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文化、制度和发展

10-11-28

Permalink 13:32:37, 分类: 思想无语

文明、文化、制度和发展

文明、文化、制度和发展

一、社会规则与文明的演化
人类活动可以分成孤立的和社会的两个大类。人类活动说到底都是个体自身的活动,或者说个体的活动是具有其目标价值取向。如果个体的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人有关系的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称之具有社会性。可以用交换的模型来描述人类的相互行为。或者说个体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互动或者影响,说到底是一种相互交流和价值互换。用价值分析的方法,个体的行为都是有自我价值目标的,这个在经济学被称之理性假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没有自我目标,自我需要,理性是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可能是有智残的。非理性的行为就是无论从个体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其行为是不可测的,或者说具有高度随机性。不完全理性并非个体行为选择主观没有最优化的目标,而是限于信息不充分和理性模型的不完备下的优化选择。
既然个体活动具有社会性,其行为是有对他人的影响和交换。那么除了这些行为的随机性之外,还有会有其相应的规则性。一个孤立的行为它也会服从自然的规则。一个社会交换性行为当然也同样会有这些规则。所有的行为规则最终都基于生物、自然的规则。但显性的可观察的并不是它们的后面的自然规则,而是被称之为社会规则的。如所有的生物学的规则之后是化学规则,而化学的规则背面又是物理学的规则。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根本性的规则就可以取代其他基于其上的规则。在自然科学里,物理学定律代替不了化学定律,化学定律也代替不了生物学的定律一样。自然的规则也不能代替社会的规则。规则的每一个层面的发展,其客观确定性的影响就会减弱一点。在质点动力学里可以精确的描述每个个体,但在热力学里,个体就具有了高度随机性。这样观察的视角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发现个体的行为在微观上,他是目标明确可准确的表达的,但在宏观上,个体又是具有高度随机性。比如,一个人去商店这个行为是精确可观察分析。但对于商店而言,每天会有多少人,是谁来,会买什么就有高度随机性了。
规则可以是一个行为的轨迹确认。在自然规则里,我们观察行星的轨迹来发现他们的运动规则。这些规则具有较多的确定性,许多时候,我们把确定性看着倾向于“客观”的规则。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行为一个的约束,这样的角度就更多倾向于规则的“主观”性。事实上行星的运动也可以说是它受到了运动规则的约束才会有那样的轨迹。规则也会演化和改变,演化和改变是更高层面的规则。象水流的物理学规则是不容易改变的,但它的河道运行的规则就容易改变了。人类的进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演化。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层次的规则就是:文明,文化,制度和政策。这种尺度跨度从人文学上非常之大。但从规则演化,基于自然的,粒子理论,原子理论,分子理论,生物理论一样。社会规则是基于生物圈(生态)理论之上的人文规则。人文的也就是从自然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从生理机制(规则)到心理机制(规则)。
人类脱离动物就在于有了人类的不同于动物,高于动物的规则,这种规则我们称之为文明。文明是人类进化超出了动物的一种表现形式。文明是一种人类社会质的飞跃。我们界定文明演化(进化)一个基准点是人类出现城镇这样的形态。我觉得文明的演化第一步形态应该是工具的制作。动物也一样有社会性,早期人类的部落状态与动物的群体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动物群体(社会)也一样有它的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只是我们研究的时候将其归结到自然属性。这是观察者的视角决定的。当我们从更高度的地方来俯视人类行为也许我们也一样能发现人类活动的“客观”性。文明的第一步只是决定了人脱离了动物。真正确定人类的文明形态还是以大量的人工集中制作(城镇)为其典型的界定,它可以说是文明的第二步形态。这样的文明定义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通过考古发掘而发现的数个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文明(比如:华夏,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文明等等)。而第一步的文明形态我们几乎没办法有效经验确认。如果继续的话,文明的演化将是国家的确立和人权确立。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我们把人权确立的人类文明看着现代文明。而过去的那些文明形态可以称为相对现代文明来说的野蛮形态。
文明是一种人类规则演化的一类,它是最基础的一类规则,相当于粒子(原子)规则,它只有几种形态和几步的进化。每个文明的状态都有数百年至数千年的延续,或者说其规则是个千年积累的长期规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大量的文化规则。如果在原子的规则下产生大量的分子规则。

