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人文很需要科学导向

在新语丝上读到jfpei写的《,欣喜南方都市报的“行政强制必须把公民损害减到最小” 》（2005年12月28日），说“这几个记者也许是非常真诚的，他们可能只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或主张。”，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文人中，常有本意还是好的，但分不清是非。或者只有善良的愿望，徒知发悲天悯人的感慨，而忽视解决的办法，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头脑里缺乏科学。科学的特点是求真，许多人文学者似乎也同意，而求真就如竺可桢言，就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不受到其他因素包括个人情绪的影响，而对于感情丰富的文人来说要作到是不容易的。而是非不分，方向就不可能明。这一点陈独秀早就说过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但有些人就是不信，反诬陈独秀倡导的是“科学主义”，不信你就试试吧，不撞南墙才怪，其实已经撞过了，大跃进就是应该记忆深刻的一次。

杨献珍在口述1959年纪事中谈到：“省委送给我的那一大堆文件，放在最上面的一份，就是我第二天要去那个县县委书记在省党代会的发言记录。我高兴立即取下阅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是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不讲科学，这个舆论导向会把人们引导到那里去呢？

正好刚收到天津85岁的孔希仲先生发来的他给老作家梅娘的一封信，信中在称赞同心出版社2005 年8月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中《书信存真》这一章时说：“好一个‘真’字！《真，善，美》三字，真是第一位的。”的确如此，竺可祯也是这个看法，并感叹“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这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表现的最清楚不过了。

“最近南方报业集团和方舟子与何院士闹得不可开交”，我看就有这个原因。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方面的干扰。譬如说用那么多篇幅来突出于建嵘与方舟子之争，现在又煽起口诛笔伐何祚庥的高潮，使许多本来不错的文人也陷了进来，这样闹腾是为了什么呢？而且事情也不可能被一手遮天，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作为被证明离开了真的时候，它又能得到什么呢。

看到亚洲时报12月28日发出的一条消息：中山市坦洲镇檀岛西餐厅内非法经营的“老虎吧”12月25日圣诞夜发生一起严重火灾，造成26人死亡（其中1人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11人受伤。这样的一宗伤亡惨重的严重火灾事故，一向以锐意报道见称的广东媒体这回反应迟缓，事发后，直至27日广州各大报章才刊登有关报道，而且不无例外都是采用通稿。标题、内容都是大同小异，有关报道仅用寥寥数十字交待火灾事故，而当地官员在事故发生后赶赴现场救灾则得到较大篇幅关注。有线民就对此大感不满：“这是在报道灾难还是在歌颂领导!”

我以为这倒更值得南方的新闻从业人员关注和深思。

下面转发jfpei写的《欣喜南方都市报的“行政强制必须把公民损害减到最小” 》

欣喜南方都市报的“行政强制必须把公民损害减到最小”

最近看到南方都市报发最近看到表的文章“行政强制必须把公民损害减到最小”，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这才是新闻界人士和自由主义分子该做的利国利民的事。 最近南方报业集团和方舟子与何院士闹得不可开交，几个很naive的女记者明显搞错了战场在哪里，选错了进攻的方向，甚至完全颠倒黑白， 无形中成了伪科学和法ｏ功的帮凶。

这几个记者也许是非常真诚的，他们可能只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或主张。从那个摄影记者的“绝对狗屁，有那十倍”，可以看出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好人，也有年轻的冲动和热情， 虽然他们的伪自己主义确实过头了， 属于很容易自以为是，很容易被煽动和被欺骗的人群。

　　我希望方舟子先生看在他们幼稚的分上，饶了他们一次， 不要打击太厉害扑灭他们的冲动与激情。 我也更希望这些被点为不良记者的人， 把你们的热情多放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上，不要参合自己不了解的科学技术领域，被人当了枪使还不知道。还有， 作为记者， 要有基本的职业道德，造假是绝对道德败坏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们自己喜欢报道修饰过的新闻，而反对打击学术造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