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教于杨叔子院士
05-08-27
11:50:21, 分类: 我的推荐 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教于杨叔子院士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结果--大宋的积弱与覆亡
科学时报(2005-08-26 14:08:21)发表了对杨叔子院士的访谈，许多话是他重复了多次的抽象论述，可视为清谈，不去管它；有一段实在的，还就是人人都该学论语和老子。(见下)
杨叔子：文科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当今世界是个科技的时代，但也决离不开人文。多读读人文书，可以陶冶与丰富情感，可以增加与开拓想象力，可以提升精神境界，对学习理工科大有促进作用。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对于现在，《论语》、《老子》也很重要。
一个人要成就伟大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文底蕴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要求我的博士研究生背《老子》、背《论语》前六、七篇；如果不背，他的论文我就不接受答辩。
究竟宋代赵普如何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杨院士未说明。据史家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倒真是由文人掌权的，而且由宋儒创制出来的理学，成为至今中国人仍未完全摆脱的精神桎梏。明清科举，考的是宋儒朱熹编注的《四书章句集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吃人的礼教，就是宋儒提倡的纲常名教，
那么当时他们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效果又如何呢？
在中国历史上，宋王朝成为最软弱的一个王朝，一直未能完全统一中国，先后有辽（后为西辽）、夏、大理、金和元等政权与宋共存。北宋尚可居于主导中国的正统地位，南宋偏安，成为弱势一方，最后被元灭掉。北宋与辽兄弟相称或不失为一种在中国范围内和睦相处的办法；南宋先是向金俯首称臣，后来勉强争得个叔侄相称的地位，但并不妨碍在宋儒朱熹的笔下使自己成为正统。
宋王朝的经济较唐朝发达，这本是历史发展应有之义，而在政治上的腐败也较前朝为甚。亲小人，远贤臣，爱国为民的贤臣良将如寇准、苏轼、李纲、狄青、岳飞以及学生运动领袖陈东等被压抑、贬谪直至诛杀。蔡京、童贯、秦桧、贾似道一类的奸佞当道，时间之长，历代罕见；因此，不仅对外节节失利，直至朝庭两次覆亡；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大部为贪官污吏和豪强所吞噬，百姓不堪其苦，“逼上梁山”虽为小说家言，但确为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
“孔子之文满天下，孔子之道满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为饿夫。”这就是赵普开创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成果，培养官僚们说假话空话，两面派、伪君子大行其道。并影响到整个知识阶层，进而使整个汉民族的精神堕落。
后世人们常以岳飞、文天祥而自豪，但须知他们两位在当时都是不合时宜的悲剧人物。岳飞不贪财，不好色，好学习，爱惜百姓和士兵，是武将中的另类。
文天祥至死不屈，正气凛然，可歌可泣，然而他本不被重用，是个不大的地方官，只因见到国难当头，起兵“勤王”，赶上蒙古人兵临城下，朝庭遣人送去传国玺求降，降表写的很可怜。表示要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但对方嫌使者级别不够，要求再派宰相级的官员去，可是两位在职的丞相都已溜了。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匆忙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头天任命，第二天就派他到元军去了。[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 乙酉，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丙戌，命天祥同吴坚使大元军。（宋史本纪四十七）（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在宋亡的过程中，固有抗争不屈的义士，多出自民间和低级官员，而那些高居庙堂之上，长期享受优厚待遇的文臣武将，却是大批大批的投降。在终结宋王朝的最后一场海战中，元方水师的主将就是汉人张宏范。他统帅的两万人，是在扬州选拔的，（元史·卷一五六张宏范传）蒙古人不习水战，参战的元军不全是汉人也是汉人多。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效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看一看形成于宋代的理学即“义理之学”是在提倡什么就不难回答。他们的“义”是其政治思想，“理”是其哲学思想”。对于其哲学思想，这里不去研究。且看一看他们的“义‘是什么。南京市委党校的孙景坛教授分析得很好，这里我主要引用了他的观点。
孙教授指出，“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三纲’，二是‘重义轻利’；三是‘思想专制’；四是‘诛心’说。”
所谓“三纲”。一是“君为臣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二是臣绝对不能易君，两者没有对应关系，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三是社会其他领域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也要由“君臣大义”的原则来限定和调整。
对“重义轻利”。孙教授解释得很好。他指出：“理学在经济上，主张“重义轻利”，传统上，理论界都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孟子的“义，人之正路”和“舍生取义”等来说明，其实，孔、孟在讲“义、利”完全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应当肯定，如果只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重义轻利”，那么“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直值得提倡，无可厚非。可是，理学讲的“义、利”，完全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不是从伦理的角度。如朱熹所说：“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熹窃认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