二、规则的演化与层次
规则可以定义成一种事实过程的轨迹和对可能发生的事实过程将同样发生类似或者相同的轨迹的理性认识。前者表示规则是有经验事实前提的,是对经验事实进行观察归纳的理性结果;后者表示了规则同时也一样对将来要发生的事实一种基于以前理性结论的推测。如果规则不会再将要发生的事实上重复,规则也就不成规则,也没有意义。规则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对于社会而言,它常常是恐惧的根源。规则也不是就写纸上而没有事实支持。规则一定有大量的重复事实早已存在。重复的经验事实的时间跨度从上万年到几十年。一个可能最多只有数年的规则通常我们不称之为真正的规则,这个短期的规定还没有形成一个定型的规律。从时间的跨度上,文明是第一类型的社会规则,它的主要规则内容有语言文字,民族(生活习惯和基本风格,宗教,生存的方式等)。文化的规则是基于文明基础之上的民族的国家的。比如使用一种符号文字是一种文明(的规则)。但使用这样的文字来记录思想、理性、艺术和历史就是一种文化。
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社会里个体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明下子规则。相对而言,它要丰富得多。几乎涉及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文化是一种潜性规则。潜性是相对于显性而言的,显性就是有明确的内涵和强力的约束。规则除了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轨迹,同时也是左右将来事件的行为。如果这种左右是强的约束,也就是它规定了将要的事件必然的发生,这种社会规则就是制度了。
一个文化过于泛滥就是在于制度不足,制度文化化。我们有许多制度规则,但却没有强的约束作用,它可以被选择的执行,这就等于说,制度缺失。这就是文化的社会功效代替制度的作用。一个可以用机会主义的方式来选择执行的制度,从本质上讲,它就不是真正的制度。这种制度约束软化,必然导致两向极端:一是以社会文化(道德,习惯)来规范社会行为,另一端是以强大的权力来制约社会行为。两者取向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形式:守旧的传统式,或新锐的极权式。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社会形态会交替变换运行形成一个循环圈。从中国的传统社会形态(以这样的概念来分析,称之社会制度就不是太妥当),变革都是极权式的。没有强大的权力支撑,社会就会在守旧的传统中慢慢消融,出于社会或者政权的需要,变革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而变革的有效成功与否,都是取决于权力是否集中而强大。
现代西方的制度之所以能脱出这样的两相循环,就在于它们发明了真正的制度,不用文化这样基于传统的软性规则来规范社会行为,也不依靠强权来保障规则的有效。制度被创造成共识下的共同约束,不再是制约他人的武器。这是它稳定性的根源。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中文化的约束变得不重要,以至于我们都觉得西方世界里没有什么文化蕴涵,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不是那些含糊的不确定的要求。对于规定的行为也没有可以通过选择执行来逃避的。

