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渐行渐远

　　读书多年，庸庸碌碌，终于一无所成，只能以率性而读、不求闻达等理由为自己解嘲，潜意识里似乎还想效颦古已有之的那么一点点名士之风。然而有时候，静下心来，坐在这么些年“俸去书来”、轻松砌成书墙四壁的藤屋中，清茗一壶，胡思乱想，终于渐渐明白，以我们这等浅陋的识见，沉溺于当今浮躁喧腾的年代，是绝对无缘所谓名士风度的。

　　我痴忖以为，中国历代读书人，须具备几个条件，诸如学识精湛却不规板，处乱世而豁达，具真趣味真性情，缺一便不可称名士。

　　春秋战国，天下纷纷，诸子争鸣，“观鱼濠上”的漆园吏可谓华夏名士始祖。魏晋时期，政治黑暗，士人竞以淡泊悠远为尚，一卷《世说新语》，几许风流人物，尤以“采菊东篱”的陶彭泽与“穷途而哭”的阮步兵为其中翘楚，“写经换鹅”的王右军也不错，只是门庭太优裕了。汉唐盛世，读书人进取心太强，勇于建功立言，即便隐逸一族，也多呈志得意满之态，故而盛世少名士，唯有“十年一梦”的晚唐杜樊川稍具风范。北宋算不上乱世，却是一个孱弱的朝代，苏东坡官运不济，只能以“夜游赤壁”、玩石赏砚为消遣，终成古往今来的第一名士。

　　明清两朝，有名士味的文人不少，徐青藤、张陶庵、李笠翁、郑板桥、龚定庵，都可以算一时之选。可能由于年代稍近，难免看得不够朦胧，与庄周、陶潜、苏轼等相比，徐渭遭际太过惨淡，张岱纨绔习气稍浓，李渔格调似乎有欠高致，龚自珍入世太深，只有郑燮最近古风，可是他的几笔兰竹重复太多，我又不甚喜之，徒唤奈何！

　　民国以降，苦雨斋主人是最有名士潜质的人，可惜他实在太过淡泊，以至于连民族大义也采取无谓的态度了。在儒家思想经营了两千年的中国，气节尚且不保，遑论名士风度！所以，民国名士我首推郁达夫，《屐痕处处》、几首小诗，尽显悠闲清远之态。“陋巷原无客到门，草堂炉火爱微温。闲来剪个宜春字，贴上兰花小瓦盆。”郁达夫这首七绝写于民国二十二年立春之日，正是他准备移家杭州，尽情享受精致湖山、醇酒美人的时候。

　　述古为了喻今，转眼到了崭新的二十一世纪，放眼海内，还有可以称得上名士的人物吗？年纪太轻肯定不行，儒佛道思想被彻底倾覆以后，传统学说沦丧，光学问精湛这一点就远远谈不上了。最近之乱世是由伟大英明正确的革命领袖所发动和领导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里，知识分子自杀的有之，癫狂的有之，折节的有之，豁达的便微乎其微了。真趣味真性情，属于名士风度中的小道，可添耕读之余兴，仅凭这点便想成为一代名士，实为舍其本而逐其末也。

　　当今名士，硕果仅存的应该算到黄裳了。

　　最早接触到黄裳大概是上个世纪八七、八八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上海书店影印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包括黄裳在民国三十七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散文集《锦帆集外》。当时，毛头小伙我并不知黄裳为何方高人，只是文禁初开之后，现代文学书籍还非常匮乏，我对上海书店影印的这套“参考资料”丛书很喜欢，几乎买齐了所有的品种，足足有近百册吧。

　　再次读到黄裳文章是多年以后了，可能是受到余氏所谓文化大散文的蛊惑，只是不大能够适应余氏那种拿腔拿调的文风，便找了些学者散文和余氏作品对照而读，产生的结果就是重新发现了黄裳，一个饱经沧桑以后还能保持自己趣味的老头。

　　现在有不少黄裳的“追星族”，对黄裳著作是出一本买一本，还四处搜求以前的旧版本。我虽然不象他们那般狂热，偶尔逛书店碰到黄裳新版书上架，也不会吝惜这区区几十元书款。几年下来，《黄裳散文》、《秦淮拾梦记》、《音尘集》、《黄裳书话》、《来燕榭读书记》、《清代版刻一隅》、《清刻本》、《旧戏新谈》等等，纷纷插到书柜里，另外还包括上海书店出版的煌煌六巨册《黄裳文集》。前年初春某日午后，无意中踏入一家弄堂深处的旧书店，随意翻检，意外发现一册积满尘埃的《花步集》，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初版初印本，立购持归，愉悦心情足可保持整整一天。