联系到现实，孙教授指出的区别很重要。
对于“思想专制”。孙教授指出：理学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思想专制，其根据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李斯的“焚书议奏”同出一辙。他还认为“诛心”说“就是不让人去想，这也是思想专制的最高妙处。”
他指出“‘诛心说’的另一面，就是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然后予以治罪。明清的‘文字狱’即如此。”说得真好。
明朝人口众多，经济较宋代更发达，集权于皇帝一人的专制机器和思想的控制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结果是尽管汉族人口比满族多百倍以上，军队的数量和物质装备都大大超过女真，但在两军遭遇的时候，却抵挡不住。
明末志士黄宗羲（1610-1659）、顾炎武（1613-1682）已开始悟出，其根源就在传统本身之中。
黄宗羲看出了君主专制乃天下之大害，(《明夷待访录.原君》）知识分子去做官，“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
顾炎武将明朝的覆亡看成是“亡天下”，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改变这个现实，只有从每一个人作起，他痛恨士大夫脱离实际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文須有益於天下”，反對一切神怪無稽、抄襲、佞諛之文。
总之，这个封建专制的道统文脉，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汉人的朱家王朝为满族的爱新觉罗家族所代替后，虽然一时因注入新的血液有所振作，但新的中国统治者很快又接过了封建专制的道统文脉，虽然关起门来仍可称王称霸，一到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就再也不行了。
如果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那样好的功效，中国人也用不着费那样大的劲去引进德赛两先生，和欢迎十月革命一声炮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论语》、《老子》或其他中国古代典籍，有对今天的现实有用的成分，有人愿意去深入钻研和普及给大众，也是有意义的工作，但要把这些作为中国人的圣经来对待，实在不敢苟同。而如还要提高到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更是荒唐。
本文引用了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宋明理学非儒家论》中的观点，因为是篇短文，为行文方便，没有一一注出，特在此说明，并向孙教授致歉。他的这篇文章主旨是在论证宋明理学并非源出儒家。也许学界还会有争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有许多并的确不是孔孟儒家的本意，“打倒孔家店”存在误会。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链接网址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mlxfrjl.htm
科学时报(2005-08-26 14:08:21)发表了对杨叔子院士的访谈，许多话是他重复了多次的抽象论述，可视为清谈，不去管它；有一段实在的，还就是人人都该学论语和老子。(见下)
杨叔子：文科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当今世界是个科技的时代，但也决离不开人文。多读读人文书，可以陶冶与丰富情感，可以增加与开拓想象力，可以提升精神境界，对学习理工科大有促进作用。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对于现在，《论语》、《老子》也很重要。
一个人要成就伟大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文底蕴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要求我的博士研究生背《老子》、背《论语》前六、七篇；如果不背，他的论文我就不接受答辩。
究竟宋代赵普如何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杨院士未说明。据史家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倒真是由文人掌权的，而且由宋儒创制出来的理学，成为至今中国人仍未完全摆脱的精神桎梏。明清科举，考的是宋儒朱熹编注的《四书章句集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吃人的礼教，就是宋儒提倡的纲常名教，
那么当时他们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效果又如何呢？
在中国历史上，宋王朝成为最软弱的一个王朝，一直未能完全统一中国，先后有辽（后为西辽）、夏、大理、金和元等政权与宋共存。北宋尚可居于主导中国的正统地位，南宋偏安，成为弱势一方，最后被元灭掉。北宋与辽兄弟相称或不失为一种在中国范围内和睦相处的办法；南宋先是向金俯首称臣，后来勉强争得个叔侄相称的地位，但并不妨碍在宋儒朱熹的笔下使自己成为正统。
宋王朝的经济较唐朝发达，这本是历史发展应有之义，而在政治上的腐败也较前朝为甚。亲小人，远贤臣，爱国为民的贤臣良将如寇准、苏轼、李纲、狄青、岳飞以及学生运动领袖陈东等被压抑、贬谪直至诛杀。蔡京、童贯、秦桧、贾似道一类的奸佞当道，时间之长，历代罕见；因此，不仅对外节节失利，直至朝庭两次覆亡；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大部为贪官污吏和豪强所吞噬，百姓不堪其苦，“逼上梁山”虽为小说家言，但确为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
“孔子之文满天下，孔子之道满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为饿夫。”这就是赵普开创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成果，培养官僚们说假话空话，两面派、伪君子大行其道。并影响到整个知识阶层，进而使整个汉民族的精神堕落。
后世人们常以岳飞、文天祥而自豪，但须知他们两位在当时都是不合时宜的悲剧人物。岳飞不贪财，不好色，好学习，爱惜百姓和士兵，是武将中的另类。