三、文化与制度
区分文化与制度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粗划分。通常情况下,文化是指超出国家制定的规范文件范围,它是由历史传承下来的深入居住民众的潜性规则。所以文化的规则相比于制度要悠久,通常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承。当然任何一种传承的规则都会有改变,在制度范畴里,我们说制度的演化。文化当然也可以这样称谓。与制度相比,文化的演化由于经历更长更悠久的沉积,所以以一个短暂的眼光来看,无所谓的优劣。这也就是秦晖所说: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下。但实际上文化的“劣”等性由于长期的沉淀和观念的默化,“劣”的概念被弱化了(或者说人们习惯了觉得它也是一种常态,而不是劣态)。比如,我们传统里”女人裹脚“以现在的目光,应该是一种”劣“的习俗(习俗当然是一种文化)。但以过去的时代,提倡这一习俗的年代,文化的主流就不会这样认为。
这个问题说明,评价”优劣“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大多数文化的优劣是被”道德“(就是主观)评判的。问题是”道德“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习俗。如果我们改为效率(客观)标准,那么制度有优劣,文化也一样有优劣。一种对发展对社会经济财富增长的效率不利的文化和制度被定义为”劣等“,那么文化和制度是不会在优劣性方向的差别。差别就是观念造成的。就算制度,如果我们习惯于它,”劣的“制度也一样不会在观念里成为”劣等的“。二千年的传统制度其实都是这样。
制度是被经济学研究而定义出来的。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诸多原因时,简单的投入产出模型并不能通用。迫使经济学家思考了那些资源背后的影响因素,这就导致制度学派产生。投入产出的效率不同,是由于其不同的制度决定了有不同的社会交易成本。以这样的概念来表述制度,那么文化也是一种制度。所以诺思的制度概念里包含了许多文化内容(习俗,道德等)。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将制度狭义一些,甚至专指国家的明确的法律规章。对于经济行为,交易的社会成本不仅取决于国家的正式规则(法律制度)也一样取决于企业(交易行为人)合约的规则。所以企业制度算不算制度也一样有不同的看法。交易行为涉及的成本,既有来自国家的正式规则,也有来自行为人所处社会的合约规则。决定于后者大多数是社会习惯和传统。所以我这里把前者(正式的明确而严格的规则)称为制度(或者强约束制度);后者称为文化(弱约束制度)。
一种弱约束的制度(文化)它既由于强(约束)制度的原因,也有社会传承与倡导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强约束的作用,大多数文化习俗最初有可能是强制实施,到后来才演变成习惯。当我们强迫剃发而习惯了盘辫子的时代,另一支文明则在强迫人们接受交易守信的规则。当两者都成习惯的时候,就呈现了不同的文化状态:一个把割辫子视为”大逆不道“;一个以不守信用为耻辱。
一个文化过于发达的地区(相对于制度而言),往往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群体的约束是以软的弱的规则来约束;或者说伴随的是强的约束(制度化)就远远不足。文化的规制(规范制约)由于其软化的作用,必然需要强权来实施保障。所以“文化发达”的文明或者国家必定需要一个威权统治来治理。这种形态的社会国度常常以民族倾向为主导,民族的宗教的传统的常常是被作为自身文化来捍卫。由于文化的倾向是继承的,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效率选择,这种规制的要求方向也同样就不是效率方向的,而是以捍卫保守作为价值标准取向的。文化取向的民族主义者的爱国倾向就是以所谓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取代实际人民自身利益,而个人选择又是以自身利益为主导的,这种价值观的悖论必然造成社会价值的分崩。也就是说言行的悖反。弱的文化规制约束对这样的悖反的反应就需要威权来强制补充约束。一方向威权通过强化“文化价值”来制约“反文化”行为(当文化不是效率选择,个人的“效率选择”必然就成为反文化力量)。另一方向,威权同时又以维系文化的名义通过压迫手段来达到自身的“效率选择”,也就是通过强权来获取自身的利益。
当然许多文化的内容是习惯,习惯产生也是一种长期进化下的效率选择,这类的文化常常与规制不矛盾。但许多习惯往往在发展中成为一种阻碍的力量。这就需要更强的规制来消除这种习惯的不良影响。习惯之所以会从效率选择变成非效率的选择,关键在于技术,技术的发展,导致原来的效率选择被淘汰。开除道德的评价,对习惯的良好还是不良只有一个效率选择。道德呢?本身就是一种习惯认识,不论最初道德来源于哪里,是人们自然效率选择还是由威权迫使国民接受,最大的特别是它都成为一种习惯选择。如果一个行为仅仅基于道德评价的好坏,而没有制度或者效率上的评价,那么这个道德评价于社会于自己都没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只是一个习惯。

