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案变:谁的法律?“大过了”什么样的政治?  

09-08-18

力拓案变:谁的法律?“大过了”什么样的政治?  


 (本文大意:力拓案变,《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认为是“法律力量大过了政治”。 “世界各国的法律”,其“力量”早就“大过了”以之为准绳的殖民地“政治”。日本不“选择战争”是有的,但要看对手是抵抗主义还是不抵抗主义。“二十一条”就是当年中国政治家“谈判修约”的结果。《中国青年报》文章提醒人们从“法制”与“政治”角度看待力拓案变,功不可没。)  

  力拓案由“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中国国家机密”降格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一位叫王冲的一篇题目是《力拓案反思法律力量比政治大》的文章,说,“不把具有政治色彩的‘窃取国家机密’纳入力拓案之举,赢得了外界的赞赏,其实际效果更好,也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投资环境。”又说,“中国有些法规和具体执行情况其实没有和国外接轨,我们常说严打,常说民愤极大、从重处理,其实这些并非世界各国的法律术语;而在涉及外国人的官司中,又常常面对国外机构或政府的压力。这次力拓案的审理,中国遭受着来自澳大利亚的压力,遭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猜疑,也遭受着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质疑,如何处理此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仅仅反复阐明力拓案降格“赢得了外界的赞赏”,洗刷了“来自澳大利亚的压力”,“来自国际社会的猜疑”,“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质疑”还远远不够,作者还放出了“历史眼光”,说,在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之际,“不妨看看当年日本的作为”,“日本选择的不是战争,而是在实力增强后由政府出面和列强谈判修改条约。为了达成修约的目的,日本持续修改法律条款,和西方法律架构融合,尽管这期间也有激进者刺杀外国人,但总体而言没有大规模的暴动和起义,而是用法律、谈判和列强周旋。”于是,作者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受了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既然不能彻底推翻,就要努力学习、尽量遵守。对力拓案的恰当处理,或许将写入教科书,成为以法律的语言和手段而非以政治方式处理类似事件的范本。”  

  我相信以上的摘录没有损害作者的基本意思,我也相信作者的基本意思完全浓缩在了自己拟定的题目中。的确,力拓案变,“法律的力量大过了政治的力量”,不过,结论既得,问题踵至,人们要问:谁的法律?“大过了”什么样的政治?  

  谁的法律?《中国青年报》作者说的明白,是“世界各国的法律”,是“世界游戏的规则”。凭着这个“世界游戏规则”,无论是哪个“世界各国”,都可以对中国施以“压力”,都可以对中国“猜疑”“质疑”。尽管这个“世界各国”圈子,中国尚属例外;这个“世界游戏”里,中国也尚未“融入”,但这并挡不住《中国青年报》作者将其定为是非标准,中国行事的准绳。  

  “大过了”什么样的政治?这似乎很难回答,但只要看一看“践行”,其实也不难从中概括。粗略地说来,这样的政治就是那种可以被中国尚未“融入”的“世界游戏规则”所压倒的政治。这种政治就是自己虽未“融入”,却必需尊对方为“大”的政治。这种政治就是自己虽有主权,但必须低于“世界各国”“人权”的政治。这种政治就是自己虽有领海领岛,但必须在“共同开发”的名义下由别国“单独开发”的政治。这种政治就是不必“世界各国”前来施加“压力”或示以“猜疑”“质疑”,一风闻“世界各国”,便先自行趴下“韬光养晦”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是自己虽有历史,但必须忘掉仇恨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是虽有国民,但大都是非刁即奸的“农民工”或“社会人员”,安内即而无须攘外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是自己拥有一群见了洋主子弯腰、见了本土下人即踢脚的精英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是虽有文化,但基本上是挨了打便自谦为韬光养晦,不挨打便自誉为千年文明之类的政治。  

  不必再拿力拓案降格来说事,“世界各国的游戏规则”的“力量”早就“大过了”这样的政治。这是这样治下的一般国民都能够体验出来的。《中国青年报》作者在陪着“世界各国”“赞赏”了一通力拓案的变化之后,意犹未尽,还要求人们放开“历史眼光”,要人们“看看日本的例子”。如果这位作者要人们“看看”的日本是地球上的日本,而不是火星或月亮上的“日本”,那么,只要放开“历史眼光”,更是只能得出这样一种不同于这位作者结论的结论了。英国输中国以鸦片,德国占山东以铁路,日本续占以“维权”,日本许亚洲以“共荣圈”,无一不是“商业”名堂下的“政治游戏”。何况,当时的中国“执政党”,也并非个个都“选择了战争”,谈判修约,求诸和会,哀告国联,密使出访,一样也不少。如果这位作者确实说的列强是地球上的英德法日美的话,那么他不应该不知道那一堆《南京条约》《二十一条》《塘沽协定》,就都是当时中国政治家们“谈判修约”的结果。“世界各国的游戏规则”的“力量”,从来就是“大过了”中国的“政治”的,此言得之,---但也有例外,这一“力量”,只是没有“大过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那种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的政治,那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政治,那种不畏列强,“封锁了十年八年什么都有了”的政治,那种保持了自主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政治,那种工农联盟当家作主而不是工人失业农民失地的政治。  

