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的三部曲，被说得如同中国摄影的史诗性作品一般。不过，哪怕只有“四季”，也足够吸引我去看了。七年，西藏的普通人，日常生活，这全然不是我熟悉的，足够陌生，足够让一个局外人去打量一番。

事实上的展览比我预想的要丰富。

关于精神病人的第一部曲，那些冷静的画面记叙了一群边缘人的凄凉，就像《南方周末》上的那些纪实摄影一样，每幅画面都是一个悲悯的故事。区别在于，没有文字记述。拍摄这样的人群，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坚持若干年呢？如果趴在地上，镜头向上拍摄一个流浪儿的目光，是否也可以体会到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对等关系？看来更了不起的事实，在于他的坚持拍摄和记录。他可以唤醒或者提醒吧，社会对边缘人群的关注，用厚厚一册相片，从东北到西北，到东南，所有的这些被漠视的生存在边缘的人们。

第二部“在路上”，记录中国的天主教徒，甚至本次影展的入门照就是选用了这一辑中那个在路上的传教士。他微侧着头，谦卑，坚忍，让我几乎误认是摄影者本人，那样思索的表情，背后是苍茫的群山，村庄和梯田，山路两侧的草丛茂盛，这黑白的影像里，没有花的颜色。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本能地被吸引的。那些主日里群祷的相片，临终前的平和，手里的蜡烛光，背负圣像的老人和孩子。在一幅老修女的肖像前，对，就是一幅肖像，四周皆是黑暗，沧桑了的面孔，平和着的目光，简直就是摄影教科书里的某一章。母女俩点蜡烛的那一幅，也很经典的感觉，油画，也是那样子的；吕楠，在用他的相片向伦勃朗致敬。

单一地挑选几幅来评述，不能够反映观看影展的连续感觉，就好像美人不仅仅美在某几个角度。在这一部里，就看得出那相机后面的人和他的被拍摄者之间是有了交流和信任的，只有熟悉了，当那相机不存在了，才能给影者机会捕捉那些生动的刹那。这种体会，到了“四季”，还能体会得更真切。

毕竟，就本能的直觉来看，吕楠不是一个信天主的人，他始终不能离开一个旁观者的必然角色设定。就个人体验来说，信仰带来心灵里最大的平安，但每个人的内心平安的表现还有不同的角度；一个摄影者未必能表达他体会到的，却一定不能表达他体会不到的。通篇看下来，他对这些有信仰的人的尊重--- 对他们在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挤压下坚守信仰的尊重，我都看见了；只是，少了一个微笑。

这感觉，是我在那幅小孩子夭折后下葬的相片前，忽然发现的。面对一个朴素的有祷告有烛光的落土仪式，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神的应许：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可以进天国。所以，我就能有理解的微笑，一个流着泪的微笑，因为明白这应许绝不落空，而这告别式后我们还会在天上重逢。有这样的信，才能有微笑的平安，而非一味的坚忍。

在另一幅老人家的临终相片前，我泪盈于睫：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终老。当告别时还有重逢的盼望，临终的床前才有真正的平安。上个周末，荔枝告诉我，果子的父母和好朋友YF都已经决志信主，这从神而来的平安，成全我们流泪之后的微笑。

终于到了“四季”，这第三部曲，占了他摄影作品的一半分量。这是人文作品，绝非风光摄影，我想自己还是来对了。对于西藏题材的作品来说，不用彩色，实在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甚至我自己，也忍不住在那些田野旁、雪山下背景的人物相片前，凭空想象着那是怎样的蓝色天空和金色麦田。很多相片，可能都在某处或者某处出现过，总之，是很亲切的熟悉。而且，有了笑容，有了一些很温馨的场面，好像那个妈妈和三个女儿的相片，二姐正和妈妈咬耳朵告状而小妹妹挺不大自在，大姐在含笑看热闹，可亲可爱的瞬间。

这些相片，是吕楠在七年当中拍摄的；不过，我还真疑心他是不是仍然在西藏生活。比起前面的“在路上”，他在西藏，找到了生活的状态。他不再令我感觉是个忠实的记录者，用镜头拍摄精神病人或者天主教徒人家的生活状态了；他更像是已经生活在藏民中，人家夫妻吃饭时递个咸菜、老父亲给女儿缝补开线的袖口、老奶奶头痛发作而小孙子又担心又惊慌的，和他们在一起过日子的他，只是当时顺手，拿起相机拍了那么一下。

我看了两遍“四季”，西藏农民的普通生活。这不是我的日常生活，也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藏区，因为，在那里，我只不过是一个看风景的过客。在经历过一些“在路上”的状态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任何生活状态中，都能体验最深的人性，只是人不能同时踏足于两条河流中，我只可以选择一种日子来过。永恒没有尺度，试图测量的人必然失望，即使他不灰心。

所以我的总结是：这个影展值得一看，即使名字不大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