四、政策与制度
社会经济政策是作为对制度的补充而维系社会公平和改善资源效率而实施的社会规制。由于制度的是一个严谨而明晰的强约束规则,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制度对于社会经济过程中许多经常变化的现实它不能即时调整。所以政策许多时候就有必要。不过政策的意义在于对稳定的制度调节的补充,它不是对制度进行纠偏。首先政策的目标和制度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维系公平自由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设,它不是对社会经济的目标进行调控。当然这些针对具备的社会经济对象和目标调控的政策也可以称为政策,但更准确一点,它应称之为:歧视政策。
政府的调控基本都可以归结到歧视政策。歧视的和公平的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社会经济对象和其对象的目标作其目标。象产业政策倾斜(产业扶持或者抑制)都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一个产业如果真的是“先进”的,那么在公平自由的环境里它一定可以有其比较优势而凰胜出,一个产能如果是“落后”的也同样会在竞争里被淘汰的,根本不会需要什么扶持或者抑制。对行业,地区的所谓重点发展都是一种“政策歧视”。有人也许会认为,必要的倾斜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无论是理论上还事实上,任何一个不公平的经济环境都不会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才会最有效率。
那么“公平”的政策该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制度的纠偏而是补充?一个公平在于社会经济现状的改变而相应调整,比如:一个产业社会成本发展改变,比如对环境的污染,也就是负的外部性改变了,增加了,那么制度是不会就能相应调整,先就可以通过对外部性补偿的政策(增加污染税)来调整。到所有的评估都确定了,自然就可以确立一个污染税的制度。这种污染税实质上是对其他环境污染的受害者的补偿,这就是一个公平。政策的实施并非制度存在缺陷而是制度调整的惰性,而这种制度惰性又是必需的,否则制度就没有严肃和稳定性。这种制度的稳定性恰恰是为了维系公平所必须的。
对于所谓“落后”的行业产业,如果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或者污染严重的,那么在社会资源可能短缺的时候实施适当的资源税(或者污染税)的政策来调整,而决不是直接把某人某行业定为“落后”或者“先进”。我们的政策的严格的来说都不是真正维系公平的政策,制度也一样。政策都是压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从本质上都是歧视政策。而且还非常不幸的,这些压迫的对象都是穷人,而扶抬的对象都是富人。
政策与制度是一种相互促进转化的,一个政策如果长期的固定下来其实就不是政策,而是制度。许多临时性政策演变成制度,如户籍制度就是这样形成。它恰恰反映了我们根本没弄明白制度和政策的含义。同样把制度当作政策来执行也是一个典型人治社会的特征。制度不再是有强约束明晰和严谨的规则,而是一个可以弹性选择执行规制,实质上等于没有制度。
同样,如果对制度的执行不是严格,而是选择性执行,也就是机会主义的方式。那么制度就丧失其特性,被埋没在文化和政策规则里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弄不清制度与文化和政策的区别,在行政治理时一会用文化的传统的道德的枷锁来管理,一会又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威信来统治,那么民众甚至它的官员都会无所适存。这就是国家国民甚至官员的系统性风险,这个风险也同样会转嫁到统治者自身。这种系统性风险决定了国民的行为,他们不在追求长期的目标价值,而是只是在乎短期的利益,对于统治者也一样,短期的稳定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当我们说:中国的国民有劣根性,小富即安,短视,只看重周边小圈子关系,固守不敢冒风险,没有创新等等,并把它归结到文化现象。其实文化现象也是人们在环境下经济选择的结果。根源在于制度,缺失一个真正的制度。所以文化和政策的泛滥决非好事,津津乐道的文化,道德说教,并不断来弘扬对国民而言其实就是悲剧!当我们看到官员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民办理的时候,总是一个又一个民生政策的时候,那也一样是国民悲哀!

