听到肚子里的鸣声。
官长，他说，“我真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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