文天祥至死不屈，正气凛然，可歌可泣，然而他本不被重用，是个不大的地方官，只因见到国难当头，起兵“勤王”，赶上蒙古人兵临城下，朝庭遣人送去传国玺求降，降表写的很可怜。表示要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但对方嫌使者级别不够，要求再派宰相级的官员去，可是两位在职的丞相都已溜了。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匆忙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头天任命，第二天就派他到元军去了。[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 乙酉，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丙戌，命天祥同吴坚使大元军。（宋史本纪四十七）（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在宋亡的过程中，固有抗争不屈的义士，多出自民间和低级官员，而那些高居庙堂之上，长期享受优厚待遇的文臣武将，却是大批大批的投降。在终结宋王朝的最后一场海战中，元方水师的主将就是汉人张宏范。他统帅的两万人，是在扬州选拔的，（元史·卷一五六张宏范传）蒙古人不习水战，参战的元军不全是汉人也是汉人多。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效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看一看形成于宋代的理学即“义理之学”是在提倡什么就不难回答。他们的“义”是其政治思想，“理”是其哲学思想”。对于其哲学思想，这里不去研究。且看一看他们的“义‘是什么。南京市委党校的孙景坛教授分析得很好，这里我主要引用了他的观点。
孙教授指出，“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三纲’，二是‘重义轻利’；三是‘思想专制’；四是‘诛心’说。”
所谓“三纲”。一是“君为臣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二是臣绝对不能易君，两者没有对应关系，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三是社会其他领域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也要由“君臣大义”的原则来限定和调整。
对“重义轻利”。孙教授解释得很好。他指出：“理学在经济上，主张“重义轻利”，传统上，理论界都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孟子的“义，人之正路”和“舍生取义”等来说明，其实，孔、孟在讲“义、利”完全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应当肯定，如果只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重义轻利”，那么“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直值得提倡，无可厚非。可是，理学讲的“义、利”，完全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不是从伦理的角度。如朱熹所说：“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熹窃认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
联系到现实，孙教授指出的区别很重要。
对于“思想专制”。孙教授指出：理学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思想专制，其根据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李斯的“焚书议奏”同出一辙。他还认为“诛心”说“就是不让人去想，这也是思想专制的最高妙处。”
他指出“‘诛心说’的另一面，就是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然后予以治罪。明清的‘文字狱’即如此。”说得真好。
明朝人口众多，经济较宋代更发达，集权于皇帝一人的专制机器和思想的控制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结果是尽管汉族人口比满族多百倍以上，军队的数量和物质装备都大大超过女真，但在两军遭遇的时候，却抵挡不住。
明末志士黄宗羲（1610-1659）、顾炎武（1613-1682）已开始悟出，其根源就在传统本身之中。
黄宗羲看出了君主专制乃天下之大害，(《明夷待访录.原君》）知识分子去做官，“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
顾炎武将明朝的覆亡看成是“亡天下”，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改变这个现实，只有从每一个人作起，他痛恨士大夫脱离实际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文須有益於天下”，反對一切神怪無稽、抄襲、佞諛之文。
总之，这个封建专制的道统文脉，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汉人的朱家王朝为满族的爱新觉罗家族所代替后，虽然一时因注入新的血液有所振作，但新的中国统治者很快又接过了封建专制的道统文脉，虽然关起门来仍可称王称霸，一到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就再也不行了。
如果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那样好的功效，中国人也用不着费那样大的劲去引进德赛两先生，和欢迎十月革命一声炮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论语》、《老子》或其他中国古代典籍，有对今天的现实有用的成分，有人愿意去深入钻研和普及给大众，也是有意义的工作，但要把这些作为中国人的圣经来对待，实在不敢苟同。而如还要提高到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更是荒唐。
本文引用了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宋明理学非儒家论》中的观点，因为是篇短文，为行文方便，没有一一注出，特在此说明，并向孙教授致歉。他的这篇文章主旨是在论证宋明理学并非源出儒家。也许学界还会有争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有许多并的确不是孔孟儒家的本意，“打倒孔家店”存在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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