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爷的徒弟碰上萧恩--看田松与葛剑雄之辩

上海的《文汇报》在2005年2月28日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与“科学文化人”田松通过网络进行了一次在线笔谈。《文汇报》编者说：“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虽然最后结束在一片‘和蔼’的气氛中，但老实说，对这次未达成任何共识的对话，我们还是感到沉甸甸的。”　

我倒是觉得轻松而有趣，有点像看“打渔杀家”时，看到教师爷的徒弟碰上萧恩的场面。

一开头葛剑雄提出：我所依据的史实有什么问题，或者我的推论有什么问题，我欢迎具体的批评。譬如我说，目前已知造成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并不是发生在工业化以后，也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如果你不赞成，请指出错在哪里？有何根据？

田松摆开架势说：“像葛先生这样有学术威望的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这使我觉得有反驳的必要。”但反驳了什么呢？一直看到辩论结束，也没见到田松对问题的正面回答。原因很简单，田文化人已承认“我不掌握葛先生所说的史料，”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翻来覆一句话，“动物有权利，自然本身也有权利”。

对此葛剑雄指出：“我认为有些说法是无法成立，无法操作的。到最后，实际是主张动物权利（其实光有动物还不够，自然的范围要广得多）的人的意见就代表了它们，但这是无法证明的，也未必正确，更难以推广到整个自然界。”要求田松作些解释。　

田松只能用“这涉及到范式转化，是没有办法从当下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这里就不细说了。”说了等于不说。　

葛剑雄提出：“当人与自然冲突并不能兼顾的时候，请问首先考虑哪一方面？”田松也是无法正面会答。

田松的答辩，让人们看到了所谓“科学文化人”不顾也不掌握事实材料而好为大言的特点，这次辩论是“科学文化人”的“文字之学”对“事实之学”的表演。

比起来田松在“科学文化人”中还算接触过些实际和肯说话的。但讨论实际问题仍是他的软肋。

请看下面这段对话：

田松：泸沽湖不知您是否去过，您是否能想象，泸沽湖已经有了垃圾问题？我可以给你传一张照片。

葛：我没有去过。但我可以告诉你，瑞士的人口密度比泸沽湖周围高得多，但莱蒙湖周围的山上照样保持着原始风貌和良好的环境。靠什么？离开了发展行吗？

田：这不需要发展，也不需要科学。只要有好的传统就可以。我接着说泸沽湖的数据。泸沽湖水1987年的能见度是14米，可以看到14米深的湖底。2000年，我去的时候，11米。2004年，9米。泸沽湖的旅游是从1980年代中期搞起来的。短短几年，湖水迅速变得浑浊了。这就是发展的代价。

葛：这是不科学发展的代价。

田：给我一个科学发展的例子！

葛：我刚才不是提到瑞士的例子吗？如果当初有完善的规划，发展过程中有健全的管理，就是按照中国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是可以不出现这种状况的。就是在国内，比如上海的苏州河，这几年河水变清了。当然是治理的结果。如果我们注意科学的发展，完全可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这不是反对发展的理由。

田：与发展相比，更重要的是好的传统。

葛：中国传统中也好，世界的传统中也好，并不具备包治百病的良药。我是研究历史的，历史上各民族都有一个进步的过程，不能否认也都有一个野蛮的过程。一些蒙昧的地方，有时只是客观上起了积极的效果，但从长远的观念看，也会产生破坏作用。

田：这也是我们的分歧。一、我认为我们未必有资格判断人家是否愚昧；二、人民有愚昧的权利。如果人民没有了愚昧的权利，那么就只有服从的权利了。也就只有被愚昧的权利了。

原来科学文化人的所作所为是在争取“人民有愚昧的权利”。对此我只能无话可说了。

田松还说“目前，人类活动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地质力量的水平。人类在近一百年来的活动，已经改变了生物圈。”

简单一句话就暴露出他无知还要妄言。须知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他就是一种地质营力（geological agent，或译为地质作用力，也有译为地质因素），就在改变着地球。地质营力有多种多样形式，而且生物圈在没有人的时候也在改变。

由此也就有个担心，田松是鼓吹只要学了科学哲学、科学史和什么SSK，无须经过自然科学的基本训练也能成为优秀科普作家的。

平心而论，田松在“科学文化人”还是有一点实际的，但讨论实际问题，仍是他的软肋，不过他还是敢说，应该肯定。比起有些人不仅不练，连说也不敢说，比天桥的把式还不如，就更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