　　对照我胡思乱想中拟定的名士三项条款，黄裳的学问自然不在话下，不论是中学、西学还是家学，都非一九四九年后开蒙上学的当今文坛任一人可比，却没有什么高头讲章让人感到拘谨；关于处乱世的心态，黄裳有几篇文章足资参考，如《谈校对》、《〈前尘梦影新录〉序》等，可以发现他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多少好日子过，但黄裳做到了淡然处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黄裳的真趣味真性情，第一是藏书，第二是游历，第三是看戏，品位之高逸，当世只有俪松居主人可与之相颉颃，只是王世襄于文章之道未加属意罢了。

　　浸淫黄裳文章所构建的理想世界日久，不免心生向往之意，于是邯郸学步般搞点收藏，有了余暇，便四处漫游，归来写点小文，积数年之功，结为一个敝帚自珍的集子曰《旅迹苔痕》。当然，我的藏书与黄裳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要讲宋刻元椠，就是黄裳所推崇的清刻本也寥寥无几，大多为不值几文的晚清石印本和民国刊本。我曾经写过一篇《淘旧书的快乐往事》，内中有这样的话，“只要我们能够自得其乐，坚持不懈地爱书读书，闲暇之余，逛逛旧书摊，淘淘旧书，偶有所得，不管是只言片语还是断章残简，也会其乐融融，在意趣上不输于前贤的。”实际上，我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而已。

　　我曾经想仿效黄裳的做派，将自己的陋文用繁体竖排、宣纸线装，甚至想以温州泽雅屏纸付诸瑞安东源那些古风犹存能雕版排活字的手民，只印他两本，享受一次制作“新孤本”的乐趣，自然也很想呈送私淑多年的黄裳先生一本，算是了结一桩文字因缘的心愿。不过，以我这些年来阅读黄裳得到的感觉，与其一流学识与过人名望相仿佛，黄裳的内心是非常矜持高傲的，那是同侪故友日渐零落以后，非常寂寞的矜持和高傲。尽管黄裳的名士风范，我辈无从学起，但文人私心里的一点点狷傲还是有的，逝者如水，热情退潮以后，印制“新孤本”的想法自然成为排解消遣的白日梦了。

　　近日浏览网络，发现一件与黄裳有关的趣事。南通张君，雅好藏书读书，以班驳文言著成《草龙堂读书记》，自费出版，取一册寄赠沪上来燕榭主人。不久，黄裳邮回《音尘集》一册，内附短笺，“张咏先生：接奉手教并大著《草龙堂读书记》，谢谢。先生于拙作多所收藏且加溢美，读之甚感不安。我其实是写散文的作者，虽有时运用浅显文言，也还是散文。《音尘集》则是最早面世的少作，虽不免稚嫩，但亦有可喜之处。先生解人，想能喻此意也。匆此覆谢。大著当从容拜读。即请撰安。黄裳。”

　　张君并有札记云：先生字迹劲挺刚健，大可玩味，所用为中小学生日常习练之作业簿，正乃高手不择纸笔者也。前日正暗自忖度先生或因年迈且文事繁多，晚辈小子贸然叨扰，是否回复尚不得而知，不意竟于今朝收得，诚大快意事。先生近著《来燕榭书札》正在侧，今再抚读备觉亲切耳。

　　本来这是非常风雅的文坛逸事，但有网友随即发现张君寄赠的大作已被来燕榭扫地出门，斯文沦落于地摊之间了。文坛雅事如此结局，顿成一出小小喜剧。

　　我不想参加网络论坛关于黄裳到底刻薄还是厚道的讨论，只是暗暗为自己感到庆幸，拙作较张君之读书记，恐怕更下一等。俗语说，不要到鲁班门前耍大斧头，真乃朴素之真理，幸甚！幸甚！

　　说老实话，我不是妄自菲薄之人，但在黄裳这样的大家面前，还是免不了拘谨局促的感觉。在新文学历史上，黄裳只是小字辈，最早的《锦帆集》作为中华书局“中华文艺丛刊”之一刊行的时候，历史已经快要跨入共和国大门了，但在独立不羁的精神上，黄裳绝对属于五四余脉、新文学范畴。作为第一流人物，黄裳所与交游的自然都是第一流的学者、作家，郑振铎、钱钟书、沈从文、周作人、巴金等等，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然仙逝，八十五岁的黄裳也是垂垂老矣。作为绝世风流的前朝名士，黄裳和“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文人们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很难找到对等交流的平台，更不要说我们文革以后上学的新一代了。

　　时至今日，我只能发点无谓的感慨，名士风流，真的渐行渐远了吗？

　　甲申岁末冬至草成於东海之滨赤龙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