五、社会发展与文明的进化
文明其实就是一个财产权为基础的规则体系,当然这个财产权是广义的,它还应当包括人权和其派生的相应权利。尊重作为人的权利就是文明,文明也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就在于人作为其社会化属性:与他人的关系通过各自的私有权利来确立。用财产权(和人权)的保障程度可以划分出人类文明的进化程度。良好的有效的保障财产权和人权,其实这也就是个人自由,就是一个更”先进“的文明形态,而有效保障这种自由权利的办法就是一个良好的制度。制度的重要就是它”造就“了文明,或者说,对文明的保障和进步而言,制度是所有规则形态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保障人类的自由就是从根本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发展。所谓公平的本质就是个人对自己的财富有自由的处置交换权利。仁爱是社会文化形态,它之所以不能成为人类普通的价值准则,在于仁爱只能是基于自由而生的,如果没有个人自由个人意愿,那么仁爱就不能有真实的内容,或者说,对他人的仁爱的必须建立在他人个人真实需求的愿意上,违背个人意愿的强迫的仁爱能是真正的仁爱?同样的道理,没有民主的民生从根本上讲也不是真实的,没有民众自身的诉求,单凭统治者自己设想的民之基本要求(民生)会是真正的民之生?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自由与效率可能是两难选择,或者说是发展的两个独立坐标轴。人类在发展进程中是为了更多的自由而牺牲效率还是还了更好的发展而牺牲自由?这种发展理论的为一个政策选择的提供了借口。但我却是相反的认为:自由与效率是一致的,只有自由选择才是最有效率的选择。限制自由的发展从本质上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非常不幸,这类“大事”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损害个人自由的前提下也一样会是低效率的。
该如何理解发展?当我们乐道于我们高速的GDP和高楼大厦为发展的时候,难道就从来没有疑虑过:这些东西就是社会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高的GDP就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从文明的角度,发展只能是自由的拓展,或者说评价发展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自由。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发展,但物质财富对人类有价值在于它能人类提供了更多自由。如果物质财富不是人类需要,那么它不会成为财富而具有价值。基本生存的需要就是人类的基本自由,更多的物质财富扩展了人类更多选择。如果不用自由作为发展的标准,那么发展就没有真正的立足点。每一个所谓发展都是要使用资源的,这种使用一种资源交换生产另一种资源,如果这种交换不是他的的自由选择,违背资源所有者的意愿,而由别人来作主,那么这样的选择一定不是效率,对他而言也必然不是“发展”(更合算的交换)。
文明的进程其实也是效率选择的过程,如果认为这样的过程是进化,那么文明和发展就效率选择的进化。进化的含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适应环境而作的效率选择和改变。最初的人类是近乎“霍布斯丛林”法则,人类攫取财富,从自然采缬猎取,也同样从同类掠夺。但随后人们就发现,有比攫取掠夺更多获得财富的手段,那就是驯养,种植植物,驯养动物,同时也驯养人类(蓄奴)。从攫取掠夺到驯养,它不是道德发现,而是效率选择。同样奴隶制被租佃制取代也一样是效率选择的结果,给予奴隶一定的自由,来收取租金比直接管制奴隶有更好的收益。这就导致奴隶制被租佃分成制(地主制度)取代。最终人们发现只有平等的交易才有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文明的演化进程。这种进化(效率)选择最终却导致人类的自由的发展。每一步自由的拓展都是人类文明进化(效率改进)的过程。自由成为进化的必然。不平等的交易,也就是损害他人自由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不会有最大化的社会总收益结果,更重要的对于这样的掠夺者而言,掠夺对象由于没有合理的收益,也会走向枯竭,同时,在合适的条件下,被掠夺者会以各种手段来对抗掠夺者,降低掠夺者收益,提高其掠夺成本,所以短期的高收益之后必定是长期的低收益,低效率。它决定了这种掠夺制度没有持续,文明没有进化,所谓的发展也只是一时的浮华,不会有真正进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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