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荣智健

09-05-01

Permalink 07:50:30, 分类: 野狐禅

再说荣智健

荣智健辞职后,媒体多说他违背了祖训。其实,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 “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 “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吃着两头,再做一局”等等,也是祖训。而事实上,后者的冒险气质在荣家兴衰史上更是主流。

所以,荣智健的错误,不在冒险与否,而在其他。下面的文章是前段时间发在专栏上的。



荣智健的三个错误



本月最大的公司新闻,应是4月8日,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在香港宣布辞职,尽管舆论对此早有预料,但是消息传出,还是引起极大的轰动。众多媒体的报道基调全是四个字――“荣家谢幕”,在惋惜之余更多的却似乎是幸灾乐祸。一向光环缠身的荣家,在危机降临之际竟得如此公众观感,实在出人意料。

反思此案,如果仅仅从荣明方投机澳元巨亏的角度来看,便有点过窄。以今视之,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信集团为国资委直属企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因为是孤例,所以一定违背了某些规律,荣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对此的长期漠视。

荣智健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

荣家创业于晚清的1902年,到1949年之前,这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1934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智健的大伯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正是这种坚持,使得荣家祸福自担,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少为人知的是,1979年,复出的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最初的动议是建一个私人公司,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他的提案上批示说,“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因此,中信的国有资本性质才一锤定音。

荣家在中信的壮大过程中,功可不没,但是在资本意义上却少有创新,荣毅仁先是当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国家副主席,自然不可能办私人企业,荣智健南下独立创业,日后也进入了中信体系,创建中信泰富。2005年11月,荣毅仁去世,带着白纸花、正在丧期中的荣智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他专门提到,中信泰富曾一次性交给国家超过200亿元的现金加股权收益。言下之意,荣家财富是理应得到。或许正是这种惯性思考,让他始终没有资本独立的意愿。

荣智健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

中信自创办之时,就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即以当年小荣以总股本100万元港币办爱卡电子厂为例,他赚到的第一桶金,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钟等向国内大量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如果没有政策背景,那只有靠走私。即便后来,中信泰富在香港及国内实施大量购并投资,也多有政策背景的支持。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中,信仰自由主义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侈的形象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

荣家百年,自创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都以好善乐施、勤俭克己为立身之本,1934年,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上海老报人计泓赓的《荣毅仁传》记载一个细节,1998年,她到荣家做客时发现,荣毅仁夫妇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相比父辈,荣智健的风格迥然不同,即便在富豪云集的香港,他的奢侈作派也是很突出的。《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据报道,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他拥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他还是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

2005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至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

以官商背景而行奢侈之事,以“在商言商”而罔修公共关系,这是荣智健的重大疏忽。

他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着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

荣家百年,英才倍出,创业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士,建国后,三十出头的荣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负重,历经磨炼,被周恩来称为“少壮派”,被毛泽东许为“红色资本家的首户”,后贵为国家领导人,全国企业家无出其右。到荣智健一辈,也是一人过港,打出一片江山。可是,到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余荫之下,不敢独立门户,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竟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了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检点荣家百年历史,此次澳元对赌巨亏远远不是危机最大的一次,早在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荣氏的申新企业就曾在上海《申报》公开宣告“搁浅”,1938年,抗战爆发,荣家工厂三去其二,大多被日人炸毁或侵占,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改造,荣家在大陆的20多家工厂一夜之间被国有化。

与上述三次相比,亏损100多亿元仅是区区之数,荣智健迄今在中信泰富仍持有超过11%的股份。所以,荣家复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新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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