  地球上而不是火星上的日本也并非没有“选择战争”,否则,就没有“珍珠港事件”,没有人类迄今为止唯有的一次原子弹投放,没有天皇签署投降书,没有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没有对他们绞刑的实施了。《中国青年报》作者认为“世界各国法律力量大过了中国政治”,虽然自有自己的理由,但实在不可以如此“真话不全讲”。自然,日本也有不“选择战争”的时候,但那是它看见了蒋中正的不抵抗主义,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以及国学大师胡适的最要紧的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还有溥仪的只要当皇帝就行。我看,放开“现实眼光”,如果《中国青年报》的这位王冲作者够分量的话,也可以是日本不“选择战争”的眼下的一个小因子 --- 以后再成长为“世界各国”中某国的“民族英雄”,那是后话。  

  力拓案究竟还会怎样变异,除了《中国青年报》作者王冲一样的人士,恐怕多数国民只能当一当“不明真相的群众”了。即便是身在其中的国家安全局,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解释不了力拓案何以“间谍”变“奸商”,难识庐山真面目,只好退避三舍“保密”不作声。但是我们应当感谢《中国青年报》,感谢它发表了《法律力量大过了政治》这样应时的名文,提醒了人们的“法制理念”与“讲政治”的自觉性,不再就事论事地看待力拓案,以及“输美轮胎特保案,欧美诉中国限制稀有资源出口案,欧盟针对中国铝合金轮毂的反倾销案”等这样的“个案”了。《中国青年报》其功实不可没。  

  

  

附:  

 王冲:力拓案反思法律力量比政治大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14日06:44 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冲  

    上海市检察机关近日对胡士泰等4名力拓上海员工作出批捕决定,指控他们“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并未提到胡士泰被拘留时的“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中国国家机密”。  

    从量刑上看,窃取国家秘密罪的量刑显然要比侵犯商业秘密罪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保护国家商业利益的力度减弱。相反,以法律的语言和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而不把具有政治色彩的“窃取国家机密”纳入力拓案之举,赢得了外界的赞赏,其实际效果更好,也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投资环境。  

    《福布斯》杂志引述专家评论认为,其他各国十分担心中国把国家行为和市场行为混为一谈,而中国的做法意味着在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之间建了一道隔离墙。  

    这道隔离墙的设置,无疑是处理中外纠纷的一个积极信号。如果定位为刺探国家机密,那么可能是秘密审判、定罪;而定位为商业秘密罪,就可以公开审理。对力拓案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在给予嫌犯辩护机会的同时,将其罪行公之于天下,用事实说话,比简单的一纸从重或从轻的判决更有说服力和震慑作用,也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  

    中国有些法规和具体执行情况其实没有和国外接轨,我们常说严打,常说民愤极大、从重处理,其实这些并非世界各国的法律术语;而在涉及外国人的官司中,又常常面对国外机构或政府的压力。这次力拓案的审理,中国遭受着来自澳大利亚的压力,遭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猜疑,也遭受着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质疑,如何处理此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力拓案是个法律案件,不是政治事件,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无论最后判5年还是10年,抑或是判刑后特赦,只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就可以给国民一个交代,就可以让澳大利亚以及国际社会信服,让他们无话可说;第二,坚持这是个案的原则,尽量缩小其影响,和澳大利亚的生意要继续,双方的合作要继续,不能因局部影响整体,也不能因为此案就另眼看待澳大利亚公司和澳大利亚人,相信雨过了总会天晴。  

    我注意到,美国方面就此发表了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浦·克劳里放出的信号充满期待,也充满不安。“中国对此类事件的处理对国际商业氛围和对华投资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他说。  

    这说明,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下,力拓案的处理尤为重要,实际上,公正的依法判决不仅不会影响外国投资,还会让外国投资者尊重中国,遵守中国的法律,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强针对商业贿赂、偷窃商业秘密的法律法规和执行力度。  

    以历史的眼光看,力拓案则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百年的屈辱史,这里面帝国主义的贪婪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也没有什么错。在回顾历史之际,不妨看看当年日本的作为——为什么佩里登陆日本后,日本没有和列强多次开战?列强和日本纷纷签署不平等条约,日本是怎么处理的。  

    据日本外交史记载,日本选择的不是战争,而是在实力增强后由政府出面和列强谈判修改条约。为了达成修约的目的,日本持续修改法律条款,和西方法律架构融合,尽管这期间也有激进者刺杀外国人,但总体而言没有大规模的暴动和起义,而是用法律、谈判和列强周旋。  

    如今,站起来的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我们有实力说不,有资本不高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受了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既然不能彻底推翻,就要努力学习、尽量遵守。对力拓案的恰当处理,或许将写入教科书,成为以法律的语言和手段而非以政治方式处理类似事件的范本。  

    其实,还有诸多和外界的纠纷需要从法律角度坦然面对,如输美轮胎特保案、欧美诉中国限制稀有资源出口案、欧盟针对中国铝合金轮毂的反倾销案等,这些都需要中国人不意气用事,而是仔细研究相关法律法规,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在游戏规则范围内依法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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